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约翰逊总统及其科技顾问唐纳德·霍尼格（左）在他位于得克萨斯的牧场。1965年伊始，霍尼格和财政部的盟友说服总统支持“金手指行动”，这个行动计划试图从常人想象不到的地方提取黄金，以期显著增加美国的黄金供应。
资料来源：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冈本洋一摄。
1965年春，财政部官员乔·巴尔同意去见以阿拉斯加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为首的西部各州议员，他知道这些人所求为何。巴尔对国会山颇为熟悉；这位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独享荣耀，他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经济学学位的议员。虽然巴尔仅任职了一个任期，但在1961年初离任后不久，肯尼迪总统就任命他为国会和财政部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为此他的时间都花在费劲地说服国会议员，以及倾听他们的牢骚之上。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总裁之后，巴尔很快又被约翰逊政府召回财政部，再次负责与议员们的交涉。
格里宁的家乡阿拉斯加州立州的时间并不长，但该州的议员们并不羞于提出要求。议员们呼声最高的请求是联邦政府应采取措施——任何措施都行——复兴美国停滞不前的黄金开采业。全球对黄金的需求正在激增，然而美国金矿——曾经的全球黄金产地中心——基本上错过了这波行情。即使在黄金需求飙升的情况下，黄金价格仍维持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这一情形持续了长达1/4个世纪，折射出美国采矿业的低迷。在过去几年中，易开采的金矿已经枯竭，而鉴于止步不前的金价，较难开采的金矿难以有利可图。到了1960年，美国以外的竞争——主要来自加拿大和南非——变得比在罗斯福当初设定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时更为激烈。许多金矿甚至没有参与竞争就直接关闭了。自从美国黄金产量在二战期间放缓之后，黄金产量从未有过强劲复苏；在此期间，南非生产的黄金占世界黄金总量的四分之三。美国的黄金产量被排名靠前的两个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位居第三（如果对苏联的秘密黄金产量的估计准确的话，那么美国应该位居第四）。格里宁的家乡处于最糟的境地：19世纪后期，当地似乎遍地黄金，阿拉斯加州因此在国际上声名显赫；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黄金产业消失殆尽。与1940年黄金产量达到70万金衡盎司的峰值相比，阿拉斯加州的黄金产量下降了大约95%。1966年，阿拉斯加州开采的黄金量创下1886年以来的新低，其市值下降到100万美元以下。黄金业开始将自己描绘成落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1962年，阿拉斯加州的首席建筑师和第一位参议员爱德华·巴特利特说：“我未见其他行业受到如此歧视。”
业内人士认为，黄金价格需要上扬，再不济也应该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以刺激生产；西部的参议员正在为此起草立法。毕竟，美国的白银产业都得到了补贴，一些黄金生产国——特别是加拿大——也补贴了它们的黄金产业。对巴尔来说，这个提议不可能实现。多年来，财政部一直强烈反对任何相关提议，它担心只要政策暗示黄金价格会有变化，不管这种暗示会对美国黄金产量带来什么益处，它都会对美元或美国的黄金储备，甚至两者同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种讨论是美国国会山的一种惯常做法，双方都假装参与辩论，双方也都知道对方不会让步。但是，巴尔试图找到一个切入点以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提高黄金价格或直接补贴黄金产业已然不可行，但是巴尔认为，如果通过美国政府提供资助来帮助黄金产业做研究，那么应该不会扰乱黄金国际货币领域的微妙作用。
这一让步并没有安抚西部议员，就算有的话，也只是刺激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是年8月，格里宁和17位同僚，包括颇有威望的民主党人弗兰克·丘奇、亨利·杰克逊（绰号“独家新闻”）、沃伦·马格努森和乔治·麦戈文，向约翰逊总统递交了一封签名信，指控他扼杀了美国的黄金产业发展。他们声称：“黄金是唯一一个价格被压低到31年前设定的标准，而且只能由签署这一限制令的联邦政府收购的商品。”他们补充说，财政部的“消极态度”阻挠了迫切需要的改革。信里只差威胁说，不管有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参议员都将采取行动。前一届国会曾经考虑通过立法来资助黄金行业，虽然没有通过，但1964年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国会两院取得“绝对多数”，而约翰逊政府不可能疏远那些西部民主党人，因为在其他立法投票时需要他们的票数。因此，9月，巴尔和他的财政部同事弗雷德·戴明回到美国国会山，再次与西部国会议员会面，巴尔称此次会面的氛围“比以往更为热烈”。由于害怕陷入同样的困局，巴尔“突发灵感，他建议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科技研发来挖掘金矿以及炼金”。国会议员们对此感到满意，巴尔和戴明承诺到1966年初向他们汇报进展。
巴尔和一位来自美国铸币厂的同事前去拜访约翰逊的科学技术顾问唐纳德·霍尼格。霍尼格是美国历史上从政人员中最有成就的美国科学家之一。他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在一间100英尺高的塔顶小屋里维护第一次测试时安装的炸弹；他指导过太空探索计划，是海水淡化技术专家，他还差点成为布朗大学的校长。在回应财政部关于开展黄金研究的调查时，霍尼格要求地质调查局和矿业局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是，没错，“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价格之内确保黄金大幅度增产确有可能”。解决方法很简单：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检测并提炼黄金。巴尔形容自己“醍醐灌顶”，开始起草所需的预算以及深远的政策和经济问题，其中不乏对于现代科学可能太过有效而表示的担忧：“产量达到什么水平将导致黄金价格崩溃？”
于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拉开了序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即将从内部崩塌，约翰逊政府的几位官员、一些支持此项目的国会议员以及成百上千拿着美国政府经费的科学家开始了对核时代的炼金术的探索。当然，20世纪60年代的绝密项目需要取一个代号，巴尔将它命名为“金手指行动”，在这个计划的支持下，美国政府会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从海水、陨石甚至植物中寻找黄金。在这个时代，人们极愿相信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他们制订了严肃的计划，使用核武器从地球深处提取黄金，甚至试图使用粒子加速器“点石成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黄金储备不足而饱受困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手指行动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约翰·肯尼迪那样对黄金和国际收支问题感到担忧，在他的许多同事眼中，他的担忧甚至有点儿过头，尤其是鉴于这一时期更核心的问题是地缘政治发展态势——古巴革命和猪湾入侵古巴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的初步升级、柏林危机以及柏林墙的修建。肯尼迪的许多顾问认为，他对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担忧太过极端。（据他人转述）肯尼迪不断告诉周围的人，美国面临的最危险和最棘手的问题是古巴或核战争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肯尼迪的亲密顾问希奥多·索伦森写道：“肯尼迪政府中的同僚认为他过度关注收支平衡问题。”肯尼迪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称他“绝对痴迷于国际收支问题”。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说肯尼迪“几乎对黄金心怀忧惧”。狄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名共和党人，肯尼迪任命他为第一财政部长。
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飙升（见前一章）。当时，肯尼迪在公众面前试图对所处的困境表现出毫无压力。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对全球经济秩序至关重要。上任不到一个月，肯尼迪就黄金和国际收支问题发表了特别讲话。他对国会说：“黄金的流失对我们来说固然重要，但它更关系到整个自由世界。我们是自由世界最重要的银行家，美元的任何潜在弱点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不仅给我们，而且也会给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带来麻烦，他们依靠美元为贸易提供大量资金。”1962年，在与美联储主席的私下谈话中，肯尼迪急切地直奔主题：“这个时候……如果每个人都想挤兑黄金，我们就完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供使用。”肯尼迪是第一个提出美元“应该像黄金一样货真价实”的总统。这句话被继任的美国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反复引用。肯尼迪身边的人认为，肯尼迪之所以对黄金和收支平衡过分关注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尽管如此，肯尼迪的继任者很快形成了和他类似的观点。约翰逊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说：“除了越南以外，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际收支。”
虽然他身边的人可能发现肯尼迪过度关注上述问题，但国际收支问题与那10年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越南战争，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肯尼迪明确地将黄金与美国安全支出挂钩，并用这种方式建立了预算监督。肯尼迪政府的目标是让美国的财富遍及全世界，设立这个目标有两个原因：一是它相信如果让朋友富起来，它们就可以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二是为了建立一个壁垒，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肯尼迪称援外“是一种方法，通过援外，美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它的影响力和控制地位；同时，通过援外可以支持许多国家，（否则）这些国家肯定会分崩离析或投入共产主义阵营”。因此，美国政府在国际开发署、进步联盟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项目计划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然而，即使美国拥有足够的财富，也能让它的财富惠及世界，而不需要任何有形商品作为回报，并且在面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影响日益加大的时刻，这些计划对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至关重要，这种援助也会在本质上让其国际收支问题变得十分紧张。美国国外拥有这么多的美元，这会威胁美元的稳定，进而威胁到国际经济秩序。肯尼迪希望用两种方法达成目标。1961年8月，他向财政部长递交了一份《美国安全行动备忘录》，要求定期提供《美国黄金市场最新研究报告》。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第二年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黄金预算”，每项支出计划的效果必须根据该计划如何影响美国黄金供应来进行评估。这个计划使财政预算办公室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看起来像是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从而使肯尼迪内阁产生分化。这个计划还具有这样的效果，即假定美国黄金储备能为政治决定提供客观依据；毕竟，除了总统，谁可以评判一个抽象的目标（创造全球军事和经济安全来抵抗共产主义的影响）比另一个（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防止美元危机）更重要呢？
黄金与美国安全之间的第二个联系是，即使仅直接采纳美国官员的观点，美国在面对黄金市场的温和波动时也毫无防备。虽然只有少数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1960年的黄金价格大幅飙升预示了美国和全球经济的真正危机。而根据所有可靠的报告，危机是市场自发发生的。因此不难想象，一个或多个外国政府仅仅通过操纵黄金价格或立即要求改变美元储备就能威胁全球经济秩序。苏联（一个重要的黄金生产商，虽然它的黄金产量数据是秘密的、充满争议的）很明显会是这样一个对手。尽管它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上，但这并不牵强。1968年出任财政部长的巴尔后来回忆说：“我们认为唯一会遭到莫斯科干预的业务可能就在黄金业务上。在我们看来，它确实像是在操纵黄金市场……我不能说我们确实考虑了这些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但这种威胁也可能来自战略盟友，也许是一个选择左翼政府或是憎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毕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特意持有美元作为大部分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在美国财政部窗口将它们兑换成黄金。这是它们出于对美国及其核保护伞的尊重。1969年，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明确地解释了美国真正的美元兑换黄金政策：“当有人需要黄金时，我们不会正式拒绝任何人，但我们明确表示，如果有人提出要求，我们会感到不高兴。”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些政府改变主意。
事实上，即使是为了应对美国无法控制的事件，比如突然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英镑或其他主要货币的意外升值，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的热潮也可能会出现。以德国为例，这个国家是美国长期关注国际收支问题的源头。美国越来越难以证明它每年在联邦德国维持数十万驻军的开销是合理的。让联邦德国偿还战后的债务，并同意支付款项来“补偿”美国的驻军，这样做有所帮助。但当对联邦德国施加过大压力时，这些措施可能会迫使联邦德国人重新对其马克进行估值。1961年他们正是这么做的，并在市场上和外交方面制造了混乱。20世纪60年代，美国需要控制联邦德国经济以缓和美国的收支平衡；同时，美国和联邦德国要保持北约盟友关系并阻止苏联扩张，这两种需求显然互相冲突。
各国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要求兑换黄金，这种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多年来，白宫一直担心看似随意的兑换黄金可能会破坏全球均势。例如，1960年，当美国安全委员会讨论难以让北约国家分担军费的问题时，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抱怨说，两年前，意大利议会下令其中央银行从美国兑换价值25亿美元的黄金，这对美国的外汇储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65年初，夏尔·戴高乐政府在法国恢复国际金本位制，正式实现了法国长期以来的偏好，还宣布将从美国兑回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每月继续从美国财政部购买黄金。其他国家仿效法国赎回黄金的风险真实存在，特别是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暴露无遗的时候，这样做很容易使得跨大西洋联盟解散。黄金和美国安全联系紧密，因此一些关于黄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讨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是机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这么容易受到黄金危机的影响，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美国在战后初期开始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项目非常成功，它帮助了盟国，却威胁到美国在这个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执行的国际货币游戏规则主要是在美国的敦促下制定的，现在许多人认为这些规则限制了美国的行动。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对这些规则的局限性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批评意见。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下了开创性的批判著作《黄金和美元危机》，那时他还是一个局外人，后来肯尼迪政府邀请他担任顾问。特里芬困境指的是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元越来越多，在美国境外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利息也越来越多。理论上这些都可以用来赎回黄金，但是，即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肯尼迪所说的“黄金储备不足”早晚也会到来。这些情况是可能会发生的：全球增长需要减速，全球货币需要贬值，黄金美元兑换危机即将爆发，或者规则需要改变（这可能会涉及它自身的危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国际黄金体系正在形成，它增强了人们对政府黄金短缺的认识。尽管世界每年仍在生产更多的黄金，但世界最大经济体可供与货币挂钩的黄金数量却并未增长很多。相反，20世纪60年代用于支持货币和中央银行之外的黄金数量快速增长。随着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放宽了战时对私人持有黄金的限制，越来越多的黄金落入私人手中。到了1967年，南非矿业商会已经开始铸造克鲁格金币，这是一种易于流通的1金衡盎司金币；几年内，它将推动更多的人持有黄金，使持有黄金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用于工业和艺术领域的黄金也随之增多。由于人为固定黄金购入价格为每金衡盎司35美元，这对于工业应用领域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工业镀金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显著特征。第一块晶体管是1947年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发明的，裹着楔子，楔入锗晶体下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生产的晶体管数以千万计，这个数字还将爆炸性地增长并持续数十年。贝尔实验室的另一个创新是激光，1960年它率先使用镀金反射镜发明了激光。最具代表性的是太空计划，人们给火箭发动机装上涂金防热罩，而第一批美国宇航员佩戴的面罩镶了一层黄金衬里，用来保护他们的眼睛免受太阳光照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在太空、军事和电子领域每年使用成吨的黄金，远远超过了用于制作假牙的黄金的数量。黄金首饰、金币和金质奖章也越来越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都有所上升，金价不能超过每金衡盎司35美元，这使得黄金制品拥有相对便宜的价格。1966年某机构估计，国际范围内个人的黄金消费量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两倍。
总的来说，黄金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已经对全球的货币黄金造成了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仅在1965年，私人持有以及工业和艺术用途就消耗了价值16亿美元的黄金，比1964年增加了约5亿美元。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货币存量中没有增加任何黄金；相反，世界货币存量损失了价值4 000万美元的黄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银市场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这并非巧合。这种情况促使约翰逊政府铸造面值为25美分和10美分的硬币时不再使用白银，并减少面值为五角硬币的银含量。
与黄金和国际收支问题紧密相连的是美国预算赤字（1964年，赤字达到28亿美元，这一数字令人担忧）和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服务于约翰逊政府的经济学家看不出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化解这些难题。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人赞成增税，这将抑制消费，并向外国的央行发出财政纪律信号，尽可能让它们不要把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然而，至少在1967年，人们认为增税在政治上不切实际。美元一度贬值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除了扰乱全球资本市场和损害消费者之外，它似乎必然会促使其他国家做出相应的反应。约翰逊成立了一个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它发现许多问题——限制美国银行在国外的贷款、加快偿还外国债务、刺激出口——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政策转移来管理的，尽管其效果通常是缓慢的。
但是问题似乎越来越不是美国行政部门所能控制住的。总统的顾问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即使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领域。例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国外度假、做生意、用美元消费。不仅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技术也得到了改进。横跨大西洋的喷气式飞机于1958年首次亮相，这样数百万的美国人每年带着美元到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旅行就变得更加方便（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是两个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一位约翰逊政府的白宫官员声称，美国人每年出国旅行的人数增加了10%，而在1964年到1966年，这一人数很少。1960年，美国游客在国外花费了大约23亿美元，到1967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亿美元。旅游业的逆向发展，也就是赴美旅游，缓解了这个局面。但即便如此，1967年白宫所谓的“旅游逆差”仍超过20亿美元。多年来，约翰逊政府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增加护照费、减少海关免税额，甚至征收一项彻底的旅行税。然而，美国政府官员也知道，这些措施将受到美国国务院、旅游行业和公民的反对。
当然，此时越南战争正在升级而不是收缩，这场战争从多方面打破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除了美国国产军火的生产成本外，战争的大部分开销直接用于购买物资和服务，几乎可以说是把美元运往东南亚。战争还需要进口制造军用产品和提供服务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货物，而不是出口。战争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如战时供给和人力短缺、交货时间延长、竞争力降低，也影响了国际收支平衡。1968年，两位经济学家估计，越南战争每年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贡献了35亿~40亿美元，如果没有战争，美国可能会有经常账户盈余。国防部一位官员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但他承认“越南战争对美国贸易平衡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键在于找到一些方法来消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束缚，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想寻找创新的方法来降低非美央行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以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鲁萨命名的“鲁萨债券”以美元出售，但以外币计价，从而鼓励外国政府持有它们，而不是将它们兑换成黄金。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想要创立一种为央行设计的国家中性货币，即“特别提款权”。但是，这些温和的措施只会减缓而不会阻止黄金流失。黄金和美元全面脱钩至少会使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央行之间的黄金销售得到严格控制或暂停。这种曾经令人不安却对大多数国家（除了法国之外）友好的体系可以很快地导致一场具有破坏性的货币战争，在这个体系中，西欧国家和日本心怀默契，同意不破坏美元的中心地位。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不可能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另一派认为二者脱钩是可取的，但却不去倡导这种方法。对约翰逊的顾问弗朗西斯·巴托尔来说，国际力量的背叛这个可能性只是打牌时的虚张声势，美国仍然可以藐视它、打败它。巴托尔给总统写信说：“事实是，国际货币游戏的现行规则对我们不利。如果欧洲人推动一场危机，那么所有有关的人很快就会对我们的经济实力和讨价还价的实际力量一清二楚。”但是，可能的后果太可怕了，令人不敢去想象。巴托尔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的一位同事把这个后果称为“核战争”选择。
那么，提供一个能够确保黄金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方案是否受欢迎呢？就在约翰逊的顾问还在批评为了提高黄金储备引发核战时，他的财政部与国会负责人正在秘密合作，研究最新的技术——其中一些确实是核技术，以期彻底改变黄金的开采方式。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提交了一些内容新颖的简报，有了这些简报，乔·巴尔在1966年前往美国国会山时比他前一年去的时候轻松多了。他不仅拥有取悦西部国会议员的东西，而且与他们一起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巴尔知道哪些成员最有可能支持这项倡议，并且确信他们不会泄密。尽管约翰逊政府在通过税收法案这种基本的问题上与国会发生争执，但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还是达成了共识，将金手指行动伪装成覆盖各类贵金属的开采计划。正如巴尔在写给他的老板、财政部长亨利·福勒的信中说的：“我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内部小组的玛洪以及斯库普·杰克逊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把这项计划包装成对所有矿产的搜寻计划。他们建议我们（财政部和国会）否认或拒绝评论任何可能泄露的消息，并坚持以在美国寻找短缺矿产为托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也提出了保密措施。他担心“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国央行会如何解读这一举动”。
毕竟，人们预计金手指行动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1966年的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几年内，这个几百万美元的初始投资看起来就不值得一提。1966年2月霍尼格在给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目前看来，如果以现价计，每年投资1 000万~2 000万美元，我们很有可能会增加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如果足够幸运，黄金储备可能增加更多。”财政部的总法律顾问声称：“总统的科学顾问对该项目的成功充满信心，并且估计在5年内有望新增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100亿美元这个金额是当时全球每年所产黄金价值的两倍多。因此，金手指行动不像是发现新金矿，而更像是发现一颗新行星。过度的乐观主义情绪使他们认为，如果金手指行动能开创科学的、革命性的金矿开采技术，他们应该将其公布于众，来极大地推动全球黄金供应——美国或许可以再次成为热门的国际淘金热中心。他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说：“如果这项计划到1967年进展顺利，我们计划召集来自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一些主要黄金产区）的地质学家，并将我们已知的全部告诉他们。”
得益于巴尔的游说和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及财政部长福勒的协调，金手指行动悄无声息地筹齐了资金。尤德尔于4月提交了一份申请，这份申请与（金手指行动的）托词一致，请求在1967的财政年度预算中增加1 030万美元，“以推进地质调查局和矿业局的计划，用于研究发现、勘探和生产短缺重金属的技术”。此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内部小组委员会没有开任何听证会就批准了这批资金。然而，如果等到1967年才开始该计划，则意味着会浪费一年。出于天气原因，以及需要调用大学人员，大部分的野外作业最好在当年夏季完成。美国政府希望立即启动该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会当然不会为金手指这个大胆的冒险计划挪用1966年的资金。鉴于国会和约翰逊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为一个原本应该保密的美国内政部项目寻求立即可用的资金要承担国会审查的风险，而且无论如何这是存在政治争议的。
为了马上启动这个项目，白宫官员出人意料地动用了一笔资金：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外汇稳定基金是在1934年《黄金储备法》中设立的，旨在允许美国政府干预市场以稳定美元汇率。使用外汇稳定基金来寻找隐蔽的黄金是超出基金运用范围的，总统班底的官员都知道这一点。财政部总顾问弗雷德·B.史密斯指出：“旨在增加美国黄金产量的计划当然有些超出了基金资助的传统活动范围。”更重要的是要保守金手指行动的秘密。虽然史密斯宣称：“确信我们可以合法地证明向美国内政部转移资金用于黄金研究是正当的。”但是他也承认：“总会计办公室和外汇稳定基金的其他批评者可能会质疑转移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并不是无谓的担忧。1964年，财政部使用外汇稳定基金为一位美国外交官在东京购买了一栋价值15万美元的房子，这遭到了总会计办公室的猛烈抨击，正因如此，史密斯不露声色地指出：“此时在新的和未曾尝试过的领域使用该项基金不是一个好时机。”史密斯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财政部会要求部门间合作，即要求矿业局和地质勘探局“增加我们的各种资源以维持美元的稳定”，并为他们的工作偿付费用。因此，联邦预算允许花费将近100万美元的国库资金用于寻找黄金，而美国政府内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细节。
在实践中，“金手指行动”组织了数百个研究项目，采集了数万个样本，旨在于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找到黄金。像大多数公共或私人大型项目一样，金手指行动并非从零开始，它优先考虑以前做过的研究和尚待完善的想法。位于内华达州中北部的罗伯茨山脉似乎一直是一个有潜力的金矿来源地，因此美国地质勘探局的重金属项目组从几十个地区采集了矿样，寻找已知与金矿有关的地面矿物（如石灰岩）。其他研究似乎更像是一些长远目标。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在煤炭中发现了黄金的痕迹，因此美国地质勘探局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中西部地区的几十个地方用筛子筛煤来寻找黄金。美国政府甚至从粉煤灰和“各个工厂收到的洗煤废品”中取样。这些做法都没有使他们找到大的金矿。无独有偶，在20世纪4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们报告在草本植物犬问荆和沼泽马尾草中发现了黄金。美国政府派出的科学家们从美国各地采集了22个样品，可是，他们发现金含量远低于百万分之一，于是得出结论：“犬问荆对寻找金矿用处不大。”
金手指行动的早期项目主要集中在研究技术最为先进的设备上。美国地质勘探局开发了车载中子激活系统，一个用于探测白银，一个用于探测黄金。“我们甚至不再需要采集样品，只要卡车开过需要分析的地方就够了。”一份美国政府报告吹嘘道。矿业局还致力于研究“一种便携式X射线探测器，这种探测器可以放入直径很小的钻孔中”，用于寻找金矿。詹姆斯·邦德也会以此为荣耀。
金手指行动不放过任何一个科学计划：撞击地球的陨石中有金子吗？科罗拉多的泥炭中有黄金吗？植物和树木中有黄金吗？鹿角里有金子吗？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科学家们都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在这些发现中，几乎都没有找到具有商业价值的黄金含量。
大海似乎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勘探区。就像石油既储存于地下，也储存于海底一样，同样的地质作用也使得金矿既分布在加州境内，也分布于海底。在20世纪早期，一位名叫弗里茨·哈贝尔的联邦德国科学家证实，海水本身含有微量的黄金。海洋是霍尼格的研究重点，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海水淡化厂和修建水下隧道等项目。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政府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同僚对深海采矿越来越乐观。1962年，一艘南非开普敦海洋钻石公司的“钻石驳船”在奥兰治河河口下水，一年后在它沉没之前，最终从水下沙砾中提取了51 000克拉的宝石级原料金刚石。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家公司已经使用驳船收集了150万克拉的金刚石。并非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机械层面的进步；海军甚至建议，通过外科手术在潜水员的气管上开一个洞，并用一种特殊的液体填充肺部，这种液体可以让他在不需要减压的情况下到达深12 000英尺的海底并待上两个小时。“海洋现在是个大买卖，”霍尼格在60年代中期宣称，“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计，在未来几年它将成为一个更大的买卖。”
人们认为既然能从海里开采钻石，那么也同样可以开采金子，这并非纯属幻想。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斯加海岸发现了金矿床。金手指行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在海底初步开采黄金，这也是在不引起轰动的情况下公众可以参与的生产性活动。这并不容易：在越南战争期间，动用政府船只作为20世纪的“阿尔戈斯”就是一个挑战。金手指行动伊始，财政部试图从海岸警卫队那里弄到一艘船，但遭到了拒绝。美国地质勘探局倒是在1967年与俄勒冈大学签订了合同，批准“雅奎娜”号下水，这是一艘180英尺长、900吨重的研究船，原本用于疏浚俄勒冈州的库斯湾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尤里卡之间大陆架下的沉积物。然而，这个项目只发现了极少量的黄金。
金手指行动并没有止步于美国海岸。圭亚那中北部普尔尼河沿岸“非常有希望找到金矿的前景”，让财政部和地质勘探局的官员感到十分兴奋。20世纪早期，那里的一个金矿开采了大约4万金衡盎司黄金，但是，这个金矿在1916年以后就被废弃了。一位为国际开发署开展研究的地质勘测科学家发现，这个金矿矿脉极富开采价值，“每吨矿石中可以产出几金衡盎司黄金……可采矿体量巨大，含金矿床深达700英尺”。圭亚那的区域竞争对手——委内瑞拉——也有希望发现金矿。这是亚历山大·萨克斯最喜欢的项目。有点古怪的亚历山大·萨克斯是资深的政府外部顾问，他曾是罗斯福的顾问，几十年来一直是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萨克斯当年70多岁，住在曼哈顿。多年来，他几乎一直独自执行着金手指行动。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萨克斯在采矿行业和技术领域搜集了信息，集结了联络人，向财政部和美联储官员提出了许多详细而周密的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开发圭亚那、委内瑞拉、南非等地的黄金资源。
看过萨克斯冗长而周密的备忘录的大多数美国官员，认为他们的专业程度不足以支持萨克斯那些充满乌托邦式幻想的计划。尽管如此，萨克斯还是设法说服了约翰逊的最高顾问采纳他的建议。美国财政部长福勒和国务院政治事务部副部长尤金·罗斯托都认为萨克斯的计划非常好，不容放弃。“我无法知道正在讨论的委内瑞拉项目是否像萨克斯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希望，”罗斯托写道，“但有证据表明，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具有美好的前景……我建议委内瑞拉和美国通过条约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或管理机构。”
罗斯托关于国际合作的建议十分引人注目，因为萨克斯不仅建议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黄金开采，而且建议使用核技术炸开委内瑞拉的大地、撬出黄金。“犁铧计划”许可和平使用核技术。在这个计划的赞助下，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许多类似的地下核爆炸实验，有些确实得以实施。这些实验主要用于采矿、钻井和平整土地。氢弹先驱爱德华·特勒对犁铧计划特别感兴趣。在执行曼哈顿计划建造原子弹期间，霍尼格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与他共事。特勒提倡核能的非军事化应用，这既是为了他们的伟大技术成就，也是为了宣传，以缓和公众对核能的反对。公众对核能的反对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些人坚持认为犁铧计划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而故意设计的）。1960年，特勒在《大众机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武器试验项目中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险被大大夸大了”。他主张用核爆炸来获取石油，并在阿拉斯加北部的希望角等地迅速建造港口。从1957年犁铧计划启动到20年后它最终被放弃，人们计划进行几十次非军事用途的原子能爆炸，其中许多计划得以实施。1962年7月，北美洲当时最大的核爆炸就发生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一个1kt（1kt为1千吨TNT炸药的威力）的核爆装置被引爆后，大约1 200万吨泥土被炸飞了，造成一个足球场那么深、四个足球场那么宽的坑。该实验没有马上投入实际应用，但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次实验验证了他们对于核动力辅助陆地移动所需爆炸威力的大小和范围的假设，而认为放射性沉降物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不是那么可信。在距离爆炸点12~40英里的铁丝笼中有30只被胶带封住嘴巴的比格犬，用于测试吸入的放射性剂量的威力。爆炸发生后72小时内，10只比格犬死亡了。
想到利用这种大规模爆炸来开采矿产的并非只有亚历山大·萨克斯一人。早在金手指行动提出来之前，为了弥补战后美国铜产量急剧下降，这种想法就已经萌芽。20世纪50年代末，总部位于犹他州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购买了亚利桑那州萨尔奥德附近的一个大型的低品位铜矿。这家公司的试验钻探表明，在厚达500英尺的火山岩板块下蕴藏着20亿吨的矿藏，铜含量为0.4%。但是，常规炸药的威力无法到达矿石，因此肯尼科特公司考虑用核炸药来开采。这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合作，肯尼科特公司在1963年开始与原子能委员会讨论此类爆炸计划（其他参与采矿的有阿纳康达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它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到1965年，肯尼科特公司、原子能委员会和矿务局的一项可行性研究获得批准，被命名为“斯洛普计划”。这个计划是先在地下1 200英尺处引爆一个2万吨TNT当量的核装置，然后用硫酸把铜浸出。斯洛普计划的经费为1 300万美元，由联邦政府和肯尼科特公司共同承担。最初，这项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不过，1967年10月，原子能委员会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试图说服一些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的民众。
斯洛普计划引起了矿业贸易杂志、亚利桑那州当地报纸，甚至《时代周刊》的关注，这给肯尼科特公司带来了极大阻碍。1967年下半年是二战以来全球铜业最动荡的时期，矿业局称之为“罢工之年”。年中，美国大量的铜矿劳动合同到期，两个主要的工会代表数以万计的矿工要求就全部合同与公司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受铜业工会影响的矿井数量激增了。但资方坚决抵制工会提出的条件，到了仲夏，罢工在全美蔓延，并持续数月；到了9月，美国只有一个铜冶炼厂在作业，其产量不到美国铜产能的2%。肯尼科特公司成为罢工的焦点所在。工会领导人把斯洛普计划看作一个突破口，他们认为利用美国政府的核技术来让一家私营公司中饱私囊是错误的。
1968年初，一名国会议员公开了斯洛普计划的细节，他说他是从利弗莫尔得到的内情。克雷格·霍斯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在众议院任职20年，后来成为核工业贸易集团的负责人。霍斯默肯定是犁铧计划最热心的官方倡导者，他一次次地想引入立法，与私人公司共享犁铧技术，又一次次地失败。他还认为，约翰逊政府大多数甚至全部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各种自由主义盟友都在故意阻碍犁铧计划的实施。霍斯默谴责预算局、国务院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指控“这些人似乎对犁铧计划带有偏执狂式的怀疑和憎恶，他们无法将武器计划从他们的脑海中去除”。
鉴于这种观点，霍斯默不太可能提前告诉美国政府他要透露的消息。他说，与金手指行动一样，犁铧计划的铜矿开采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掩盖寻找黄金的计划。“参与犁铧计划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认真地调查重获金矿的前景，其方式与以前研究过的重新找到另一种目前短缺的金属铜的方法类似。”而且早期的研究结果比较乐观；按照霍斯默所说，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发现存在任何技术障碍。霍斯默宣称：“在美国以每金衡盎司不超过10美元的价格生产黄金，甚至可能还要低得多……这不是在21世纪或更久远的未来，而是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到。”他这样略带挖苦地回应国会中他的反对者，他们在两年前对金手指行动表现出了类似的热情。
最初，霍斯默扔出的爆炸性消息和国会每天数十个的消息一样，得到的关注不多。但一周后，《纽约时报》商业专栏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研究原子能爆炸，增加美国黄金产量》，这篇文章引起了华盛顿和利弗莫尔的关注。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立即往利弗莫尔发送一份电传，指出所有涉及利用原子能开采金矿的工作都应该与矿业局协调；如果此前斯洛普计划并不在金手指行动之内，那么很快就会了。然而，一些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个是关于原地浸出法将金矿震到地表的细节，另一个是关于辐射是否会造成产出的黄金不能使用。毕竟，对斯洛普项目中铜的应用的一项研究指出，所生产的金属会受到钌-106的污染；鉴于同位素的半衰期为一年，这样的铜不适用于许多工业用途，如医疗设备。此外，由于铜易被回收利用，一份政府报告警告说：“具有轻微放射性的铜将会散布全美。”
亚历山大·萨克斯热衷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用亚原子反应炼金，这与用核爆炸挖金矿的想法类似。萨克斯组织了一群对此炼金方法感兴趣的人和一些自由职业的科学家，他们非常渴望利用美国政府的技术进行最终的炼金实验：利用核能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他设法说服了美国财政部长赞同他的行动。福勒写信给尤德尔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吹嘘“萨克斯对利用核装置提炼金属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富有创造性的想法”。他继续说，“由于萨克斯博士的提议对当前令人烦恼的国际货币形势的影响，我非常渴望尽快做出评估”。
从技术上说，萨克斯所提议的科学设想是合理的。几百年来，炼金术士一直猜测其他金属的结构与金足够接近，可以通过某种难以捉摸的外部过程转化而成。一些科学家意识到，核时代的到来从理论上提供了工具。1968年，西博格在一封试图劝阻这一系列实验的信中承认：“元素周期表中与金相近的其他元素确实可以通过核反应转变成金。”这可以在核反应堆或粒子加速器中进行。1980年，西博格在劳伦斯伯克利美国国家实验室进行一项实验，在该实验中意外提炼出黄金。他和同事用含有碳原子核和氖原子核的高速光束轰击由铋制成的箔，从铋中剥离出几个中子，结果出现了含有数十亿个迥异的金同位素的原子。然而，正如金手指行动的众多发现一样，问题在于原子数量有限。西博格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总结了这个问题：“用这个实验方法，生产每金衡盎司黄金需要的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约翰逊总统班底内部和外部那些头脑更加清醒的科学家的意见占了上风；尽管财政部急于用析出亚原子的方法解决黄金储备短缺问题，但这些建议从未付诸实施。
金手指行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大部分金手指行动的内容都未被公开，甚至没有得到国会的监督，那些已披露的内容也很少被当作大范围寻金实验中的一部分而呈现出来。因此，该计划的衰落同样是逐步发生的，最后不了了之。大部分最早的实验都是一次性的，结果出来后没有再获得资助。在个别黄金开采前景令人心动的地方获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在内华达州的科特兹重新开矿。其他项目从长远来看似乎是有效的，例如，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如今的黄金产量比起20世纪60年代末金手指行动注意它们的时候要高得多（尽管这两个地方的黄金产量都不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它们都只是使用常规的爆炸法来开采黄金）。
利用核爆炸进行金矿开采的计划从未成为现实。尽管有私营业主加入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斯洛普计划中有关原铜合理性的实验具有商业可行性。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聘用的大多数科学家已经减少了使用核爆进行土方工程或采矿作业，特别是随着放射性尘埃的实验细节被公开，来自激进的科学家和民众的反对变得越发强烈。特别令人担忧的是1973年在科罗拉多州里约布兰科进行的实验，这个实验设计通过核爆炸来促进天然气生产。将有放射性的水输送到处理井的一根管道突然发生泄漏，环境保护局从事发地拿到了气体样本，它的放射水平是正常情况下的1 000倍。几年后，科罗拉多州的选民们修改了州宪法，禁止在未经选民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在该州进行任何核爆炸。此后犁铧计划仍在缓慢推进，直到美国能源部于1977年成立之后才被撤销。
约翰逊政府对待金手指行动有多认真？后世应该如何认真看待它？可惜！大多数主要参与者都已在21世纪之交去世。2014年，当弗朗西斯·巴托尔被问及他对金手指行动的看法时，这位在约翰逊政府工作并为总统就国际货币政策提供咨询的经济学家暗示，他的大多数同事不相信这是解决货币黄金供应匮乏问题的严肃方法。他回忆说：“这是一个骗局，一个插曲。”巴托尔认为，金手指行动充其量只是为了展示力量，是一种从心理上安抚世界市场的尝试，它暗示着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开发出新的黄金资源。这些举措或许可以为美国政府的经济学家和外交官赢得一些时间，找到一种可接受的方式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巴托尔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截至1968年，金手指行动确实起到了一种宣传作用。例如，美国矿业局在1968年3月公开宣布了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声称它将大大增加美国生产的黄金数量。这项水性化学处理技术可以从含碳矿石中提取更多金子，它当然大有前景，但是，这项技术仅在雷诺研究实验室中实现过。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仍需好多年才能具有商业价值。
然而，巴托尔的观点必须与金手指行动一开始严格保密的这个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那么它在彰显力量方面就没有多少意义。此外，1968年黄金市场被关闭，那时，任何有关金手指行动的宣传活动基本上都已经无关紧要。即使这样，美国财政部、美国内政部和国会中仍有人主张采用金手指行动中更为极端的核技术。
当时，最终决定对金手指行动弃之不顾的不是其有效性（或缺乏有效性），而是全球事件的进程。1967年末，英镑的贬值引发了一系列黄金供给危机，严重威胁着全球经济秩序，因此，约翰逊身边的人都无法花时间去考虑鹿角能提取多少黄金。到了1967年底，乔·巴尔再也不愿苦苦执行金手指行动，他宁愿回到原来的日子，忍受黄金生产州的国会议员喋喋不休的说服。巴尔后来回忆说：“1967年英国人陷入困境时，全世界的人都说，‘我不想持有纸币，我想持有黄金’。我们必须履行这些承诺，我们正以极快的速度流失黄金。我们所有的伙伴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的时候市场都是惊慌失措的。在美国，我们无法通过税收法案。英国人的货币已经贬值了。每个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一直让人担心的货币危机已经开始。
冷战期间，美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资源来估算苏联的黄金产量和黄金储备水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估计苏联黄金的产量价值在3亿~7亿美元不等。苏联定期在西方市场出售大量黄金，美国据此做出估计。然而，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出了远低于上述估计的数字，即低于2亿美元，这导致其他一些机构修改了它们的预测。详见Keith Bush, “Soviet Gold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 17, no. 4（April 1966）:490–493。
Minerals Yearbook 1966（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Mines）, 80.
1962年3月15日，巴特利特在参议院内政部岛屿事务办公室的矿物、材料和燃料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表了这一评论。
Ernest Gruening et al.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30, 1965,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 Subject Files on Finance, Box 54, LB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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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th Meeting of the NSC, October 31, 1960, Whitman File, NSC Records, DDEL, FRUS 1958–1960, vol. 4, document 266. 我无法证实安德森的说法，但如果他谎称意大利政府用完了美国的黄金供给，这只会凸显白宫的恐惧程度。
有关黄金的新兴工业用途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雷·维克的The Realms of Gold（London: Robert Hale, 1975）, ch.14, 223-225。
Thirty-Sixth Annual Report,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asle, 1966）,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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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Major Change Made in Coin System,” in CQ Almanac 1965, 21st ed.（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66）,882–886, http://library.cqpress/cqalmanac/cqal65-1258091.
该交流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进行，参见L. Dudley and Peter Passell, “The War in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November 1968，随后道格拉斯·博希于1969年11月对此进行了回应。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ator）to President Johnson, July 6, 1966, LBJL,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alance of Payments, vol. 3 [1 of 2], Box 2.
巴托尔的文章是针对理查德·N.库珀所做的一篇评论，“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60s: An Enduring Legacy,”in Economic Events, Ideas, and Policies: The 1960s and After（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139-176。
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 April 4, 1966, Subject: Operation Goldfnger,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April 6, 1966, from Henry Fowler and Charles L. Schultze,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 March 24, 1966, from Fred B. Smith,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这位接受问讯的外交官是罗伯特·佩里坎，他是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财务专员。1965年美国审计总署的报告让财政部和约翰逊政府备感尴尬；报告指出，东京的馆舍有“镀金的卫浴设备和玻璃做的珠宝展示柜”。参见“Special Treasury Fund Challenged by GAO,”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65。
U.S. Geological Survey Heavy Metals Program Progress Report 1968—Field Studies,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621（Washington,DC, 1969）, 106.
The Investment in Natural Resour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Special Repor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83.
金手指行动摘要可见U.S. Geological Survey Heavy Metals Program Progress Report 1968—Topical Studies,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622（Washington, DC, 1969）。也可参阅Gold in Meteorites and in the Earth’s Crust,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603（Washington, DC, 1968）。
John E. Bardach, Harvest of the Sea（New York: Harper &Row, 1968）, 77.
Hornig quoted in Robert Rienow, “Manifesto for the Se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1, no. 6（July–August 1968）.
阿尔戈斯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寻找金羊毛时乘坐的船只名。——译者注
Memorandum from J. P. Hendrick to Fred B. Smith, March 28, 1966,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Vessel to Explore Floor of the Pacifc for Precious Metal,”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67.
Memorandum to the Treasury Secretary from Eugene V. Rostow, “Reflections on our recent talks with Alexander Sachs,”March 12, 1968, LBJL, Fowler papers, Box 88.
犁铧计划的传播起源可参见Trevor Findlay, Nuclear Dynamite:The 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s Fiasco（Sydney: Brassey’s Australia, 1990）。
Edward Teller, “We’re Going to Work Miracles,” Popular Mechanics, March 1960, 100.
关于核爆引爆装置及之后关于放射性尘埃的争论，可以在斯科特·基尔希的Proving Grounds: Project Plowshare and the Unrealized Dream of Nuclear Earthmoving（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4章中找到全面的解释。也可参阅Philip L. Fradkin, Fallout（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 135–136。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利弗莫尔制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Sloop: A Study of the Feasibility of Fracturing Copper Ore Bodies with Nuclear Explosives（Springfield, VA, 1967），但该册子没有提到该项目与金矿开采有关联。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有关该计划最全面的间接记录是为美国能源部所做的一项研究，The Off-Site Plowshare and Vela Uniform Programs: Assessing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Proposed Nuclear Projects, High Explosive Experiments, and High Explosiv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vol. 2 of 3）, Desert Research Institute,Las Vegas, 2011, section 4.37。
Minerals Yearbook 1967, U.S. Bureau of Mines, 446.
Remarks of Rep. Craig Hosmer, Symposium on the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Peaceful Nuclear Explosives, Las Vegas,Nevada, April 8, 1969.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 February 21, 1968, 3690–3691.
Nuclear Dynamite, 184. See also Gulf Universities Research Consortium, 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 Activity Projections for Arms Control Planning（Galveston: The Consortium, 1975）, 129.
福勒寄给西博格和尤德尔的信内容是相同的，日期是1968年3月25日，收在福勒的文件中，Box 88, Operation Goldfinger file, LBJL。
西博格和他同事的技术发现可见“Energy Dependence of 209 Bi Fragmentation in Relativistic Nuclear Collisions,” Physical Review C（March 1981）: 1044–1046。用非专业人士能看懂的语言对实验所做的极有价值的总结可见“Fact or Fiction? Lead Can Be Turned Into Gold,” 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31, 2014.Seaborg ’s comment was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2, 1980。
关于里约布兰科爆炸的详细报告可见Frank Kreith ’s and Catherine Wrenn ’s The Nuclear Impact（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6）。
与作者的电话访谈，2014年12月15日。
例如，可参见“New Gold Recovery Process Tested,” Washington Post, March 28, 1968。
Joseph W. Barr Oral History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