这张海报悬挂在美国各个邮局，以协助执行富兰克林·罗斯福第610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美国公民上缴他们的黄金和黄金券，每金衡盎司黄金可获得35美元补偿。大多数美国人遵守了规定。
资料来源：美国印刷局。
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在美国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通过之前举行。1932年11月大选之后的近半年时间对即将卸任的胡佛政府而言是一场炼狱，既痛苦又无聊。1932年末至1933年初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糟糕的一个冬天。美国各地的银行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闭，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在胡佛政府的最后一段时间，经济前景惨淡。尽管胡佛总统疲惫不堪、拼命工作，却几乎无法改变现状。他每晚睡大约三个小时，工作时“几乎不要命”。
罗斯福的表现明显不同：果断行动，驾轻就熟。从某些方面来看，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制非常简单，以至于罗斯福在就职前，也就是1933年3月4日那个星期六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他在就职典礼上向美国人民承诺“一种充足但稳健的货币”。第二天晚上，罗斯福的密友亨利·摩根索和乔治·沃伦共进晚餐，乔治·沃伦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坐飞机从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来到华盛顿为罗斯福政府提供咨询。以农业为生的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重，在20世纪30年代初，农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将近2/3。农民及其社区像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时代一样绝望，他们迁怒于政治。当银行取消了农场的赎回权时，愤怒的农民经常一起出现在拍卖会上，阻止对资产的竞购，直到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和其他农业州允许农民延期付款。奶农们宁愿把大量的牛奶倾倒在街上，也不愿接受1美分1夸脱牛奶的价格。沃伦坚信，提高低迷的农作物价格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取消金本位制，使美元增值。几个月来，罗斯福和他的团队一直与专家、拥护者和商人会晤，他们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当然，胡佛政府和几乎所有的美国金融机构都希望保持20世纪初以来共和党一直坚持的金本位制度。
在晚宴上，摩根索告诉沃伦，总统同意他的观点。当沃伦还是纽约州州长时，他就会见过总统。饭后，沃伦与新任命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罗斯福的顾问雷蒙德·莫利以及总统本人会面。罗斯福告诉他们，针对赫尔的前两项法案，首先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其次会发布总统授权，关闭银行，禁止囤积金银。总统在周一凌晨1点签署了一项法律——以免美国宗教界人士抱怨他在星期天签署了一项重要法律，宣布关闭美国1.8万家银行。然而，这并不是法案中罗斯福及其团队感兴趣的部分，关闭银行和再融资的细节工作几乎完全由留任的胡佛助理处理。罗斯福关注的是黄金。沃伦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告别金本位制了”，在后文他补充说，总统“非常高兴”。当然，在程序上或政治上告别金本位制都不是那么简单。废除长期实施的货币制度极其复杂，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或政治经验可以参考。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就承认了这一点，并在会上跟记者开玩笑说：“只要没有人问我们是金本位制还是以金为本，那就没关系，因为没有人知道金本位制或以金为本到底是什么。”美国取消金本位制，需要执行十多道立法和行政命令，罗斯福的智囊团在总统就职日对这些还不甚了解。罗斯福政府以惊人的速度禁止银行支付或出口黄金，废除私人和公共合同中的黄金条款，将黄金完全国有化并强制兑换黄金。结合其他措施，这些行动帮助美国摆脱了全球大萧条。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赞同本·伯南克的观点，这个蓄着胡须的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成了美联储主席，他认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告别金本位制的国家比那些仍执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实现了经济复苏”。
尽管这些行动极具戏剧性，并且看起来很果断，但它们都是临时性的或处置不灵活的，而且政治成本很高。在罗斯福新政关键的第一年，罗斯福政府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涉及商业合同中使用黄金条款的法律案件，他几乎使整个美国陷入宪法危机。他造就了一个永久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强烈反对他关于联邦政府的观点，并以金本位作为其核心象征，偶尔也陷入夹杂阴谋和仇恨的政治争斗中。此外，虽然众所周知，罗斯福成功地废除了白酒禁令，但他在那史无前例的货币行动中颁布了一项关于黄金所有权的禁令，这项禁令持续了40年。
国会在罗斯福执政第一周内通过的金融立法令人惊叹。它有两个重大目标，这两大目标即使在战时也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未经财政部长许可，禁止开设银行，并建立一个系统，可以检查美国于3月6日星期一上午关闭的1.8万家银行的运营状况，并允许它们重新开业或重组。其次，它授权美国财政部长强制兑换“任何或所有……个人、合伙企业、协会和公司所拥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券”。总统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来维护这两项全面行动的权威。这项法案赋予总统包括管制金银贸易和囤积金银在内的各项权力。
从货币角度来看，禁止私人持有黄金是合乎逻辑的。过去几个月发生的银行挤兑事件表明，美联储不能真正控制美国银行系统。美国政府必须控制货币供给，否则便无人控制。关闭银行，但继续允许用黄金进行商业交易存在多种风险，包括把美国的大部分黄金从银行金库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者将黄金转到国外，而这些黄金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到美国了。后一种担忧真实存在；在此期间，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痴迷于储备黄金，将它在全球所占的黄金份额从1927年的7%提高到1932年的27%。
当然，美国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当时破产蔓延，许多社区只能通过匆忙制造的“临时凭证”或按个人存折总金额的折后金额进行交易才得以运转。选民们已经选举出了罗斯福和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这次选举的投票是472票对59票，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然而，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紧急银行法》应该受到广泛抵制，或者至少受到质疑。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为和平时期银行休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看起来令人生疑；1917年的法案反复提到“战争”和“敌人”，而它们在1933年貌似都不存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如果国会不配合他的计划，“我将向国会要求用最后一种方法来解决这场危机，即赋予我针对紧急情况发动战争的权力，就像我们被敌人入侵时那样”。但是，参照战时情况赋予罗斯福政府这种权力似乎至少值得被仔细审视。
毕竟，对于利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控制美国国家金融的做法，已经有了警告和抵制的记录。早在1932年，胡佛政府时期的财政部就曾考虑在银行休业和打击囤积黄金时援引这项法案，他的一名助手甚至起草了总统公告，这些公告与罗斯福后来发布的公告类似。（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第一任法律总顾问米尔顿·埃利奥特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保罗·沃伯格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中有意增加了一些措辞，授权总统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可以调查、监管或禁止某些金银交易。这正是因为“在未来某个时候，政府可能希望对黄金出口实行禁运”。）然而，胡佛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磋商，发现委员会大多数人不愿意支持这项措施。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对他们的黄金政策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共同的概念。在罗斯福执政的第一周，他私下向记者们强烈暗示，这个国家现在不再是金本位制国家。然而，同一周，美国财政部长威廉·伍丁公开坚持相反的观点：“说我们放弃了金本位制比说我们放弃了货币本位制还要荒谬和具有误导性，我们采用的绝对是金本位制，只是目前暂时无法得到黄金。”话说回来，一旦确定美国确实取消了金本位制，美国公众也无法知道这种情况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在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罗斯福：“美国是否仍然希望回到国际金本位制？”他回答说：“当然，我们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整个世界重新回到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上。”这句话也是具有误导性的。
类似地，罗斯福在任期刚开始的日子里，他和他的团队似乎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打算或者是否需要没收美国人的黄金。例如，提交美国国会的《紧急银行法》的最初版本没有要求个人将黄金上缴给美国政府，也没有赋予行政部门收集黄金和监测黄金未来使用的权力。相反，第一份草案允许在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属银行上缴黄金，并接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付款。法案草案规定，即便是这种相对适度的董事会权力，也只能在“五位成员投票赞成之后”行使。让美联储掌管黄金，这与美联储董事会3月8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所有联邦储备银行需要列出所有自2月1日起提取黄金而3月13日之前没有存回黄金的人员名单。
但是，当3月9日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时，议案被修改了；显然，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对议案做出的修改集中在关于囤积黄金的保护措施方面。在国会山，很少有人比自学成才的、曾任地方地产新闻记者的格拉斯更有金融头脑和立法经验。早在上一代人之前，他就在通过美联储议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1世纪，人们偶尔提到的由来已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拉斯拒绝了罗斯福让他做财政部长的请求，继续反对新政的大部分内容。几位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向他提出建议。格拉斯改写了该法案，使它适用于个人、合伙企业和公司；此外，新草案使得未来对所有黄金交易的监督成为财政部长的责任，而不是美联储的责任。据沃尔特·怀亚特所说：“那天早上，当我们在格拉斯参议员的办公室时，某人要求我们改变这一规定，把要求向财政部长缴纳黄金的权力交给财政部。”沃尔特·怀亚特当时正在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建议。似乎没有人记录“某人”是谁，以及为什么做出改变。
主要机构参与者之间无法就处理黄金囤积或美元贬值的最有效方法进行沟通，这是极不正常的。当美国财政部向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征求该委员会对黄金囤积立法的意见时，委员会主席乔治·哈里森表示，虽然现在为时已晚，但他更希望金条可以免税，“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囤积的黄金数量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到，现在的限制越少，以后就越容易确定国家的黄金政策”。一个月后，哈里森对美元贬值政策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他私下写信给财政部长伍丁，要求他解释此事。（若要向罗斯福政府询问此事，伍丁可能并非最佳人选。）
这是美国历史上某一项最重要的金融法律匆忙而草率的立法过程的典型代表。罗斯福的顾问莫利在一本回忆录中指出：“在这么短的几天里，华盛顿的决定和行动接踵而至，直接相关人员如此之少，在当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国会的行动如此迅速、没有经过论证，对这些决定和行动往往只有推测性的、粗略的记录。”如果美国国会中有人认为政府过度扩张权力，或者认为采取另一种方法会更好，那么在官方记录中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与其说国会的行为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不如说国会表现得更像议会系统中的一个机构。众议院没有获得修改议案的权力。委员会没有举行听证会，也没有进行论证，事实上，议案甚至没有经过记名投票就被通过了，况且国会议员们很难讨论他们没有见到的议案。据报道，亚拉巴马州代表亨利·斯蒂高尔是唯一得到议案副本的国会议员，该副本上还有铅笔的标记；而对其他人则是大声朗读这个议案。尽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斯内尔最终支持了这项议案，他还是抱怨说：“据我所知，众议院通过立法时，议案还没有印出来，这实在不同寻常。”根据莫利的说法，该议案“在众议院是用一份折叠的报纸来代表的，因为没有时间打印议案副本”。 3月9日，国会两院在几个小时内批准了该议案，并由总统签署该议案。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提到了美国政府新获得的“对黄金的独裁统治”。
然而，随着禁止私人持有黄金政策的推行，罗斯福对于黄金的控制似乎并不是最有力的。一旦银行法及其各种修正案和扩展法案到位，而且随着春天来临，此前被关闭的银行恢复营业，美国联邦政府和银行就会开始一项巨大的、几乎滑稽的任务，即在几周内将美国私人手中的所有黄金集中起来。有记录表明罗斯福政府试图禁止和没收人们认为有用或令人愉悦的东西，这样的举措不够高明。就在几年前，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使用、制造和进口一切萨克斯，以此作为打击爵士乐——所谓的颓废和颠覆性力量——的部分措施，但这件事没有成功。无论是在胡佛执政后期还是在罗斯福执政的头几个月，都很难评估美国打击囤积黄金的行动是否比苏联政府禁止萨克斯的措施更为有效。
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可以用一个可靠的数字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人手中实际上有多少黄金。当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不具备把黄金作为投资的实力。许多人拥有的金币很可能是最近获得的；1931年9月，英格兰银行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之后黄金提款量急剧上升。1932年1月，胡佛政府估计有价值13亿~14亿美元的“隐性货币”囤积在个人手中，这相当于美国政府储备金额的30%。如果把这些黄金囤积者比作央行，那么他们的储备是英格兰银行的两倍多，并且他们的储备比世界上除法国和美国以外的任何央行都要多。胡佛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追回黄金，这个工作组由弗兰克·诺克斯上校领导，他曾是《芝加哥日报》的出版商。这份报纸警告经济困难的美国人：“囤积的金钱不仅不能再发挥其作为货币的功能，而且会破坏5~10美元的潜在信贷。”至少在联邦政府看来，黄金流向个人的问题非常严重，它几乎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在1932年总统选举高峰期的一次讲话中，胡佛批评19世纪的美钞是民主党的“万灵药”，同时他也透露，他的财政部长告诉他两周内美国就会放弃金本位制，而这会导致混乱。胡佛的一位助理后来说：“这几乎只是几个小时的事。”
几个月来胡佛的反囤积措施一直是温和的，但这个问题肆意蔓延，单靠一个特别小组无法解决，当囤积可能并非美国国内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时，就更是如此。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放弃金本位制；到1933年中期，在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只有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荷兰保持金本位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已经开始行使以黄金而不是美元偿还金融债务的权利。例如，在1932年春天，仅法国就从美国提取了价值约7亿美元的黄金，这相当可观，因为当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所有黄金的价值只略多于25亿美元，而且美国法律要求40%的货币由黄金支撑。胡佛采用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描述此事，即“金块就像散落在风暴中的大船甲板上的炮弹，到处飞来飞去，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
然而，现在美国政府有了一些手段来限制“炮弹”的使用，并且似乎许多美国人确实遵守了新法律。黄金的“囤积大户”无疑害怕公众曝光和罚款，而那些藏有少量黄金的人，很可能会被宏伟的美国国家大计吸引，支持罗斯福的复苏计划，不管他们是否同意或理解这个计划。当总统发布第一批命令时，大批人就带着一袋袋黄金出现在银行，等待银行赎回，据说第一周就收回了价值约2亿美元的黄金。3月11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声明：“据报道，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稳定的黄金流回银行。”芝加哥一位7岁的女孩凭着那个时代当红的女演员秀兰·邓波儿的敢想敢干精神，把一枚金币送到了白宫，说她“不想成为囤积者”。
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密切关注着那些大额提取黄金的情况。有官员揭露了一些明显误导美国政府的行为；显然，大约有500人用虚构的名字提取了黄金。然而，对这些行为的起诉并不常见。1933年秋天，一位名叫F. B.坎贝尔的纽约律师被起诉，因为他试图取回他一直违法留在大通国民银行价值约20万美元的金条。坎贝尔在法庭上辩称《紧急银行法》是违宪的，但法官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坎贝尔的案子是个例外。总而言之，到1933年底，总检察长办公室只收到了二十来起投诉或起诉。
很难说从1933年开始的强制兑换黄金的行动是否成功，部分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对内、对外公布的对黄金“没收”计划的描述是相互矛盾的。没有重大起诉可以被解读为美国民众普遍遵守该项计划，然而，美国政府有时又明确表示，依法追捕私藏黄金者是不切实际的，除非是追捕最大的私藏黄金者。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前参议员拥有价值120美元的黄金，该黄金的价值比法定门槛多了20美元，他借此嘲弄美国政府，让美国政府来追捕他。美国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向他保证，这么小的一笔钱不值得花费精力去追回。然而，5月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估计仍有价值约7亿美元的黄金和黄金券在流通，并且一直不清楚是否能够通过追捕最大的黄金囤积户来追回。 6月初，美国司法部称，它正在调查1万名可能的囤积者，这个数字迅速上升至1.5万人。卡明斯态度强硬：“这些人都将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调查。所有的黄金都必须还给财政部，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我不能容忍那些公然藐视政府的人，而且我认为他们都是些无所事事的人。”接着，在8月份的时候，司法部长说，只有40个黄金囤积者无故拒绝交出他们的黄金，并且他们的财产价值只有40万美元。据报道，当有人指责卡明斯虚张声势时，卡明斯回应说：“我是在找黄金，不是在找受害者。”
确切记录黄金的数目极其困难，这是美国政府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遇到的一个大问题。许多历史学家为一些狡猾的官方记录所欺骗。看看今天的官方统计数据，流通中的金币数量确实急剧下降，从1933年2月价值2.84亿美元下降到该年底的2 400万美元，下降了91.5%。但这些数字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起初，美国政府在1934年1月的统计数字显示，有价值2.87亿美元的金币仍在流通。但是由于在1934年之前拥有黄金是非法的，所以财政部和美联储决定，把这个数字算进去不再有什么意义。因此，它们把1934年1月的2.87亿美元降到零，并从1913年以前的所有数字中减去2.87亿美元。根据原始数据，流通中金币的总价值从1933年2月的5.71亿美元跌至12月的3.11亿美元，跌幅为45.5%。
为什么要改数据？“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私人持有的金币已经变得非法，”美联储的一份出版物后来解释说，“但也有理由相信，私人手中计入的大部分金币实际上已经不见了或由旅游者带出了美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过去几年，金币的流通量明显被夸大了。报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为了收集金币而采取的举措以及自1933年3月6日以来为确保从私人手中收回金币而采取的举措表明，这种夸大成分还不小。”所以胡佛和罗斯福可能一直追寻的价值几千万或几亿美元的私藏黄金根本不存在，或者追寻这些黄金的举措可能把黄金赶出了美国，导致黄金“流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所著的货币历史巨著指出，流失的价值2.87亿美元金币中的大部分“被非法保留在私人手中”。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罗斯福和他的圈子里的人是否打算由美国政府无限期地管理美元的价值，并且由此永远禁止绝大多数美国人持有黄金。罗斯福总统援引《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来禁止黄金交易，宣布进入与战时状态相仿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然而，通常情况下，紧急情况会过去，比如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在休业几天或几周后就重新营业了。
但是，“没收”美国人的黄金是美国政府开始实施一个计划的先决条件，即美国所有的黄金国有化，对美元进行日常管理。在春季和夏季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行政部门几乎绝对控制黄金奠定了基础。没有许可证，黄金出口被明令禁止，美国政府宣布不会颁发新的许可证。现在，用于工业和艺术用途而非用来囤积的黄金需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在国会的一项联合决议中，一些要求用黄金偿付的合同条款被宣布无效，而此举可能造成严重后果。1932年，美国黄金产量约为210万金衡盎司，所有这些黄金现在必须以财政部确定的价格卖给财政部长。最关键的是，针对《农业法修正法案》提出的《托马斯修正案》赋予了总统这样的权力：只要他觉得合适，就可以固定美元兑换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价格调整的幅度最高可达通胀率的50%。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的、如此全面的货币控制。5月12日《托马斯修正案》通过，一位挺金派的罗斯福的高级助手宣布“文明终结”。有些反常的是，这些补充措施比他们计划于3月9日实施的、覆盖面更广的法案引起了国会更多的关注和审议。即便如此，关于从美国货币体系中去除黄金的争论也相对较少，只有一位议员持不同立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路易斯·麦克法登提出了对罗斯福政府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许多成员的弹劾条款，理由是，他们不仅罪行累累，还“剥夺了美国人民的合法交易媒介”。（麦克法登是个顽固的搅局者，他曾试图弹劾胡佛，但未能成功；他还指控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小团体帮助了苏联革命。）总之，在西部那些鼓吹货币流动性的人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精神犹存；在这些人眼里，从美国的金融生活中去除黄金的措施被视为人类进步的伟大步骤。在针对合同中的黄金条款进行辩论时，民主党国会议员马丁·史密斯说：“这项法律是另一个解放宣言，宣告了1.2亿美国人从奴役人类的、残酷的黄金枷锁中解放出来。”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代表了美国货币政策史上一次独特的、高风险的实验。一位经济史学家把从罗斯福就职至1934年1月这一时期称为“美国20世纪货币史上最复杂和最令人困惑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罗斯福几乎没有得到传统人士的支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尤其是尤金·迈耶领导下的美联储，几乎反对罗斯福第一年出台的所有货币政策，尽管美联储并没有破坏这些政策。罗斯福自己的经济团队，包括几个来自胡佛政府的留任者，与总统渐行渐远，尤其是在7月份的世界货币会议上，当罗斯福明确表示他正在抛弃“所谓的国际银行家迷恋的老物件”，并且认为美元与大宗商品的关系比美元与外国货币的关系更重要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更疏远了。
罗斯福的计划重点在“管理货币”上，按照这种计划，美元的黄金价值将随着美国政府设定的价格不时地改变。这个概念不只引起了争议，按照历史学家埃里克·罗威所说，它变成了“罗斯福政府推崇的重要信条”。詹姆斯·沃伯格是罗斯福的长期盟友，他从未正式加入政府，他也无法忍受美元与黄金永远脱钩的想法。他找到一些盟友，希望和他们一起说服总统。其中一位是迪安·艾奇逊，这位才华横溢、任性顽强的律师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国务卿）。8月，艾奇逊告诉沃伯格，总统给了他一张“写有铅笔字的便条”，要求他试着以每金衡盎司28美元的价格购买新铸造的黄金，这意味着美元将大幅贬值。艾奇逊感到震惊，他不能接受《托马斯修正案》赋予总统支配美元价值的权力。艾奇逊认为，财政部只能以19世纪确立的每金衡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购买黄金。
艾奇逊认为他有法律支持，也有司法部长做后盾。他不仅拒绝改变，还担心美元贬值会违反美国对债券持有人的义务，因为财政部即将向公众出售自由债券。然而，对于总统来说，这样做并无用处，正如艾奇逊的传记作家所说：“罗斯福想要别人告诉如何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告诉他无法做到。”事实上，艾奇逊、沃伯格和美联储的反对未能阻止罗斯福行动。8月29日，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购买在美国开采的黄金，然后把它出售给获得授权的用户或卖给国外。出售价格将“等于世界自由黄金市场所能达到的最好价格”。面对媒体，财政部高阶官员坚持认为，逐步地把黄金国有化与降低美元的黄金价值无关，而且，允许黄金生产商获得较高的价格确实可以帮助他们。随后市场对该政策有了反应，在一个原本不起眼的交易时期，黄金矿业股票猛然上涨。
9月7日，黄金生产商向纽约和旧金山的政府部门送去了约1万金衡盎司的新开采的黄金，政府第二天宣布了购买价：每金衡盎司29.62美元，比财政部支付金币的价格高出近9美元。当然，这并不是回到南北战争时代的黄金市场；只有黄金生产商可以出售黄金，而财政部是唯一的买家，财政部只能再卖给获得授权的工业用户、从事艺术品加工类用户或外国买家。尽管如此，但这是几十年来美国首次出现黄金市场，而且黄金的价格不可能再回到以前官方确定的价格水平，即每金衡盎司20.67美元。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公众心中有些困惑”，不太理解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如果说罗斯福的货币政策有一个不可逆转的时间点，那么这就是了；美国黄金生产商不会轻易接受恢复出口禁令，而且美元贬值的下行轨迹似乎与广受重视的商业好转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这只是黄金购买的第一阶段。到9月下旬，罗斯福和摩根索及其幕僚们已经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有些复杂的计划，通过这个计划，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胡佛政府为帮助陷入困境的银行而设立的机构——将发行短期债券以购买黄金，而美国财政部又反过来购买这些债券。随着经济开始显示出比过去几年更强劲的增长动力，罗斯福知道他可以把这种新奇的甚至是激进的思想推销给公众了。在10月22日的第四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告诉听众，“可能有必要不时地控制国内美元的黄金价值”。他继续说，“我授权给复兴金融公司，它可以不时地与财政部长和总统协商价格并用该价格购买在美国新开采的黄金”。美国政府原本希望第二天开始购买黄金，但在细节上仍无法达成一致。这个计划故意遮遮掩掩、含糊不清，没有为美元设定目标价值，没有承诺在哪一天购买黄金，也没有宣布购买计划的最终时间点。
虽然罗斯福曾告知全美国，他将和财政部长一起制定黄金购买价格，但实际上健康状况不佳的伍丁并未参与，而且从总体上看，伍丁反对这个计划。这些决定是由摩根索（他将在11月中旬接管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席杰西·琼斯一起做出的，偶尔也有美联储成员参与，定价方法不够科学。“我相信我们是在星期五把价格提高了21美分的，”摩根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说：‘这是一个幸运数字，因为它是7的3倍。’如果有人知道我们通过组合幸运数字等方法来确定黄金价格，我想他们真的会害怕的。”
起初，这项政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美国政府显然不受影响。10月25日，美国政府开始以每金衡盎司31.36美元（约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出27美分）的价格购买美国本土的黄金，这意味着1美元相当于66美分的黄金。但是美元在货币市场上的价值实际上上升了，这与美国政府的计划相反。这个计划的一个失误是最初决定只购买美国本土黄金。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是在国际市场上确定的，这些产品都是用外币购买的。因此，只购买在美国开采的黄金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因为美国财政部的购买不会影响海外的黄金价格。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几乎立刻意识到，只购买国内黄金的政策是无效的，他们也开始寻找购买国外黄金的方法。这项政策遭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抵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警告总统，让美国政府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黄金可能会在国外制造麻烦。他还告诉总统，这项政策不会达到总统想要的目标。罗斯福坚持己见，10月30日，哈里森给长着络腮胡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打电话，诺曼对这个想法大发雷霆。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冒着使外汇市场混乱的风险，到另一个国家的市场上去购买它不需要的黄金，蓄意造成他国货币贬值，这将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双方的分歧很快消除，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将购买国外黄金（最终，美联储购买的国外黄金所占比例比美国国内黄金大得多）。尽管如此，如果白宫事先向真正的专家征求意见，它本来可以避免与美联储和他国央行的大部分或全部分歧，甚至连罗斯福的支持者也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多么不专业。沃尔特·S.萨兰特是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对罗斯福十分忠诚，在二战时期一直在行政部门任职。他在一段口述历史中说道：“我认为，黄金政策最有趣的方面是物色懂黄金的人，而总统先生和他身边的人完全没有能力区分对黄金一无所知的人和那些懂黄金的人。”
在黄金购买计划的三个月期限内，美联储在美国购买了69.5万金衡盎司黄金，总成本为2 3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了330万金衡盎司黄金，总成本为1.08亿美元。由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的黄金购买计划的目标十分模糊，所以很难评估它是否达成了目标。在最近的评估中，美联储官员肯尼斯·加贝德声称该计划“执行不当”，他指出了几个缺点。首先，再次提升价格可能需要实际增加货币供给量，但美国复兴金融公司不是中央银行，它必须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购买黄金提供资金。其次，美国政府几乎在每个交易日都不断提高黄金的价格。很少会有只朝一个方向移动的真正市场，这种异常现象首先引起了国际市场投资者的焦虑，国际市场投资者担心美国的通胀会失去控制，接着11月份美国债券市场投资者开始焦虑。阿瑟·施莱辛格总体上对新政初期的情况表示同情，他写道：“总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可以通过提高黄金价格来提高商品价格？答案是，不是太大。”
但对罗斯福和他最忠实的顾问来说，货币管理计划中的任何缺陷都比不采取行动的代价要低。那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农业和棉花工人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罢工；在威斯康星州，在乳制品厂和乳酪厂门前集会抗议的工人中发生了爆炸，一名奶农被枪杀。10月29日一个阴沉的下午，罗斯福告诉白宫的一个小组：“各位，如果我们继续一两个星期不在黄金问题上采取行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发生土地革命。”
然而，每天制定新价格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美国政府开始寻找更现实的解决方案。他们突然想到了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然后把它作为“金本位”，这意味着美元可以以固定比率兑换成黄金，但除了极其富有的人以外，其他人都无法囤积黄金。新年到来的时候，这个想法变成了立法。1934年1月下旬，国会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该法案正式确立了前一年实施的各种政策。根据其条款，所有黄金必须以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上缴联邦政府，这比1900年制定的价格高出59%。大多数共和党人和银行家一直反对，但前一年的紧急行动已经使他们束手无策。在领导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整个过程中，罗斯福强有力的工作作风在美国经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色彩。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猛烈抨击了“那些不择手段兑换货币的人的行为，会在公众舆论法庭上受到指责，也会被大众排斥”，他认为他的黄金专政是按照伟大的民主党传统对银行阶级进行的攻击。他在给外交官爱德华·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自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以来，较大中心区的金融力量就掌控了政府。这个国家正在重演杰克逊与美国银行的战斗——只是这种战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1933年和1934年的金融改革史无前例，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金融界坚持认为美国人更喜欢“稳健的货币”，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安然无恙地接受了新的黄金秩序。1933年和1934年，那个时代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发表了几篇专栏文章来调侃金本位制，并支持取消金本位制。罗杰斯写道：“自从后生们从小溪里淘金子，并把金子给他们的爱人，我们就以黄金为基础。然而，我怀疑这个国家20岁以下的青年人是否见过金币。我们的纸币上写着：‘用金子支付。’但是下面应该写上小写字母：‘你开不起玩笑吗？’”执法人员很快意识到禁止黄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全新的工具。1932年，当查尔斯·林德伯格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被绑架时，这个被称为“20世纪美国头号大案”的案件吸引了美国上下的注意力。5万美元的赎金是用黄金券支付，而这些黄金券在墓地里几经转手，几个月后就变得非法了。1934年9月，在列克星敦大道和曼哈顿127街的加油站，绑匪布鲁诺·豪普特曼在用油泵给他的道奇轿车加油后，用一张业已违禁的10美元黄金券付款，警方因此接到了线报。
黄金购买计划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黄金的美元价值上升推动了美国的黄金开采业，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但或许会对此表示欢迎。1934年，美国黄金产量跃升21%，达到近280万金衡盎司，到1937年已超过410万金衡盎司。在整个西部，一些被废弃许久的金银矿区又变得热闹起来，（采矿）有时是有组织的公司行为，有时是个人独自行动。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许多没有更好就业前景的业余矿工会驱车到废弃的金矿碰碰运气，一些矿工给这个时代贴上了“汽车淘金热”的标签。报纸的头条新闻经常会夸大其词地报道发现黄金的离奇事件。受到这些头条新闻的鼓动，许多身强力壮的美国人愿意相信：黄金可能是他们的救星，黄金可以像拯救他们的祖父母那样也拯救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洲等地，仅在1933年就有至少10万美国人涌向曾经高产的矿区，希望这块土地能为他们提供美国经济无法带来的财富。唉，就像19世纪的“淘金热”一样，现实与淘金者的期望值相距甚远。一份政府报告估计，每20个“汽车淘金热”的矿工里才能有一人找到黄金，而且即使是成功者，他们的回报也微不足道。淘金致富的梦想“幻灭很快到来”。报告总结说。
美国政府里的一些人也同样感到期望落空了，罗斯福的黄金行动带来的后果是痛苦的、长期的。大量的高阶官员和顾问与白宫分道扬镳，他们团结在黄金周围，形成了永久反对罗斯福的势力。
这些人组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他们在某些方面是重叠的），每个派别都提出了一个政治主旨，这些政治主旨存在的时间比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更长。第一个派别基本上是按照党派组成的，以反对罗斯福的黄金政策为中心，更广泛地攻击新政，并试图重新选举胡佛或其他共和党人为总统。从1933年秋天开始，胡佛和罗斯福曾经的盟友詹姆斯·沃伯格在芝加哥成立了包括桂格麦片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代表以及曾领导了胡佛的反囤积黄金特别工作组兼《芝加哥每日新闻》出版商的弗兰克·诺克斯在内的商界小圈子。他们积极向国会和公众宣传反通胀、反罗斯福的思想。
第二个派别代表了经济学的正统派，包括美国银行业的大部分人以及经济学家，他们相信经济在金本位制下运行得最好这个原则。他们是19世纪“硬通货”思想的继承者，但是罗斯福果断地与黄金脱钩，这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和急待研究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立场还与商业周期和通胀理论的发展有关，当时涌现出几个经济学协会，如1933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的美国经济研究所。这些经济学协会把回归金本位制看作范围更大的保守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第三个派别渗入了美国政治更隐秘的角落。在民粹主义时期，一些反对东部银行精英的论点会时常流露出对欧洲人和犹太人的仇恨。虽然罗斯福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部的民粹主义者，但偏执和仇恨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把罗斯福作为目标，经常采用与共和党人和正统经济学家相同的观点，支持回归金本位，反对罗斯福新政。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一个个愤怒的个体，用极端的反罗斯福言论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例如，詹姆斯·特鲁曾经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广告部员工兼自由撰稿人，他在1933年7月开始销售《工业控制报告》周刊。此外，他在1938年出版了共有76页的《黄金操纵与萧条》一书。他也是一个邪恶的反犹太主义者，他谈道“罗斯福新政试图在美国强制推行犹太共产主义”，还声称他已经申请了一个警棍的专利，他称之为“犹太人杀手”。
在某种意义上，最后趋势是民粹主义中最卑鄙、最不可取的残余观念，而且它明显没有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样受到大众支持。然而，对黄金的政治认同及极端主义者（尤其是后来的孤立主义者）成为反对罗斯福的同义词，对罗斯福的反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将向反对罗斯福的人提供最强有力的语言武器。
Theodore G. Joslin, Hoover Off the Record（Garden City, NY: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1935）, 171.
一夸脱=0.946升。——编者注
乔治·沃伦的日记可见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他的论文集。这章参考了里克·罗威的著作The Money Makers: How Roosevelt and Keynes Ended the Depression, Defeated Fascism, and Secured a Prosperous Peace（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该著作第2章清楚地描述了罗斯福就任后的第一个周末，该书部分基于沃伦在华盛顿的访问。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沃伦的影响力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例如，托马斯·弗格森指出了一个代表标准石油和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ack）的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该利益集团被称为美国国家委员会，它支持了罗斯福1932年的竞选活动，并敦促撤销金本位制。参见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49–150。弗格森还指出了雷内·莱昂的影响，雷内是一位与罗斯福保持通信联系的证券交易专家。埃利奥特·A.罗森在他的著作Roosevel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Recovery（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中提出，早在1933年1月，雷内就向雷蒙德·莫利和罗斯福指出利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达到撤销金本位目的的可能性。见246n5。
Ben S.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a nd Banking 27, no. 1（February 1995）: 4.
有关胡佛及其顾问关于将《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用于和平时期银行业目的的详细论述，参见雷蒙德·莫利的The First New Deal（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可在第157—160页中找到。其中一些记录见弗朗西斯·格洛伊德·阿瓦尔特的“Recollections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3,”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3, no. 3（Autumn 1969）: 347–371。
1933年4月19日罗斯福第13次新闻发布会。罗斯福新闻发布会的档案存在FRDL，其网址为http://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collections/franklin/?p=collections/fndingaid&id=508。
法律草案参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DR Presidency, ed.George McJimsey（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 3:33ff第6号文件。
这篇报道来自1966年3月16日的一封信，此信是由美联储前官员沃尔特·怀亚特写给雷蒙德·莫利的，在莫利的著作The First New Deal中被多处引用。
Walter Wyatt, oral history,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86.
George Harrison to Arthur Ballantine, March 24, 1933; George Harrison to William Woodin, April 17, 1933. George Leslie Harrison Paper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ox 24,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Moley, The First New Deal, 154.
Congressional Record, 73rd Congress, 1st session, 76.
Moley, After Seven Year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9）, 152.
胡佛在1932年2月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了14亿美元现金储备这个数字。目前尚不清楚该金额是如何计算的。美联储1932年1月的官方统计显示，价值1.2亿美元的金币和8.5亿美元的金券在流通（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1914–1941, part 1,p. 412）。其余部分可能是指流通中的3.99亿美元的银币和银券，也可能是以金条和金块形式估计的非货币黄金，又或者是美联储追溯修改了计算黄金价值的方式。
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数字可见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1932, 647。
Herbert Hoover, “White House Statement About the Conference on the Hoarding of Currency,” February 6, 1932, onlin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presidency.ucsb.edu/ws/?pid=23366.
Joslin, Hoover Off the Record, 170ff.
Herbert Hoover, “Address at the Lincoln Day Dinner in New York City,” February 13, 1933, onlin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presidency.ucsb.edu/ws/?pid=23427.
File memorandum of White House letter to Gloria Bedrosian, April 7, 1933,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as President, Gold Hoarding fle, FDRL.
Memorandum for the Attorney General，“Gold Hoarding Prosecutions,” December 5, 1933. 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as President, Henry Morgenthau Jr. Collection, Box 110, Gold fle, FDRL. 关于坎贝尔案的详细讨论，包括法官的综合裁决，见Henry Mark Holzer, “How Americans Lost Their Right to Own Gold and Became Criminals in the Process,” monograph no. 35,Committee for Moneta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c., December 1981, 12–15。
“Small Gold Hoard Will Be Ignored,” New York Times, May 5, 1933. 参议员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人查尔斯·托马斯。他的女儿伊迪丝后来因囤积大量黄金而受到调查。
“President’s Order Will Be Quick Means to Reach Hoarders, Declares Cummings,”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33.
Selected Papers of Homer Cummings,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1939, ed. Carl Brent Swishe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9）, 101–105.
见表，“Kinds of Money In Circulation,”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August 1934, 517.
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1914–1941, part 1, p. 522;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934, 67n2.
Friedman and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64n45.
Moley, The First New Deal, 302. 人们认为该引言来自罗斯福的华尔街盟友詹姆斯·沃伯格和预算主任刘易斯·道格拉斯。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3, 1933.
Elmus Wicker, “Roosevelt’s 1933 Monetary Experi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7, no. 4（March 1971）: 864.
James Chace, Aches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65.
“See No Move to Cut Dollar,”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33.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vol. 00（Farm Credit Diary）,November 4, 1933, 96, http://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collections/franklin/?p=collections/fndingaid&id=535&q=&rootco ntentid=188897#id18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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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nt or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Deal: The Insiders Speak, ed. Katie Louchhei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1.
Kenneth D. Garbade, Birth of a Market: The U.S. Treasury Securities Market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237–242.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1933–1935（vol. 2 of The Age of Roosevelt）, reprint ed.（New York:Houghton Mifin Harcourt, 2003）, 240.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October 29, 1933, 88.
Letter to E. M. House, November 21, 1933.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ed. Elliott Roosevelt（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0）, 373.
Will Rogers, “Complete Heads or Tails of the Gold Problem,”1934, reprinted in Will Rogers’ Weekly Article, vol. 6, The Roosevelt Years, ed. Steven K. Gragert（Stillwater: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2）, 78–80.
为了简洁起见，作者省略了1934年美国《白银购买法案》的讨论，该法案与美国政府购买黄金的行为类似。有关此法案通过后的政治记录可见Allan Seymour Everest, Morgenthau, The New Deal and Silver: A Story of Pressure Politics（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0）。
特别参见Charles W. Miller, The Automobile Gold Rushes and Depression Era Mining（Moscow: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Robinson Newcomb, Charles White Merrill, and O. E. Kiessling, Employment and Income from Gold Placering by Hand Methods, 1935–37（Philadelphia: U.S. Bureau of Mines and U.S. 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June 1940）.
有关胡佛和沃伯格的成果的记载参见Rosen, Roosevel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Recovery, ch. 4。
有关特鲁和他的活动最完整的记录见Donald Strong,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40（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7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