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哈里·布朗的畅销书出版，大获成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为此书相信经济崩溃近在眼前。尽管此时美国人持有黄金并不合法，这本书依然向人们推荐黄金，把持有黄金作为自己的财务保障手段。
C-141运输机因其绰号“运输星”广为人知。20世纪60年代，运输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能够承载27吨以上的重量。1967年，但凡出动运输星极有可能是向越南运送军队或补给品；但是在11月29日，几架运输星执行了一项秘密的纯粹商业任务，这项任务始于诺克斯堡，30年前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在这儿建立了有军队驻守的黄金保险库。
当月的早些时候，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濒临失控的英国政府宣布英镑贬值，这个决定令人目瞪口呆，它掀起了全球购买黄金的热潮。1961年为伦敦市场设定的“黄金总库”规则曾经缓和了局势，现在它却再也不能满足全世界对黄金无穷无尽的需求。英镑贬值后4天，黄金销售量巨大，英格兰银行无法维持每天对私人市场的供应。在感恩节这天，即11月23日星期四，英格兰银行秘密地“耗尽”了它的黄金储备。第二天早上8点，一位财政部官员写信给福勒部长：“毫不夸张地说，英国黄金市场处于恐慌状态。”几天之内，英格兰银行被迫拿出“富有创意”、具有官僚作风的掉期交易来满足市场对黄金的需求，而美国财政部则急于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别的，正是借助运输星将黄金运送到英国。在美国空降指挥部的安排下，美国财政部从诺克斯堡运走了大量黄金，重达214吨。美国空降指挥部有时是“昂贵的信使”，为美国政府运送各种武器。这批货物非常紧急，财政部长福勒命令“黄金从诺克斯堡运出之前无须称重”。每架运输星运送的黄金价值1亿美元，执行费用为15 000美元；相关费用由美国财政部支付，这是外汇稳定基金的另一个新用途。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是从美国单次运出黄金数量最大的一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两批差不多数量的黄金也运往了英国。
这些飞机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的皇家空军基地。在法国退出北约（本质上就是一场戴高乐行动）之后，米尔登霍尔成为美国在欧洲开展军事活动的枢纽。把黄金运往米尔登霍尔再合适不过了，20世纪40年代，这里发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贵金属物品。一批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卡车和一队护卫警车等待着飞机降落（英国警察全副武装，这在当时很不寻常）。这支车队带着数百吨黄金行驶了71英里到达伦敦，黄金被堆放在伦敦针线街英格兰银行的后院里。
与金手指行动孤注一掷的炼金术相比，1967年末和1968年初疯狂而庞大的黄金运输数量更能说明全球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乱成一团的疯狂状态。因为黄金私人市场过热，它威胁到世界的黄金供给，所以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持有国，美国不得不动用空军将数百吨黄金运往大洋彼岸，在那里，这些黄金立即被私人市场的投机者抢购，而正是这些投机者首先挑起了危机。这项艰巨的任务旨在支撑美元的理论价值，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这种状况不仅表明病急乱投医，而且实际上正是药物致使系统出错。
危机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预见到了危机。多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知道英镑十分脆弱。正如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所说：“可以这么说，每年秋天英镑下跌的时候，都会出现对英镑的重大信任危机，1964年、1965年、1966年都出现过，并在1967年达到顶点。”英国政府经常要求私下会见约翰逊总统，寻求经济援助。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财政纪律。1965年，在与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电话交谈中，他用得克萨斯口音将英国人比作“一个任性鲁莽的男孩，他喝醉之后以父亲的名义开出支票，父亲可以帮他支付两次、三次、四次，最后父亲终于打电话告诉他，‘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是时候拒绝他了”。
人们一直担心，如果英镑面临的问题太大，它的影响就会扩散，让人无法阻挡——它的贬值有可能会危害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1966年，美联储准备了一份应急研究报告，警告人们注意“英镑贬值10%~20%后，英镑对国际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对这项研究进行了广泛讨论。他们将美国的政策选择分为三种：①维持现状；②结束当前美元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惯例，通过区分公共和私人黄金市场来维持美元的价值；③化危机为机会，治愈对“黄金和国际收支逆差成瘾”。
由于英国经济遭到了三次冲击，到了1967年春夏之际，英镑贬值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首先，英国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市场——的这个决定有可能带来国际收支赤字，并引起对英镑的投机性押注。其次，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六日战争之后，局势紧张，苏伊士运河停运了，这严重延误了英国的进口贸易。最后，9月份，英国码头罢工导致出口贸易推迟。大英帝国的时代真的行将结束，而世界其他地方能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10月至11月初，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向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地区寻求援助，但他们获得的数十亿美元援助仍不足以遏制这次危机。
到了11月中上旬，约翰逊政府开始认为英镑的弱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12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福勒向总统讲述了他与一位英国外交官的会晤：“除非他们能确保很快获得大量长期信贷，否则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就在一周之内，他们就要强行让英镑贬值。”当英国大使于11月17日星期五要求面见总统时，约翰逊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英国政府被迫将从1英镑兑换2.80美元贬值至1英镑兑换2.40美元。“这就像是听到一位生病的老朋友必须接受一次严重的手术，”约翰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管你做了多少心理准备，这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约翰逊可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不过提前一个小时才收到（英镑）贬值的消息”。
那年秋天，美联储官员查尔斯·库姆斯把英镑贬值和黄金市场形容为“一对定时炸弹”——如果一颗爆炸，必定会引爆另一颗。事实上它们都爆炸了。在宣布英镑贬值后，约翰逊立即发表了必要的声明：“我再次明确申明，美国承诺以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现有价格向外国官方持有人购买和出售黄金。”但这种努力对市场没有任何作用。在英国宣布货币贬值之后的周末，多个国家和地区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宣布了本国或本地区货币的贬值——巴巴多斯、塞浦路斯、丹麦、以色列、牙买加、西班牙和新西兰。在当时仍被英国控制的香港地区，由于货币贬值，一夜之间小商店的商品价格提高了25%。在随后的一个工作日，即11月20日星期一，日本股市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带来的后果，英国的银行、股票交易所和伦敦黄金市场一样，处于关闭状态。尽管如此，投机者还是迅速购买黄金，他们确信英国和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命运会在华盛顿重现。即使是在平时规模很小的私人黄金市场——主要是苏黎世和巴黎的切伊黄金市场，也有价值大约2 700万美元的黄金易手，而这样的交易量在正常交易时，需要多日才能达到。到了星期三，随着伦敦黄金市场重新开市，黄金交易量几乎翻了两番，交易额达到1.06亿美元。第二天，交易额达到了1.42亿美元。这时候，英格兰银行告诉美国财政部它再也不能支撑市场的日常交易了。
即使运输星运来了大量黄金，黄金总库似乎也无法维持原样。1966年已然是令人焦虑的一年，而1967年的头10个月更是雪上加霜。在此期间，联储局成员曾7次分别向该系统注入价值5 000万美元的黄金。更糟糕的是，11月下旬法国将退出黄金总库的消息公布于众；事实上，它几个月前就放弃了，但它选择公在于众的时机仿佛是为了蓄意削弱美国的地位。法国退出该组织，意味着黄金总库每支付价值5 000万美元的黄金，美国就要支付其中约3 000万美元的金额。英镑贬值使这个摇摇欲坠的系统崩溃了。在英镑贬值前一周，黄金总库损失达6 800万美元，也就是说，几天之内黄金总库损失的金额超过了1961年金库建立时任何国家（除了美国）投入的金额。在英镑贬值后的一周，损失更是惊人，达5.78亿美元。伦敦金库的储藏柜里一无所有——在拥挤的私人市场上出售的每一金衡盎司黄金都直接来自美国政府以及西欧大国政府的金库。
即便是那种可怕的情况也不能代表美国黄金面临的全部风险。英镑贬值造成的国际恐慌让其他国家更有动力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黄金。而在11月下旬，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下了一笔异常庞大的黄金订单，它不是别的国家，正是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几乎无法运转，它在经历与法国的长期且残酷的独立战争之后才刚刚独立。它由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它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说近乎敌对，也是冷冰冰的”。当然，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有权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但价值1.5亿美元的订单却让美国的政府官员们惊慌失措。约翰逊政府的官员们担心，法国在暗中推动非洲法语国家加入它的行列，以美元兑换美国黄金。
在12月初短暂的平静之后，伦敦黄金市场在当月中旬再次沸腾起来；12月11日—15日，黄金总库成员国损失超过5亿美元。几乎所有黄金总库成员国的央行行长都告知美联储他们即将放弃黄金总库。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到了。美国政府组建了一个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1967年12月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令人越来越担忧。
此外，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准备与国会就取消黄金准备金展开斗争，黄金准备金是指政府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以支撑其货币价值。国会对预算持有敌意，它是否会给予约翰逊总统想要的结果，他自己也表示怀疑，尤其是当他还在努力推动一项“急需的税收法案”时，结果就更无法预知了。谨慎的财政部长福勒相信国会在看过不同部分的解决方案之后会予以合作（比如说，将黄金准备金从25%降低到10%）。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坚持认为，无论国会是否喜欢，都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它建议全方位、史无前例地减少从美国流出的资金，特别是收紧对外国贷款、限制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减少对外国援助。这些举措肯定不受欢迎。正如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文所说：“对于一个全力备战选举年的总统来说，这个计划无异于政治自杀。”
果不其然，沮丧的约翰逊竭尽全力反对这个计划。越南战争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支付炸弹和汽油弹的费用加重了收支危机，但约翰逊认为打仗是势在必行的。截至12月底，约翰逊仍然把黄金和国际收支平衡看作有待他的下属解决的问题。此外，尽管美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支持众多国家，但它得到的回馈却是它的货币将被压垮、黄金储备将被消耗殆尽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约翰逊对此十分痛恨。到了12月，约翰逊的经济顾问越发焦虑，但是约翰逊并没有打算在圣诞节假期与他们待在一起处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他答应参加12月22日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的葬礼，哈罗德·霍尔特是他的好朋友、越南问题上的盟友，因溺水而身亡。约翰逊将这一安排拓展成为期四五天、长达27 000英里的行程，该行程包括与教皇保罗六世举行圣诞会晤。外界鲜有人知，在此期间他还在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国家就越南的和平问题进行了谈判，却未能达成协议。
12月22日他的内政高级助手约瑟夫·卡利法诺给约翰逊发了一份电报，这封电报最终让他的行踪进入公众视野。收到电报时，他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泰国科拉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尽管贸易有所改善，但美国国际收支差额在1967年的头9个月还是有所扩大；造成上述差额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国外净军事开支增加了5亿多美元。然而，第四季度“有可能使今年变成一场灾难”。国际美元投机者成为美国政府需要应对的威胁力量。在美国财政部长福勒的领导下，约翰逊的顾问正在推动几项补救措施：开征“边境调节税”，即对进口产品征税、对出口产品补贴2%或更多；对出国旅游征收每天6美元的旅游税；采取措施强烈抑制美国公司到国外投资。
第二天，激动而烦躁不安的约翰逊回复了一段很长的文字。他哀叹英国对英镑贬值“处理不当”。他讨厌进口税，并预言对美国人出国旅行征税的措施“肯定会在选举年被共和党人利用，从而对自己造成损害”。他让委员会研究各种可能的措施，比如如何有效防止海外投资增速过快，并让欧洲国家为国防支出更多。这个圣诞礼物不那么受到下属欢迎。
12月30日，美国商务部与财政部部长以及几位高级顾问、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一起前往得克萨斯州约翰逊市的总统私人庄园。他们向总统简要介绍了他需要向公众提供的“良药”。许多人怀疑国会是否会通过该计划，但在元旦那天，约翰逊在自己的庄园发表讲话，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任何总统都未曾提出过的最为奇怪的请求。演讲内容既全面又充满矛盾。约翰逊总统首先强调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你的工作、你的农场或你的企业能否繁荣昌盛，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或非洲的情况。”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告诫美国人民要切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联系。
那天早上，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一般由总统管理对外投资的权力移交给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后者将用这些权力减缓和限制大多数美国对外投资。约翰逊总统特别指出，“1968年将停止新的对西欧大陆国家和其他并不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特罗布里奇承认，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对海外私人投资实行强制性管制。银行和金融机构也被要求削减5亿美元的对外贷款。
但是，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要求是，除非万不得已，美国公民在1970年之前不得离开西半球。他说：“每位公民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旅行计划，除非是在最重要、最紧急、最必要的情况下，否则不要离开这个半球去旅行，这对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在这个方面，约翰逊的声明也显得相互矛盾。一方面，他认为限制旅行是自愿行为：“我们认为，最为有效的……是让公民自己意识到，他们出国旅游和花钱出国正在危害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只做必要的旅行，如果他们能在这个半球旅行或者只游览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将对国家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他明确表示他需要国会授权：“我们确实认为有必要对现行旅游政策做出某些调整，我们会要求国会这么做。”
如果曾经有人把对越战争看成小型的、临时性的交战行动，只需要美国平民做出很少的牺牲，那么这一观点在新年那天被总统的恳求去除了。不出所料，旅游业和那些依赖国际旅游的企业批评这些措施是“灾难性的”和“歇斯底里的”。其他人则嘲笑这些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提议看起来太小题大做。在《新闻周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揶揄美国政府无能，并嘲笑其补救措施滑稽可笑。弗里德曼主张采取“浮动”货币价值，其价值根据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市场关系而定。“美国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啊！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居然禁止商人到国外投资，并要求公民不要在外国港口露面或打开钱包……我们真的在国外旅行中浪费了那么多东西，以至于比我们更有才智的人必须哄骗我们留在家里吗？1967年，国外旅游的总支出不到消费总支出的1%。”
然而，步调一致的美国政府游说团有效地安抚了国外盟友。3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带着财政部官员和经济学家先后前往一些亚洲国家、加拿大和西欧，解释美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计划。尽管它们对美国的一些补救措施感到不安，但是这些盟国普遍接受了他们的计划，至少美国政府最终似乎承诺要采取某些行动。然而，不管这些代表飞到哪里，那里的央行行长和政府都纷纷要求取消黄金准备金，并坚称“成功的计划需要我们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虽然国会不打算两周内重新开始处理事务，但主要立法者对总统的声明表示欢迎，并承诺迅速采取行动。
新年当天宣布的措施不太可能扭转长期的国际收支问题，为此，约翰逊需要国会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正如他在1月17日当天的国情咨文中阐述的那样。与此同时，约翰逊的顾问开始尽其所能，仅仅采取行政措施来完成任务。几个星期以来，白宫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士就一些晦涩的问题展开辩论，例如如何界定正常的商务开支以便实施国际旅行禁令（尽管无论如何都不会颁布这个禁令）。然而，几周以来总统的声明似乎起了作用。国外对美国黄金的需求下降，美元在外汇市场走强。私有黄金市场似乎恢复至正常的状况了，在一月份的头几天，黄金总库还真的进账了几百万美元。
白宫对能够争取到时间非常感激。但是，新的稳定局面几乎无法减少白宫的阴霾，尤其是在1月下旬，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灾难性的“新春攻势”，袭击了众多的越南共和国城镇。2月初，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访问了华盛顿，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向心存疑虑的民众表明他可以公开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白宫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约翰逊向威尔逊展示了由芭芭拉·沃德为他准备的简要分析。芭芭拉·沃德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经济作家，也是大西洋两岸知名的记者。她出生在英国，后来被封爵，并成为杰克逊夫人。她的作品大多涉及发展中国家，对约翰逊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总统曾经说过，沃德的书是他唯一读的书。在谈到她的一本书时，他说：“我读这本书就像读《圣经》一样。”
然而，如果约翰逊给威尔逊看的沃德备忘录类似于圣经，那一定是《旧约》。随着英镑贬值、美元继续受到冲击，沃德警告说，全球性萧条可能毁灭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不容乐观的世界经济形势正在酝酿之中，一些危险的迹象暗示类似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灾难即将发生。如果发生危机，那么其经济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世界贸易也许会严重错位，这将导致欧洲出现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反过来它又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苏联人可能会嗅到他们长期以来期待的资本主义失败的迹象，重新采取强硬的冒险主义、持有敌意的态度。落后国家会陷入绝望。这个世界可能会倾覆，脱离目前这种并非完全失效的“共存”状态，形势十分危险。
1968年初，美国内外混乱状况似乎证实了沃德的预言：越南的“新春攻势”；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朝鲜扣押了美军军舰“普韦布洛”号以及83名水兵，其中许多人遭到殴打和酷刑。2月8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货币黄金库存价值上周已下跌1亿美元，目前还有118.84亿美元，创下30年来最低点。
2月28日，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向白宫计划投掷了一枚炸弹，新年宣言和国情咨文带来的任何一点点的和平气氛都烟消云散了。贾维茨是一位纽约自由共和党人，他表示自己代表许多华尔街银行家的观点，呼吁美国停止向其他国家支付黄金。他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将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会严重损失剩余的黄金储备，严重损害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也严重削弱美元作为世界标准国际货币单位的能力”。贾维茨抨击说，美国政府对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的反应“完全不符合现实主义，也没有任何想象力”。这位秃顶的长者质问参议院：当黄金储备耗尽时会发生什么？几乎没有知情人士愿意公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条款已经从一种稳定战后世界的手段自行走向结束——但是由于每个月或每个星期都有数亿美元从财政部手中流出，眼前的结果会是什么？美国推迟终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时间越长，最后可以用于救急的黄金将越少。贾维茨认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可能避免美元需要采取终止可兑换为黄金的措施”。
当市场和外国政府有所警觉、做出反应时，美国政府似乎有些措手不及。然而，贾维茨可能帮了约翰逊的顾问一个大忙。此时，许多白宫成员都同意，把美国的黄金运到国外这种愚蠢行为必须停止，但他们仍然被吓坏了，不敢采取行动来加深危机感。不过贾维茨的发言不容忽视。正确与否，它都被当作美国政府未来政策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促使美国人购买黄金和白银股票，促使海外投资者以与11月份差不多的速度抢购黄金。3月1日星期五，黄金总库的黄金交易损失了9 000万美元，随后的星期一损失了5 300万美元。黄金总库成员国表示，它们不能再继续参与了。意大利一月份不得不从美国购买黄金，以弥补在交易中损失的金额；比利时和荷兰也不像此前那样坚定参与美元总库的行动了。未来的专家正在悄悄地谈论各种灾难性的场景，其中一些场景呼应了芭芭拉·沃德的悲观预警：南非已经减少了向私人市场提供的黄金数量，它原本是伦敦的主要黄金供应国，现在转向了巴黎；美国正准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抽走大量黄金以弥补英镑贬值造成的黄金损失。任何人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影响市场的所有传闻，更不用说核实或驳斥这些传闻了。有人在《经济学人》的文章里评论道：“世界仍在不断地受到每一个谣言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希望美国能解决它们共同的问题，但美国国会在选举年陷入僵局，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财政改革，必须采取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重新调整黄金与世界货币的关系。3月8日，美国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在备忘录中对总统说：“我自己的感觉是，水落石出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不到一周后，也就是3月13日，黄金总库损失了大约2亿美元，美联储主席马丁给欧洲央行行长打了电话，告诉他美国可能不得不关闭黄金市场。那天，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我们真的必须告诉人们这些令人遗憾的事实——有关美元的危险、严重削减预算的可能性、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必要性和通胀的危险。尽管这会让民众惊慌失措。”
这为现代金融史上最动荡的一天埋下了伏笔。3月14日上午，财政部长福勒出现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面前。他做证说，黄金持续失血“威胁到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存，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他还透露，美联储将提高贴现率，这会导致纽约股市立即抛售；在这个已经阴霾密布、股市低迷的季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当年单日最大跌幅。
几小时后，参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取消美元的黄金准备金，从而释放出价值约100亿美元的黄金。如果法案未能通过，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打击全球市场，而国会和白宫之间激烈的关系意味着投票结果仍充满了不确定性。2月，众议院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取消黄金准备金的法案。那天早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打电话给财政部，他警告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有足够的票数让法案通过；此外，该法案有可能会被推迟，甚至在修改流程中被搁置。在参议院投票表决白宫法案的前一天，另一项法案几乎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保留12.5%的黄金准备金。西部地区强烈要求采取这项措施，它们自这个年代伊始就一直向财政部和白宫施压，要求对黄金采取一些措施。科罗拉多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警告说，如果取消黄金准备金，将会有“严重危险”。财政部长福勒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拜访，希望说服他推动众议院法案的通过，并不做任何修改。
约翰逊一定很向往罗斯福的时代，那时几乎以全票通过了金融立法。虽然约翰逊的法案是作为一项紧急措施被提出来的，但它在参议院仅仅勉强通过——39票对37票，比白宫原本预期的支持率小得多。约翰逊政府的经济策略依次被孤立和排斥，这比投票本身更能说明问题。在议案通过前的最后几天，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出现了：来自两党的保守派与反对越南战争的自由主义批评者联合起来，他们认为黄金准备金提案对解决多年来无法解决的优先支出权问题不会起任何作用。许多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附和了贾维茨两周前提出的批评，他们认为，取消黄金准备金只会使私人投机者得到更多黄金。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将成为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黄金采矿业在他所在的州举足轻重。他是表明国会自由主义者对黄金准备金法案和越南开支法案的关联产生过影响的见证人。2010年首次解密的议院秘密会议记录显示，到了1968年3月，许多参议员在回顾东京湾事件时，非常质疑越南战争的可行性，并怀疑约翰逊政府有关战争的说法是否真实。对他们来说，黄金准备金提案是对约翰逊在国外的鲁莽冒险行为的默许。“要求国会取消黄金准备金，这并非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良方，它只是暂时性的手段，只会进一步向外国的黄金申购者放开我们日渐减少的黄金储备。”麦戈文说，“为了恢复对美国政策进行更好的常识性评估，美国国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手段之一是，拒绝让我们的黄金继续流失，并拒绝增加税收的愚蠢政策，而这些正被要求用来推动全球化。”
大多数发声的共和党人都同意这个观点，麦金利时代的共和党人与黄金之间存在的类似心灵纽带那样的联系几乎一去不复返。令人惊讶的是，1968年几乎没有什么共和党人宣称愿固守于金本位货币仅存的一些残余影响。相反，大多数人认为，约翰逊政府在解决一些损害美元的财政和经济问题方面做得太少，比如通货膨胀、预算失衡和越南支出失控这些问题。斯特罗姆·瑟蒙德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位直到1964年才成为民主党人的共和党人：“我不相信取消黄金准备金会恢复信心。依我看，国外将会把这种举措解读为美元即将走弱，认为我们试图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而不是做出更艰难的决定，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美元购买力的下降。”
不管瑟蒙德的解释是否正确，不可否认的是，取消黄金准备金在几个月后成为芝加哥流行的热词，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在参议院辩论期间，瑞士各大银行的业务窗口堆满了订单。一位苏黎世商人告诉记者：“黄金购买量已经如此之大，我们不再接受任何订单。我的银行职员的体力消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极限。”瑞士各大银行为了优先处理黄金购买订单，提前两个小时关闭了黄金交易。在巴黎，一位美国官员电告华盛顿，称“暴徒”占领了交易所，当天在巴黎交易了40吨黄金，是平均日交易量的50多倍。在布鲁塞尔，黄金交易商售光了黄金。潜在的黄金买家被告知他们需要等待3个月，并且没有交货保证。
美国东海岸时间下午5点30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该委员会的卓越领导者查尔斯·库姆斯告诉与会银行家，“国际金融体系正陷入一场自1931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该委员会随后授权对其货币互换约定进行一系列修改，希望能够防止第二天外汇市场发生美元挤兑。
在大西洋彼岸，英国首相威尔逊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弄懂央行接二连三地传递的信号，这加剧了他的担忧，担心新的全球萧条即将来临。英国时间午夜时分，他向约翰逊发去了一封绝望的电报，而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忽视了这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援引了约翰逊与他分享的沃德的可怕预言：“我们都必须明白，今晚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你们预见的情况。上个月你们在白宫给我看了一份短短的文件，那份文件预见了事态将会无情地发展，致使我们回到1931年的灾难时刻。那时候，你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源于英镑。而事实上，它的出现是为了抢购黄金。”尽管此时已是深夜，但威尔逊和他的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去白金汉宫拜见女王，并于凌晨1点宣布第二天银行紧急休业。凌晨1点45分，威尔逊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高级经济部长会议。他们必须控制几个小时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伦敦黄金市场将无限期关闭。
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美国政府与所有欧洲政府进行了接触，召集各国央行行长到华盛顿参加周末紧急谈判。当各国驻美大使馆报告无法联系到人时，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些人。”除了法国之外，其他所有重要的欧洲经济体都派代表参加了在宪法大道联邦储备大楼匆忙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代表。参与谈判的10个人控制着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也就是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四分之三。在大楼外面，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把美钞和苹果递给记者，并大喊：“美国正在每秒花费1 000美元摧毁越南。”
时不时的危机气氛可以有所裨益：一种迫在眉睫的厄运感让争吵不休的各位部长集中注意力，减少其他次要问题对他们的干扰。这一次，10个人聚集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这个会议室有两层楼高，像银行金库一样被封得严严实实。这些人设法结束了多年的争吵，亲口解除了自1961年以来统治着黄金市场的黄金总库约定，同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尽管最终协议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形成文字，鉴于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能达成协议仍然非比寻常，黄金总库将被解散，但令人惊讶的是，各大央行一致认为，它们拥有的黄金足以满足世界货币需求。在未来，也就是在危机解除的时候，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没有必要在私人市场上买卖黄金。如果各国央行需要在它们之间转移财富，那么它们仍然可以以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汇率使用它们拥有的黄金；如果世界需要整个系统中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么它可以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的特别提款权，各方现在都同意加快该提款权的完善。这项约定还意味着，未来生产的黄金将不需要用于支撑世界货币，它们全部可以流向私人投资者并用于艺术和工业领域。美国财政部将不再从私人那里购买黄金，也不再将黄金出售给有黄金使用许可证的艺术或工业类用户；这些交易将私下进行。私人市场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因为它的日常波动将不再威胁各国货币。
尽管对结果表示怀疑，但美国政府对紧张不安的欧洲人如此合作感到惊讶。几个月后即将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约瑟夫·巴尔回忆道：“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么糟的事情会成功。”两个星期后的愚人节那天，伦敦黄金市场重新开放，并且黄金价格没有丝毫悬念地小幅上涨。到当年年中，黄金的交易价格通常超过40美元每金衡盎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买进黄金、期望黄金与美元重估的那些人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他们得到的回报并不惊人，但至少他们不用等到1971年就能拿到回报了。
但是，由于这份有关黄金体系的协议是匆忙而就的，从长期来看，它的前景并不乐观。正如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文所称，这个两级金价计划是“虚构”和“明显的噱头”。认为黄金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具有一种价值，而在另一环境中具有另一种价值的观点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而且可能因为投机造成不稳定。如果黄金在私人市场的价格涨得足够高，就连欧洲的央行行长也会被诱惑去挖掘金库的价值。此外，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对维持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南非从一开始就不是黄金总库的成员国，因此它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而且这个双重金价市场背后也没有法律的支持。因此，在双重金价市场存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南非要求购买价值约3 500万美元的英镑以换取黄金，并请求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美国财政部官员认识到两级金价体系中存在一个“漏洞”，南非正成为这个他们在危机中建立的两级金价体系的主要威胁。
全球货币政策未能更加连贯一致，这并非因为约翰逊政府内部缺乏想法或决心，也不是由于来自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阻力；如果说有什么原因，那就是1967年末和1968年弥漫在人们四周的经济危机气氛，使得黄金总库成员国央行的银行家和政府产生了共同的使命感，这些央行和政府的财富对世界而言十分重要。尽管问题显而易见，但是大多数主要参与者愿意去遵守两级金价这个噱头（虽然法国有违反它的动机，但是1968年初它已经在国际货币市场失去了影响力）。
约翰逊无法得到美国国会的真正首肯，甚至无法在他自己的党内得到支持，也无法在议案审议过程中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从而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黄金准备金法案艰难地挣扎到了终点，没有享受到罗斯福曾经享受过的道义上的支持。任何更为全面的建议都不值一提。到了1968年，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开支和政治局面偏离正轨，金融选择的范围已经缩小到几乎无关紧要的地步。在这个月结束之前，约翰逊将宣布退出连任竞选。众所周知，他对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这样描述他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果我离开我爱的女人——这个伟大的社会——去与那场战争做斗争，那么我就会失去一切，我所有的计划、我所有的希望、我所有的梦想。”这也适用于任何希望拥有理性的、可理解的并得到普遍支撑的黄金和美国货币政策。约翰逊铤而走险的黄金战略再次证明，当美国需要在战争、国际霸权、经济福祉和黄金支撑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时，黄金总是会退居次要地位。
对这个世界而言，两级金价体系意味着现在美元是汇率机制，而黄金不是。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自18世纪以来，黄金和美元之间首次脱钩。它们之间没有固定的互换价格，黄金在伦敦市场的价格几乎不会直接影响任何一个遵守法律的人。对市民而言，黄金兑换成美元没有任何保证，这种情况仍将继续。即使当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取消美国的金本位制时，仍然强制要求用一定数量的黄金来支撑美元。而随着黄金准备金的取消，就连这种抽象的关系也消失了。
对美国人和他们的财产来说，黄金与货币脱钩使得许多人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以防美元贬值。1968年，报纸的金融版面上充斥着对于手稿、新艺术风格艺术品等各种另类的投资工具的分析，这些分析充满焦虑。由于盲目的追捧，这些投资工具越来越有市场，但事实证明，很少有万无一失的投资方法。对贵金属的投资相对来说有保障，但除了春季伊始金价相对温和地上涨之外，人们尚不清楚金价将如何变化——1969年和1970年黄金年终收盘价每年都将下降5%以上，也不清楚黄金有多么重要，因为美国人在其国内外拥有黄金依然是违法的。金价对于建立两级黄金体系的反应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对于黄金投资者来说，取消拥有黄金的禁令就是没有掉下来的那只靴子。一位黄金爱好者认为，一旦25%的黄金准备金被取消，“禁止美国公民拥有黄金的法律禁令将同时取消，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的财政部认为黄金的价值低于纸币，也就不太在乎谁拥有它了”。然而，禁令并没有取消，也没有证据表明约翰逊政府认真考虑过这件事。
想方设法保护资产的投资者进退两难。投资贵金属的传统做法仍然具有吸引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持有甚至热衷囤积1966年以前的银圆。随着1968年白银交易价格超过每金衡盎司2美元，旧银圆、五角硬币、一角硬币和25美分硬币的价值也远远超过面值。有一段时间，银行把白银的市值作为贷款的抵押品，但到1968年年中它们停止了这种做法。囤积银币的人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持有一种货币，但他们既不能按其价值来使用这种货币，也不能合法地把银币熔化。并不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1968年4月，特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附近的飞机修理库逮捕了3名男子，他们有两吨银币和硬币，还有一个熔炉。然而，针对他们的指控被驳回了。
没有人能完全自信地预测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就连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也无能为力。正如19世纪70年代白银的非货币化引发了愤怒和对“阴谋”的指控一样，不需金属支撑的货币观念也引发了一轮焦虑甚至可怕的预测。自从罗斯福政府禁止私人拥有黄金以来，就有评论员认为美元的持续贬值是治愈经济危机的药方，1968年的黄金危机使这种观点更是广为人知。例如，固执的纸币灾难预言家弗兰兹·皮克在黄金危机之后又重新大受欢迎——1969年8月，他在一本非主流杂志发表了有关黄金的长篇文章，这本杂志通常不刊登与货币政策有关的文章。但是，金本位的倡导者也开始另辟蹊径。在一些情况下，支持黄金货币的观点特意表明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关，以增加它们的学术分量。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观点与20世纪30年代的詹姆斯·特鲁协会和20世纪50年代末的约翰·伯奇协会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它们批判美国社会的激进保守主义及阴谋论。正如19世纪末期出现了支持和反对金属货币的小册子运动一样，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硬通货”学派在政治和商业主流中蓬勃发展。硬通货运动的许多主要人物为威廉·F.巴克利的保守党杂志美国《国家评论》工作或撰稿。这些学术研究、宣传和投资建议一起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基本框架——不管时形势有多么吓人，都让他们去理解身边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一篇名为《论黄金与经济自由》的简短文章是硬通货流派最著名的奠基性著作，它出现在1966年的《客观主义者》简报中，这个杂志是由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小说家和哲学家艾恩·兰德出版的。作者是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他会演奏单簧管，并已经成为兰德公司的核心人物。后来，格林斯潘的一位传记作家称这篇文章“可能是他最具煽动性的文章”，是对美国政府超支的自然倾向的全面抨击。“国债仅仅是一种没收财富的计划，”格林斯潘坚持说，“黄金阻碍了这个阴险的过程。”这些观点在当时获得了支持，但在20年后，当格林斯潘接管美联储（美联储维持着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纸币供应）时，这些观点将变得难以为继。
这个时代最富于智慧的作品是一本60页的小册子，《为什么钱变少了？》这本小册子于1964年由知名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默里·罗斯巴德出版。在书中他全面论述了美元的历史，认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破坏和有害的侵占，而且任何自由-保守主义的愿景都会受到限制，除非它试图消除政府对货币的束缚。罗斯巴德的部分观点来自他对19世纪“野猫银行”时期银行业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以及后续的经济损失。虽然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银行业看作银行需要严格监管的证据，但罗斯巴德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这是对因政府干预而运作不良的金融体系进行的一次清洗，从而助其再度高效运转。
罗斯巴德认为，政府的货币垄断地位可以被黄金（可能还有其他金属）的货币制度取代，在这种制度下，钱币可以私下铸造和交易。在不可能采用实物黄金的情况下，金库收据可用于贸易。自由市场可处理出现的任何欺诈和钱币贬值问题。虽然罗斯巴德的论点符合逻辑、证据充分，但他的言辞却很犀利。“政府一步一步地侵入自由市场，完全控制了货币体系，”罗斯巴德写道，“缓慢而确定地控制货币，用于（一）以政府决定的速度使经济扩张，（二）使整个经济偏离原有发展方向。”罗斯巴德把安德鲁·杰克逊绝对抵制纸币和中央银行的这种学术观点移植到冷战背景下，向美国保守派发起猛烈的挑战——如果不提倡废除政府支撑的货币，就是跑偏了。他的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马克·史库森所写：“罗斯巴德的《为什么钱变少了？》对硬通货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罗斯巴德的革命者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处都能看到确凿的证据。其中一位是尼尔·麦卡弗里，他是美国《国家评论》的撰稿人，1964年辞去了中规中矩的图书出版工作，转而通过阿灵顿出版社和保守党图书俱乐部出版书籍。许多作品都是体现保守主义思想的短文——其中一部成功的作品是《比尔语录：小威廉·F.巴克利的最佳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书，而那些书名迎合了麦卡弗里对爵士乐和经典电影的热爱。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分币和角币中不再使用白银，麦卡弗里开始出版书籍，提倡“硬通货”。开始的两本是由投资顾问威廉·F.里肯巴克写的，他也是美国《国家评论》的高阶编辑。里肯巴克的父亲是一名被授予勋章的战地飞行员，他创办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里肯巴克在1960年因拒绝填写人口普查表并宣布这是非法搜查他的家园而被起诉，他也因此声名狼藉。他于1966年出版了《美国银币史》一书。里肯巴克认为“未来的作家……毫无疑问会同意这一事件（面值为25美分的硬币和1角的硬币不再使用白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里肯巴克看来，美国政府对钱币的干预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经将美国货币推向了一个悬崖：“自从1792年以来，我们的货币第一次完全依靠政治家的承诺。”接着在1968年的黄金危机之前，他写了一本类似的书——《美元之死》。
这10年来，阿灵顿出版社热衷于出版倡导小政府理念的书，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计算机应用公司于1968年收购了阿灵顿出版社，偏偏这家公司是从与美国军方和美国宇航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中积累了财富的。但是阿灵顿出版社及其硬通货理论的拥护者只是略为冒险，就在设法将硬通货运动的抽象观点转化成日常的金融实践时赚了大钱。具体操作的人是田纳西州的投资顾问哈里·布朗；如果说罗斯巴德提出了硬通货，那么布朗可以说把它发扬光大了。布朗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集大成者和说客，他出生于纽约市，在洛杉矶长大，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音乐家兼电影作曲家和播音员的儿子。他的父母在纽约市WABC广播电台相识，布朗的父亲撰写并表演了20世纪20年代的节目，比如《地下室骑士》，这个节目里面有两位美国黑人看门人；又如《流浪汉》，这个节目记录了流浪汉的生活。后来，布朗的父亲成为电台音乐喜剧节目《斯派克·琼斯秀》的创始人。哈里·布朗在大学上了两周课后就退了学，他后来说：“我不能在课堂上保持清醒。”他尝试着编辑保守派杂志，每周写一篇联合报纸专栏，专栏在数十家较小的西部和中西部报纸上刊登（刊载布朗专栏文章的报纸包括《圣马力诺论坛报》、《利马新闻》和《潘帕每日新闻》）。
布朗花费了大量时间吸收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首先是罗斯巴德的思想。他说罗斯巴德对他的有关货币的写作提供了“最重要的帮助”。布朗借用罗斯巴德的概念并将它推广开来，例如，无论是“美元”或“法郎”还是其他货币，所有的纸币都应该被正确地称为“货币替代品”，因为它取代了规定的黄金等值，即黄金是唯一的“真实”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在任何一年中世界上的可用黄金都只会少量增加，所以任何以每年2%以上的速度增长的经济体都肯定会通货膨胀。布朗吸收了作家亨利·黑兹利特的观点，认为美国官员经常在货币和货币贬值等关键问题上撒谎或加以掩饰。
布朗对于知识的兴趣使他走得更远。他深受一群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加利福尼亚航空航天工程师的影响，这些工程师参与了保险和经纪业务，还建立了一所致力于推广自由放任思想的学校。尽管他们深受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奥地利理论家的影响，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赞成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是安德鲁·高隆博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观点甚至在自由主义圈子里也受到了质疑。高隆博什是匈牙利移民，后来成为天体物理学家，为核导弹规划飞行路径；他还以出售证券和保险为副业，后来在惠蒂尔学院教授物理。20世纪60年代初，高隆博什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企业研究所”的私人研究和教学组织，他在那里教授“意志科学”，一种政治哲学。高隆博什非常赞成保护知识产权的观点，甚至禁止学生传播他的思想；据说他每次使用“自由”这个词时，都会把五分钱放进一个罐子里，作为版税给托马斯·潘恩的后代，因为他认为是托马斯·潘恩创造了这个词。布朗写道，高隆博什“对上过他课程的成千上万的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高隆博什激励他写出了所有的书。
与哈里·布朗保持亲密关系的不止这些怪人。像高隆博什一样，布朗重视对个人的直接授课，认为这比他日常的报纸写作更重要。从1966年开始，布朗为好莱坞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富裕客户举办了多天的深入专题研讨会，题目是“自由经济学”和“有益生活的艺术”。通过这些研讨会，布朗了解了什么会吸引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还深入探讨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前卫思想。比如，布朗深受简单的、自力更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种生活方式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普及，之后它与环境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未来》等作品中）。
但是也有更深层次的压力。布朗带着些像他父亲那样对于演艺事业的热情，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尝到了世界末日的滋味。在很多方面，布朗在这个时期对投资的见解虽然保守，但却很普通：因为股票和房地产与不靠谱的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因此最好投资于黄金和白银，并将资产存入瑞士银行保值。布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坚持认为现状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认为经济崩溃迫在眉睫，犹如几天之内将要发生似的。
1970年8月，《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周六可能会发生两场货币危机（其中一场可能更早发生）！”尽管《危机下的投资Ⅰ》一书（该书由布朗撰写、阿灵顿出版社出版）此时已经畅销，但许多主流读者接触这本书是通过这类广告，广告上承诺，布朗“告诉你即将到来的贬值对你、你的工作或你的生意、你的个人财务状况和你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告诉你在每次危机中应该有什么计划，而计划总是根据目前不可避免的贬值而确定的”。布朗的投资计划基本上是切实可行的：他指导读者如何将钱兑换成瑞士法郎，他们应该在现金中拥有多少银币，如何以及为什么购买黄金矿业公司的股票以及类似的投资建议。但是，他认为货币贬值及其后果会非常严重，这迫使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告诉人们不仅要购买黄金，而且要把黄金埋在地下，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此外，布朗一再主张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避难所”——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最好位于农村地区，那里储备着金银和足够维持一年的物资。（布朗从来没有确切地解释过为什么经济灾难的幸存者会发现以物易物时金银更有利。）在他的研讨会上，布朗经常与唐·斯蒂芬斯合作，唐·斯蒂芬斯是未来主义生态住宅设计师，也是《隐居者目录》的作者，这本书是一个全面而不断更新的资源指南，是为那些对低成本和低调的“隐居”生活感兴趣的人准备的。《隐居者目录》设想了一场比大萧条更深层的、更猛烈的经济危机。它指出，由于严重的燃料短缺，农业和交通运输重新回到用马匹作为动力来源的时代，成群的抢劫者全副武装，他们会占领城市街道并带来致命的后果。唐·斯蒂芬斯和他的妻子芭比写道：“我们已经多次指出，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85%的城市人口可能死亡，约10%的人逃离城市，只有5%的人留在原地并存活下来。”
对布朗来说，隐居是防御性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瑞士银行账户同样重要。例如，布朗告诉他的读者，如果发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们的社会将变得面目全非。“没有货币，美国政府就不能让学校、警察机关或收税部门运转，”布朗解释说，“最有可能的是，美国的所有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崩溃。”那么，要想在那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关键就是隐居。“应该远离任何大都市地区，”布朗建议，“只有当地居民基本上自给自足并奉行个人主义，农村地区才会安全。该计划包括任何你可能做的事情，它可以给你保护、方便你出行、给你自由、使你免受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带来的混乱和骚乱的影响。”他发誓，如果读者们准备采纳布朗的建议，他们会坚持不懈并“找到获取新的财富的机会”。
当然，布朗有点过于偏执。如果美元与黄金兑换体系崩溃，那么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芭芭拉·沃德、哈罗德·威尔逊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担心的美国政府货币危机就会发生，而布朗对社会经济的预言和启示仅仅只是对该危机在程度和细节方面有所不同。在他们预见的两种情况下，拥有更多的黄金似乎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谁能持有黄金。美国出现了城市骚乱、货币危机和股市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69年下跌了约15%，这使得股市投资者特别焦虑，布朗将天塌地陷的情景和投资硬通货的建议结合在一起显然非常有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蜂拥而上，竞相了解他传达的信息。1970年11月，布朗的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这意味着作者和出版业新贵阿灵顿出版社获得了巨大财富。
布朗的书在阿灵顿出版社至少被印刷了13个版次。现在，这位黄金福音传播者不再只是出现在由打字机打出来的时事通讯和在酒店会议室召开的研讨会上。各种各样的黄金爱好者都小有名气了，布朗出现在电视和电台脱口秀节目上，主流杂志纷纷介绍那些主张金本位制的人士。
大小出版社都竞相出版与布朗著作类似的书，各大书店争着购买。唐·斯蒂芬斯和芭比·斯蒂芬斯夫妇说，随着布朗的成功——他在一本简短的文献目录中提到了他们，“对（《隐居者目录》）的订单需求激增”。《防通胀，保未来》这本1971年出版的书几乎没怎么提到黄金，它只是汇集了几十件在收集手稿、邮票和钱币，购买佛罗里达的房产、斯蒂芬·克兰的首版书和高增长的股票方面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同年，另一本书名更长的书出版，即《黄金—美元、贸易—经济和税收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970年末，在布朗的畅销书《如何打败通胀》出版之后，阿灵顿出版社紧接着又在1972年出版了一本《你需要知道的有关金银的一切》。这本书的特色是，它的每一章都是专家专访——哈里·布朗、弗兰兹·皮克、默里·罗斯巴德和其他专家。这本书的版权不属于任何作者，而由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拥有。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交易机构，其创始人路易斯·卡拉比尼撰写了这本书的引言部分（大概也是由他进行了采访）。这本书出版了多次，从建议读者购买黄金演变为完完全全地向他们兜售黄金。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黄金爱好者数量众多、相互关联，堪称可掀起一场运动了，它会为未来10年带来更大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投资客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有些人持有阴谋论或者偏执的世界观，而那些只对投资感兴趣的人则回避这样的观点。有些人相信可以利用美国的选举制度来推进他们的想法——特别是哈里·布朗，后来他在1996年和2000年代表自由意志党参加总统候选，而其他人则拒绝与美国政府建立任何联系。尽管倡导金本位的人士越来越受欢迎，但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远离美国主流政治。罗斯巴德和他的许多助手认为，试图改革像美联储或美国铸币局这样的机构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政府的货币管制本质上会带来通胀，它是腐败的、具有破坏性的。同样，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布朗和罗斯巴德并不关心美国政府是否用黄金来定义货币，因为在他们看来，黄金是唯一真正的货币，其他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创造的虚无。（布朗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离开了美国；他到了加拿大“隐居”，并于1977年移居瑞士，直到2006年去世。）然而，所有倡导金本位的人士都认为黄金禁令应该结束。他们赞成大量持有黄金的投资策略，认为如果不是将黄金交易局限于黑市或者将黄金藏于后院地下室和秘密账户中，这种策略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并且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民众。很快，他们的愿望就会实现了。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November 27,1967, 6.
T. P. Nelson to Secretary Fowler, “Gold and Exchange Market Developments, November 23-24,” November 24, 1967. Fowler papers, Box 83, Gold: September 1967 file, LBJL.
Frederick Deming Oral History, tape 2, p. 18, LBJL.
Johnson phone call with William McChesney Martin，August 5, 1965, conversation WH6508.02，音频可在http://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presidentialrecordings/johnson/1965/08_1965获取。
该记录来自哈罗德·威尔逊和其他人以及艾伦·汉密尔顿的回忆录，“Beyond the Sterling Devaluation: The Gold Crisis of March 1968,”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7, no. 1（February 2008）:73-95。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wler to President Johnson, November 12, 1967, LBJL, National Security File, NSC History, Gold Crisis, November ’67-March ’68, Box 54.
Lyndon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315.
Sir Alec Cairncross, Sterling in Decline: The Devaluations of 1931,1949 and 1967, 2nd. ed.（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191.
有关黄金总库的损失的数据来自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 minutes，November 27, 1967, 3。
媒体对阿尔及利亚的黄金销售量的报道数据是“金额超过1亿美元”，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67。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显示，这一数字为1.5亿美元。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3.有关引起委员会提出资本管制建议的激烈辩论的详细描述可见James E. Anderson and Jared E.Hazleton, Manag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 Johnson Presidency（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197ff。
有关约翰逊1967年12月出访行程的精彩回顾可见Sid David,“When LBJ Took a Flying Leap at Peac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4, 2007。
特罗布里奇的话可见“No ‘Basic Change’ — Controls First for U.S. — No Time Limit Set for Their Dura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68。
The President ’s News Conference at the LBJ Ranch, January 1, 1968, The Johnson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New York: Earl M. Coleman Enterprises: 1978）, 2:881-888.
“Travelers and Agents Dismayed by Johnson ’s Call for Cutback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68.
Milton Friedman, “The Price of the Dollar,” Newsweek, January 29, 1968, 72.
Report on Our European Balance of Payments Trip, January 7, 1968, Papers of Francis M. Bator, “B/P—Katzenbach & Deming, January 1968,” Box 17, LBJL.
例子可参见Benjamin Read, “Memorandum for Mr. Walt W. Rostow,” January 29, 1968, in Papers of Anthony Solomon, Box 22, Folder 4（Balance of Payments Program 1）, LBJL。
“The Latest Gold Rush,” The Economist, March 9, 1968, 58.
Humphrey to Barefoot Sanders, March 13, 1968, Papers of Barefoot Sanders, Box 29, Tax Bill 1/68–3/68 fle, LBJL. Cited in Julian E. Zelizer,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Lyndon Johnson,Congres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Great Society（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5）, 287–288.
近四分之一的参议员没有就黄金准备金议案进行投票。几位参议员“成对”投票——同意一次反对一次，并同意不去正式投票，九位民主党人（包括泰德、鲍比·肯尼迪和沃尔特·蒙代尔）表明支持该议案，但他们没有投票。
然而，贾维茨投票支持美国政府的黄金准备金议案。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March 12, 1968, 6162-6163.
“Swiss Bankers Close Counters Early, But Say Gold Orders Continue Ris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68.
Cable from Harold Wilson to President Johnson, March 14, 1968, Papers of Francis M. Bator, “Gold Crisis, March 13–16,1968, FMB Washington Trip,” Box 10, LBJL.
“10 at Washington Parley Seek to Solve Gold Crisis,”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68.
Joseph W. Bar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I, 1/16/70, by Joe B. Frantz, LBJL, 11.
弗朗西斯·加文在1968年3月所做的有关黄金危机的档案工作不会少于其他学者。这些引语来自 《黄金、美元和权力》第七章。在本章中我一直把他的著作作为我自己档案研究的补充。另一个颇有价值的来源是Robert M. Collins, “The Economic Crisisof 1968 and the Waning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no. 2（April 1996）: 396–422；然而，自柯林斯（Collins）的文章发表以来，约翰逊的一些重要材料已经曝光。
T. P. Nelson,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June 14, 1968,Papers of Henry Fowler, Box 83, “Domestic Economy: Gold”Folder, LBJL.
Robert A. Gilbert, Gold Mining Shares: An Institutional Study（New York: Investors’ Press, 1968）, 16.
野猫银行指为逃避顾客用其自身发行的银行券兑换铸币或黄金的业务而故意在偏远地区开设的银行。
Murray Rothbard, 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4th ed.（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88–89.
See Skousen ’s essay “Murray Rothbard as Investment Advisor” in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Essays in Honor of Murray N. Rothbard, ed. Walter Block and Llewellyn H. Rockwell Jr.（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William F. Rickenbacker, Wooden Nickels o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ilver Coins（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66）,9, 156–157.
截至本文撰写之日，自由企业研究所依然存在，汇集了大量的“意志科学”在线学习的材料。它的网站是http://fei-ajg/index.html#aboutFEI。
布赖恩·多尔蒂在Radicals for Capitalism: A Freewheeling History of the Modern American Libertarian Movement（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7）一书的第323—326页中简要介绍了高隆博什的影响力和怪癖。第一手资料来自他亲密的同事小阿尔文·洛维，参见Walter Block, I Chose Liberty: Autobi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Libertarians（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200–205，有关高隆博什每次说“自由”这个词时就把钱放进罐子里的故事，来自Jerome Tuccille, It Usually Begins With Ayn Rand（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71）, 62。1997年11月，《自由》杂志刊登了“Andrew Galambos — the Unknown Libertarian”，这是哈里·布朗撰写的关于高隆博什的真实故事，包括他的缺点。
Don and Barbie Stephens, The Survivor’s Primer & Updated Retreater’s Bibli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