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是老三届，于1966年高中毕业于县城一中，那年我才6岁。大姐曾随红卫兵串联的潮流去了北京天安门，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挥手接见。之后农业户口的大姐作为一名回乡知青，回到大队医务室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新名词，指的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一般而言，村民管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乡村医生叫做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出现在中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是那个时代基层医疗体系最重要的一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赤脚医生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时的赤脚医生，主要任务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当时政府挑选赤脚医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来自医学世家者，二是从高中毕业生且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还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他们会被集中送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进行短期培训，结业后回到乡村，即成为赤脚医生。他们都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并能为产妇接生。但当医生只是政府给他们的一个非全职工作，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从生产大队拿到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所以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
赤脚医生常常就拎着一个装有几片普通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尽管他们无法治疗什么大病，但通过一些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他们仍能治好一些疑难病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农村人心目中最有文化的人之一，被认为是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因而备受敬重。
大姐是整个大队少有的高中生。农村本来和大姐一起读书的人有很多，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在学校肚子都饿得咕咕叫，经不住饥饿的同学先后跑回了家。在农村，饿肚子时，总有办法搞到东西吃。在学校饿肚子，只能忍着喝自来水，吃了上顿稀饭，等着下顿稀饭。大姐那时候在镇上一所初级中学读初中，在学校餐餐都吃不饱。许多同乡同学饿得受不了，纷纷辍学跑回了家。大姐咬紧牙关，坚持在学校读书。父亲每隔一段时间步行20华里，送些炒熟的黄豆、豌豆到学校给大姐充饥。尽管是个女儿，父亲一点儿也没有轻视长女读书。我奶奶也是女人，却巾帼不让须眉，比我爷爷有能耐，把一家子调理得井井有条。家里要不是奶奶硬撑着，早被好赌的爷爷把家庭败散了。
还是父亲眼光长远，无论怎样也不能让大姐因饥饿而辍学。那时候，分到家里的大米本来就很少，但父母每月都能省下一些大米偷偷卖钱，作为大姐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家里人都煮南瓜饭、红苕饭、萝卜饭吃。就这样，大姐从镇初级中学苦煎苦熬毕业后，考上县城一中就不再饿肚子了。那时候，农村人才奇缺，父亲又有一定的人缘关系，大姐中学毕业回乡，被大队干部派到大队医务室拜一位外地过来的老医生为师当学徒，从此成了一名赤脚医生。
从此一家人都有了一位家庭保健医生，父亲对大姐更是视为掌上明珠般的喜爱。
大姐除了皮肤白的像白种洋人之外，我并没有觉得她有什么迷人高贵之处。然而，医务室里每天总是有不少与她年龄相仿的青年病人围着她打转转，不是说这里痛，就是说那里痒。一旦我大姐与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侄儿，当时的民兵连长定婚后，那些装疯卖傻的青年男子顿时作猢狲散。不久，大姐就出了嫁，嫁给了民兵连长。民兵连长与我一样，也是独种宝儿子。我有众多姐妹，而大姐的公婆只生了大姐夫一个，是真正的独苗。由此可见，大姐的公婆抱孙子的愿意是多么的强烈，可是婚后一年，大姐的肚子没有丝毫动静。大姐是医生，先悄悄地作了自我检查，一切正常。然后拉着大姐夫上县医院作了检查，同样一切正常。县上医院护产科医生说，可能是你们大着急，心理压力大造成的不孕不育，一定要放松放松又放松。可是大姐夫放松不了，私下里把大队小学一位当老师的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这位小学老师是下放知青，叫梅凤，比我大姐低一届。有一天，怀上了小民兵连长的梅老师腆着大肚子找到大姐夫家里，当着大姐的面要嫁给大姐夫，否则，就要告大姐夫强奸。大姐二话不说，当即让位，守门而出，住进了大队医务室的值班室，从此与大姐夫一刀两断离了婚。
顺便提一下，这位梅凤可是个美人儿，她会跳芭蕾舞。大队礼堂经常搞文艺汇演，梅凤是大队的文艺骨干，也是每场文艺晚会的总导演，总编排，更是各种样板戏片断中的女主角。在《红色娘子军》中，她演女主角吴琼花；在《红灯记》中，她演铁梅；在《白毛女》中，她演喜儿。总之，梅凤演谁像谁，倾倒了台下所有观众。如果玛丽莲.梦露是全世界的梦中情人，那么，梅凤就是我们全大队及附近周边几个大队的老少爷们的梦中情人。
我大姐与梅凤比起来，如同一个阳春白雪，一个下里巴人。当然，下放知青梅凤属于前者，回乡知青大姐属于后者。民兵连长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我大姐自然甘拜下风。也许大姐夫如同样榜戏中的地主恶霸强奸喜儿那样，真的强奸了下放知青梅凤；也许梅凤早已与民兵连长暗送秋波，最后半推半就。后来下放知青一一回城，梅凤也回了城，但小民兵连长没有带走。据说不久，梅凤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按唯心的说法，也许就是抢了我大姐的老公的一种报应吧。
或许是因祸得福，或许是好人好报，大姐对大姐夫的成全换来了一个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指标。这个指标应该说，是大姐夫弄来的。大姐考试成绩全县第一，但政审时，差点儿被刷下来。我父亲被划为富裕中农成分，政审免强过关。我外祖父是大地主，新中国成立后，据查我外祖父除了有一定的剥削行为，但并没有什么压迫行为而欠下血债人命，暂且被关在政府监狱改造，后来病死在狱中。因此我母亲是地主分子。政审到我母亲一环时，有人说有点儿问题。前大姐夫找大队革委会主任活动了一下，政审也过了关。因此，我大姐成了省城一所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成了我家里第一个跳出龙门，吃国家皇粮的人。大学毕业，大姐被国家分配到一家地级市的医院任内科大夫。大姐每年衣锦回乡，父亲脸上无比荣光，总是叫我以大姐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由于我读书的年代，都处于文革时候，学校配合社会开展各种运动，要么开门办学，要么批林批孔，要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压根儿就没有好好读书。父亲叫我向大姐学习，向大姐看齐，只把我的心搞野了搞大了，只是有了一个向上的目标与方向，这就是农民子女要想出人头地，除了上大学，还是上大学。而且做人就要做大姐那样的人，受人尊敬仰慕。
但对于我的未来，我与父亲都心知肚明，我这样的人能上大学，那么农村就没有人来种地，来抓革命，促生产了。我的前途除了修补地球，还是修补地球。其实，我的父亲早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曾想叫我辍学，拜二姐夫为师，学木匠手艺。当时，我由于自慰过频，把身体弄得弱不禁风，人又黑又瘦，二姐夫觉得我吃不了当学徒的苦，拒绝带我为徒弟，并向父亲建议，让我高中毕业后，再跟他学艺。
父亲是很务实的人，当年不愿当兵，却被抓夫当了日伪军，日伪军解散，父亲又被国民党拦截，被迫当了国民党的兵跟着打内战，最后父亲找机会当了逃兵。这些上面已经谈过，现在再强调反复谈一次，是为了说明我父亲不死板，善于审时度势，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读书的年代，总是天天读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世人有目共睹。因此，父亲很为我的前途担忧。我是父亲唯一的宝贝，读书读不出去，他不忧愁。农民大都重男轻女，家庭困难时，让女儿辍学，全力供儿子读书，光宗耀祖。在这方面，我父亲很开通，反其道而行之。女儿是给别人养的，迟早要远走高飞，不如让姑娘多读书，将来有资本嫁个好人家不受婆家气。儿子读不读书无所谓，放在身边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父亲担忧的是，儿子书读多了，书读迂了，将来又读不出去，在农村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可能娶个老婆都难，更别说生儿育女，孝敬双亲。
因此，父亲想让我早早辍学，学一门手艺，至少今后有一技之长，衣食不愁。俗话说，天荒三年，饿不死手艺人。
然而，农民大老粗木匠二姐夫见我年幼瘦弱，才拂了父亲的心愿，成全我念完了高中。否则，我可能就是一位木匠大师，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切，不娶则已，一娶就娶了四个老婆？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