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终止了美元可兑换成黄金的规定，关闭了美元黄金兑换窗口。他的行动阻止了挤兑美元的行为，但导致了多年的经济动荡。
资料来源：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提供者：拜伦·舒马克。
1971年7月10日星期六，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面对一大堆令人不安的数字发愁。沃尔克负责国际货币事务，在他看来，所有地方都出现了麻烦。约翰逊政府在1968年将美元与货币黄金脱钩时，希望这一举措能够阻止或大幅减缓美国货币储备中的黄金流失。这未能成功——相反，美国黄金储备继续减少。例如，在5月的第二周，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流向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从而导致美国黄金供应量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黄金的非货币化充其量只是对症下了药，却并没有治愈疾病的根源：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就沃尔克所知，这一年的国际收支逆差可能达到40亿美元甚至50亿美元。
整个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官方美元持有量保持在130亿~150亿美元；当沃尔克坐上这个位置时，该数字飙升至超过240亿美元。仅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就持有价值比诺克斯堡的黄金还多的美元。即便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再能够轻易地将它们的美元兑换为黄金，它们也被迫通过在货币兑换市场进行交易来解决这种不平衡。从5月初开始，当联邦德国发出信号表示它正在考虑让联邦德国马克的价值在公开市场上浮动时，其他国家也开始陆续效仿。大量美元开始兑换为联邦德国马克、荷兰盾和瑞士法郎——国际市场认为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比美国政府执行了更好的财政纪律。
美元灾难由此产生。1971年1月至6月，美元兑联邦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的价值下跌约4%。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后来写道：“从未见过这样大幅抛售一种世界主要货币。”由于无法支撑进入德国联邦银行的大量美元，到了5月5日早上——已经在40分钟内收进10亿美元，联邦德国停止了货币交易。联邦德国马克现在被默认为是浮动货币了——它不再以黄金定价，而背后支持它的德国中央银行不再购买或出售美元。与联邦德国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奥地利、比利时、瑞士和荷兰——很快也紧随其后，这加速了美元的疲软，其影响广泛而具体：一些美国公民很快得知酒店和航空公司都不再接受美元支付，在瑞士等地，他们也无法再用美元兑换当地货币。
沃尔克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身高6英尺7英寸（约2米），经常穿着皱皱巴巴的西装。沃尔克与尼克松政府中的其他人一样了解国际金融，这几个月来他基本预料到了这一切。然而，他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通过减少美国的军费开支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但他知道，与美国前几届政府一样，此类削减措施无法实现。另一种补救措施是放开允许货币相互交易的相当狭窄的区间，但这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在两年内不可能完全生效。由于缺乏其他选择，沃尔克力主一劳永逸地“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事实上，自1971年春天以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秘密制订取消黄金可兑换性的应急计划。沃尔克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将美元价值与黄金价值分开可能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好处很多。然而，沃尔克的新上司——2月份接受财政部任命的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是否愿意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目前还不明了。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康纳利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实话实说，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贬值，不会改变黄金的价格，而且我们将控制通货膨胀。”态度似乎斩钉截铁，但是面对沃尔克的询问时，康纳利却隐晦地回答：“这是我现在不可改变的立场。我不知道今年夏季我会站在什么立场。”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态度可能就更为勉强了，毕竟仅仅15个月后就要进行连任竞选投票了。越战还在激烈进行，看不到尽头，美国公众对此感到厌倦极了。那年春天，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入华盛顿，其中包括数百名越战老兵，他们将勋章扔在国会山的围栏上。如果大多数或所有主要货币都以灵活的汇率浮动，那么没人能真正预测世界经济会发生什么。此外，沃尔克认为，“一旦我们暂停黄金支付”，就会出现“巨大的压力来抬高黄金的价格”，正如当年罗斯福遇到的一样，确切的结果也将无法预测。
星期六早上，6月份贸易逆差的数据让沃尔克亮出了底牌。尽管美国在1970年享有大量贸易顺差，但1971年6月的数字显示出近6亿美元的赤字。这恰是货币市场对美国的惯常财政方式惩罚。虽然一个月或一个季度的赤字可能会逆转，但美国正面临着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整年的贸易逆差，最早的一次还是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担任总统的时候出现过。沃尔克打电话到他的财政部同事威廉·戴尔家里，让他来办公室。威廉也是一位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美国财政部官员，他熟知在某些时候美元需与黄金脱钩这个观念。早在1969年3月，他就给沃尔克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开头是：“我开始确信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当戴尔到达沃尔克办公室时，沃尔克问他贸易逆差到什么地步会撼动交易市场。戴尔完全了解5月份的动荡，他估计了一个数目，沃尔克回答说：“你已经懂了。”（事实上，后来在当月贸易逆差数据公布后，本已疲软的美元进入多日下滑。）戴尔回忆说：“于是他指示我做一个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计划，他说：‘这回动真格了。’”
当然，所有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的计划都需要得到康纳利和尼克松的批准，他们很可能会反对一项彻底改变所有战后国际货币行为的计划（此计划理论上也许违背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的意愿，他肯定会事先知道，并会强烈反对）。尼克松总统既不像肯尼迪总统那样迷恋黄金，也不像约翰逊总统那样对黄金越来越反感，大部分时间里尼克松总统甚至对黄金与美元的关系问题置若罔闻。1971年白宫春末和夏初的记录显示，尼克松总统对黄金或外汇市场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关注。5月至7月尼克松反而都在讨论与中国建交的提议、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中东谈判、美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和劳工问题）、他的连任竞选活动以及如何影响选民，当然，还有如何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的“阴谋行为”进行报复，这导致了“水门事件”丑闻，3年后他因此而下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沃尔克告诉戴尔“这回动真格了”之后36天，美国总统身着深蓝色夏季西装出现在星期日晚上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上，宣称他曾要求美国财政部“暂停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尼克松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接受在货币政策方面迈出如此重大的一步呢？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特里芬等人已经预见了它的结局。尽管如此，但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关系的决定出现在尼克松任期，特别是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这颇为奇怪。据艾伦·梅尔策的《美联储历史》记载，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初始，美元浮动受到“有限的支持和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的高级经济顾问保罗·麦克拉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就经济问题为尼克松提供咨询，该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教授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尔主持，戈特弗里德教授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专攻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问题。虽然此委员会探讨了国际货币改革的可能性，但它认为最先考虑的事项应该是解决美国的通胀问题。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会更容易说服其他国家维持货币稳定，防止国际收支危机。
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早期货币政策的基石，被称为“善意的忽视”。与尼克松保持直接联系的顾问更倾向于“按部就班”这一术语，但由于几个原因，“忽视”是一种恰当的描述。其一是1968年制定的政策——限制国际投资、建立两级黄金市场，以及通过附加税来帮助减缓通胀和为越战买单——实际上确实一度改善了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确实，在1968年，美国出现了16亿美元的罕见顺差，并在1969年再次出现了27亿美元的顺差。如果现有系统看上去有效，那么就没什么动力去改变它，相反，哈伯勒尔顾问团队敦促结束约翰逊建立的资本管制，并将重点放在提高货币汇率的灵活性上。
之所以称之为“善意的忽视”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尼克松及其最信任的顾问对于国际货币事务不太重视，虽说这个难以精确界定。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下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倾向于创造西方货币共识：他们将西欧各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视为共同创造增长并使经济危机最小化的项目合作伙伴，虽然有时与它们合作是困难的。尼克松的主要精力在执行外交政策上，当然也是由于他接手了令美国元气大伤的越战的缘故。如果说尼克松及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国际货币政策有什么目的，那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实现外交政策的干扰。例如，一位曾在尼克松任期内任职的官员告诉政治学家乔安娜·戈瓦，尼克松“甚至不批准向联邦德国继续施加压力以获取外汇让利，因为他更重视德美关系，而不是国际收支”。毫不奇怪，越南更是禁区了。一名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告诉戈瓦：“我们不喜欢类似于让我们的士兵回家这样的念头。”
因此，尼克松政府对处理与全球货币管理相关的机构兴趣有限，这些机构既复杂又劳神费力。从约翰·康纳利身上可以看出尼克松政府的态度，康纳利是尼克松在1971年2月安插到财政部的。他是一位狂傲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其形象是在会议中叼着未点燃的雪茄。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那天，他与总统同坐在亮锃锃的黑色轿车内。与他的前任戴维·肯尼迪不同，康纳利并不一味坚持保守的经济理念。正如他的一位助手所说的那样，康纳利“并没有为任何理论教条或20年前写的意见书所困”。他独断到近乎冒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管的说法，在康纳利第一次访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他称之为“一个博物馆，任何尚未制成标本的东西都应当制成标本”。 5月，他更是公开地制造纠纷，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银行业会议上发表演讲，指责外国政府在自己的防御上投入的资金不够多。“美国经济不再主宰自由世界，”康纳利告诉该组织，“美国没有理由出于友谊、需要或能力的考虑承担如此沉重的共同负担。”他似乎热衷于这种全球性的挑衅，称自己是“精致的国际金融运动场上的霸道男孩”。
当然，这并不是说康纳利在1971年坐上美国财政部长的位置是为了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有证据表明他在进入美国财政部的早期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乍一看，这样一个激进的提议可能会吓退像康纳利这样的政客。民主党在1970年大选中获得众议院席位后，尼克松获得了康纳利的支持，康纳利跨党派加入其内阁。康纳利的任命被认为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考虑，他对一位能够连任的激进主义总统感兴趣。一位传记作者指出，当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时，总统的顾问吹嘘说，康纳利是一个能够实现共和党重要目标的人：1972年他为共和党拿下了得克萨斯州（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赢得了得克萨斯州——当时第六大州——大选举团的25张选票，但在得克萨斯州的总选票只有超过共和党不到4万票的微弱优势，得克萨斯州显然是共和党人的天下）。同样有价值的是康纳利与国会中民主党人的接触。康纳利很快就会领导政治组织“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并且在1971年夏天，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与康纳利讨论了他们可能会在1972年选举中抛弃副总统候选人斯皮罗·阿格纽，让康纳利取代他。
实际上，如果不理解当时激烈且时不时令人绝望透顶的政治背景，就无法理解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夏天在经济上所做出的举措。1972年尼克松以绝对优势战胜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这或许让后来的观察者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在前一年，尼克松的连任机会还不稳固——或许更重要的是，内部认为其是不稳固的。让康诺利做副总统的戏言显示出一个与自身弱点作战的政府。尼克松对他的副总统失去了信心，很少与他单独见面，甚至认为是他拖累了1972年的选举。在尼克松离职后不久，他的一位顾问评述道：“如果1971年有一次选举，那么尼克松几乎肯定会落选。”在1971年上半年，哈里斯调查显示，尼克松将会在4月以39∶47败给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其中11%的选民支持亚拉巴马州前州长、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尼克松总统不仅未能兑现他在1968年的竞选承诺“光荣地结束越南战争”，他还加大了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战争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损耗似乎无穷无尽。
但如果让白宫内部的任何人指出尼克松政府最大的弱点，他们都会说是经济。虽然持续通胀的主要原因可归于约翰逊政府突如其来大规模地发起了越南战争，然而让选民回顾过去却无济于事。1970年经济陷入衰退，即便是这剂药方也未能让尼克松的团队，包括他亲自挑选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阻止通胀的恶化。1971年春天，美国通货膨胀率20年来首次突破6%。1970年到1971年华盛顿大多时候都在辩论是否应该冻结工资和物价。提倡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对这项政策深恶痛绝，华盛顿的经济决策人士曾经为此争论得不可开交。尼克松尤其反对控制物价，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曾于二战期间在价格管理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认为控制物价不切实际。乔治·舒尔茨和保罗·麦克拉肯也赞成这个观点。一直到1970年底以前，尼克松政府都很厌恶控制物价这个想法。
然而，很快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就觉得别无选择。对康纳利而言，他不受教条的束缚，将控制工资与物价的观点视为执行力的理想化延伸。（“如果立法机关想要给你一个新的力量，你就要接受它，把它当作一把旧猎枪那样放在角落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它。”）1971年初美国储蓄达到战后的最高位，美国消费者拼命想要避免通货膨胀，国会在5月赋予总统实施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权力。6月，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已经认定有必要冻结工资和物价。
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美元是否要浮动的争论。沃尔克对此举的后果感到担忧和害怕。1971年3月，沃尔克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阐述了四种拟采用的不同货币方案的优缺点。在谈到暂停美元兑换黄金时，他担心其他国家会通过限制或禁止来自美国的投资、建立更高的贸易壁垒以及通过提高黄金价格来促使美元贬值以进行报复。没有办法能够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美国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令它们感到“无能为力”。沃尔克仍然认为，如果提前几个月商议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并将此作为连贯、合作的国际协作的一部分提出，那么或许能够减轻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
到了春天，不管世界的反应如何严重，有两个因素开始迫使沃尔克接受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其一是联邦德国马克开始浮动，此举不仅增加了美国的压力，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表明浮动美元是可行的（联邦德国经济在实行浮动汇率后立即有所改善）。其二是美国国会意外地开了一个口子。众议员亨利·罗伊斯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曾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任职，并经常与沃尔克和美国政府就黄金政策进行争吵。罗伊斯特别反对美国从南非购买商品，认为美国正在支持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权。6月3日，罗伊斯提出了“国会意见”，呼吁美国政府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罗伊斯批评其是一种“毫无必要地自我削弱”的货币体系，认为“只有关闭黄金窗口并让美元与日元和其他被低估的货币建立更新、更稳健的联系，才能避免贸易形势的恶化以及重新主导世界贸易格局”。国会对罗伊斯提出的决议好像没有进行投票。然而，它的副本被递送给沃尔克，他认识到该决议代表了美国国会的新动向。3月的时候，他还在担心“反对党主控的国会已准备好，它愿意并且能够挫败所有让美元贬值的计划并把结果变成政治资本”。现在，这是国会中民主党领导者的提议——可能是不经意中提出的，但对沃尔克认为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某个立场提供了潜在的政治掩护。
无论沃尔克对其上级接受这项高风险经济政策改革的意愿曾抱有什么疑虑，这种疑虑都渐渐消退了。实际上，政治怀柔是康纳利的专长。说到底，康纳利已经试图说服总统接受强有力的新经济政策——包括尼克松在6月底仍然抵制的工资和物价冻结——以改善失业和通货膨胀。而在某种程度上，康纳利正在与尼克松政府内部的经济顾问伯恩斯进行一场势力争夺战。6月初，当国际货币市场的压力有所缓解时，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给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谴责现行制度的不可行性，但认为浮动货币“太不确定、风险太大”，因为它“破坏了迄今为止普遍存在的货币秩序”。麦克拉肯希望召集一大群人来跟进货币问题。但康纳利时不时威胁说要在春天辞职，他反驳道，根据法律和传统，这些决定应该由财政部长做出。尼克松支持康纳利并让他负责。6月28日，尼克松与他的经济团队会晤，整个团队吵得不可开交，总统因厌倦了无休止的辩论和无法追踪的新闻泄密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总统声称将不再会有“这种废话……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尼克松说经济政策只有让一个人负责才能发挥作用，那个人就是康纳利。
这实际上意味着沃尔克可以继续执行他在当年早些时候起草的应急计划。但对康纳利而言，决定性的理由并非出于经济考量。7月中旬，就在贸易赤字令沃尔克转而赞同关闭黄金窗口的想法时，康纳利看到了财政部顾问爱德华·伯恩斯坦做的一份分析报告，伯恩斯坦是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的美国代表之一，他计算出美元贬值（约在15%附近）可能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削减0.5%的政治破坏性失业率。这主要可以通过出口来实现：美元贬值会使美国汽车和其他制成品在国外更具竞争力，并且迅速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使尼克松在1972年大选中获得强大的优势。一位尼克松政府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说，伯恩斯坦的分析“使康纳利相信贬值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康纳利总是关注经济学的政治性”。
康纳利的确更有远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只是他为总统打造的一整套经济措施的一部分——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就短期经济影响和政治支持的可能性而言，冻结工资物价和增加进口附加费可能更具吸引力。但康纳利认为，暂停美元兑换黄金窗口会让尼克松的决策看起来坚决果断，影响深远。
假设他可以以此为理由让尼克松接受他的建议，那么尼克松的顾问就会与他保持一致，即使他们个人反对康纳利打造的全套或部分提案。只有一个障碍：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伯恩斯在尼克松就任期间地位特殊。首先，伯恩斯在离开学术界之后的职业生涯与尼克松有交集，他们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一起共事过。尼克松在一份回忆录中写道，伯恩斯提醒过他经济趋势将会对1960年的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尼克松于1970年任命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显然很珍惜他与尼克松的关系，视之为一位难得的朋友。尼克松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尼克松有一次拙劣地斥责犹太人占据了美国劳工统计局，他说：“你知道，自始至终是犹太人策划的这场阴谋，与伯恩斯之流一起。而他们所有人都只与犹太人交谈。”与此同时，伯恩斯表面上声称美联储需要维持其独立性和忠于事实。1970年12月，伯恩斯在洛杉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很不情愿地支持了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工资和价格的建议。这些言论被解释为是受到尼克松支持的（尼克松及其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在伯恩斯演讲前确实与其谈过话），但事实恰恰相反，尼克松对伯恩斯提出他自己的政策建议大为光火。出于报复，白宫有一阵子不再邀请伯恩斯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仪式。
说尼克松政府不重视美联储的独立性那不免有些轻描淡写了，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伯恩斯描述为尼克松总统连任中相当可靠的经济盟友。然而，在“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这个关键性的决定做出前不到一个月，伯恩斯就已成为除水门事件的“管道工”活动之外尼克松政府首要的政治攻击目标之一。7月23日，伯恩斯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做证，对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体表示沮丧。“经济学规则的运作方式与以往不同，”伯恩斯感叹道，“尽管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工资增长率并未缓和；尽管有许多工业闲置产能，但商品价格依旧迅速上涨。”伯恩斯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美国政府无法减缓工资和物价的增长。只要消费者和企业认为价格将继续大幅上涨，他们就会抑制支出和投资，从而对经济复苏造成“严重障碍”。
美联储主席公开声称美国政府无法改善经济，这令尼克松及其顾问极为不悦。在第二天的总统办公室会议上，尼克松与助手H. R.霍尔德曼及约翰·埃利希曼讨论以最有效的方式报复这个自负、一心想出风头、忘恩负义的伯恩斯。他们基本赞同应该在伯恩斯周围的经济圈子放出风声，说伯恩斯与总统发生了冲突（恰好那天尼克松痛斥犹太人占据了美国政府经济圈）。尼克松随后提出了一个利用媒体攻击他的想法：“你能通过查尔斯·科尔森机构走漏一个关于阿瑟的故事吗？”他立即提出两个版本：一个是总统正在考虑像“填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填塞美联储，也就是说，总统的顾问建议扩大美联储的组成人员。另一个是总统希望结束美联储的独立性并将其纳入行政部门。尼克松解释说，一篇质疑美联储独立是否明智的报纸专栏文章可能会“让阿瑟有点担心”。他补充说，这个想法来自康纳利。
根据科尔森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砝码：对伯恩斯在推进控制工资和物价的同时还提出给美联储主席加薪予以攻击。科尔森说，他指示一名下属将伯恩斯赤裸裸的虚伪透露给《华尔街日报》，虽然他非常清楚伯恩斯只提出为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为自己加薪。果然，此事很快见诸报端，该报道称“愤怒”的总统正在考虑通过立法将美联储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并借一位不知名的助手之口指责“虚伪”的伯恩斯试图将自己的薪水提高50%。 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明显因给予伯恩斯一击而感到高兴。在7月28日的几个电话中尼克松提到了这个话题，“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霍尔德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小道消息“让阿瑟非常沮丧，目的达到了”。
对伯恩斯的攻击力度不大，因为这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提出的一项政策，而美国政府几天之后就要批准这项政策了。经济衰退对金属采矿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打击，而美国采矿业的产量下降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整个1971年，钢铁工人工会一直用罢工及罢工威胁来赢得巨大的优势，这使铜矿和铝矿工的工资大幅增加。8月2日，在罢工截止日期过后，钢铁业宣布了一项解决方案，在3年内将工资提高30%。为了支付这笔费用，钢铁公司宣布将产品价格提高8%。
这为康纳利推销其经济计划提供了极佳的机会。钢铁公司协议的潜在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康纳利对总统说：“钢铁公司的做法对于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极为不利。”总统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找出如何应对通胀以及如何传达他的信息的办法。“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手段。”他告诉舒尔茨和康纳利。除了90~120天的工资和物价控制外，康纳利还重新设立了投资税收优惠、坚持限制联邦支出以及实施10%的进口配额。他强调，重要的是大胆采取行动，让尼克松看起来能掌控局面而不是被局面控制。康纳利告诉尼克松，美元兑换黄金是“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停止的做法。大多数人认为价值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是需要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拐点，本周我们将损失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我认为你在明年的选举过程中要取消‘美元可兑换黄金’”。他补充说，美国“或许应该浮动美元”，正如联邦德国和加拿大已经浮动了它们的货币。总而言之，康纳利坚持认为，这一系列计划将“极大地刺激”经济，他建议总统“在被迫明确立场之前先主动明确立场”。康纳利说，这将“与你采取的对华策略一样重大”。他们讨论了不同的时间表，从国会休会前那一周直到11月和12月。霍尔德曼在当天的日记中称，康纳利的计划“是巨大的经济突破”，并推测虽然舒尔茨可能会设法放慢计划，但他不太可能阻止它。在两天后的类似总统办公室会议上，康纳利激情澎湃，从白宫的录音带里都能听到他把总统的桌子捶得砰砰响。当舒尔茨加入时，他很快意识到辩论已经结束了。“总统先生，您已经决定了采用这一大套措施，包括终止美元兑换黄金以及其他一切？”他半是询问半是陈述地说。
此时此刻，尼克松总统的主要目标是：找到恰当的时机宣布他的大胆新计划并杜绝向媒体走漏消息的一切可能。有关美国政府计划的任何暗示都可能轻而易举地扰乱市场。沃尔克很清楚他的计划是爆炸性的。他为康纳利准备的简报包括了整个“第一部分”的虚假计划，以防记者或其他外人截获它。简报还包含了“第三部分”，但没有“第二部分”，这样可以进一步混淆视听。
实际上，该计划确实被走漏给了媒体。8月初，报业集团的专栏作家保罗·斯科特写道：“尼克松总统和他的经济和金融顾问正在就美国经济状况进行闭门讨论，其重要性不可估量。”该专栏提到了沃尔克的美元应急计划，该计划“着重通过让美国财政部关闭所谓的‘美元兑换黄金窗口’来实现可控的贬值”。消息过早透露使康纳利感到“非常不安”，尼克松让霍尔德曼追查是谁走漏了风声——也就是在这个夏天，他首次召集了后来对水门事件负有责任的“管道工”。
8月12日总统办公室的讨论几乎没有提及经济计划中的哪些部分是必要的，只要能够显示正在进行重大行动就行。无须国会批准就可采取的步骤具有明显的优势：国会处于夏季休会期间，当它重新召开和安排听证会时，美国政府将已有数周的优势。例如，进口税成为最重要的议题，因为舒尔茨和康纳利已经找到了至少两种合法方式能够在没有立法行动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包括借助罗斯福启用过的《对敌贸易法》。至于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尼克松及其团队不确定这应该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或者到底是否应该包含此举。市场和外国政府是否如同沃尔克所担心的那样受到惊吓？或者正如舒尔茨所说，会一直怀疑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而早就消化了这个消息？尼克松对此做了总结：“没有人知道公众对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反应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坦率地说，就连专家们都不知道它究竟应该是什么！”同样尚不清楚的是康纳利的每一项提案是否同样紧迫。“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实施整个计划，特别是冻结工资、物价以及征收进口附加费，”尼克松对康纳利说，“但是如果你认为必须立即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那么你可以自己宣布……让它听起来像是一个临时措施，一个完整计划的前奏。”他们讨论了伯恩斯的立场以及他反对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可能性，但也预测他或许会同意这个决定。
康纳利进一步阐明，比经济计划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展现出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做出了在他任期之前的美国总统所不能做出的大胆决定。下面这个对话特别说明问题：
康纳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国内的问题。若国内问题得到了解决，国际问题也迎刃而解。你所说的国际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因为它只是一种联动反应，反映出国内的经济实力，就是这样……
你想要这个背景的原因，详细地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要说明美国的处境已经恶化了25年。
尼克松：对。
康纳利：并且你是第一位有胆量的总统！
尼克松：嗯。
康纳利：采取这种全面的——
尼克松：妙。
康纳利：——行动。
就在那天下午，英国政府要求为它所有的美元资产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黄金准备金。虽然英国的要求本身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放弃美元可兑换黄金，但它肯定印证了问题的急迫性和广泛性。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不足100亿美元——自1938年以来的最低额，履行要求将是非常危险的，不履行要求则会向重要的盟友发出恐慌信号。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周末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们赶往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他们被要求收拾好行李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妻子——他们去哪里或去干什么。在前往戴维营的路上，来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赫布·斯坦对尼克松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说：“这可能是自1933年3月4日以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周末。”那天罗斯福决定关闭美国的银行。萨菲尔不明白关闭黄金窗口的意思，但当他在直升机上向一位财政部官员重复这个疑问时，那人向前倾身，双手抱头，低声说：“天哪！”
许多历史学家记录了8月13日至15日在戴维营进行的辩论，并将其描述为关闭黄金窗口的决定性时刻。原因之一是，萨菲尔写了一篇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周末。事实上，该计划几乎全部获得提前批准，只需要在细节和语言上敲定。尼克松在计划这次出行时说：“反正我个人已经决定了我想要做什么。”戴维营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舞台剧，一次已成定局的会议，旨在让参与者——主要是伯恩斯——感觉就像咨询了他们似的（这种策略是尼克松政府的惯用伎俩）。或许伯恩斯的确一直认为他有机会赢得辩论。尽管如此，几周之前——甚至在白宫向媒体诋毁他之前——他自己已经无奈接受了尼克松表面与己无关的手段。在7月初的日记中，他写道：“我经常注意到总统的独裁做派及其采用的政治手段，但现在我知道，只有当我压抑自己的意志并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时，将来我才会被接受 ——即使在法律和道义上这样做是错误的。”
出于保密的需要，尼克松命令所有人不得与营地外的任何人交谈。“任何泄密都会构成叛国罪。”阿瑟·伯恩斯回忆道。沃尔克可能比其他任何与会者都更清楚泄密可能产生的严重的市场后果。“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发财致富，”霍尔德曼打趣道，“究竟怎样做呢？”
伯恩斯愿意接受一些经济计划，认为这可能有效。但他拒绝结束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的计划：“如果我们关闭窗口……我们正在释放我们不需要释放的力量。”这相当于“扼杀了国际货币体系而不提出任何取而代之的东西”。他担心的是其他国家会立即通过黄金溢价来报复，这也是沃尔克害怕的。康纳利则强调了岌岌可危的现状：“任何人都可以推倒我们——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当星期五晚上的讨论结束时，他们没有达成正式的结论。但是在星期六早上4点30分，尼克松致电霍尔德曼，并告诉他已决定关闭黄金窗口。剩下的就是确定时间了。最初，他们计划让尼克松总统于16日星期一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但沃尔克认为，应该尽可能提前通知国际市场，这至关重要。如果星期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就意味着要打断《伯南扎》的播出，这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美国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尽管此时是这一节目夏季档重播。他们认为值得冒一下险。
尼克松主要担心如何组织讲话稿论点。所有关于关闭黄金窗口的恐惧和争论都假定观众理解这个非常复杂的主题。然而，正如尼克松在星期四指出的那样，就连专家们也无法就影响是什么达成一致结论，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解释呢？沃尔克可以去到欧洲安抚他的国外同行；对尼克松来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观众会怎样对待这个消息。正如舒尔茨几年后所说的那样：“尼克松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关闭黄金窗口的含义，也不关心它。尼克松知道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戴维营的人不要为他写演讲稿，他想要自己写。”（这不完全准确，总统也让萨菲尔起草了一份演讲稿，不过2 500字的演讲稿大部分都是尼克松自己执笔的。）在返回华盛顿的直升机上，尼克松忍不住透露给萨菲尔：“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何时策划的吗？康纳利和我，我们60天前就定下了。”
尼克松面对镜头坐在蓝色窗帘前，他身着蓝色西装，系着同色领带，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子，显得非常随意。他的18分钟讲话几乎没有提及即将取消二战结束以来即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反，尼克松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唯一公平的行动就是反击。“在过去7年中，每年平均发生一次国际货币危机，”尼克松说，“那么谁从这些危机中获益？不是工人，不是投资者，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获利者是国际货币投机者。因为他们在危机中兴旺发达，他们助长了危机。”然后他列举了这些投机者当前的议程：“最近几周，投机者一直在对美元发动全面攻击。一个国家的货币实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而美国的经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因此，我也告诉财政部长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美元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我已指示财政部长康纳利，除非是确定有利于货币稳定和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金额和情形，否则将暂停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
为了否认他称之为“妖怪”的贬值，尼克松向美国民众提出了一个直白的爱国诉求。的确，如果你出国旅行或购买一辆外国汽车，你的美元可能会贬值。但如果你是“在美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中的一位，明天你的美元将和今天一样值钱”。尼克松向观众表达的要点是，美国是强大的，它的竞争能力取决于美国公民。“两百年前，有人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美国最美好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这是在1775年写的，就在美国革命前夕——这是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曙光。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些声音的回声，同样的论调散播出沮丧、失败的气息。同胞们，让我们做出回应：‘我们最好的日子就在眼前。’”尼克松认为，如果让美国人在以黄金来衡量美元价值和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后者。
尼克松的计划中蕴藏的政治智慧在演讲后数小时内就显现了。大多数民主党领导人对尼克松的上述决定完全没有提防。特别是在8月份的休会期间，没什么人准备对付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这种复杂的问题，尽管下一年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确实对这一讲话进行了谴责，认为它是“彻底的废话，离题、故弄玄虚……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以这种方式结束美元兑换黄金是一种耻辱”。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党人有一种获胜的感觉：他们很高兴尼克松终于采取了他们长期以来所提倡的冻结工资物价措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蒙大拿州的迈克·曼斯菲尔德说：“我很高兴（尼克松）耐心终于耗尽。”正如预测的那样，国际货币市场存在一些混乱，其中许多市场关闭，以便应对这些变化。美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将继续下滑，但至少在1971年，新政策不见得使事情变得更糟。对白宫来说，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市场对该政策的接受度很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星期一的时候将近收涨33点，涨幅3.8%——这是道琼斯工业指数自美国成立以来截至当时最好的单日表现。即便那些最猛烈抨击尼克松政府的人也没有任何其他切实的选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采取猛烈的单方面行动，这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暂时的满足感，”美国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在《纽约时报》一篇措辞激烈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如果货币贬值是合理的，那么我们本可以通过协议而不是强行贬值来降低风险。”几年前，罗斯托这个人几乎会毫不犹豫地考虑将核弹埋在国外来炸出黄金。他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一点合理性。然而，在对上述政策实施细节进行诡辩时，他实际上忽略了一点：以黄金（无论多少数量）来定义美元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美元浮动，但任何有权威的人都没有真正地提倡回归金本位。
当罗斯福于1933年发布黄金禁令时，部分原因是他的政府（以及他之前的胡佛政府）公开表示对个人囤积黄金的担忧。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也分别在不同的阶段担心过个人黄金交易，通常他们担心的是海外黄金交易。相比之下，1971年尼克松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闭黄金窗口的决定与美国人是否拥有或投资黄金毫无关系。尼克松政府既非有意抑制也不鼓励任何特定的消费者行为。事实上，浮动货币是相当陌生的体验，国际金融界最有经验的政府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例如，长期担任美联储官员的查尔斯·库姆斯在1967年与浮动汇率拥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论中表示，如果美元完全浮动，他根本不相信会有美元的汇率市场。关于创建私人黄金投资市场，甚至是美元浮动将会如何影响现有的私人黄金市场的讨论，在备忘录和副本中都无处可寻。它不仅不是一种动机，甚至白宫、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的高阶官员都没有关注过。
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贵金属投资热，很快将发展成现代的黄金投资爱好者运动。它的合法立足点是采取银币交易的形式。1965年，当去除10美分币、25美分币和50美分币中的白银时，出口或熔化1965年以前的美国银币成为非法行为。几年来，这项政策使收集或囤积银币的人感到沮丧；白银价格上涨——1968年白银交易价远高于每金衡盎司2美元，这些银币的金属价值远高于面值。然而，到1969年，很少有银币仍在流通，银价开始下跌。那年春天，尼克松的财政部取消了禁止熔化硬币的禁令。
此举开启了买卖银币的市场。需求变得普遍而复杂，1971年4月，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银币期货合约。但由于银币交易的民间产业蓬勃发展，银币爱好者并不需要“官方”市场。1972—1973年，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约20家钱币交易所开业。交易所的标准产品是一袋1965年以前的硬币，面值总计1 000美元，但其银含量的总价值超过了这一数值。钱币交易的始祖是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Pacific Coast Coin Exchange,PCCE），1970—1974年，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向约25 000名投资者出售了合同金额达到10亿美元的银币。该公司后来被命名为莫尼克斯国际（Monex International）公司，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新港的钱币经销商路易斯·卡拉比尼创立。卡拉比尼和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与许多作家和思想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阿灵顿出版社出书，发表有关黄金和白银的政策和投资理念。例如，哈里·布朗的畅销书，给读者提供了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的地址，并称该公司“熟悉美国白银市场和美国当下的通货膨胀问题”。布朗特别向那些想要进军白银商品市场的读者推荐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说该交易所将会向投资者出借部分资金用于购买银币。1972年，卡拉比尼在阿灵顿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你需要知道的有关金银的一切》，书中有对哈里·布朗、弗兰兹·皮克、默里·罗斯巴德等人的采访。
事实证明，卡拉比尼与迅速发展的黄金投资热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他们在阿灵顿出版社出版的书很明显地用于为他的公司招徕业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布朗实际上拥有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营销总监的头衔，并在1970年至1974年从该公司获得了大约10万美元的佣金。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说法，具体来说，该公司因为“布朗出版的书为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吸引了投资者而支付他佣金”。布朗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告知他的众多读者（尽管美国证交会的诉讼摘要中没有提到皮克，但弗兰兹·皮克也为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打了不少广告）。
但是，如果说美国证交会对阿灵顿出版社的控诉是因为该出版社把推销广告包装成独立分析来欺骗读者，那么它对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和硬币市场的态度就更加严厉了。首先，美国证交会称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诱骗”那些没有做出正确判断的消费者。该控诉批评了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老奸巨猾、强行推销的欺诈促销和营销活动……旨在吸引资金较少和不成熟的投资者，他们对这些投资缺乏了解和经验”。
其次，美国证交会断定，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对其提供的服务有所隐瞒。证交会表示，该交易所几乎从未真正向投资者出售实物钱币。在交易所的广告中，列出了其存储库（“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犹他州和加拿大”），投资者的银币据称存储于其中。事实上，美国证交会声称，该交易所没有存储库，基本上从未购买过它向投资者兜售的银币。该交易所通过这种方式向投资者出售的“银币”总数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地方能获得的银币数目。1974年，一位货币市场主管告诉《纽约时报》：“我认为他们售出的银币比产量都多。”当时纽约州总检察长获得了对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下达的强制令，因为该交易所对纽约居民做出了“巨额欺诈行为”。美国证交会没有指控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出售硬币，而是指控它将自己用于一般运营和投资的基金与投资者的基金混同使用。该交易所或许已在白银市场购买了期货和期权，但投资者对这些投资没有任何权利或所有权。
该交易所的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以保证金配资的方式购买了子虚乌有的钱币，也就是说，他们先按钱币面值（加上佣金和费用）的一定比例支付了款项，然后在一段时间内支付其余部分或者投资获得的利润支付。美国证交会表示，后一种情况实际上从未发生。如果客户要求出售他们自己的硬币，那么他们通常被迫仅以该交易所决定的价格出售。控诉指出，有时该交易所“拒绝接受卖单”。此外，美国证交会指控该交易所管理人员利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从未披露的可疑采购行为，包括采购私人飞机、金矿和畜牧场，公司管理人员还被控用投资者的资金获得个人贷款。美国证交会没有将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的行为称为庞氏骗局，但一位法律学者得出结论：“指控的言外之意表明庞氏骗局可能存在。”卡拉比尼与美国证交会达成了和解，他并未承认不法行为，只承诺了将来会避免违反证券法（他很难履行这个承诺）。
然而，很难看出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否降低了黄金爱好者的热情或减缓该势头。如果它向布朗支付了数万美元推荐费，那是因为布朗出版的新作《危机下的投资Ⅱ》成为1974年的畅销书。书中布朗谈论他熟悉的主题，虽然减少了一点世界末日的论调。他指出，虽说他在1970年出版的书中所说的灾难性预言还没有应验，但那些接受他建议的投资者所获的盈利仍然比那些将资金投入蓝筹股的投资者要好得多。他推荐去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购买金银币：“我在那边有过多次交易，它无可挑剔，我一直都很满意。”
布朗并未承诺轻松时光的到来。他继续预测了“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困难的萧条时期”。他仍然主张万一美国大部分地方的人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则需要井然有序地撤离，尽管他承认这些观点“带有一种偏执和迷信的意味”，但是他还是为那些希望合法购买金币的人提供了实用的指南和价格图表——显然这些人的数目不断增长，他声称他们的投资具有“钱币目的”。不知是出于对布朗提出的严峻情况，还是对他的投资建议做出响应，美国人对书中的信息津津乐道。这本书登上了1974年2月《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0周之后再次于4月荣登榜首，一直到11月该书仍然榜上有名——总共持续了39周，布朗在个人理财类畅销书作家中的排名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圈子的作家包括西尔维亚·波特、亚当·斯密以及为数不多的另外几个作家），他们的影响范围可以与美国最知名的小说家和知名人士相媲美。布朗能够在大多数美国人无法合法购买黄金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吸引如此庞大的读者，这一点值得注意。当然，布朗、太平洋海岸钱币交易所以及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期待美国人终能合法投资黄金的那个时刻的来临。
Onno de Beaufort Wijnholds, Gold, the Dollar and Watergat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88–89.
Memorandum, “Limited Gold Convertibility in a Cooperative Framework,” William B. Dale to Paul Volcker, March 10,1969, Record Group 56,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ffice for the undersecretary of monetary affairs, Box 11, Folder “Gold,”NARA.
戴尔接受了托马斯·福堡的采访，后者在1980年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第244页引用了戴尔的访谈。
乔安娜·戈瓦采访了这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写下了有价值的报道：Closing the Gold Wind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69。
Charles Ashman, Connally: The Adventures of Big Bad John（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 207-208.
Charles A. Coombs,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6）, 219. 库姆斯与康纳利的冲突使他或许带有偏见；不过，康纳利在很多场合也确实表现出不愿对国际货币问题给以恰当的关注。
康纳利的演讲“维持稳定货币体系的相互责任”发表于1971年7月12日的《美国国务院公报》上。
大约在1971年7月19日，尼克松与康纳利第一次讨论了让康纳利作为副总统参与1972年总统大选的事宜。参见Haldeman’sentry for that day in The Haldeman Diaries: Inside the Nixon White House（New York: Putnam, 1994）。
Hendrik Houthakker, “The Breakdown of Bretton Woods,” in Economic Advice and Execu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Pas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d. Werner Sichel（New York: Praeger, 1978）.
Louis Harris, “Muskie Still Leading Nixon,” Chicago Tribune, July 19, 1971.
本章均参照了艾伦·马图索内容详细的著作Nixon’s Economy:Booms, Busts, Dollars and Votes（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James Reston Jr., The Lone Star: The Life of John Connally（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396. 雷斯顿的信息来自吉姆·史密斯，后者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美国国会为财政部游说。
“Contingency Planning: Op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oblem,” March 14, 1971. Papers of Paul Volcker,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ox 0108477, 57–58.
“Shift on Monetary Set-Up Is Proposed in the Hous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71.
Volcker, “Contingency Planning,” 52.
FRUS, 1969–1976, vol. 3, document 157.
Thomas Forbord, “The Abandonment of Bretton Woo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249.
Richard Nixon, Six Crises（New York: Touchstone, 1990）, 309–310.
Nixon conversation 545-1, July 24, 1971.
“持久繁荣的基础”，1970年12月7日在洛杉矶贝弗利希尔顿酒店举行的佩珀丁学院重大问题系列会议上的讲话。https://fraser.stlouisfed.org/title/?id=449#!7961 , accessed on September6, 2015。
Bob Woodward, The Last of the President’s Me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2015）, 74.
参见，如：Burton A. Abrams, “How Richard Nixon Pressured Arthur Burns: Evidence from the Nixon Tap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no. 4（Fall 2006）: 177–188. 艾布拉姆斯直言：“理查德·尼克松提出要求，于是阿瑟·伯恩斯在1972年选举前提供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美联储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对联合经济委员所做的声明，1971年7月23日，第2-3页。
Nixon conversation 545-3.
Charles Colson, Born Again（Old Tappan, NJ: Chosen Books, 1976）, 62–63. 科尔森对其1971年春季和夏季议会会期的参会情况的描述似乎充其量只是含混不清的叙述。例如，他说自己参加了7月24日的会议，在会上尼克松建议科尔森负责关于伯恩斯的负面报道，但是，白宫的录音则显示了与其论述相反的信息。伯恩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74年，科尔森把有关在总统的游艇“红杉”号上策划诋毁伯恩斯的详情告诉他，当时科尔森、霍尔德曼，卡斯帕·温亨格等人出席了会议。然而，科尔森的书中却称“红杉”号之旅发生在5月，那么，说此举是为了报复伯恩斯7月所做的证词就未免太早了。不过科尔森关于将这个故事泄露给报刊的说法是可信的。
“White House Hints It Plans Attack on Reserve Board’s Independ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9, 1971.
Haldeman Diaries, 332.
同上：335–336.
关于沃尔克计划的细节参见William Silber, Volcker: The Triumph of Persistence（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2）, 82。
Paul Scott, “Devaluation of Dollar Seen As a Possibility,”Lebanon Daily News, August 6, 1971, 17.
Haldeman Diaries, August 9, 1971. 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认为总统候选人皮特·彼得森是泄密事件的幕后主使。
1971年8月12日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录制的录音带的脚本，in The Nixon Tapes: 1971–1972, ed. Douglas Brinkley and Luke Nichter（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conversations 562-6。
由萨菲尔撰写的、第一批报道戴维营周末会议的一则新闻参见Before the Fall: An Inside View of the Pre-Watergate White House（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509–528. 霍尔德曼的回忆发表在他的日记中。另一篇极有价值的间接会议记录是亨利·布兰登的The Retreat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Doubleday, 1973）。
Insid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Secret Diary of Arthur Burns, 1969–1974, ed. Robert Ferrell（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entry for July 8, 1971, 47–48.
Before the Fall, 527.
Richard Nixo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utlining a New Economic Policy: “The Challenge of Peace,” August 15, 1971.
Eugene Rostow, “Devaluation by Agreement, Not Fi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71.
库姆斯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论中发表了评论，再版于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ixed Exchange Rates（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67）, 185。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Litigation Release No. 6638, December 12, 1974.
“ ‘Colossal’ Fraud in Coins Reported,” 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74.
James C. Treadway Jr., “SEC Enforcement Techniques:Expanding and Exotic Forms of Ancillary Relief,” Was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