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寿
1926年4月,北方区委,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派陕西籍
青年10多人去广州上黄埔军校。这10多人中就有乔国桢同志和我。这是“三·一八”惨案前决定的。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这个非常情况下,党决定我们10多人一律去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4月,为了南下安全,我们从天津取海路来到广州。
这次农讲所第六届招生,不同于前五届,学员主要是全国各省保送来的优秀青年,不像前几期以广东学员为主;党员较前占的比例大,320名学员中有260名是党员。这个学校跟黄埔一样,也是军事化,每天都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演习。乔国桢同志以他高大魁梧的身躯、紫黑的脸膛、炯炯有神的目光,显示出雄武的革命英姿。他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动作迅速,遇见壕沟敢跳,选择地形好,随机隐蔽好,夜间演习认真。我们的军事队长姓赵,是个广东人。我们一些同志对队长的广州话听不懂,再加上军事知识欠缺,影响军事学习。国桢同志凭着他在河南的军训和战斗经验,对赵队长的讲话理解较好,成了我们的翻译,对我们的军事学习帮助不小。
农讲所聘请当时的革命理论家和工农运动先驱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陈启修、何香凝、萧三、李立三到讲习所上课,还有学生十分喜爱的住校专任老师萧楚女同志。在这些老师的教育熏陶下,国桢同志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学习的强烈兴趣。课余自学的教室他是常客,他还约我一起晚间访问萧楚女老师。
国桢同志在农讲所的日常生活也给我留下了真诚高尚的印象。他艰苦朴素,勤奋自持。学校让学员自报短缺的衣物,他宁可将将就就,也不领取新的。这给他以后从事农运、工运、军运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作风奠定了基础。
农讲所结业后,陕西籍学员全部回到家乡,分散各地从事农民运动。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到华县组织农协,国桢先在胡景翼的家乡富平胡家办的立诚学校立足,不久即分配到三原县武字区从事农运工作。国桢既组织农民,又武装农民,建立了典范的农运基地。武字区和乔国桢的名字相得益彰,驰名渭北,也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根基。1927年秋,为了给渭华暴动准备力量,培养军事人才,国桢同志到华县高塘地区做民团工作,后参加渭华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桢同志机智脱险,又参加华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我们当年上农讲所的16人,有不同的遭遇,有可歌可泣的事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如果要具体地提出一个人作为代表或举例,那就会自然地或者不约而同地提名乔国桢,这绝不是偶然的。对我说,国桢同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撰写回忆录,我很惭愧,我不能深刻地恢复他的历史面貌。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