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国家命运在转折，对文清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他的父亲“援藏”回来了，并且晋升为四象县的副县长。他瘦了，但身上的霸气也减少了许多。回来后不久，他还拽着文清的母亲染了发。看着父母关系的好转，文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不久，文清收到了平川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这个地区首次从初中招生。
考上了学校，文清并没有像范进中举一样感到惊喜，而是像一个窃贼一样不想见人，特别是不想见到二中的同学。领取通知书的那天，他就感觉人们避着他窃窃私语，后来陆续听到一些传闻，才明白人们不相信他能考上学校。在当年考中的二十几名学生中，百分之九十是寒门子弟，只有他，父亲是副县长。这就让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有的传闻说他的父亲送给师范学校的校长一台彩色电视机，有的说是两千元钱。放到货币贬值的今天，年轻人或许会嗤鼻一笑。那时候整个四象县也没有几台彩电，五分钱可以买一个烧饼，一毛钱可以喝到一碗肉丸汤，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都是几十元，两千元可是好几年的工资。
文清也说不清自己是考上的，还是父亲送礼送上的。小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初一、初二的时候由于贪玩，经常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初三的时候，马壮、朱自强、杨飞翔因偷割铁路电线进了少教所，文清才把心思用到学习上。他们是第一届参加中考的初中学生，学校里的学习气氛空前高涨。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学校在作息时间上也大刀阔斧进行了调整，除白天的课程照常外，又安排了两个早自习，三个晚自习。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学生们除了短时间的吃饭，不足七小时的睡眠，都在课堂上打拼。他们拼智力，拼体力，拼耐力，有的同学因此得了失眠症，有的同学因脑神经衰弱离开了学校。在临近毕业的练兵考试中，文清已经跻身于优秀学生的行列，晚上十一点他还被代物理课的赵老师叫去做电路实验。但这并不能说明，一个在班级里成绩平平的学生，经过一年的努力就能考上学校。如果那年春天，他的父亲还在西藏，没有为他送礼的可能；如果班里考上七八个同学，他的考中也在老师和同学的意料之中。可是，班里只考上两名同学，而他就在其中。
文清因为此事问过父亲，“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到学校能好好学习我就放心了”。后来文清在成为“官二代”的时候想过这件事，干部家庭的子女有时想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也不容易。
文清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和许多同学一样并不准备当老师。那时候，考上师范的学生并不都是喜欢这个职业才考这个学校的。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古代流传下来的“家有半升糠，不当孩儿王”的观念，虽然解放后有所改善，但“文化革命”又为这些“老九”添加了些腐臭。改革开放后，尽管国家把科技教育放到了优先发展的地位，但那时候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民办教师一年360个工，正式教师每月也就是二三十元工资。文清记得他八四年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每月工资四十五元人民币。那时候，一个教师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当地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高。在农村工作的教师，大部分娶的是农村老婆。在生产队的年月，有的家庭老人老、孩子小，连生活粮都买不回来。包产到户后，许多教师在外地工作，女人在家里耕种找人帮忙难，有的无奈之下就依附“拉帮套”男人。他记得小学时的郑老师，每学期为大队干部、甚至生产队小队长的子女发奖状，见到干部就赔笑脸，为的就是秋天能分点生产队的柿子、土豆、萝卜、南瓜……在邻县教书，后来调回来的郭老师，包产到户后妻子为承包到手的土地犯愁，后来无奈之下只得委身于村子里的一个光棍。郭老师五十多岁才调回来，这个家庭俨然成了这个光棍和他妻子的家庭，他倒好像成了“拉帮套”的。假期他常常住在学校，那个胖胖的联校长在一次教师会上表扬他“以校为家”，惹得同行们哄堂大笑。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家庭里没有尊严，只留下三尺讲台一席之地。
教师在农村学校的这种现状，让那时候考上师范学校的孩子，总是思谋着怎样跳槽。如果说不喜欢教书、不喜欢孩子，就不要考这样的学校，不要进入这个行业，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这里好啊，尤其对农村孩子来说，进学校，办“护照”，一日三餐发饭票，工作管分配，一直养到老。这是跳出贫穷山里的一块跳板。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像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成长历程一样。虽然文清和他的同学们大都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他们还是带着鲤鱼的梦想跳过了这道龙门。因为跳过这道门就端上了“铁饭碗”，成了吃“皇粮”的人。不要说将来，就从走进校门的那一天起，吃饭有餐证，住宿、书本免费，不管你是萝卜、芥菜、洋姜……只要在这个坛子里一腌制，捞出来都是可以下饭的咸菜。至于将来教不教书，那是以后的事情。谁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不一定教书，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的不一定在乡下当农业技术员……这就看你的活动能力强不强、社会关系硬不硬。
文清记得，那时候来到这里的学生大部分不认真学习，考试只要能混到及格就万事大吉。当时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还余热犹存，他那时候觉得许多人已经把“真理”攥到手里了，自己也拼命想捞住一些什么，好出人头地。他记得有一位叫陶明渊的学长，他是高中考入师范的，经常在校园的黑板上发表一些小诗和散文，上下届同学没有不认识他的。后来本市的报纸上陆续见到他的一些文章，他在学校的知名度更高了。与他熟悉的同学平时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作家。那时候的校园里，不仅陶明渊一个人，各个班里似乎都有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的，只是知名度没有陶同学高。改革开放春风一吹，神州大地上正如雨后春笋，万绿齐攒头，百花竞争艳，天上的星星也多了，歌星、影星、笑星、脱星……闪亮登场。
当时学校的课程设置，数理化还是使用高中课本，语文换成了《文选》，又增设了《语文基础知识》、《教育学》、《心理学》、音体美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他突然喜欢上了曾经最不喜欢的语文课。不是因为老师，不是因为兴趣，更不是为了填漏补缺全面发展，而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证明自己有才华。那时候仿佛一首诗、一曲歌、豆腐块那么一片文字、一个飞鹤展翅的亮相……都能使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什么什么家”。他渴望自己也有那么一天，一个默默无闻的丑小鸭一夜之间忽然变成了白天鹅。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三年，文清的记忆里的时空观念是模糊的，其中的人和事仿佛在梦中见过或者说听说过，但都朦朦胧胧。现在，他连同班同学也回忆不起几个了。他记得班主任钱老师是上海人，听说是名牌大学毕业，“反右”时下放到这里的。班长说，钱老师讲的哲学在学校盖帽了，他后来也同别人讲钱老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讲的课盖帽了。其实那时候，他根本听不懂钱老师的上海话，也没有听过别的老师讲的哲学课，至于怎样好他根本说不出来。这就像跟着别人到戏院看戏，人家喝彩自己也跟着喝彩，与历史上那个“滥竽”差不多，腌成咸菜也没什么味道。还有那个身体和脸都是扁扁的化学老师，同学们背后都叫他“油条”，都说他的课讲得浅显易懂，可文清的化学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文清毕业后还乱侃《语文基础知识》的王老师知识非常渊博，一个字的写法到释义，他从古到今无不通晓，一个字足足可以讲两节课。其实他一节这样的课也没有听过。他那时候从来没有把心用到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心里却在想别的东西。有时沉迷在那些魔幻小说中，他想象着自己的身体像一枚炮弹从教室的屋顶穿了出去，惊得老师和同学们目瞪口呆。更神奇的是，他的身体没有破坏性，屋顶那个洞是光滑的，就像土拔鼠在泥地上钻出来的一样。他毫发无损地站在屋顶，神采飞扬地俯视着这个庸俗的世界，和那些庸俗的人们。
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图书管理员是一位有耐心的和蔼老人，文清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泡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因为心中有一个非常想出名的念头，他首先涉猎的都是一些名著。又因为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他看书的速度特别快，几天就可以看完一本厚厚的小说。“读过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回诌”仿佛是一句经典名言，他想从众多的书籍里尽快找出一条捷径来成名成家。他从中国古典名著一直读到外国名著，没有一本书在他的头脑里脉络清楚，书中众多的形象像走马灯一样转得他头昏脑胀。
他梦见过猪八戒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被施了魔法似的行动困难，福尔摩斯说他是被蜘蛛精注射了一针麻醉剂。他梦见牛虻游过伏尔加河在一个船舱里洗碗，林黛玉哭哭啼啼找来非要嫁给他，说贾宝玉身上缺乏勇气。牛虻说，我与我亲生父亲的感情还交割不清楚，我明天早上就要被枪毙了。阿尔芒为茶花女移坟，打开坟墓，棺材里的骨头不见了，坟墓里突然走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跟着阿尔芒走了。孙悟空拖着金箍棒在伦敦大街上走着，金箍棒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天兵天将手中的兵器，居民家的铁锅、灶具、铁钉像飞蝗一样飞向金箍棒，被孙悟空叮叮当当地拖走了。
最离奇的是，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人都用头走路，比僵尸僵硬的动作优美多了，头像个皮球似的有弹性，两条腿、两条手臂就像四片柔软的叶子在上面晃动着。走着走着，他们的头都像植物一样根植于泥土里，手脚变形成了不同形状的植物茎叶……
回忆在师范学习的三年，文清的头脑里只有一些记忆的碎片。除了那些在学校里有点名气的“作家”、“诗人”，同寝室的同学他也记不起几个了。他只记得一个满脸青春痘，爱好写诗的徐国红，一个穿着极不讲究，喜欢写小说的田耀武，还有一个喜欢看《哥德巴赫猜想》的皇甫亮。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皇甫亮就躺在操场边绿色的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仿佛那里蕴藏着他的希望和理想……
第三年的春天，史文清和崔红兵、陈文强来到莽山县石头乡的一个农村小学实习。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很怪，好像与石头、牛羊有关，确切的名称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学校在一所破庙里，院子里有一棵合抱粗的大楸树，树杈上吊着一口钟。正殿高出院子五个台阶，是平檐立材雕花窗的老式建筑，屋顶的瓦楞上长满了乌青和狗尾草。窗户纸几乎都是破的，麻雀们可以随意钻进钻出。屋檐下、庙堂里到处都是鸟屎，就连人们敬仰的关公的塑像上也是斑斑驳驳。初一和十五，村民们照例来这里上香和跪拜，头顶鸟屎的关公仿佛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压根就没有瞅到这些卑躬屈膝怀揣各种心思的人们。东西厢房各高出院子两个台阶，都是一些小窗户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大门正上方是一座戏楼。
学校的车子把他们送到了这个学校，一群山里孩子就远远近近围着看。一个胡子拉茬的精瘦男人把他们迎进了东厢房一间办公室，屋子里正像《口技》帐中的陈设，一桌、一椅、一张床、两条矮凳而已。迎接他们的是学校的校长，他三言两语安排了他们三人的食宿，就起身与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来了，我们就回去了。”自从他们三个进学校，就没有看到别的教师，看来他们早已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就像军队换防一样。直到实习结束，胡子校长来送别，他们才第二次见面。文清至今回忆起来，还不知道那位山里的小学校长姓什么。
校长一走，他们三个就因为分班争执起来，因为大家都想带高年级。结果，崔红兵同学不得不发挥他组长的权利，文清被安排带三年级与幼儿的混合班。当民主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需要独裁，当语言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拳头。崔红兵同学不仅是组长，而且长得牛高马大，文清和陈文强只能无条件执行。
刚开始的时候，文清看着班里的六个三年级同学和十几个年龄不同的幼儿，脑子里乱糟糟的。后来，他找来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数学课本，为十几个幼儿一样上课，局面就不一样了。上课钟声一响，他就走进教室照本宣科，讲得少，而手把手教孩子们的时候多。没有正常的上课步骤，没有上课技巧，他觉得只要教会孩子们就行。三个多月，他们三个人就那样在学校里自编自导自演，没有听到过一节示范课，没有相互交流过课怎样才能上好。班主任也只到过那里一次，因为那里离开县城五十多华里，离开市里的学校一百多华里。
虽然条件不好，但一日三餐都有学生领到家里去吃，家长都像过节一样为他们做饭。他们三个人每天的饭食，文清吃的最好，这使他颇感满足。每次吃饭回来，两位同学都羡慕不已。他吃过好几次淀粉漏面，好几次米线，还有只有大年才能吃到的蒸糕……也许是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学会了几个字，学会了简单的计数，就高兴的把他们当尊贵的客人招待。山里的贫穷与家长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文清在实习期间感受最深的。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那段时间，他暂时忘记了那些使自己内心感到压抑的东西，当他握着那些有些脏污的小手写下一横一竖时，当孩子们亲切地叫他老师时，当家长满面含笑为他端上精心准备的饭食时，他的内心流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感。
短暂的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学校院子里的那棵楸树，来的时候还没有长出叶子，走的时候已挂满了细长细长的绿色果实。在乡下，楸树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树。桃红柳绿的早春，它就像一个沉静的老人，仿佛对那些奔涌而来的色彩无动于衷。杨树、梧桐树、槐树……都已绿意盎然，它才慢腾腾地吐露绿芽。就像一个姗姗来迟的孩子，迈着沉稳的步伐，它明白自己最优秀的品格就是从容不迫。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它稳定地保持自己的格调，慢慢出叶，淡淡开花，轻松结实。它开出的花朵，就像淡紫色的筒裙，穿着这样裙裾的女人，一定是一个端庄稳重的美少妇。它的果实就像那些少妇织毛衣的长针，绿色的，像要一针一针织出自己心中的图案。
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文清觉得人的成长还不如一株植物来的自然。植物没有思想、情感的束缚，感觉是那么真实而敏锐。一粒麦子播下去，秋末长出了鲜嫩的麦苗；冬天，它把根须深深扎进大地温暖的怀抱；春天，麦苗返青、生长；夏天，麦株抽穗、结实，完成了它一生的使命。当它还是一粒麦籽的时候，它就明白，条件一旦成熟，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会错：该发芽时发芽，该保存实力的时候保存实力，该吸收养分生长的时候生长，该抽穗时抽穗，把生命力发展到极致。至于生长的环境，天灾人祸，那都是命中注定的，生命之路无怨也无悔。
人的出生好像来的更金贵，还是胚胎的时候，母亲就用温暖的肚子为他（她）提供养分，那是他（她）生命中最温暖的摇篮。母亲摇啊摇着这个宝贝一天天长大，整整用了小麦一生的时间，孩子出生了。出生后的孩子可不像一株小树苗，独立在风雨中长大，自己用根须在土层里摸索着吸收水分、养料，用叶子进行光合作用制造生命成长所需要的元素，而是靠不断吮吸母亲的乳汁，靠父母亲人的悉心照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当他（她）被拉扯着蹒跚学步，伸着笨拙的手臂，像只刚出窝的小鸟时，麦子已经两熟，第三代小鸟已经开始学飞，学觅食，孩子还是离不开父母亲人的照顾。
人到了学本领的时候，既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局限，又没有孙悟空那样高瞻远瞩的老师，更没有人家聪慧的资质。孙悟空蕴天之精华、透地之灵气，自开天辟地一来独一无二，又有世界上最智慧的老师，默念七十二个口诀就能七十二变，背诵一首诗就能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一个普通孩子学着照顾自己，需要用小鸟一生的时间甚至更长，……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手拉着、车载着，用食物哄着送进去、接回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还是靠着家人供养，……如果在这些黄金年华里，我们丰盈了自己的思想，开阔了思维的路子，能站在高处俯视世界，落回实处发展自己，那也不枉费父母师长的心血。但读死书、死读书往往搞的人是头重脚轻，不用说报答父母、报答社会，连生命的本质也弄不清楚了。
领到师范毕业证的时候，文清觉得自己就像一件挂上合格证的商品，而其中的猫腻他十分清楚。有时他禁不住想笑，这样就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