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县白虎乡有一个自然村叫石屏，很早以前叫石门洼。这个村子的老百姓都住在南北两面的山坡上，从东面进入村子从一座石头屏障下绕过，村里人把这里叫大门，从西面进入村子也是从一座石头屏障下绕过，村里人把这里叫小门。村子被群山四面环绕，形成一个凹地，东西像是两扇石门，石门洼因此得名。后来村里有文化的人觉得石门洼山味太浓，村里的两家大姓商议更改。有一位李姓的老先生想到了家里的屏风，觉得石门改为石屏倒还儒雅，后来大家认为带着洼字总有些土气，就把石门洼更名为石屏村。
石屏村主要有两大家族，住在北面山坡上的主要是李姓，住在南面山坡上的大都姓王。解放前，李姓家族一直是村子里的主宰。从他们居住的地理位置，根据阴阳八卦就能说明这一点。从方位上说，东南西北，北主正，北为尊，这已经是华夏族的老传统了。根据阴阳之说，北为阳，南为阴，阳刚之正终究胜过阴柔之美。况且，北面的山峦靠近东边的大门，南面的山峦临近西边的小门。根据传说，石门洼的两个石门是两个宝库的大门。传说一对凤凰在这里度蜜月时产下两只蛋，大门那个宝库里有一只大蛋，小门那个宝库里有一只小蛋。本来这对恩爱鸟是要在这里生儿育女共享天伦的，不曾想一场大火毁掉了他们的美梦，他们情急之下把还没有孵化的蛋存放到山洞里，用两扇石门把山洞封了起来。土改时，住在北面山坡上的几家地主被瓜分财产、被批斗，几家李姓的老人悄悄嘀咕说，石门上方多了一个洞，南蛮家已经把凤凰蛋盗走了，把风水也坏掉了。不仅如此，妇女也从脚踩的大地升成了半边天。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山十年河西，住在南面山坡上的王姓当家做主了，连那个村子里最穷的光棍王二也成了贫协主任。改革开放后，国家在石屏村的西头修筑了一条公路，在隆隆的炮声中，小门完全被炸掉了。村里的几个王姓老人试图阻拦，差点被公安局的人带走，无奈之下他们在炮声歇下来的空隙在那堆乱石附近转悠。有人说他们是在寻找凤凰蛋，有人听到他们坐在乱石上哭泣，叹息风水完全被坏掉了。不久，北面山坡上的李姓又掌握了村里大权，而且后来集村子里党政大权于一身的，居然还是一位女人。
红绳刚来这里下乡的时候，王来富是石屏村的支书，已经连任好几届了。自从他的本家叔强奸北京插队女知青被劳教，他接任支书以来，不管更换李姓村长还是王姓村长，他一直是石屏村的支书。长时间的连任，使他感到只要不犯大错误，这个位置就是王家世袭的，村子就是他们王家垄断的。不管谁是村长，不听他话就视为无视党纪国法，必须予以更换。国家出台选举法以后，因为李姓家族在村子里人多，选出一位李姓村长。村长叫李兴旺，仗着自己是群众选出来的，不断与王来富斗法。那时候正是村子里修公路的时候，村里占地补偿款，王来富和大队会计瞒着李兴旺。李兴旺在修路工程队往南山沟填废渣的时候，带着一伙人拦下了运渣的汽车。那时候王来富正好被项目部安排到海南旅游去了，远水解不得近渴。项目部只得同意李兴旺的条件，丈量荒沟里的土地，数荒沟里的树木，付了一大笔补偿费。李兴旺在信用社开了一个账户，把钱存了进去，村委又选出了一名副会计。事实上，村里的干部已经形成两派，每当村子里有重大决策的时候，那不叫开会，简直是吵闹，常常是不欢而散。国家退耕换林政策出台后，王、李两个家族因为五条荒沟的承包权争得不可开交，当时刚来这里的红绳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李桂兰当时是村子里的妇女主任，看着这群争权夺利的大老爷们，终于忍不住积郁在心中怒火。
“看看你们这些夯货，嘴上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你们心里打得小算盘比谁还清。这些年，村子里的修路补偿费，你们用到哪里了？学校破破烂烂你们不修，水池脏的像个垃圾坑，你们不加盖，村子里的路不到夏忙秋收，没有人出来修补，看着一点小利就涨红了眼，你们对得起村里的百姓吗？好几天了，为争一条荒沟每天开会到夜半。现在就用喇叭广播，只要不是村里的主要干部，愿意承包的带着承包费来，人多了抓阄。还大老爷们呐！”说完摔门回去了。
当时两大家因利益争执互不相让，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居然依照这个办法解决了问题。
李桂兰的公公是李姓中主持丧葬仪式的，村子里叫“主丧”。无论李姓中谁家死了人，孝子们当天就要跪到他面前，哭着请他去料理家中的丧事。由于他做事公道，又懂得节俭，后来老王姓有了丧事也来请他。别小看农村中这样一个“主丧”，没有能力、没有威信的人是承担不了的。特别是以前一家兄弟姐妹好几个，丧葬费用的摊派，亲戚朋友的礼数，帮忙打杂，挖土葬，出殡那天抬棺材都是“主丧”一手安排。甚至根据各家的条件，丧事要办成怎样的规格，他都是心里有数的。所以无论李桂兰怎样大闹会场，戳他们的痛处，慑于她公公在村子里的威望，村里的干部谁也不愿意与她翻脸。后来，乡里的干部就是看到这一点，在下届的选举中极力鼓动李桂兰竞选，后来她成了白虎乡第一个支书、村长一肩挑的女干部。红绳和李桂兰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时，李桂兰的丈夫在县里的化肥厂上班，劝她不要趟这浑水，他父亲承揽的那些事已经让家里够热闹了，再来一个公事、私事都管的村长，家里还不变成一个集市？她的公公也劝她不要当什么候选人，他为村子服务了大半辈子，操碎了心还是毁誉参半，一村之长是那么好当的吗？可是乡里的领导看出她有魄力，包村干部红绳也极力推荐，李桂兰勉强应承下当个候选人。选举前几天，别的候选人走家串户做工作，李桂兰那几天连门都不出，心想这样既卖了乡里领导的人情，又顺从了丈夫和公公不用去一肩挑什么劳什子。没想到选举那天一选即中，不但票数过半，而且遥遥领先。乡里领导向她表示祝贺，她才明白已经骑虎难下了。
回到家里，见多识广的公公也没有怎样责备儿媳，既然木已成舟，他就建议李桂兰争取外部资源，为村子先办点实事。包产到户以后，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生产队的财产分的分、卖的卖，已经只剩下几间破旧办公室了。发达地区有眼光的村干部，有的把村办企业什么的保留了下来，发展壮大后，既为村里的百姓谋了福利，又为村里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这就像一个家庭，娘老子有经济实力，就能说得起话、办得起事，孩子们把家里的财产瓜分完了，娘老子的话他们还会听吗？不仅家庭无法管理，共同的吃水问题、行路问题、卫生问题……那个愿意出钱、出力积极承担呢？李桂兰上任后就怕到乡里开会，植树造林的树苗到了，谁搬运、谁装卸、谁来付工资；山上失火了，村里组织救火队，没有人愿意去，义务救火，人们的觉悟不到位，村里又没钱付工资，关键时候只好拉上一些亲朋好友……修水池、清垃圾、维修校舍，找张三张三有事，找李四李四问给多少工资，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就怕一贫如洗。既然村子经济不能自主发展，村长只好做个化缘和尚。
好在包村干部红绳的公公是四象县的副县长，村里小学的危房改造申请很快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一年后，村子里的孩子坐到了新建的教室里。找到了门道，李桂兰通过各种关系争取资金，终于为家家户户接通了自来水，新建了村委办公室。从大峡谷回来后的第三天，红绳对丈夫说：“石屏村正筹备修水泥路，估计得忙一阵子。”就在石屏村新建的办公室住了下来。
石屏村的村委会建在北面半山腰凸出的一块平地上，占地面积两三亩许，属于山坡上的一片开阔地。原来这里建有一座庙，“文革”期间庙里的神像砸烂了，庙宇拆除后建了一座戏台。戏台不属于四旧，可以在这里上演带有封建传统的古装戏，也可以上演“革命样板戏”。戏台坐北朝南，与大门相对，其它三面的房子就是村委办公室。红绳住在一进大门靠东的一间房子里。李桂兰在拆除旧房新建办公室的时候，就设计了这样两间房子，让来这里下乡的干部有个落脚的地方。
红绳来这里住下后，李桂兰又专程到城里为她挑选了被子、床单等生活用品。当了几年村干部她才明白，无论哪一级组织，没有经费就无法工作。而找不到经费来源的干部，无论怎样清廉，也推进不了工作。红绳在这几年确实帮了村里的大忙，李桂兰一直是感恩于心的。知恩图报这个词对有情感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回报。所以，红绳住到这里，李桂兰煞费心思在生活各方面照顾她。李桂兰不像其他村的干部，招待客人到饭店，无论跑多远的路，花多少钱，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李桂兰觉得村子没有经济来源，要想维持正常运转就必须精打细算，所以她招待客人总是在自己家里。无论拉面、抿脚、煎饼、饸饹，客人愿意吃什么她就做什么，比在饭店吃得便宜而且舒服。红绳喜欢李桂兰的直爽、泼辣，佩服她的做事风格，所以乡里每次调整包村干部，她总是要求承包石屏村。后来她经常来石屏村住，李桂兰更成了她无话不说姐妹。
长期在这里包村，红绳对这里的风俗习惯比自己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故乡还清楚，连说话的口音也模仿得十分逼真。她刚来的时候，说“吃（qi）饭了没有？”这里的老乡笑她舌头短。熟识以后，她就这样问这里的老乡：“吃（ce）饭了没有？”，“喂猪（ju）了没有？”当李桂兰问她吃什么饭的时候，她说“鸡蛋扯（qie）面。”每当这时候，李桂兰就憋不住大笑起来，红绳也跟着笑起来。
红绳最怕的是这里的人春冬之际死去。山里春天和冬天草木干枯，又经常刮风，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火灾。这里的人死去的第一天晚上，都要点着灯笼火把，把死去的人的灵魂带出去。带头的人手里拿着一个三只眼的铁帽子——当地人叫“请儿”，在死者面前一晃，据说死者的灵魂不得不跟着它走。大家打着灯笼火把，家里的亲人跟着，从家里一直走到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把死者的灵魂压在一个大石头下。第三天晚上，死者要装进棺材里，于是又打着灯笼火把，走到十字路口那个大石头旁，孝子们点香燃纸，然后嚎啕大哭。据说，死者一听到哭声，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到了望乡台上，与亲人们已经阴阳两隔了。这样一来一去，山道紧邻山坡，有风的晚上，更是容易引发火灾。失火烧山的事村子里已经发生过两次，最厉害的那次，因为风大，连绵的山峦被烧几十里，植树造林几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新中国解放后，提倡移风易俗，这里的人们在婚丧大事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明目张胆大操大办，改革开放以后，规矩一下乱了，旧的、新的、仿造的一起登场。
解放初期，提倡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小二黑结婚一下子火了，村子里父母包办的婚姻一下子解散了十几对。李桂兰的公公、王来富的哥哥、李兴旺的大伯……都是离婚后再娶的。李桂兰和红绳有时悄悄讲起那一代人，他们跟着潮流自由了一下，体会了“恋爱”的滋味，可是他们结婚以后好像并没有找到爱情，因为他们在那样严肃的环境里还找相好串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奇闻密录不断被发掘出来，就像一些古墓被盗、一些名人的隐私纷纷曝光一样，世界几乎已经到了透明的地步。古老的门当户对，当代的革命婚姻，似乎都不符合这个村子，九十年代以后，代之而起的潮流是婚外情。
红绳初来这里的时候听人们说起过石屏村奇风异俗，她还有些不相信。当她在这里住下来的时候，才听到这里人念的顺口溜：“十个男人九个準，谁要不偷谁吃亏。”她才明白这里的男人并不是热衷于偷东西，而是偷女人，偷不上女人的，人们笑话“没屌势”。而这里的女人也不甘示弱，以有婚外情人为荣，情人越多说明越有魅力，没有情人的，人们私下嘀咕“没形气”。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就像传染了脑热病，挖空心思找外遇。
村子南坡有一个叫燕子的女人，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屋子里经常围着一群男人。这群男人中，老的少的正当年的都有，他们一有空闲就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红绳没事的时候，来这里打过一两次麻将，那时候还没有麻将机，用手码牌，四个人打牌，周围围着一大群人，像是在看戏。那些男人耗在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一个与燕子亲近的机会。屋子里弥漫着烟味、汗味、脚臭味，红绳去过一两次就再也不去了。红绳想象不出燕子为什么要那样糟践自己。燕子虽然说不上怎样漂亮，但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当地还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为了利益，那些人实在也给不了她什么；如果为了名声，数个数还说得过去。她最显赫的成果就是小女紫铃，那是她和李果旺的爱情结晶。那时李果旺还不到二十岁，高挑的身材，翘翘的嘴巴，他把这些都遗传给了紫铃。以至于大家一看到紫铃，就想到了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
村子北坡也有一个人市，那就是李大同家。李大同从倒卖烟草起家，后来又买了汽车搞运输。发家致富后，他就像国家修路一样，硬是从靠近大门的山坡上爆破出一块一亩多的平地，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宅。这里是村子里年轻人的集散地，村子里最新的潮流往往从这里诞生。李大同倒卖烟草的时候，就经常带回一些穿着比尼基女孩的扑克，后来是贴着裸体女郎的打火机。搬进新居后，因为他家最先买了影碟机，播放各种光盘，所以村子里的年轻人都爱来这里凑热闹。况且，李大同的女人月禾是村子里最俊俏的媳妇。讲起李大同和郑月禾的风流韵事，看看当今流行的小说就不用细说了。李大同和月禾都是贫民家庭出身，他们结婚的时候，家里还很穷，日子越红火他们也闹腾的越厉害。他们是石屏村数得着的风流人物。红绳住在村子里没事的时候，也到他们家打过麻将，后来换成了自动麻将机，这里更是通宵达旦。然而，红绳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随着月亮的渐渐升高，屋子里的月光慢慢退了出去，仿佛它们像红绳一样厌倦了这样偷偷摸摸的生活，想潇洒地流泻在夜空中。在唐僧寺梦见唐僧，红绳觉得那时候自己的意识深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就像为她和孟建新的偷情找理论依据似的。她从小就不喜欢带“偷”字的词，无论是偷盗还是偷情，总有一种在阴暗处做鬼的感觉。那种不能放松的拘谨，不能见光的遮掩，为浪漫的爱情涂上了一层扭曲的黑色。她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一个胸前挂着两只破鞋游街的女人，一群孩子一边朝她唾唾沫，一边朝她身上扔随手从地上捡起来的东西。那是时代的杰作。后来听说那个女人上吊死了。小时候做梦，她还梦见过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吐着长长的舌头，追赶唾弃过她的孩子们。
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不用缠足，没有“三纲五常”的束缚。红杏出墙不用担心受到家规、族规的处罚，不怕游街示众，不会被沉潭，更不会因为作风问题丢掉饭碗。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老猪”的时代，声色犬马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没有谁还顾念着西天的“真经”。唐僧在酒饱饭足之后懒洋洋地躺着，孙悟空实在闹腾得不行了，才起来念几句紧箍咒。只要孙悟空有所收敛，唐僧在大庭广众之下念的都是假咒语，做做样子给大家看。廉耻之心已经降价，操守正在被出卖，但做人毕竟还有一定的底线。红绳不喜欢这样偷偷摸摸活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一棵树、一朵花一样堂堂正正站在众生面前，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时隔多年，她还是会梦见石屏村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她和孟建新在一起的那些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