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金都，林家伟本想给陈部长打个电话问声好，再抽空上他家去拜访拜访，因为这次旅游，他给陈部长和他的夫人各买了一件礼物，想改天再送过去，谁知电话打通没说几句，陈部长就不高兴地说：“家伟，报社发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林家伟心里一惊，忙说：“我刚回来，还没去上班，他们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陈部长说：“捅了大娄子了。11月初，金都市的出租司机因抗拒费税，搞集体罢工，围攻市政府，你们的记者也跟上瞎吵吵，写报道为他们造舆论，在金都日报上发了还要在省报上发，市上领导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李代理市长更为恼火，认为你们金都日报究竟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不是嫌乱得不够还要添乱？家伟啊，上班后你要好好整顿整顿你们的宣传纪律，你们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哪有地方报纸批评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这简直是胡闹，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党性原则都不懂。”
陈部长说完就挂了电话，林家伟的脑子里顿感一阵空白。他未曾没料到，高高兴兴玩了一个月，刚刚情绪有些好转，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豆豆一看林家伟表情木然，就关切地问：“怎么了，出了啥事了？”
林家伟说：“这帮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报纸上发了不该发的文章，惹出了麻烦。”豆豆却像没事的人儿似的说：“反正你外出学习不在金都，谁惹的麻烦谁负责，你怕什么？”林家伟无奈地摇摇头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不会那样认为，我毕竟是一把手。”
豆豆说：“他们不那样认为你可以向他们说明，让他们那样认为呀，总不能说你们报社出了个杀人犯，你去抵命吧。”
林家伟不觉一笑，觉得有时想不开的疙瘩让一个局外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拨开，想想，豆豆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古有文责自负的说法，谁写的，谁发的，谁把关的各负其责，由报社统一出一份书面性的东西，上报市上四大班子和主要分管领导，这样一方面表明了报社在对待此事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澄清了自己。想到这里，便说：“你到外面的书报亭去买一张11月4号的《金都日报》好不好？就是那张刊发出租司机罢工报道的。”
豆豆说：“买几份？”
林家伟说：“就买一份。”
不一会儿，豆豆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气喘吁吁地上来。豆豆一进门就说：“这是前几天的报纸，早就脱销了，我跑了好几个报刊销售亭都没有买到，结果到一个小商店里买卫生巾的时候找了一张旧报。”
林家伟接过来，就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找到了那篇文章：
万名司机大罢工
呼吁有关部门免去不合理费收
本报讯（记者 何涛）：11月2—4日，金都万名的哥的姐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罢工，他们将市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免去对出租车辆的不合理收费。
据悉，这次罢工的起因是交警、车管部门强行在出租车上安装价格为600元的防护栏和1400百元的计费器，从而引起出租车司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种变相的收费极不合理，一是车上已装的计费器现在完好无损，并没有到非换不可的地步，甚至个别司机前几个月刚办了牌照，新装了计费器，现在就得废除，这种利用管理部门的特权强行推销产品，加重出租车司机负担的做法极不合理。二是价格不合理。在出租车上安装一个丁字型的防护栏造价不超过200元，有的司机在非指定的地点200元装上了，交警、车管部门却不认可，非要强行拆除。在指定地点按600元安装，这显然多收了400元。另外，计费器的标价只有八百多，收1400元也极不合理。鉴于此种原因，的哥们联合发了一个抗费罢工的通告，相互散发。从11月2日起，街上出租车辆顿时消失，偶有一两辆出租车上街，均被的哥们掀翻。出租车司机大罢工，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一些外地来金人员见此，不无奇怪地问，金都咋了？
对此，记者走访了市交警、车管部门。他们回答说，这几年我市出租车辆屡遭歹徒劫持，司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才强行安装防护栏。另外，他们多次接到群众举报，说部分出租车的计费器有问题，经调查了解，的确有弄虚作假现象，为了杜绝漏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作出了重新安装质量可靠的新一代计费器。当然他们并不否认，在收费上高了一些，主要原因是市上对两部门实行差额补贴，完不成上缴任务，职工的工资就受影响，出于这个目的，只好把管理费用加进了其中，并且两部门在联合下文之前，征得了市政府的同意，所以，不能算不合理收费。
截至记者发稿之前，出租司机与市交警、车管部门还处在相持阶段。
林家伟看完，不觉叫苦不迭。虽说报道本身有理有据，层次分明，且分寸感把握得好。但这样的报道即使再客观、再公正，一旦发表出来，就已犯了导向上的错误。这是最起码的常规，这些人怎么就不懂呢？向涛不懂，难道编辑主任老罗和方向明也不懂吗？
豆豆说：“听售报亭里的人讲，那张报纸卖得特好，卖完了好多人还跑来买。”
林家伟说：“读者都有猎奇心和好奇心，一听报纸有批评性的文章就爱看。”
豆豆说：“那你们多发一些这样的文章，老百姓不就爱看了吗？报纸的发行量也会上涨。”
林家伟说：“一篇都受不了，还多发？再多发我这个总编怕也当不成了。”
次日一上班，林家伟就召集班子会议，想认真总结一下这期事故的教训，从而形成一个文件性的东西出来，上报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一来表明了报社的态度，二来也好为自己洗刷责任。
班子成员共有8人，除了总编副总编之外，还有办公室、广告部、编辑部、记者部、发行部、周末版的负责人。这期事故的责任人都在班子内部，记者部主任写稿、编辑部主任发稿、副总编签发。林家伟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必然会引起班子内部的不团结，甚至于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不处理也不行，那样就等于自己不明不白的承担了这期事故的全部责任。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班子会，把问题交给大家去共同解决，于是便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个班子会，不为别的，就是在我外出开会期间，报上发表了向涛的报道而引起了市上的不满。这事我一直不知道，刚回到金都，陈部长打电话把我劈头盖脸的批评了一顿，说哪有地方报纸批评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这简直是胡闹，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这样做就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市上领导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李代市长更为恼火，说金都日报对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不是积极的正面去引导，而是在添乱。陈部长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整顿宣传纪律，查清事故责任，上报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单位。我不知道事故发生后你们是怎么想的？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我们能否通过会议的形式达到一种共识，从思想上认识到我们工作的失误，吸取经验教训。”林家伟在讲到陈部长的批评意见时，特意加上了“查清事故责任，上报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单位”这样一层意思。这是他的本意，但他不直说，而是加到了陈部长的“指示”之中，这样，他就巧妙地把矛盾嫁接到了上级领导的头上，避免了与当事者的直接冲突。
林家伟说完，方向明接着就说了起来：“这事儿我们最初考虑得太简单了，只一味地觉得这是一篇好稿，发出来后一定会扩大报纸的影响，却忽视了别的因素。报道发出后，市府的个别领导不高兴，打来电话责问我们，我已向他们一一作了自我批评与解释，说总编外出学习，是我把关不严造成的。所以，事发后，怕影响林总的情绪，我也没有及时打电话向林总汇报，心想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该承担的责任我都承担了，林总不知道也好。”
林家伟一听他这么讲，心里平和了许多，他不敢完全肯定，方向明是不是向市上的领导大包大揽了这期事故的责任，但至少他当着自己的面，当着班子成员的面，能这样坦诚的包揽了全部责任，就凭这一点，他觉得方向明对他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老罗和向涛也分别发了言。
老罗是属于老黄牛类老实人，工作责任心强，老实肯干，从不搬弄是非。在报社里老罗是资历最深的老字号，因上头没人，熬到快退休了，还是个正科，但他从不怨天尤人，无论谁当总编，他都是一如既往的认真审稿，并非常固执地坚持他的意见。所以，背地里人都称他为“老倔头”。按老罗的一贯作风，向涛的稿件在他这里是很难通过的，这次为什么发生了意外？
老罗说：“在发稿签上，我已加注了我的意见，此稿有导向上的错误，本报不宜发。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不承担丝毫的责任。“
老罗说完，向涛就接着说了起来。向涛说：“这件事与谁都无责任，要是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好了，自古就有文责自负一说。况且，我写稿子的本意并不是针对市上的哪一位领导，更不是针对市委市政府，我只是想纯客观的报道这次万名出租车司机大罢工的真相，他们罢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罢工？仅此而已。当时的情景，已经成了金都市民的一个焦点，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各样的说法也很多，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的讲明事实真相，消除社会上的种种猜测和说法，甚至于一些谣言，这样我觉得有利于树立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有利于安定团结。结果却适得其反，市上的个别领导认为是添乱，认为是给政府曝光。甚至，此篇报道在省报上刊发以后，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了我家里，说是要小心我的狗头。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和恫吓绝不是战斗。这种恫吓性的电话我不敢说是什么人打的，但至少不会是万名出租车司机中的一个，更不是金都的老百姓中的一员。再者，市上的个别领导既然批评我们做错了，批评我们犯了导向上的错误，那么为什么又答应了出租车司机们所提出的要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违心的说我错了，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我没有错。”
向涛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缄口不语，林家伟却听得心里极不好受。在班子成员中，只有办公室主任雷小刚和向涛是新进入的，除了方向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站到了他一边，老罗不问政治之外，其余的成员应该说都是王一飞的亲信。他没有足够的权力一次性换血，他只有慢慢的改造对方，慢慢地让其适应自己。因而，在这个相互重新适应的时期内，他非常看重他亲自提拔起来的这两位部主任，然而，没想到向涛却令他这么失望，在这个问题上向涛太缺少方向明的灵活与机智，他的过分正直与过分固执把他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他就此打住，不了了之，大家肯定会嗤笑他林家伟无能，如果他要坚持下去，必然与向涛发生强烈的冲突。对于向涛，他太了解了，这是一个个性太强不肯屈就于他人的人。他热爱新闻，甚至超过了热爱自己，他是那种常常乐于充当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从不计任何政治后果的比较纯粹的记者。过去，他的这种敢打敢冲的行为帮了林家伟的不少忙，或者说满足了林家伟的某种政治目的的需要，林家伟曾视他为爱将，所以，在选用部室主任时林家伟很自然的想到了他，并把他安排到了合适的岗位上，使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想到他的认真令人无法理喻，甚至近乎顽固。林家伟知道他这样做并非是冲着他来的，是完全由他的性格使然，即便这样，林家伟也无法容忍。无论你是性格使然，还是性格缺陷，一旦影响到了我的尊严和政治利益，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维护我的一切。无论你有多少才能，无论你多么正直，一旦不再维护我的权威和利益，我就可以废弃你。林家伟这么想着，就有些激动，本想发发自己的宏论，又一转念，觉得还是先让大家说，即便是得罪向涛，也应该交给大家去得罪，他犯不着一马当先。作为领导，千万要沉得住气，不该出手时绝不出手。想到这里，便平静地说：“大家说说，都发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办公室主任雷小刚率先发言说：“我完全同意老罗的看法，此稿无论本身怎样的接近客观，一旦把这个事件陈述给读者，就已经扩散了这一事态，尤其省报一刊发，这一事态的扩散程度更大了。这一事态是否需要扩散，这不是我们这一些报社或报社的成员可以承担的，因为说到底，司机大罢工对政府来说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就好比一个家庭内发生了父子争吵一样，这些问题内部完全可以解决，倘若一公布出去，必然扬了家丑，扬了家丑，能说是导向正确吗？我认为这样的报道报社不应该发，也不应该向省报投。扬了金都的家丑，这对我市招商引资、对我市的形象肯定起了负面的影响。我们要当好喉舌，做正面宣传，如果你不这样，反而去扬丑，市上的领导当然不高兴，就是换上任何一个领导也不高兴。要是他们一不高兴，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吗？问题既然发生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挽回报社在市上的影响，对当事者应给予必要的处分，否则，也不好向市上交差。”
在雷小刚发言的过程中，林家伟不时的给予赞许的目光，当雷小刚接受到这一信息之后，他的发言越来越旗帜鲜明，越来越锋利了。林家伟一边满意地听着雷小刚的发言，一边想，关键时刻见人心。他为了维护我的权威，不惜得罪向涛，就凭这一点，我没有枉调他，也没有枉提他。看来，干部还得亲自培养，别人培养起来的干部同自己培养起来的绝对不一样。
雷小刚刚落话音，胡开林就接着反驳说：“我不那么认为，在我们这个逐步推进民主化、法制化的国家里，各级政府都无一例外的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他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给予了他们权力，人民也有监督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包括舆论监督的权力。既然他们在执政的过程中出现了家丑，为什么非得盖住，不能张扬呢？事实上，即使我们的报纸不作报道，‘丑闻’可能被传得更‘丑’，一些外来客商可能会对金都的印象更为糟糕，可能对招商引资更不利。如果敢于公开家丑，反倒使人觉得问题简单化了，并非像传说的那么复杂、严重。况且，这样做，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的廉政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市的战略方针实施，这有什么不好？报道刚一发，个别领导一时接受不了，批评我们几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捍卫我们的舆论监督的权力，不能搞窝里斗，否则，就会伤了大家的积极性，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抓新闻，成天跟着会议跑，跟着领导的屁股跑，报纸也就越来越失去大众。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能给向涛任何处分，相反的，像这样的好记者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才对。“
胡开林的一番话把刚刚清澈起来的水又搅浑了。林家伟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潜在的挑衅，一种隐约地像是早已密谋好了的对策，专等着来对付他。如果说向涛的直露胸怀是他的性格使然，那么胡开林的煽动就有些居心不良了。他想，今天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好好表演一下，让他们表演够了再收场。
接下来便是一阵沉默。
林家伟尽量装出一番平静的样子说：“没有发言了？都说说。”
接下来广告部主任辛伟，发行部主任王永军一一作了发言，他们的态度明显的倾向于雷小刚，只是建议不必给向涛处分，向涛的出发点是好的。
林家伟更希望方向明能出面谈一谈，但方向明却缄口不语，再想起老罗刚才的发言，便知方向明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心里便对这位副手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看法。见大家都发过了言，无人再说话，他只好作了总结发言。
“大家都讲完了，我谈点我的看法。开诚布公地讲，这篇报道本身比较客观，不偏不倚，分寸感把握得也很好。但这样的报道就是写得再客观，再公正也不能在党报上发，这是最起码的常规，最起码的宣传原则，如果违背了它，就会犯导向上的错误。导向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绝不是学术问题，服从服务于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导向正确，反之，就是导向错误。
“再说，政府的职能部门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加强财政收入呀，没有财政收入，我们这些人吃什么，喝什么？即使在有些地方做的有点过头，政府自己会纠正的，我们在报纸上一曝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加激化了出租车司机与政府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在舆论上为罢工司机撑了腰。难怪李代理市长那么恼火，说报社究竟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不是嫌乱得不够还要添乱？大家可以想一想，报纸上这样一唱反调，给报社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报社每年的人头费、办公费三百多万，今年的旧楼改造费等等，都得靠市上解决，这样一搞，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
“刚才大家都发了言，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一，《万名司机大罢工》的报道犯了严重的导向错误，当事人应自我反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如果市上不再追查责任，免予处分。第二，由老罗以报社编辑部的名义，起草一份材料，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表明我们的态度，上报市四大班子、市委宣传部，呈送其他相关单位。大家有没有相反的意见？”林家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大家再没意见，就宣布散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