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尼克松辞职之后没几天，新上任的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再次允许美国人购买和出售黄金进行投资。当时，他的行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项法案最终将打造美国强劲的黄金投资市场。
资料来源：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图书馆。
这一惯例由来已久：开议日当天，有一位国会议员提出一系列议案，开始新的立法议程，但结局往往是不了了之。尤其是当议员所在政党是少数党时，议案成为法律的真正机会取决于无关紧要的、令人乐观而微妙的那一天。依循这一惯例，1973年1月3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菲利普·克兰提出了一项只有两句话的议案H.R. 435，旨在“允许美国公民持有黄金”。 在同一天，克兰满怀相同的希望和热情提出了另外两个议案，希望为私立学校的学费提供税收减免以及增加对某些毒品犯罪行为的处罚。
按理说，克兰提出的黄金议案本应与之前提出的许多议案一样，就此悄无声息。自1933年的黄金禁令开始以来，国会议员多次——或多或少具有象征意义地——提议制定法律，以恢复美国人合法拥有黄金的权利。例如，哈罗德·约翰逊于1958年在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历史悠久的萨特磨坊遗址就位于该地区，在此遗址曾发现黄金）当选为国会议员，到众议院任职的第一天，他就提出了一项个人拥有黄金合法化议案。老巴菲特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黄金议案可以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他更关注恢复金本位制，而不是恢复个人拥有黄金的权利，把购买黄金作为一项投资。克兰本人进入国会后不久，于1970年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但他未能说服银行委员会主席赖特·帕特曼安排一次听证会，因此该议案被否决。
这些努力一直难以成功，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备的时候，它们的成功率无异于在肯塔基州的德比以50：1的赔率押注一匹不被看好的马能赢。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财政部为维持个人不得持有黄金的禁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且它从未打算批准一项它认为会损害美国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法律。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界限日益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私人可以持有黄金与可用定值美元兑换固定数量黄金的制度不可共存。例如，如果美国能够在1960年秋自由地参与私人黄金市场，使得黄金价格上涨（详见第六章），那么美国政府几乎肯定已经耗尽了那些支撑美元的法定黄金准备金。美国投资者也已在伦敦和其他私人市场抢购黄金，从而抬高价格，造成恐慌性购入黄金，同时造成美元流至美国以外的地区，而这些美元可以要求从日益减少的美国黄金储备中兑换黄金。（当然美国政府本可以简单地向美国个人和组织打开“黄金窗口”，但这就会更快地造成同样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1971年8月之后，与克兰一样的国会议员看到了机遇。当黄金窗口关闭时，尼克松政府依然未打算创建美国私人黄金市场。尽管如此，1971年的政策带来的符合逻辑的、相对直接的结果就是建立某种市场。由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1美元都不再能够自动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因此，只要处于合理的范围内，私人黄金市场的波动就不会明显损害美国经济。毫不奇怪，黄金与美元的不可兑换性导致黄金价格飙升，远高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价格。在尼克松宣布他的声明后不久，私人市场上的黄金价格就上涨到了每金衡盎司43.40美元；一年后，也就是1972年，黄金价格飙升到每金衡盎司70美元。
这样的价格使得私人可以拥有黄金的条件成熟了。1973年初，除了克兰提出的议案外，至少还有五项议案在国会上被提出，目的是允许美国人购买、持有和出售黄金作为投资。其他一些议案则旨在提振美国的黄金开采业。尽管有些议案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支持，但它们主要是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如哈罗德·约翰逊，他们所在的州与采矿业的兴哀利害攸关。
尽管持有黄金合法化的呼声明显高涨，但总的来说，国会试图回避这个问题，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提起。众议院本身没有安排关于持有黄金合法化的听证会；参议院无意带头处理黄金问题；白宫对签署这项立法不太上心，看起来几乎是在试图保守秘密。这使得新闻界对此很漠然，华盛顿的许多机构似乎认为，在公民真正开始买卖金条和金币之前，他们可以阻止这类提案。
克兰是一位共和党极右翼的人物。1964年，他参与过巴里·戈德华特堂吉诃德式的总统竞选，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之前，他将开始自己的总统竞选。像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自由市场保守派一样，克兰将持有黄金简单视为代表个人自由的事情，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自己可以改变法律。通过将少量的语词悄悄地塞进官方法律，克兰多年来一直在不断说服众议院领导层和尼克松政府改变禁止个人持有黄金的立场。 1972年春，在黄金窗口关闭后，国会通过了面值修改法案，美元正式贬值约8.5%。尽管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但该法案将美元的价值从原来的1/35金衡盎司重新定义为1/38金衡盎司，这和1971年12月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达成的《史密森协定》所规定的一样。通过他的坚持，克兰设法把允许私人持有黄金的条款加进了议案，尽管后来银行委员会主席赖特·帕特曼又将它从议案中剥离出去了。1973年春出现了另一个立法机会，当时美元再次贬值（每金衡盎司黄金的价格上涨至42.22美元）。克兰与爱达荷州新当选的参议员詹姆斯·麦克卢尔联合起来，支持此次票面价值修正议案，并真的让一些条款成了法案的一部分，这些条款推翻了已经持续40年的黄金禁令——但是只有当总统认为“取消禁止私人拥有黄金的规定不会对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时，这些条款才会生效。这是克兰及其盟友在立法上的胜利，不过它几乎全是理论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一胜利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点信心，让人们相信，只要国会有足够的意愿，它就能在自己认为可以的时候将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而不需要等待行政部门做出决定。
当时，行政部门更有优先权，毕竟还有许多关于重建美国黄金投资市场的问题很棘手。美国人会急于购买长期被禁止使用的黄金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大量涌入市场吗？这会给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又会对美国内外产生什么影响？就克兰而言，他低估了这对普通投资者的影响。他对一名报纸记者说：“我认为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大量购买黄金。”“许多人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对这种类型的投资缺乏了解。”这种观点很有意思，因为克兰本人是金币的投资者，他既拥有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美国金币，也拥有奥地利克朗和墨西哥比索钱币。
也许克兰是想减少对他所提法案的反对意见。但是，克兰和他在国会山及其他地方的许多盟友并没有把个人可以持有黄金看作是选择哪种投资方式的问题。它是对美国个人基本权利的肯定，个人基本权利优先于美国政府的任何目标。克兰的办公室借鉴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的来源和哈里·布朗最畅销的书中的思想来源一样，即认为黄金是实现人类自由的真正工具。为了表明他们的观点，克兰手下的工作人员试图把艾伦·格林斯潘的文章《黄金和经济自由》放进国会记录中，这篇文章于1966年发表在艾恩·兰德给会员寄送的简报《客观主义者》上，它将禁止个人持有黄金与福利国家支出的“无法隐藏的秘密”联系起来。艾恩·兰德亲自点头同意克兰的一位工作人员复制一份格林斯潘的文章，这位工作人员向来是支持她的。
然而，建立一个新的美国黄金市场引发了一些有趣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用抽象的自由主义理想来解决。首先，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黄金供给一直在萎缩，但迄今为止，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持有国。让美国政府和试图购买一些金币作为长期投资或对冲的民众在同一个黄金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是否公平？虽然美国政府不一定能通过买卖来控制黄金市场，但它肯定会影响黄金的价格，当它与其他国家的央行这样的大型黄金持有者合作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一般投资者显然没有这样的优势。同时，如果美国不将它所持有的部分黄金投入私人市场，那么它很容易被视为试图破坏私人市场。克兰的最终法案相当复杂，包括了美国政府参与的规则。但是，只要财政部全盘反对公共黄金市场，这些条款很有可能毫无意义。
黄金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仍然动荡的世界经济让美国建立私人黄金市场的设想更加复杂。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暂时分离美元和黄金，使它们不可兑换，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美国国内外都有一些重要人士渴望回到采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类似的金本位制时那种令人神往的稳定状态。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似乎从未真正认为脱离金本位制是可取的或持久的。1971年9月，他把8月15日宣布脱离金本位制以来各国对美国采取的所有报复措施列了一个清单。他将清单提交给尼克松和财政部长康纳利，并警告说：“推迟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很可能会导致各种保护主义和限制措施，而且（尼克松总统）正在冒险将美国引入一个限制主义、贸易战、货币战争等日益严重的时代。”当年年底签订的《史密森协定》使得美元贬值并规定了新的汇率波动幅度，部分解除了这种威胁。
然而，即使在那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并未受到围攻。毕竟，不能因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想要一个基于美元以外的全球货币秩序就去指责它们——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低迷时期，美元就是一场灾难。1971年底，美元贬值8.5%，这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变化，1973年初，尼克松政府被迫再次将美元贬值10%。这种举措招来了《时代周刊》的严厉斥责：“不久前，只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的货币会在14个月内连续贬值两次。”
美元的最终疲软使得华盛顿无法对西欧各国的货币政策发号施令，西欧有自己的一系列问题和当务之急。尽管联邦德国和英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灰心丧气且束手无策，但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仍然像他的偶像戴高乐一样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度。1973年夏末和秋季，欧洲各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讨论以接近私人市场的价格（当时接近每金衡盎司100美元）进行黄金交易。欧洲多位央行行长很可能为此奇迹般地增持了黄金，他们“似乎急于在当前黄金的官方价格上增加黄金储备的价值，目前黄金的价格为每金衡盎司42.22美元”。当时已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乔治·舒尔茨警告说，欧洲官员“认为这一提议提高了黄金重返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法欧新货币政策的构想，他们（的这种想法）会带来重大威胁”。舒尔茨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是，让货币管理机构以现行价格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但只允许以官方价格从其他来源购买黄金。
华盛顿金融部门的主要官员仍然认为黄金供给充满了风险，他们甚至反对那些将黄金引入美国市场的、看似毫无恶意的行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都在为建国200周年的官方和非官方庆祝活动做准备（正式日期是1976年7月4日，这一天是签署《独立宣言》200周年的纪念日）。许多国会议员赞成采用特别铸造的金币作为纪念。美联储和财政部不得不扮演令人扫兴的角色。保罗·沃尔克，这位经常脾气暴躁的财政部副部长认为，即使是（发行）纪念金币也会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国会要求铸造金币的行动将会非常糟糕。”沃尔克在给国会的信中说，“国外将会认为美国政府发行金币是企图重新强调黄金在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沃尔克和美联储得偿所愿，他们在这类问题上一贯如此。法律通过并授权设计了200周年特别纪念币，1976年发行了面值分别为1美元、50美分、25美分的硬币，以及一些特殊纪念银币，但是显然没有金币。
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几十名国会议员与尼克松政府和联邦储备局的对峙可能会永远僵持下去。“水门事件”就像一股黑色飓风，笼罩在华盛顿上空两年多。如果“水门事件”的阴影在1973年底或1974年初突然消散，那么尼克松政府是否会同意将所有类似于让个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事务排上日程还不得而知。毕竟，美联储主席伯恩斯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他希望恢复1971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度。的确，国会中要求个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但尼克松政府总能找到阻止立法的方法。尼克松本人从来没有对个人持有黄金问题表现出任何兴趣，如果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他很可能会被说服，相信采取这种措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从而危及他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经济成就，更不用说会危及国际关系了。
有所改变的是财政部长的职位。到1974年初，舒尔茨在工作上已经磕磕绊绊，显然有点无所适从、痛苦不堪。他告诉朋友他曾两次提出辞职，其中一次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一封亲笔写的辞职信，结果遭到了总统的断然拒绝，白宫内的这些人小心翼翼地管理着四面楚歌的白宫，他们说舒尔茨这个时候辞职时机太不恰当、不可接受。当他最终获准离开时，他选择了他的副手威廉·西蒙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威廉·西蒙不是尼克松的首选，但是其他人都委婉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此时没有多少杰出的人物愿意加入注定要遭受挫折的尼克松政府。西蒙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第一位有华尔街背景的财政部长，曾在所罗门兄弟的政府债券部门工作。与实用主义者康纳利和舒尔茨不同，西蒙是自由市场的狂热信徒，他于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作序，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撰写了前言。
在西蒙看来，个人对黄金投资的需求与国会中不断加大的压力意味着，财政部应该放弃长期坚持的反对私人持有黄金的立场。那年春天，西蒙宣称美国对私人持有黄金的限制“令人反感”。他请求国会对总统选择时机取消黄金私人持有禁令“有足够的信心”，而不要由国会立法决定具体的日期，他还暗示，仅仅几个月后就会做出取消禁令的决定。
与此同时，国会正在寻找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私人持有黄金问题，尽管方式非常迂回。如果不是因为政策领域的一个不可预见的小问题，克兰和麦克卢尔关于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提案很可能会默默无闻、毫无进展，大多数人不会把私人持有黄金问题与这个领域——外国援助——联系在一起。世界银行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创建的主要全球机构之一，旨在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在世界银行成立几年后，一些原本理想的贷款却让接受国出现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因此，世界银行于1960年成立了国际开发协会（IDA），它被称为世界银行的“软贷款窗口”。国际开发协会发放的贷款类似于世界银行为交通、发电厂、水坝和教育等项目提供的贷款，但它们专门针对最贫穷的国家，并且只收取名义上的利息。
10多年来，国际开发协会获得了国会山的支持，虽然后者的态度不温不火，但却是明确无疑的。而到了1974年初，形势突变，发生了全球石油危机（特别是1973年开始的欧佩克禁运）和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当时，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占印度每年获得援助总额的30%左右。再加上看似没完没了的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疯狂通胀，这些事态的发展让许多美国人及其议会代表感到，美国最好把发展资金花在疲软的经济上。（1973年中期至1974年初，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下降了5%，这是美国现代史上下降速度最快的一次。）一位颇有影响的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总结了许多同僚的观点：“在我们无法照顾国内同胞时，当美元面临巨大压力时，当国家债务在过去的4年里增加了20%左右时，当我们今年的债务又增加了150亿美元时，我不打算投票增加我们要承担的责任。”
1974年1月，由于尼克松政府被“水门事件”困扰，众议院以248对155的票数优势否决了国际开发协会的资助议案。尽管白宫支持这项议案，但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许多自由的民主党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厌倦了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花费钱财，这些国家不管多么缺钱，都似乎总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战争。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谴责众议院的投票“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数亿人来说是一场十足的灾难”。
尼克松政府对投票结果既感到不快又十分惊讶。外国援助是“国际博弈”的一部分，白宫不愿意出人意料地输掉一场战争，特别是因为众议院对议案的否决破坏了政府几个月前完成的一项多国协议。舒尔茨和基辛格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此次投票“对我们开展合作的努力和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构成了很大障碍，在这个世界上，各国越来越相信自己最大的利益来自单打独斗”。他们想方设法来提高对国际开发协会议案的支持率，并愿意通过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合作来达成目的。其解决方法是，为了赢得一些反对议案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将国际开发协会的议案与克兰和麦克卢尔的反对黄金禁令措施合二为一。
随后，在白宫的支持下，麦克卢尔关于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的修正案被附加到了国际开发协会的议案上，希望以此让那些对外国援助持怀疑态度的参议员在参议院支持该议案。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休会前后的两次国会会议上，会场辩论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在众议院否决国际开发协会议案期间，印度试爆了核武器，这使得国际开发协会对印度的援助更加难以让人接受。参议员哈里·伯德认为，外国援助只会“放任印度这样的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开发一种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武器”。
此外，参议员们显然被恢复美国私人持有黄金的权利的想法吸引。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皮特·多米尼克称美国是“唯一一个公民无权拥有黄金的国家”。（这并不准确，尽管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对私人持有黄金的限制正在放宽。）“当美元不可以兑换成黄金时，用不同于对待其他任何原材料的态度来对待黄金毫无意义。”
通过记名投票，该议案以55票对27票通过。票数的差距不小，这给了财政部长西蒙足够的筹码向伯恩斯施压。他在第二天给伯恩斯的信中写道：“我依然认为，本周必须就美国在黄金问题上的立场做出综合决定。”伯恩斯表示担心，他认为由于欧洲仍在设法恢复黄金的官方价格，如果向美国公民开放私人市场，会损害美国的地位。西蒙警告伯恩斯说，众议院里的情绪“极不可能”让私人持有黄金问题推迟到年底，并敦促他找到一种方法来和平解决即将到来的问题。
国际开发协会授权的这项议案勉强获得支持，而很少有人积极期待；允许私人持有黄金的议案则有许多人翘首以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自有它战术上的高明之处，愤世嫉俗的观察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外国援助支出与一项支持私人持有黄金重新合法化的议案相联系也有虚伪的一面，可以说，外国援助支出正是私人持有黄金倡导者反对的那种大规模政府开支。在国会的议员席，很少有人真正关心私人持有黄金对经济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托马斯·里斯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外：“关于私人持有黄金问题，我担心的是，很多无辜的人会购买黄金，我认为他们会输掉衬衫。投机者会让他们一贫如洗。”在国会的议员席上，更常见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谴责这种把问题笨拙地捆绑在一起的方法。得克萨斯州的亨利·冈萨雷斯提出了最初的国际开发协会授权议案，这项议案被美国众议院否决。他大声疾呼：“这个议案的提议者希望每个人都用黄金遮住双眼，把黄金作为辩论的主题，而且没有人会停下来问其他的问题，也就是国际开发协会的那10.5亿美元。”他继续说：“这两个问题毫不相干，有着天壤之别，绝无理由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也难以接受把不可能合并的问题捆绑在一起。那些在1月份反对国际开发协会授权的人，在7月份对外国援助的问题同样感到不满。马里兰州的罗伯特·鲍曼是保守派校园组织“美国争取自由”的创始人，他直接对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说：“你们用自己的原则什么也换不到。你们正在犯一个大错。如果这个议案和其他类似的议案通过了，我们都会需要黄金，因为我们的钱将会一文不值。”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尔·凯彻姆直截了当地问克兰：“您会不会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存在贿赂的风险？”克兰回答说：“我不会称之为贿赂。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
不管是贿赂还是妥协，众议院以225票对140票通过了该决议。唱名投票和众议院投票一样混乱。通常支持对外援助的自由的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而保守派共和党人杰克·肯普也投了反对票，他很快就成为黄金政治的代言人。由于参众两院的议案版本在用词上存在微小差异，而意义大相径庭，整个投票过程几乎中止。7月25日，参议院似乎通过一次口头投票通过了议案，并未讨论该议案与众议院议案的不同之处。可以说，在众议院的议案是否留下了漏洞、总统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恢复对私人持有黄金的禁令问题上，这个议案有些模棱两可。随后，在麦克卢尔的运作下，参议院先前的投票无效，并增加了一项修正案。7月下旬，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试图延迟通过该议案。议案的细节已经敲定，最后两院通过了这项议案。但是，这场好戏还没有结束：议案还需要得到总统的签署，而总统在哪里？
8月2日，白宫首席行政长官收到了递交总统批准的S2665号文件，并向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索取各部门关于总统应该签署或否决该议案的“报告和建议”。（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管罗伊·阿什可能没有参与；因为他是黄金股的投资者，所以他主动退出，不再参与制定黄金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报告逐渐流传开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一贯倡导慢慢来，害怕继续推进。伯恩斯警告说：“此时允许私人拥有黄金存在重大风险——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元在外汇市场上面临的压力等。”“因此，我认为该议案中涉及黄金监管的部分是令人遗憾的。”伯恩斯写道。他建议密切监测市场反应，并废除该议案中的这一部分。财政部长西蒙表达了一种独特而相当可怕的观点，他认为该议案中的措辞可能“被解释为禁止对黄金交易的所有监管，即使这条规定也适用于其他商品，并没有把黄金单列出来”。西蒙坚持说：“对于监管黄金交易，总统必须拥有与监管其他商品交易相同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在紧急情况下尤其重要。”虽然如此，西蒙并没有正式反对签署该议案。
美国政府内部的抱怨不仅仅来自那些被正式征询意见的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赫布·斯坦责备一位财政部官员，认为后者没有召开会议来讨论悬而未决的黄金立法。赫布·斯坦为总统没有表达更为悲观的观点而感到震惊。比如，他说：“有人会认为，售卖黄金意味着我们最后一笔遗产的消散。”他还指出：“对于美国公民还想要多少黄金，我们毫无概念。”
所有这些都是空话、废话，因为很难说尼克松总统是否曾注意过这些评论。8月8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与亲信几天来一直在讨论的事情，那就是他将辞去总统一职，第二天生效。这让《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感到困惑：尼克松是否在宣布他下台之前签署了该法案？白宫一片混乱，让人疑窦丛生，国会中一度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最终，他没有签署该法案。”
8月14日，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签署了《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将它纳入93-373号公共法案。福特是迄今为止唯一不是由美国选民选举上台的美国总统。事实上，这是福特第一次签署法案并将议案纳入法律。这件事办得既不正式也不隆重。因为尼克松起草的签字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到该法案的黄金条款。也许是被尼克松及其助手和国会的一连串事件分散了注意力，也许是担心法案涉及的微妙政治，白宫新闻办公室没有大肆宣扬美国人民恢复了买卖黄金的权利。在当天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杰里·特霍斯特宣布，总统会见了他的安全小组，会见了苏联大使，还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会见埃及外交部长以及美国各市市长和州长。他没有提到福特已经签署了一项法案并将其纳入了法律，这项法案允许美国人自罗斯福总统执政以来再次持有黄金，而且也没有任何记者提及此事。因此，第二天对这条新闻的报道也是平淡无奇。例如，《纽约时报》第二天没有发表一篇关于福特批准该法案的新闻，而是采用了路透社的一篇新闻通稿。三大电视网各播出了一个小短片，ABC（美国广播公司）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长度为10秒，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长度为20秒。市场的反应大多是模棱两可的，鉴于当时世界上的动乱局面——尼克松及其高级助手有可能被起诉；石油危机迫在眉睫；美国陷入困境；塞浦路斯发生政变，随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几乎很难明确指出黄金禁令结束后的确切反应。唯一的例外是股票市场：在福特签署《国际开发协会/黄金法案》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连续第5天下跌，创下4年来的新低，这使得黄金矿业公司的反弹更加突出。
在国会的剧烈变动过程中，美国私人黄金市场正在为自己的繁荣做准备。1974年上半年，由于黄金继续以每金衡盎司100美元以上的价格交易，美国公民前往加拿大购买25克的金饼。每个买家都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声明“不会以任何方式违反美国财政部的黄金法规”，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按部就班地对小额黄金采购执法。到8月初，甚至在福特签署该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条文之前，四家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就已经宣布，一旦禁令正式解除，它们将开始交易黄金期货合约。在此之前，世界上唯一的黄金期货市场位于加拿大温尼伯。至少，华尔街经纪人塞缪尔·韦斯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申请并获得了许可，可以进行各种规模的金条交易，他将对一天的现货交易收取6%的加价，这大大低于金币交易商收取的加价。“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不用进入货币市场，不用支付更高的价格就能大量购买黄金。”韦斯这样告诉媒体。
当然，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假定12月31日将依法开始黄金交易。这种假设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早在1974年11月，离美国国会批准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还有一个月时，福特政府就在考虑采取刹车措施。这么做非常勉强，有些原因并不明确，但主要是担心“由于私人投资所需的黄金都来自进口，美元在外汇市场上会面临下行压力”。这种想法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如果允许美国人用黄金作为投资，就会实际上放弃尼克松3年前取消金本位时的一个假定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瑟·伯恩斯持有的观点），国际贸易的便利性创造了黄金自由市场，这反过来意味着，无论美元与黄金的关系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美元的价值都将受到威胁。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一观点，它都明确地提醒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理念——从赤字支出到对外援助，如果被振振有词地描述为助长通货膨胀，就都可能遭到明确的攻击。
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最终版本没有明确美国政府在黄金市场中的作用，对此官员十分恼火。伯恩斯的部分反对意见来自哲学理念上的一致性：“此时，我反对任何通过出售或拍卖国债来维持‘有序市场’的措施。那些支持私人可持有黄金的人士的主要论点是，禁止美国公民购买和销售黄金是对他们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财政部销售黄金可被视为破坏了这一哲学理念。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旦国库参与市场，就可能很难脱身。此外，一旦财政部完成销售，就可能很难抵御未来进一步干预市场的压力，不管是支撑还是防止黄金价格上涨。总而言之，最好让市场找到自己的平衡，并承担可能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任何过度投机行为的成本。”
如果专家在幕后反复讨论仍然难以厘清美国政府与黄金的关系，那么对于美国公众而言，它绝对非同寻常。自从20世纪30年代黄金禁令开始实行以来，公众就对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着迷。虽然它不是美国政府最大的黄金储备库，但它周围的军事设施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打开这个金库的密码组合需要两个人，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密码；如果一个喷灯碰到金库的主要部分，那么房间里就会释放有毒气体，据说任何防毒面具都无法隔绝这些有毒气体；等等。1964年，007电影《金手指》将诺克斯堡的传闻推向高潮。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构思精巧的故事，故事中诺克斯堡的安防设施被突破、黄金遭受辐射（这和伊恩·弗莱明的原小说情节不同，在小说中，金手指和他的同伙企图窃取所有黄金）。1964年，《金手指》是美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一些影院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而昼夜上映。
也许是巧合，在国会允许个人买卖黄金的同时，有传言说诺克斯堡的黄金全部或部分消失了。20世纪60年代初，约翰·伯奇协会和其他边缘组织推动了美国这些传言的流传。但到了1974年，至少部分边缘组织进入了政治主流阶层。1973年，一位名叫彼得·戴维·贝特的人出版了《反对美元的阴谋》一书，这本书在很多方面与当时的哈里·布朗的书以及其他书名中带有“钱币”二字的书相似，但它更具阴谋论色彩，对洛克菲勒家族有着针对性敌意。1974年，贝特指控美国政府将诺克斯堡的大部分黄金抽出，卖给了戴维·洛克菲勒。负责诺克斯堡金矿的公务员维克托·哈金驳斥了贝特的指控，称其为“疯言疯语”。
贝特的指控模棱两可，难以证明也不易反驳。例如，1967年底至1968年初，数百吨黄金被从诺克斯堡运往英国，这是事实（见第八章）。但是，人们无法知道贝特所指的是不是这些黄金，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黄金没有被计入美国财政部的账目中（当然，财政部并没打算让人们关注大量黄金流失这件事）。虽然没有任何主流媒体对诺克斯堡的故事给予足够的关注，但这个故事却通过美国《闲话报》这家小报和一位受欢迎的达拉斯电台主持人在内的一些非正规渠道广为传播。
正是国会把贝特的零星指控进行了官方记录。那年夏天，克兰直接向财政部长西蒙指出，诺克斯堡的金库已经枯竭。由于“水门事件”将美国政府的信誉拖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西蒙的回应相当明确，他指出国会和福特政府即将对金库进行巡视和审计。9月，克兰和几位保守派同事，包括曾经的约翰·伯奇协会官员约翰·罗赛洛，第一次参观了诺克斯堡。美国铸币局局长玛丽·布鲁克斯打开了一扇金库大门，引起啧啧惊叹，国会议员用卷尺测量了金条的尺寸。财政部坚称3年内没有从金库运走任何黄金，国会议员们声称谣言毫无根据，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不管怎样，谣言持续了一段时间。通常很难了解这些谣言从何而起，更难知道传播谣言的动机。当然，在黄金禁令日渐式微的几个月里，似乎有些人在混淆视听的过程中觉察到了经济利益。例如，即使在9月份的检查之后，众议院的保守派也没有放弃诺克斯堡的黄金并非完整如初的想法。1975年1月，在财政部第一次计划销售黄金的前3天，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约翰·康伦（他曾是9月代表团中的一员）给西蒙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呼吁“立即将美国政府销售黄金的日期推迟30天”。康伦解释说，这么做的原因是“金融专家”向他建议，诺克斯堡的审计“可能表明政府持有的纯金交割量远远低于财务主管官员最初宣布的2 400万金衡盎司的库存”（电文原文）。而2月份公布的审计结果并非如此，尽管对诺克斯堡持有多少黄金的怀疑从未完全消失。
最终，福特总统和财政部长西蒙拒绝了延迟黄金销售的想法，美国政府也承诺出售200万金衡盎司的库存黄金。合法黄金交易开始，福特总统对黄金所有权发表了公开评论，或许这是他唯一一次公开评论。12月31日，也就是美国黄金市场重新开放的那一天，福特在科罗拉多州的韦尔滑雪（几年前，他和妻子在那里买了一套公寓，当时韦尔并不是非科罗拉多州人喜欢前往的度假胜地）。那天早上，总统穿着蓝色滑雪外套和蓝色裤子，肩上扛着滑雪板。在去乘缆车的路上，媒体向他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总统先生，您打算购买黄金吗？”一位记者问。福特的回答十分简短：“不，我不是投机者。”
在私人持有黄金合法之后的早期，许多人似乎都与福特一样对此漠不关心。尽管舆论造势层出不穷，尽管有人主张拥有黄金是美国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有数万美国人抢购了哈里·布朗的书，但是人们对金条和黄金期货市场反应冷淡。在交易的第一天，华尔街美林公司只接到一份黄金订单——只有20金衡盎司。塞缪尔·韦斯在法律签署之前就与纽约证交所安排了黄金交易。当天，他告诉《纽约时报》：“没有淘金热。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一颗哑弹。”
美国人可以合法地持有黄金的过程很复杂，其后果是国会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税收问题，而各州对税收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税法特别规定，对销售价值超过1 000美元的金币或金条免税。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则采取了与加利福尼亚州相反的做法，而在佛罗里达州，这件事经过多年的诉讼才得以解决。在恢复黄金交易的早期，许多美国人无法得到可靠的建议，以了解投资黄金需缴纳多少税金。
随着1975年慢慢过去，美国人对黄金的需求形势几乎没人预料到。人们对购买和储存实物黄金没什么胃口，美国投资者尤其对金条没什么兴趣。但是，私人可以持有黄金确实为黄金期货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市场，黄金期货是指在未来某个日期以商定的价格购买黄金的合同。自1975年年初到7月底，约500吨黄金（价值25亿美元）已通过期货合约进行交易，美国黄金期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到1977年，黄金期货合约的金额飙升至150亿美元以上。）美国人似乎发现，这种黄金投资方法风险较小、更为方便，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防范通胀，那么许多投资者到年中都会失望。自1月份第一批期货交易开始以来，黄金价格已下跌约10%，而通胀继续上升，直至危险水平。黄金作为保值品具有神秘性和历史性，而这些特性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作为商品被交易的东西，价值都会有升有降。
当然，1975年的黄金市场也可以说并不完全是开放的和公平的。美国政府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黄金市场中的作用，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让人普遍感到满意。福特签署的法律没有规定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将在黄金市场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它们真的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虽然理论上，美国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价格，但实际上，它仍有重要理由确保黄金价格稳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广义层面来讲，美国政府仍然力图减少黄金的全球货币作用，而更高的价格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偏离这一目标。尽管如此，这种立场仍令人捉摸不透，即使对一些金融专家来说也是如此。1974年12月，法国和美国的高层官员在马提尼克岛会晤时，曾两次担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问福特及其助手：“你们财政部强烈反对黄金货币化，为什么？5年前，它是在保护美元，但现在它是浮动的。”威廉·西蒙的回答含糊其词：“我们担心，如果每个人都提高黄金价格并将黄金价格作为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会使货币体系更加脆弱。”
具体而言，美国担心更高的黄金价格会有利于南非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造成市场扭曲，最好能够避免这种状况。这样，为了使黄金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美国政府开始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黄金销售也起到了缓解贸易逆差的作用，因为对国外的黄金销售被算作出口。）美国政府起先承诺在1975年1月美国黄金市场开始启动时出售200万金衡盎司黄金；然而，美国政府却无法控制黄金市场，得到它想要的出售价格（高于每金衡盎司153美元），最终卖出的价格还不到拍卖价格的一半。其中的讽刺意味既深刻又令人痛苦。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谨慎地保护它的黄金供给，以防止任何市场发展导致它不得不将黄金运往海外。现在，当美国政府终于准备好出售黄金时，它却找不到足够的买家以合适的价格卖出黄金。从1975年中期开始，美国又陆续拍卖了小批量的黄金。但是，阿瑟·伯恩斯的预测成真了，一旦美国政府参与黄金市场，就难再脱身。
当供求极其一致时，一旦有一种完美的黄金投资工具——克鲁格金币，市场就会迅速扩大。克鲁格金币是人类历史上流通最广的金币，到写作这本书为止，已经铸造了大约5 000万枚克鲁格金币。它代表了南非政府和黄金开采行业的世界级营销活动的胜利。克鲁格金币的正面是保罗·克鲁格的头像，他是一位波尔民族主义者，19世纪末4次担任南非共和国总统；背面则是一只跳羚，它是南非的国家象征。每一枚克鲁格金币只含有1金衡盎司的纯金（黄金和铜的比例为11：1，这增加了金属的耐用性），无论何时，它的价值都非常容易计算。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产克鲁格金币以来，这种金币在南非一直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但它没有货币价值，也从未被用于商业贸易。相反，因为它是法定货币，其他国家无须付税就可以进口这些金币，而不用像进口其他纪念币或纪念章那样支付进口税。
当黄金交易在美国合法化时，克鲁格金币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流通金币了，英国是它最大的海外市场。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1975年秋天，南非矿业商会营销部门Intergold聘请纽约恒美广告公司打造一场营销活动，以将克鲁格金币卖给美国人。广告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概念上：选择黄金作为整体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是明智之举，拥有克鲁格金币是拥有纯金的最佳方式。营销活动于10月开始，试销期为11周，营销手段包括在洛杉矶和费城的报纸投放广告，以及在休斯敦的报纸和电视投放广告。目标受众是25~54岁的男性。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是，一个人向一个边长只有18码的立方体走去，这个立方体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开采过的所有黄金。“它很稀少，”一个画外音说道，“它很珍贵。新开采的黄金在逐年减少。拥有1枚南非克鲁格金币，就拥有了1金衡盎司的黄金。”为了方便顾客购买，该广告提供了一个免费电话号码，观众可以打电话获取更多信息，并可以将电话转接到所在地区的黄金交易商那里。
结果令人吃惊。在广告宣传之前，美国人对克鲁格金币的熟悉程度接近于零。在广告投放期间，在美国销售的克鲁格金币中，有一半均通过这三个市场售出。仅休斯敦一家银行就在试销期间卖出了1 600枚克鲁格金币。1976年，营销活动扩大，在25个市场投放了耗费400万美元的广告。1978年1月，南非售出66.9万枚克鲁格金币，是1977年1月的3倍多，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售出。到1978年末，售出600多万枚金币，几乎是1977年销售额的2倍。这时，美国政府决定参与1金衡盎司金币活动。众议院的吉姆·里奇和参议院的杰西·赫尔姆斯让财政部铸造和发行1金衡盎司纪念金币，纪念美国名人马克·吐温和维拉·凯瑟。1979年初，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每金衡盎司300美元，美国许多最早的克鲁格金币买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然而，随着美国人对南非黄金的认识越深刻，他们对它的黑暗面也越了解。自1948年以来，南非一直采取种族隔离制度，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统治阶层反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拥有投票权和其他基本权利。没有一个国家的种族差距如此露骨，早在1950年，联合国就连续严厉地指责南非政府，并企图孤立南非政府。例如，1968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所有国家暂停与南非开展任何文化、教育或体育交往。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政府对黑人的压迫似乎更加严重。1976年6月，索韦托镇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活动，警察开枪打死了数百名抗议者，受害者几乎都是高中生。
尽管美国人购买克鲁格金币时可能没有重点关注种族隔离的罪恶，但是南非的黄金行业却直接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有关。索韦托和约翰内斯堡周边的其他城镇都把它们的存在归功于附近的金矿。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采矿业雇用了大约38万名工人，其中约90%是黑人。这些工人平均每月得到124美元的工资，大约是南非白人工资的20%。黄金出口对南非政府至关重要：1976年，黄金出口为南非赢得了27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至少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就已经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黄金出口，南非将经历“大规模的衰退和产业混乱”。事实上，南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国曾在过去引发了政治问题。例如，当尼克松政府在1970年达成一项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南非购买黄金的协议时，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罗伊斯就批评这项协议“把南非作为黄金供应国制度化”。
尽管如此，美国官方对南非进口黄金的指责大多发生在美国人不能购买黄金的时代，这些指责更多地集中在南非黄金市场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上，而不是集中于它与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上。1977年，美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规模相对较小，但开始显示出相当大的组织力量。克鲁格金币成为一个高度可见的目标，卖出的金币越多，越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参与该运动的积极分子采用的一个明显、有力的证据就是保罗·克鲁格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必须教导黑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二等公民，属于必须服从的下层阶级。”
面对地方压力，美国最大的地方电视台——纽约市的三个电视频道，主要由电视网（WABC-TV、WCBS-TV和WNBC-TV）拥有和运营——停止播放克鲁格金币的广告。1977年10月13日，马萨诸塞州众议院正式谴责这些广告以及克鲁格金币的销售。芝加哥、代顿、丹佛和圣安东尼奥的市议会通过了谴责这些广告的决议。在一些城市，活动家利用电视台的电话号码表达反对意见，他们打电话获取当地的黄金商贩地址，然后在外面发起抗议。这些抗议活动产生了实际的影响：1977年底，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美林公司宣布停止出售克鲁格金币，理由是它正成为洛杉矶和其他地方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目标。在数百万人看来，购买克鲁格金币意味着支持一个不公正的种族主义政府，这个政府通过残暴对待自己的公民来支撑政府的运行。《伯克希尔之鹰》杂志上的一篇社论严厉地指责道：“投资南非黄金的人寻求的保障是以牺牲大多数南非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而后者唯一的安全地就是坟墓。在任何情况下，由于世界黄金价格的波动，黄金保障的安全性可能比想象的要低得多。”
克鲁格金币在美国的狂欢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就在克兰的黄金所有权法案以最不可能的方式成为法律的3年后，在国会山走廊的另一边，几个民主党人开始引入他们雄心勃勃的法案，其关注重点是与南非的贸易，克鲁格金币首当其冲。早在1977年10月，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就提出了《南非贸易限制法》，该法令将“禁止进口那些因为种族不同而领取不同工资的劳工生产的物品”。纽约布鲁克林的国会议员斯蒂芬·索拉兹说，在1980年提出禁止克鲁格金币在美国销售之前，他认真地考虑了禁令可能最终伤害南非矿工的情况。索拉兹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他曾咨询过反种族隔离的知名律师西里尔·拉马福萨，后者创建了一个矿工工会。索拉兹称，拉马福萨“明确表示，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种族隔离是必要的，即使这意味着他的工会中有一些成员会失业”。
数十年来，向美国公民开放世界黄金市场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然而，伴随着它的是世界上纷繁复杂、充满敌意的政治问题；克鲁格金币在短短几年内再次变得非法。在私人持有黄金合法化之后的几年里，经济并没有繁荣昌盛。不管放开黄金买卖权可能达到什么效果，它并没有重振美元，没有减少通胀，没实现尼克松和福特的承诺，也没有创造就业机会。1975年，自大萧条以来失业率首次飙升至8%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菲利普·克兰、杰西·赫尔姆斯、罗纳德·里根以及众多的经纪人和交易商都试图向美国人灌输这样的观点，即只要再次把黄金作为货币的基础，它就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93rd Congress, 1st session, H.R. 435.
Edwin J. Feulner Jr., “How the Gold Bill Was Passed,”Euromoney, November 1974, pp. 47–48提供了简要而详细的总结，对此，我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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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的金币收藏可参阅Jack Anderson ’s Washington Post column“Washington Merry-Go-Round,” January 6, 1975。
克兰的前助手肯·麦肯齐的访谈请参阅100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yn Rand（New York: Penguin, 2010）, “1970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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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 July 2, 1974, 22003.
参阅FRUS, vol. 31, Document 68。此外，伯恩斯在1974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舒尔茨曾告诉他，阿什“与黄金板块的证券很有关联”。阿什和一个商业伙伴在内华达州拥有一个牧场，后来出售给纽蒙特矿业，帮助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提高黄金产量。可参阅Water Guzzardi Jr., “The Huge Find in Roy Ash ’s Backyard,” Fortune, December 27, 1982, 48–65。
Arthur Burns to William Skidmore, August 9, 1974. White House Records Office: Legislation Case Files, Box 1, “8/14/74S2665 U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ile, GRFL.
FRUS, vol. 31, document 71.
Feulner, “How the Gold Bill Was Passed,” 48.
特霍斯特的新闻简报记录脚本在Box 1, the Ron Nessen file, GFL。8月14日新闻简报记录脚本可见http://fordlibrarymuseum.gov/library/document/0151/1671247.pdf。特霍斯特只担任了1个月的新闻秘书，他后来辞职以示对福特赦免尼克松的抗议。
“Gold Rush Beginning at Canadian Banks,”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74.
“Big Board Approves Gold-Bar Sales Pl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74.
福特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对私人是否能够购买和持有黄金这类问题几乎没有兴趣。他的助手显然在推行这项政策。11月中旬，福特给财政部长西蒙送去了一封手写的便条：“我们在做什么？什么时候可以买卖黄金？”这促使西蒙再次向总统简要汇报这件事。President ’ s Handwriting File, Subject File, Box 19, Finance—Gold, GRFL。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imon to President Ford, November 18, 1974. FRUS, 1969–1976, vol. 31,document 77.
FR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73–1976, vol. 31, document 76.
Harkin comment in “There’s Gold in Fort Knox,”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4, 1974.
康伦的电报副本可参阅the William Simon papers at Lafayette College in Easton, Pennsylvania, Series 3B, Drawer 23, Folder 1,“Gold.”，上面盖有邮戳，表明西蒙读过此电报。
Accountability and Physical Controls of the Gold Bullion Reserves, FOD-75-10,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February 10, 1975. 一直到21世纪，有一些黄金投资者依然坚持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上当受骗了，把假金条误认为是真金条，或者认为金条的实际重量没有报道的那么重。
Pool Report on Ford ’ s Morning Skiing, December 31, 1974,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s, Box 6, GFL.
“Gold Sales Find Scant Response from U.S. Buyer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75.
各州做法冲突的情况可参阅Neal S. Solomon and Linda D. Healy, “State Attempts to Tax Sales of Gold Coin and Bu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1982）, 297–344。
“The Biggest Gold Market: Futur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1975.
FRUS, vol. 31, document 80.
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金价上涨依然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诱使苏联出售其黄金储备，这可以被视为美国的战略收益。
See “Big Boom in a Barbarous Relic,” Time, February 26, 1979; and “U.S. Finds Few Gold Buyers; Accepts Bids of $153 to$185,”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75.
有关南非克鲁格金币的详情可参阅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Krugerrand，这是由金条销售组织GoldCore于201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Business Briefly,” Broadcasting, July 12, 1976, 9.
反种族隔离人士对克鲁格金币营销的概述可参阅BarbaraDemick, “An Ounce of Love?” More, December 1977, 25。
“The Pedigreed Gold System: A Good System — Why Spoil It?” Report on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ayments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969, 5.
“An ounce of apartheid,” Berkshire Eagle, December 10, 1977.
Stephen J. Solarz, Journeys to War and Peace（Waltham, MA: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82–83. 索拉兹提供的时间表很难厘清。他说他在1980年引入了这项法案；国会记录显示，他在1978年引入了对南非投资的限制（尽管这与克鲁格金币无关）。他说，在1980年提出这项法案之前，他曾与拉马福萨讨论过这项法案，但直到1982年，拉马福萨才真正成立了矿工工会。这些差异似乎并没有与索拉兹的总体主张矛盾，他宣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