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伟
今年7月31日,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战士
乔国桢同志逝世40周年纪念日。我谨把50多年前与乔国桢同志在北平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作为一朵洁白的小花,奉献在烈士的墓前,寄托我的哀思和悼念。
1931年,我担任北平宣外地下支部书记。有一天,得到消息说乔国桢同志正在北平的德城医院住院养病。我去医院里看望他,从此有幸结识了他,知道他先是在唐山煤矿,后又转到天津、北平工作。由于他长年累月与煤矿工人一起下井挖煤,沉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繁忙的工作和多次坐牢,遭受敌人折磨摧残,累坏了身体,得了肺病,常常吐血,吐得血中还有煤尘。党组织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安排他休养治疗。当时的德城医院和协和医院一样,都是外国人开办的,住院不容易,医疗费昂贵,但组织上仍克服了种种困难给他治病。后来出院后,他一边养病,一边化名工作。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到处搜捕他,逼得他整天东躲高原地,无处安身。记得他曾在广安门外的白云观寺里住过一段时间,我和陕西的一些革命青年还去看过他。后来,叛徒又带人去抓他,他翻墙逃跑。由于敌人在北平搜捕得紧,无以藏身,他便到了上海。在上海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曾有一段时期靠卖小报维持生活。叛徒又追到上海抓他,无奈,经陕西革命前辈杨明轩的接济,他又从上海潜回北平。
当时,正处在立三“左”倾错误和后来更“左”的王明路线时期。针对他们在地下工作中推行的“左”倾路线和盲目、冒进的做法,乔国桢同志指出,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应当实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汇集革命力量。只单纯地搞飞行集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鼓动少数士兵倒戈哗变,不但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损伤,反而只能暴露自己的力量,给敌人的破坏逮捕提供方便,对革命危害极大。他告诫我办事情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而且要特别注意效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上,要扎扎实实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等待革命的到来。他还向我介绍了当时国民党财政部第三印刷厂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要我们和工人,特别是北平几万洋车夫工人、贫民交朋友,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他精辟的分析和忠告,使我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明确了方向。至今想起此事,我还是十分敬佩他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乔国桢同志一生出生入死,多次被捕入狱,因此,拥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对监狱中的斗争生活也很熟悉。当时,我们搞地下工作,常常碰到的难题之一是有些被捕的同志出来后,往往没有可靠的证据证实其真实的政治面貌;但因为地下工作的特殊情况,又必须甄别清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找乔国桢同志,请他帮助分析。他就详细询问这些同志的生平、政治表现和在敌人监狱里与敌斗争的态度,受刑的轻重等多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因此,有同志敬佩地称赞他是“吾党之董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延安毛泽民同志领导下的国民经济部工作。有一天,我突然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告诉我,组织要安排他去苏国养病。他说他在中央组织部的大门口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过去在华北一起做革命工作的同志,非常高兴。这是我和乔国桢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听说他从苏国养病回国,经过疆域,被背信弃义的疆域军阀盛世才关进了监狱。1945年7月31日,乔国桢同志被折磨死在迪化(乌鲁木齐)监狱。
转眼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追怀乔国桢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像他那样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只有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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