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金鸡摆件重14磅，由艺术家弗兰克·波尔克设计并于1958年用纯金铸造而成，人们用它来宣传内华达州的一家赌场。在出现国际收支危机后，联邦政府不顾一切地实施了黄金禁令。联邦政府收缴、查封并最终归还了这件金鸡摆件。
资料来源：科达伦艺术品拍卖行。
1960年初夏，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紧张局势升级，伦敦黄金市场却始终风平浪静。自17世纪初以来，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交易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没有显著变化（二战迫使伦敦黄金市场关闭，但1954年3月又开始运作）。交易员们大声嚷嚷或是用手指比画，这是很多发达国家首都黄金市场的境况，有些市场已经推出了电子股票，但伦敦的黄金市场仍然具有庄严的私人绅士俱乐部的感觉。这个地方是一间里外都镶嵌了木板的房间，房间里挂着油画，是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定价室”。它位于在中世纪伦敦就有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以9世纪撒克逊主教的名字命名，离英格兰银行只有一栋大楼的距离。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30分整，来自不同银行和矿业公司的5个人将在这间小屋确定当天世界大多数合法市场的黄金价格。
鉴于全球最大的黄金持有者——美国政府——以每金衡盎司34.9125美元买入黄金，并以35.0875美元卖出，黄金价格波动很小，日常波动通常以便士或更小的单位来衡量：“交易所理事长报出以先令和便士甚至1/4便士为单位……选择交易双方可能成交的价格。”5位代表随后宣布他们是否打算交易，并在当天的剩余时间开展业务。在“定价”的时候，某些日子当天90%的交易很可能马上就能完成，而其他的日子可能只有10%的交易能立即完成。这是一种最典型的英国绅士式的交易方式，交易所的气氛如此融洽以至让人感觉像是交易对手事前已经相互协商好了的；它甚至缺少一种必要的方法来处理买卖双方的不平衡。例如，如果有人想买100根金条，但某一天只有50根金条要卖，那么50根金条会在买家之间平均分配，否则价格可能会提高——这完全取决于坐在房间里的人想要什么。英国本土及国外的商家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和电报接订单，但金条和金币确实是在罗斯柴尔德的办公室里直接换手的；伦敦市场引以为傲的是，5个参与者中有两个真正参与了黄金的熔炼和提纯。
这种有序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仪式自1954年以来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乎没有中断过。这种连续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多少资金直接参与到伦敦黄金交易市场。每天的大部分交易都涉及各国央行或大型商业银行，它们把金价推高、压低；私人持有黄金的市场正在增长，但增长态势温和。尽管伦敦黄金市场比其他黄金市场都要大，但与大的股票或债券市场相比，实际换手的数量仍然非常少。事实上，在1960年上半年，伦敦黄金市场的每日交易额约为几百万美元。
但是，1960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想买黄金的人非常多，从而打破了一个几百年来盛行的老式体系。8月24日，伦敦黄金市场的金价达到35.13美元每金衡盎司，交易量创下1954年黄金市场重新开盘以来的最高水平。上行趋势继续，到9月中旬，价格达到35.24美元。打个比方，按照这个价格，位于苏黎世的人可能会认为，以法定的35.0875美元从美国购买黄金并支付运费，要比在伦敦购买黄金好。仅仅几美分的差异对美国政府和世界经济秩序而言都是危险的。
是什么导致黄金价格突然上涨？价格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为所有的玩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创建了透明度。然而，在战后的伦敦黄金市场，几乎没有参与者可以知道谁买谁卖，或者为什么买卖。有些增加的需求是结构性的，反映了欧洲各国政府日益繁荣昌盛，这些政府利用日益增长的部分外汇储备来购买黄金（通常是依法购买）。瑞士银行法规的最新变化可能也鼓励了一些买家在伦敦购买黄金，以节省佣金。从供应方来看，苏联和南非的举措可能加剧了这次的黄金价格攀升，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市场上出售黄金，但在1960年夏末停止了出售。不过，很明显有些黄金买家对美国经济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经济在艾森豪威尔任期最后一年的春天已经正式进入了衰退期。美国人在美国持有黄金是非法的，但他们并没有被禁止在国外购买和拥有黄金。华盛顿忧心忡忡，据估计，多达70%的黄金市场活跃度的提高是由美国人引起的，无论这些人是在国外生活，还是在美国生活却在海外购买黄金。
与这一观察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市场波动源自政治，尤其是与前路茫茫的美国有关。在竞争激烈的美国总统竞选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波动迅速呈现出与竞选相关的特点。人们担心，新总统希望刺激低迷的经济，他可能会因此采取激烈的举措来重新评估美元与黄金价格的关系，这样一来，1960年夏天购买的1金衡盎司黄金可能会在1年之后变得更有价值。目前虽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当时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或他的竞选班子打算采取这样的政策，但是民主党人已经对高利率表现出不满。理论上，肯尼迪有关刺激经济的言论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增加支出，这反过来会迫使黄金重新定价。在市场引发的因果循环中，不管这种想法是真是假，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黄金价格继续上涨。肯尼迪私下告诉同僚，他认为敌对的银行势力在故意散布有关黄金的谣言，阻挠他的竞选活动。
一根金条在伦敦的交易桌上换手，其价格会提高几美元，为什么这对数千英里之外的美国总统竞选很重要？这是因为，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实体都多，但它现在并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价格上涨得越高，美国用完现有黄金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在1960年夏天之前，白宫没有密切关注伦敦黄金价格的起伏，但它非常清楚高风险的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早在1956年就明确了“国际收支赤字”。20世纪中叶的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实际损失了大量黄金。在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期内，美国的黄金库存的价值为200亿~220亿美元，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战后的繁荣时期，随着美国进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其他国家和境外公司迅速增持美元和美国证券，这些资产代表了潜在的、应立即兑现的黄金兑换凭证。黄金兑换凭证的总金额从1949年约80亿美元增加到1953年底127亿美元，再到1956年底接近165亿美元。因为联邦法律要求大约一半的黄金储备用以支撑美元，这意味着如果所有的外国债权都被同时兑换成黄金，美国将无力支付所有的款项。通常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经济末日。
然而，现在由于黄金市场价格上涨且显然无人能够阻止其价格攀升，原本虽令人担忧但是仍可控的、如涓涓细流般从美国流失的黄金，如今看来宛如一场洪水。1958年，实际流出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20亿美元，这一数字震惊了华盛顿。但是，伦敦市场的需求激增使得1958年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1960年9月中旬，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库存的价值在一周之内下降了超过1.8亿美元，这是自大萧条初期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 11月的黄金流出量价值略低于5亿美元；12月初的一天，英国提出赎回价值5 000万美元的黄金。
美国官员眼睁睁看着金价不断上涨，却无能为力、焦虑不安。10月19日，离总统大选只有3周的时间，当时的交易非常疯狂，一位交易商称之为“非常疯狂的市场”，没有人能确定最高价是多少，有人估计是35.60美元。第二天，伦敦的黄金交易额猛增至2 000万~2 500万美元，是夏末本已高企的黄金交易量的4~5倍。那一天的价格创下前所未有的每金衡盎司40.60美元，为投机性购买推波助澜。那天早上，当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大部分货币黄金都存放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办公室时，“所有的警钟都响了”。疯狂的华尔街银行家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要求加大支持美元的力度。英格兰银行一般不愿意干涉私人市场，现在也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英格兰银行出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包括从南非新开采的黄金，及其储备资源中的黄金，以期压低价格。美国政府可能也想这么做，但是显然，即使抛售了金库里的黄金、稳定了市场价格，美国的情况也会因为黄金流失变得更为糟糕。至少一开始，美国官员甚至无法获得关于英格兰银行黄金销售的基本信息（包括销售量以及如果打算销售，目前还储备了多少南非黄金等）。英格兰银行礼貌地告知美联储官员，它和它的竞争对手——众所周知的、神秘的瑞士银行一样，对这些信息严格保密；即使是议会也无权知晓。甚至几个月后，在美国正式认可英格兰银行干预黄金市场措施之后，美联储从英格兰银行的一名官员那里收到了关于伦敦黄金市场的数据，这个通风报信者在进行日常的电话交谈时用暗语透露了信息。
10月25日，金价仍高于37美元每金衡盎司，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与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艾森豪威尔在简要介绍市场情况时提出，既然联邦德国欠美国一个人情，或许可以劝说联邦德国在伦敦出售黄金。他要求两名美国财政部高阶官员于当年秋天访问联邦德国时着手处理此事（尽管这个提议会带来各种糟糕的牵连）。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大家的担心，即金价不断上涨的“心理因素”将迫使美国支付大量黄金。
然而，在他们忧心忡忡的时候，共和党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黄金挤兑可能会帮助他们在这场看起来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参加了黄金战略会议，并积极为尼克松副总统的竞选阵营提供咨询。因此，这个问题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冒了出来。就在金价飙升至每金衡盎司40美元以上的那一天，尼克松警告一些经济学家说：“在我看来，崇尚低息贷款的教条主义者上任高官职位，可能会引起一场愚蠢透顶的、不必要的黄金危机。”对此，肯尼迪开玩笑说，尼克松“指责我，说我提高了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价格。尼克松先生，如果你在听的话，我向你保证那不是我干的”。
就连对尼克松的竞选团队毫无热情的总统，也试图把黄金危机变成共和党的选票。艾森豪威尔出席了10月下旬为增加尼克松的选票而举行的竞选活动，他对费城的民众说，欧洲媒体将金价上涨归咎于“对低息贷款和激增的支出越来越害怕的心理”，而低息贷款和激增的支出是民主党派提出的政策。 “如果这些承诺得以兑现，”艾森豪威尔继续说，“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地位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和他们的政党不仅要对目前危险的黄金投机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而且要为人们对美元未来价值的日益担忧承担全部责任。”
11月9日，也就是在肯尼迪获胜的第二天，安德森给艾森豪威尔看了一些数字，情形不容乐观：美国持有的黄金的价值多年来首次跌破180亿美元，其中价值120亿美元的黄金需要用作准备金以保证货币可信及正常流通，价值95亿美元的黄金用于外部需求，理论上这些需求随时可能出现。在看了20个国家要求兑换黄金的清单之后，安德森直截了当地告诉艾森豪威尔：“我们几乎陷入了‘谈金色变’的境地。”
事实上，尽管许多金融界人士对黄金和收支危机感到真正的焦虑，但选举结果不太可能发生太大变化。毕竟，肯尼迪发表了一项坚定的声明：“如果当选总统，我不会让美元贬值。”这项声明安抚了市场，并将政治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十分具有影响力，选举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些人仍用党派政治术语解释这一局面，唤起人们对胡佛在罗斯福面前相形见绌的回忆。国防部长盖茨表示“担心总统的个人立场。如果这项指令成为重大议题，肯尼迪参议员会认为这个议题对他自己有很大的好处”。盖茨将这种情况与1933年银行歇业进行了比较，并表示：“民主党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里用上这剂兴奋剂。他们将指出民主党如何不得不纠正本届美国政府的错误。”
就艾森豪威尔而言，政治上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与他无关。关于黄金的话题已经被讨论了很久，看上去他对任何可能的前景都感到厌烦。例如，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一次美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回忆说，1953年他上任后不久，就召集了一些经济专家就黄金的可兑换性提出建议，但他发现他们给出的答案并非他所需要的。艾森豪威尔回忆道：“他们只会说，总统应该为此祈祷，因为没有人真正意识到黄金在本质上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吃，不能用它建造什么东西，也不能用作子弹。”现在，在剩下的任期里，他似乎对乌托邦式的修正更感兴趣。1960年11月，他向一群顾问表示，美国拥有价值约210亿美元的精炼铀和钚，或许这些有价值的元素可以用作黄金的替代品。这项提议遭到了礼貌的驳回。
尽管使用放射性材料作为货币储备的想法似乎很奇怪，但美国政府确实觉得有必要采取大胆的行动。在选举之前，对于黄金市场的动荡，美国政府没有公开回应或许是有道理的，但金价维持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以上的时间越长，其无所作为的风险就越大；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黄金挤兑。美国政府必须做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什么并不重要。1960年12月，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一次从未公开过的秘密会议上对同僚们说：“6个月前，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谈这件事，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现在这件事是头条新闻，唯一能让人们对当今世界恢复信心的举措就是让他们坚定地感觉到，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问题。无论做什么都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正面影响。”
然而，许多正在被考虑的短期补救措施要么已经试过，要么可能加剧危机，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例如，防止这类灾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20世纪50年代时仍在扩展业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正是用于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悄悄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申请了大量的黄金“贷款”。1956年初，美国财政部曾安排从该基金购买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国会、新闻界或金融市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笔交易，它很容易引发一场风暴，使金融市场上的美元贬值。在1959年9月和10月，财政部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那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增加每个成员国对基金组织贡献的配额，6月份的时候，它曾要求美国从其黄金储备中提交价值3.44亿美元的黄金，这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财政部对于拿出这些黄金持谨慎态度，因此它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买回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并小心翼翼地使这笔交易看起来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的想法，目的是增加其投资基金。现在，也就是1960年底，总统竞选结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密安排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
采取长期政策可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减少或取消25%的货币由黄金支持的要求，这个办法得到了华尔街的声援，尤其得到了摩根担保信托董事长亨利·C.亚历山大的支持，华盛顿十分关注他的观点。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减少大规模的海外（特别是驻守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部署海外军事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传统。在国外部署数十万军队及其家属带来了很大的国际收支问题，因为它涉及在国外花费数十亿美元。当然，更广泛的经济战略，像吸引更多的游客到美国（让他们在这里消费）和增加出口，也会有所帮助。但是，这些重要项目都要假以时日，也需要与国会合作，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然而，当1960年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两个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是在美国和其他大型经济体之间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君子协议”，以阻止伦敦市场的剧烈波动继续蔓延。起初，英美之间于10月下旬采取了协定的形式，英格兰银行根据需要干预伦敦黄金市场、压低价格，而美国则用自己的黄金予以偿还。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些国家的央行同意不在伦敦市场购买高于一定价格（即美元卖出价格加上运费，约35.25美元）的黄金，这样就不会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投机现象推波助澜。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伦敦市场，伦敦一家黄金市场公司在196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央行在当年年底“几乎停止”购买黄金。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美国黄金库存的流出问题，毕竟，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各国央行优先购买黄金的动机。充其量，它只是把购买黄金的地方从伦敦市场转移到美国财政部所谓的黄金窗口。1961年初，当联邦德国和荷兰都重新估价本国货币时，一场货币战争催生了购买黄金的热潮，美国黄金库存在一周内流失了价值约5亿美元的黄金。
有必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1961年末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多边协定，另外6个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同意加入英美协定。它们承诺向英格兰银行提供价值1 000万至3 000万美元的黄金支持，向市场出售黄金，使黄金价格保持在35.25美元每金衡盎司这个危险点以下。
“黄金总库”的建立非常成功，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所指出的，它改变了伦敦市场的假定性质。过去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持有黄金的交易场所，现在成了一个由英格兰银行有效控制的市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该银行也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第二，（黄金总库）从未有过书面协议，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黄金总库没有正式的签约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签署——没有条约，没有执行协议，什么都没有。的确，同意黄金总库协议的央行行长最初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保密。毫无疑问，这种彻底的非正式形式反映出各国政府难以对黄金总库的条款迅速达成政治共识。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一把双刃剑，非正式的协议使人们加入协议容易，退出协议也很容易。实际上，黄金总库建立后不久，它的“精神”就受到了威胁。
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解决国际收支危机采取了许多短期策略，在这些短期策略中，最容易或最具有说服力的策略就是堵住黄金禁令留下的最大漏洞，即美国公民可以在国外购买和持有黄金。正如1933年最初的黄金禁令并非罗斯福政府的一个特别目标一样，也没有迹象表明迫使美国人出售在美国境外持有的黄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在1960年底，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阶官员（包括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就这一措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们意见不一、明显缺乏可靠的信息。他们无法回答有关政策制定的基本问题——有多少美国人在美国以外持有黄金？在这个群体中，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而非海外？伦敦市场波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些群体造成的？他们持有的黄金总价值是多少？
例如，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一位财政部官员声称，伦敦黄金市场的一位参与者估计，有30%~40%的交易来自美国人，尤其是密尔沃基市、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他的一位同僚反驳说，通过研究，他怀疑美国对黄金市场的参与“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参与”，尽管他闪烁其词，认为如果30%~40%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它肯定是来自瑞士银行的不透明的订单。第三位官员说，伦敦黄金市场70%的交易量流向了居住在美国以外的美国人（这个数字似乎让他的上司、财政部长安德森感到惊讶）。另一些人则担心美国人在加拿大借入巨额资金，然后在加拿大购买并持有黄金，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右翼得克萨斯州通讯作家丹·斯穆特为了个人利益而推行的。斯穆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几年来他的活动都是由哈罗德森·拉斐特·亨特资助的，因此他可能引起了白宫官员的极大关注。
艾森豪威尔财政部、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层官员都无法提供一个可信的数字，说明美国人在国外拥有多少黄金，这种现象凸显了一个潜在的重大政策问题——可执行性。美国政府如何制定允许私人可以拥有黄金的政策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共和党政府走上一条连罗斯福政府都认为不明智的道路似乎特别奇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弗兰克·索瑟德曾在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财政部工作，并参与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谈判，他恳求美国政府否决禁止在国外持有黄金的提议：“如果找不到证据，就不能提起诉讼，也不能执行法律。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即使在最大胆的新政时期，都没有提到必须这么做。”
与此有关的担忧是，相对而言，美国这样的国家几乎不会有意对公民如何投资或非公民如何在美国投资加以控制。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挑出一种资产并对其施行海外禁令的做法似乎过于随心所欲，并且存在道德风险。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或一家美国公司想用美元在伦敦股票市场购买股票、在瑞士银行开一个账户或者投资南美洲的房地产，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把同样的资金用于购买那些国家持有的金条则是非法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设想毫无意义。
这项政策的制定者主要关心的是国际货币的稳定，所以相对而言，他们很少考虑侵犯人权的问题。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又一次限制。”但他接着又说：“也许只涉及得克萨斯州的富人。”即使《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反对扩大黄金禁令，它也只是从金融纪律和国际市场的信号两个角度阐述了相关论点，而不是把扩大禁令作为侵犯美国公民黄金所有权的问题（来进行讨论）。
1961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自6月1日以后，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美国国内或国外持有黄金用作投资是非法的。每个人，包括那些支持行政命令的人，都认识到有更多、更广泛的问题需要新政府来解决。“我们希望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把这个问题放在他的议事日程的首位。”《纽约时报》的社论如此记载。它称赞艾森豪威尔“堵住了黄金外流”。
然而，并非每一位即将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官员都认为黄金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头等大事。新当选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一位顾问抱怨说，艾森豪威尔的官员仍在干预一些事务，这些事务最好留待权力移交之后解决。他特别指出，财政部长安德森曾经“看起来对金价暴跌的情况感到非常困扰”。但是在几周之内，肯尼迪政府将陷入同样的困扰之中，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困扰。
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大部分地区似乎都沉迷于黄金。可以说，美国政府越是公开表示担心黄金供给，并采取措施延长黄金禁令，公众就越是对黄金着迷。1958年秋天，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为了庆祝公司成立50周年，打算制作一个实物大小的、纯金的牙轮钻头，仿造的是老霍华德·休斯用来钻探石油的第一个牙轮钻头。这件雕塑需要2 400金衡盎司黄金，他们通过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的办公室向财政部提出了申请，但遭到了拒绝。
黄金在市场营销和大众文化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1954年，一家为桂格燕麦公司提供服务的广告公司偶然发现了促销大米和小麦的一种不寻常的方法。为了把一个有关育空探险的广播节目成功地转播为电视节目，该公司用1 000美元在育空地区购买了19英亩土地，那里靠近世纪之交的“克朗代克淘金热所在”区域，该地吸引了数万名准矿工。每购买一盒大米或麦片，顾客就会得到1平方英寸土地的“契据”以及这块土地下可能埋藏的黄金。桂格燕麦公司没有预料到需求如此巨大，也没有预估出登记2 100万份契据的实际费用；“克朗代克大地”公司破产了，土地被加拿大收回。20世纪60年代初，A&P连锁杂货店在新泽西州试开了两家金钥匙自助餐厅，每家餐厅都建造了金瓦屋顶，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1960年春天，当弗洛伊德·帕特森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重量级拳击冠军时，他的教练库斯·达马托把一个镶有珠宝的金制王冠奖给了他，据说这顶王冠价值35 000美元。帕特森的王冠似乎启发了美国铸币局的两位代表，他们对曼哈顿最豪华的珠宝店进行了调查。珠宝商蒂芙尼和梵克雅宝的管理人员可以不假思索地一一列举他们根据特殊要求制作的、昂贵的黄金咖啡器皿和烟盒。卡地亚的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制作过一个含有40金衡盎司黄金的女性手提包，但一直未被买走。
对黄金的迷恋不仅仅是趣事逸闻。正如伦敦市场上不断增长的需求一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民间的黄金消费也急剧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一则官方消息指出，国际私人持有的黄金的价值在100亿~12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西欧，近1/3为法国所持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这些数字嗤之以鼻，说“只有从魔术师的帽子里，才能拽出这样的数据”。）黄金持有量增长最快的是美国。据估计，这一时期美国私人购买黄金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5%，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业生产——新兴的电子和航天工业使用了大量的黄金，但是用于收藏的黄金和黄金首饰也越来越受欢迎。
私人黄金消费的快速增长为联邦执法和禁金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私人购买、出售、持有或使用的黄金越多，非法活动就越明目张胆，这一点不言而喻。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普遍的做法是，个人或公司获得合法处理黄金的许可证，通过美国财政部或其他途径购买黄金，然后找到将黄金转移到黑市（通常涉及将黄金走私出境，因为美国规定其本土不得存在黄金市场）。萨尔瓦托雷·索拉佐案就是一个既有名又有趣的例子。索拉佐是一名获准经营黄金业务的珠宝制造商，因为操纵大学篮球比赛而被判有罪。1951年，他还被指控走私黄金。他的一个同伙试图把一辆双门别克车运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货轮，这时一位官员注意到别克车身后部已经垂到地上，车身内塞满了价值20万美元的黄金。20世纪50年代，一些检察官指控说，每年有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流出美国，尽管美国财政部从未证实这一数字。
虽然很少有美国人会公开支持走私，但在20世纪50年代，有些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公然无视金融法律。从来没有人认为1933年颁布的禁止美国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是一项长期政策，在战后相对繁荣的时期，这项禁令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当然，能够拥有黄金意味着有致富的可能性，这是对法律屏障视而不见的一种额外激励。出版商兼财务顾问弗兰兹·皮克是一位备受欢迎的人物，他被《星期六晚报》戏称为“黑市商人最好的朋友”。20世纪50年代有关货币的文章经常援引皮克的话。他的权威性来自他出版的月历和年历，这些历书细致入微地列出了数十种货币的交易价值，包括许多价格不透明的货币，比如“铁幕”另一边的货币。他对全球黄金持有量的数据大加抨击，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确认这些数据，或者这些数据令人生疑。一份财政部备忘录警告说，“皮克的消息来源通常不可靠”，而皮克宣称他能知道全球知名银行家和商人的信息。
皮克营造了一种命中注定、古怪可笑的氛围。他在曼哈顿下城区有个两间房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纸币，这些纸币已经一文不值，他用这些纸币暗示所有纸币的最终命运都是一文不值。他声称他已经说服了曼哈顿上东区公寓的房东接受他用可收藏的金币支付租金。皮克把黄金当作一种道德的货币运动，他将某个版次的《黑市年鉴》献给“60个国家的立法者，他们为了维持纸币、政府债券和黄金的虚构价值，成为黑市的真正推动者”。
一些美国人显然为这些信息所诱惑，而且由于国际商业交易变得日益容易，他们能够找到绕过法律的办法。虽然无法知道伦敦市场上卖给美国人或从美国人手中卖出了多少黄金，但艾森豪威尔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加拿大并没有错，这个近邻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黄金产量仅次于南非。1956年，加拿大的黄金买卖合法化，银行开展了一项副业，开始帮助客户买卖黄金。到1958年，加拿大实行了两项市场创新，这引起了一些富有的美国人的注意。一项创新来自新斯科舍银行，它开始销售“纸黄金”，即银行金库中存放金条的可转让凭证，对于非加拿大人来说，它比黄金本身更容易持有。此外，多尔蒂-罗德豪斯公司（后文简称“多尔蒂公司”）还策划了一项更为诱人的计划，允许客户分期付款购买黄金。首付只需34美元，加上年付款63美元，买家就可以购买1千克价值1 100美元的黄金，这些黄金可以免费存放在多尔蒂公司的金库中。尽管只要黄金价值保持不变，投资者实际上就会亏钱（需要支付利息），但分期付款计划立即受到热捧。多尔蒂公司在第一天就接到了4 000金衡盎司黄金的订单，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这一消息随着《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报道传播开来，更多的美国公民抢购了金条。据估计，到1959年中期，价值300万~400万美元的加拿大金条被卖给了美国公民。（两年后，美国公民将按照法律要求出售这些资产。）
大量美国人会在国外购买和持有黄金，这个主意如此新颖，以至于一些专门负责此事的加拿大人会绕过法律条文去谋利。例如，多尔蒂公司是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重要公司，公司的负责人之一达西·M.多尔蒂在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过交易所总裁，此后担任了董事会成员。尽管如此，该公司与加拿大矿业的利益关系还是引起了加拿大监管机构的愤怒。1957年，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发现多尔蒂没有披露：在阿科尼克矿业公司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前，他已经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期权。此公司拥有黄金以及其他几类矿业开采权和项目，上市几个月后，由于交易频繁，其股价暴跌，执行董事宣布公司破产。证券交易所董事会宣布多尔蒂的“所作所为损害证券交易所利益、不符合会员身份”，并暂停交易3个月。
然而，很有可能大多数以3%的保证金从多尔蒂公司购买金条的美国人，既不知道也不太关心该公司的其他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押注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价格迟早会改变，变成有利于他们的价格；另一些人希望进行极端保守的投资，比如通过持有大量黄金来平衡投资组合；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把黄金当作一种保险手段，以防美国政府和金融进入准末日般的崩溃局面。从罗斯福时代以来，一些右倾的内部通讯就对美国政府和金融的发展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不管动机如何，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黄金买家是那些投机者，他们夸大拥有黄金的好处，并且确实鼓吹私人可以持有黄金。大萧条时期的紧迫氛围造就了罗斯福时期的黄金禁售以及愿意合作的民众，而新一代美国人把黄金所有权视为公民权的基石，认为它是人们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的重要性胜过类似收支平衡这样的政府抽象概念。
就连美国财政部和执法部门的官员似乎也在怀疑，是否每一个私自持有黄金的例子都会真的让全球金融市场的天塌下来。追捕黄金小贩是为了国际货币，这种解释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执行成文法律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例如，1962年，为美国财政部卧底的特工和纽约市警察在曼哈顿的一间公寓里逮捕了两名男子，这两人以每金衡盎司45美元的价格卖出多达200金衡盎司的黄金（他们还透露，若他们在菲尼克斯的家乡周边，有办法拿到更多的黄金）。在宣布这次逮捕最终缘于3根金条时，一名助理检察官宣称：“政府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国家在黄金问题上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局面。”而3根金条只是伦敦每个工作日合法出售的黄金的一小部分。
在其他案例中，美国财政部官员公开承认他们的任务近乎荒谬。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修女团体卡梅尔修女会进行博弈。这些修女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曾提议从信徒手中收集废弃的金戒指、手镯、旧硬币，并将其熔化，用于制造一种被称作“圣体匣”的圣器。财政部官员阻止了她们的行动，但修女们一直希望美国政府有朝一日会改变主意，她们一边收集少量的黄金，一边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970年，当她们最终让步时，财政部授权一家公司购买她们收集的6磅黄金。一位恼怒的部门资深职员跟他的新上司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徒劳无益甚至以近乎荒谬的努力来劝说修女放弃计划，而财政部的总法律顾问随随便便就把此事撇开了。最早的有关涉案人员早就去世了。鉴于财政部过去的拖沓行为，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这些人进行1 200美元的罚款既不公正也不明智。她们的损失已经超过了预期的利息。”
迄今为止，打击私人持有黄金的最极端的例子来自内华达沙漠，这个案件耗费了财政部和司法部数万工时。1960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三名全副武装的美国执法官突然检查赌场大厅，带走了一件金鸡摆件。在旁观者的嘲笑声和嘘声中，执法人员没收了摆件，律师谴责这起案件为“严重的误判”。
有违法嫌疑的这件金鸡摆件高9.5英寸半、重14磅，由18K黄金制成。在被没收之前，它于1958年被陈列在位于内华达州斯帕克斯市的“珍宝赌场”内一个透明的玻璃陈列柜里，这是“金鸡餐厅”的促销手段，这家新开的餐厅是处于快速发展中的“珍宝赌场”里的一家餐厅，其招牌菜是炸鸡。
这只金鸡是理查德·L.格雷夫斯“孵化”出来的，他是内华达州的一位精明企业家，喜欢噱头、炒作。格雷夫斯的职业生涯是从爱达荷州的餐馆开始的，那里的餐馆都配有投币式的老虎机，但是当爱达荷州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禁止老虎机时，格雷夫斯把他的业务搬到了内华达州南部。1955年，当他的“珍宝赌场”开业时，他设立了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只要谁能在赌场对面的旗杆上坐一年，谁就可以获得该奖金。格雷夫斯修建了一个65英尺高的旗杆，顶部有一个7英尺见方的平台，像一个金方块。一个自称“快乐比尔”的职业坐杆人霍华德接受了赌场的挑战，他设法在高空停留了204天，赌场为他无限量供应招牌菜——“非常美味的汉堡”。
这个噱头是为了吸引游客驶离内华达州40号公路，来这家赌场消费一把。现在的“珍宝赌场”是一个拥有1 500间客房的综合性度假胜地，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用约翰·阿斯库加的话说，“它不过是一家有老虎机的餐馆”。约翰·阿斯库加曾和格雷夫斯一起工作，并最终买下了这个赌场。有了这只金鸡，格雷夫斯和他的“掘金团队”始料未及地得到更大的知名度。在制作金鸡摆件之前，其合法性就是堪忧的。最初，格雷夫斯和他的律师联系了内华达州雷诺市的珠宝商纽曼银店来制造这件金鸡摆件。他们制作了一个公鸡的木质模型，并决定联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铸币局局长，因为这个摆件要用的黄金远远超过纽曼获使用的黄金限额——50金衡盎司。
然而，铸币局局长制止了制作金鸡摆件的计划。铸币局的理由很直接，并且与许多先前的决定一致：无论是做成金鸡的形状还是其他更传统的样式，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拥有那么多黄金是非法的。制作这个摆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例外情形主要指工艺价值超过所含黄金价值的产品以及黄金被用于“常规工业、专业或艺术用途”。在考虑“珍宝赌场”制作摆件的申请时，铸币局认为把黄金做成公鸡的形状或许有艺术性，但不符合惯例。此外，铸币局表示，批准制作摆件只会开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会被不择手段的人利用，作为囤积黄金的一种方法”。格雷夫斯的团队联系到内华达州的两位参议员，希望能对此提出申诉。可是，即使向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提出申诉，也无法改变铸币局的立场。相比其他人，安德森更能感觉到美国的黄金供给处于动荡的危机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当联邦政府部门说“不”时，项目就结束了。但理查德·格雷夫斯与众不同，他另寻他人来制作那只闪闪发亮的金鸡。他看到有艺术用途的作品可以得到法外施恩，于是委托眉毛浓密的牛仔艺术家弗兰克·波尔克来为金鸡做模型。波尔克以制作腾空跃起的野马青铜雕像和其他西方场景而闻名，但他在赌场圈内却是因为设计俗气的老虎机而闻名，他塑造的老虎机俗称“单臂强盗”：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像，戴着黑帽子，一只手拿着手枪的亡命之徒。赌徒只要把雕像拿枪的手往下拉，轮子就会在强盗的胸前转起来。波尔克对金鸡摆件项目不太热心，他开玩笑说：“我对鸡所做的一切就是吃掉‘它们’。”波尔克只收了50美元的设计费，几天就完成了工作。格雷夫斯没有告诉他最后的摆件是纯金的。
为了铸造摆件，格雷夫斯找到了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商——斯拉夫公司，这家公司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成立的，19世纪的淘金者常到这里用新开采到的金块来换现金或钻石订婚戒指。与内华达州的同行不同，斯拉夫公司告诉格雷夫斯摆件的制作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所持有的许可证允许他使用多达300金衡盎司的黄金。实际情况是，一位精明的高级职员想办法得到了旧金山铸币局局长的许可，可以铸造赌场值钱的金鸡。
金鸡摆件在1958年5月被搬到“珍宝赌场”，受到了公众的称赞。但在这一年年底之前，特勤局联系了格雷夫斯，说他的金鸡摆件违犯了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他们要求格雷夫斯当天到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去，并建议他带上律师。格雷夫斯选择了保罗·拉克索尔特，后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律师，他的父母出生在法国巴斯克地区，他娶了卡森市一位著名的律师兼共和党活动家的女儿。拉克索尔特的政治生涯业已开始成形，4年前，他被选为卡森市周边县城的区检察官，而在金鸡的传奇故事结束时，他平步青云即将顺利当选为内华达州副州长。从早期开始，拉克索尔特的政治认同就反映了西部各州对黄金的迷恋。他的一个竞选电视广告拍的是一位矿工在河边淘金，矿工转向摄像机，“选拉克索尔特做州长”的字样在他用来淘金的刨船底部闪闪发光。
拉克索尔特和格雷夫斯向财政部官员解释说，斯拉夫公司已经获得了制造这个金鸡摆件的许可，并认为此事就此结束。但18个月后，也就是1960年7月，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谴责。那时，内华达州政府正在一边与本州的博彩业激烈斗争，一边密切关注着黄金的流失问题。美国财政部向卡森市的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控诉书，题为《美国诉一件公鸡形状的纯金物品》。他们签发了没收金鸡摆件的执行令，也就是在那时，美国执法官到达了“珍宝赌场”。金鸡摆件被没收并转移到加利福尼亚的联邦银行保险库。拉克索尔特迅速申请归还这件摆件，但遭到了拒绝，金鸡摆件被扣押到审判之日。格雷夫斯这个人从来不会错过宣传的机会，他把这只公鸡的青铜复制品放在餐厅外面，青铜鸡穿着条纹监狱服。
这件金鸡摆件被扣押了将近两年，直到1962年3月开始审判。如果美国政府获胜，金鸡摆件将被处理：它将被熔化并与联邦政府的其他黄金储备一起被储藏。大部分的庭审证词都围绕着金鸡是否具有艺术品资格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一般不是财政部的管辖领域。从工艺上讲，政府承认它是艺术品，但又坚持认为金鸡用于广告目的，主要是一种商业工具。来自丹佛和纽约的艺术评论家来到卡森市，对摆件的性质进行判断，讨论摆件的黄金成分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摆件的传统艺术价值。在审讯期间，一位评论家认为这个金鸡摆件“非常精美”，而美国政府的律师托马斯·威尔逊则与法官就摆件通常是实心铸造还是空心铸造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
威尔逊还认为，这种金鸡摆件对美国经济乃至法律和秩序构成了威胁。他告诉陪审团，格雷夫斯在联邦政府明确拒绝他最初的摆件计划之后还东奔西跑，“这是对法律以及美国控制黄金问题、维护货币基础的举措的讥讽和嘲笑”。为了避免陪审团低估金鸡案件这个作为首例判决将产生的示范效应，威尔逊在结案陈词时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数字（在审判的这一阶段，这些数字难以得到证实）来阐明这一点。他警告说：“要让我们的货币保持稳定，黄金储备必须占到未偿付金额的25%。如果180人中有一人有权制作这样的黄金制品，那么黄金储备就会跌至这个数字以下，其结果就是经济混乱。”
数百万只金鸡在美国各地闪闪发光，这种情形不太可能出现。拉克索尔特没有对此进行反驳，而是将金鸡的故事说成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重现，而庞大且混乱的联邦政府扮演了歌利亚的角色。是的，这个金鸡摆件是一件花费了相当大的代价创作而成的艺术品，但他坚持认为，它具有“象征价值”，他明确指出：“人们感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地位高或者低、重要或者不重要，仍然有权根据美国宪法、法律否决政府官员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的法庭陈词听起来好像向公众表明拥有黄金和从事与黄金有关的工作是内华达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恭维了当地陪审员的智慧以及他们向美国东部地区投射影响的能力。拉克索尔特说：“看到像理查德·格雷夫斯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勉励自己，‘根据美国宪法我仍然拥有权利，而且官员可能有失误，我可以通过陪审团，而不是通过华盛顿的某个团体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团体不认识我，不了解我的一切，不了解我的生活方式，也不了解内华达人的生活方式，我不依靠那个团体，而是依靠像你们这样的12个人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住在我们这个地区，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你们一定会做出一个好的决定。想到这儿就让我精神振奋’。”为了彰显联邦政府的冷酷无情，拉克索尔特鼓励陪审团想象一下，如果陪审团维护他的对手，那么这个无辜的摆件的命运会是什么，“看到这件金鸡摆件被没收、熔化并投入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库，那将是奇耻大辱”。
拉克索尔特强大的说服力使他和内华达人赢得了这一天的胜利。从当天下午直至深夜，陪审团都在仔细商议如何判决。第二天再次开庭时，他们一致做出有利于金鸡摆件的裁决，7个月后，拉克索尔特当选为内华达州副州长，此后不久，又当选为州长、美国参议员。拉克索尔特的成功崛起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的特征——更加保守、更偏向美国西部地区，并且把恢复黄金市场作为其首要议程。
“The London Gold Market,” Quarterly Bulletin, Bank of England, March 1964.
Minutes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Anderson’s Office at 2 p.m. Wednesday, December 7, 1960, Julian Baird Papers,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Box 1.
Theodore G. Sorensen, Kennedy（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408.
“Week’s Gold Loss Biggest Since ’31,”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1960, 41. 1947年和1959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支付使黄金流出更多，但1960年9月是自1931年以来在“正常”周内黄金流出量最大的一次。此外，正如本章后面所讨论的那样，1959年有效地逆转了流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量。
Charles A. Coombs,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6）, 54.
Ibid., 59.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ondon Gold Market, October 25, 1960, FRUS, 1958–1960,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 4, document 56.
参见各种备忘录，例如，memoranda from Julian Baird and Robert Anderson to the Nixon campaign, October 1960, Julian Baird Papers,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Box 1。
Remarks of Senator John F. Kennedy, New Fieldhouse, Moline, IL, October 24, 1960.
“Text of Eisenhower ’s Address to Republican Leaders in Philadelph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960.
Anderson to president, 11/9/60, DDE Diary Series, Box 54, DDEL.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November 15, 1960, FRUS, 1958–1960, Foreign Economic Policy,vol. 4, document 58.
33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2, 1957, Box 9, NSC Series, 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s as President, DDEL.
FRUS, 1958–1960, vol. 4, document 57.
Minutes of Meeting in Secretary Anderson’s Office at 2 p.m. Wednesday, December 7, 1960, Julian Baird Papers,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Box 1.
有关艾森豪威尔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美国出售黄金的确切原因仍存在争议。195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表示有必要加强其内部财政资源；该基金组织早期反复出现经营赤字。因此，它向美国出售了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并享有回购权，它将这些资金投资于美元债券。进一步解释请参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Factors Relating to Burden-Sharing in the Fund,” EBS/85/126,May 14, 1985, 8–9。当然，这个目标本可以以任何方式完成。此外，没有迹象表明1956年交易最初发生时需要追加销售；1959年，当发生第二次销售时，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承认，该基金有盈余，因此“该基金在法律上不可能向美国出售黄金，以补充其美元供应”。（见FRUS Foreign Relations，1958-1960，vol.4，document 47。）1960年11月IMF出售黄金的操作显然是由美国财政部官员发起的，他们对美国国际收支危机感到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初回购了黄金。
笔者有关“黄金总库”早期形成的讨论部分参考了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9-1971, vol. 2, ch. 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部分参考了Coombs,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ombs,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32.
美国声名狼藉的白银投机者。
“Impatience at a Stern Voic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 1960.
“Plugging a Gold Lea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1961.
Background Memo for Anderson-Dillon Conference, undated,from Horace Busby to Senator Johnson, LBJL, Vice 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s, Box 9, Notebook on NATO 1960, document 39.
1平方英寸≈6.45平方厘米。——编者注
Report on Survey of Items of Jewelry and Other Objects Containing Large Amounts of Gold, August 22, 1961,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fice of Gold and Silver Operations, Gold Subject File, 1933–1974, Box 12, NARA.
Robert Trifn,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52.
有关弗兰兹·皮克的生活和哲学思想的许多细节都来自John Kobler, “The Black Marketeers’ Best Friend,”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 1953. See also Tom Bethell, “Crazy as a Gold Bug,”New York, February 4, 1980。
“Ex-Chief of Toronto Exchange Suspended in Mining Stock Dea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57.
美国助理检察官格伦维尔·加赛德，摘自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story, May 24, 1962。
Thomas Wolfe to Bruce MacLaury, September 14, 1970,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Office of Gold and Silver Operations, Gold Subject File, 1933–1974, Box 28, NARA.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William H. Brett, Director of the Mint, to John M. Laxalt, April 9, 1958.
波尔克的传记和艺术作品详情见F-F-F-Frank Polk: An Uncommonly Frank Autobiography（Flagstaff, AZ: Northland Press, 1978）。
拉克索尔特的生平细节来自Richard L. Spees, “Paul Laxalt: Man of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n The Maverick Spirit: Building the New Nevada（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9）, 166–193。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vada, Civil no. 1502,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One Solid Object In Form of a Rooster,Reporter’s Tran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