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父亲来上海接我们去镇江。在去镇江的火车上发生这样一件事:车上挤，乘客大多站着，父亲发现一个空位就让母亲坐下了。——母亲小脚，不能久站。不久，来了一个人，说这座位是他的，父亲不同意让给他。这人竟威胁说:“我是办接收的××长，……”父亲不喜欢在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官职，没有搭理他。如果同样也说出自己是谁的话，那人一定会换出另一付面孔的。
到镇江后，我们住在江边中华路太保巷17号，房主曹保安，敌伪时代的镇江商会会长。他怕人家将他按汉奸治罪，所以找人请我父亲住到他家，以作保护伞。曹老先生当年已五、六十岁，原配夫人已去世，跟他同住的是一位出自妓院的小老婆。老先生好像是四子一女，儿子除老四之外均已结婚。几个儿子也跟后街妓院很有来往，老大的小老婆亦出自妓院。那时国民党军队的伤兵经常闹事，也到妓院去闹，又不给钱，堂子惹不起，只好将“姑娘”藏起来，因此，常会有一些“姑娘”躲到他们家来。
他们家房子正房两进，厢房四、五间，前进正房和厢房为房主自住，我们家住后进正房，从旁门出入。
一九四六年（民国卅五年）的春节，是我记事以来，和父亲在一起过的第一个年。怎样过的已全不记得了，大概因为城里过年没有在乡下那样隆重的关系，加上当时家里尚有一名厨师，母亲也不必像在乡下那么忙，因此印象也就淡薄了。
寒假后，姐姐进了镇江县立中学读初一，我和妹妹进入薛家巷小学（时名太和镇中心国民学校），我读六年级，妹妹四年级。
我在班上成绩还可以，加上听话，不淘气，故被选为保长（级长）。级任老师教国文，这位老师曾因“偷电”被供电局切断电线，要罚款，老师要我请父亲为他写封信说人情。我给父亲说了，父亲不同意写，还是母亲为我说情，说不写他在先生面前不好交代，父亲才勉强写了张条子让我带给老师。结果事情一定解决了，因为以后老师再未提起此事。
那时老师可以体罚学生，一般都是用戒尺打手心。我因听话，守规矩，所以从未挨打。只有一次，老师不在，课堂闹得太厉害，老师生气了，回到教室给每个人都打了手心。事后我伤心得哭了，觉得太委屈，结果好多同样被打的同学都来安慰我。有一次老师课堂提问我，我回答不上来，身边同学小声告诉我，我因不是自己想起来的，认为不应该照答，否则就是作弊。事后同学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为什么不回答老师？”我说:“你告诉的，又不是我想起来的，怎么可以回答？”同学们笑我真傻。从这件事可见我是怎样的“规矩”了。
战后，从美国运来一些救济物资。当时各机关有抓阄分衣物的，我们小学生也得了点好处。有一天放学前，老师吩咐明天起，每人带一只茶杯来喝牛奶。当即有很多学生议论说:“牛奶是什么滋味？还没有喝过哩！”可见一般的生活水准之低。第二天开始，果然我们每天一杯牛奶，大概是用克宁奶粉调制的。
镇江的中小学，虽然男女同校，但男生女生相互不说话，并没有人不让我们相互说话，这风气不知是怎样形成的。直到四十多年后，我二女儿在镇江初中读书，我问起她，才知初中学生男女生还是互不讲话，这也可算是一种“传统”了。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南汇等地，则从无这一“传统”，不知何以故。
一般情况下，我既听话，又规矩，但来了脾气也很犟，甚至不可理喻。还是在乡下时，一次我回家，找不到母亲。后来母亲从邻居家回来了，我责怪母亲不带我到邻居家玩去，母亲说:“你要去，我再带你去就是了。”我说:“不行，那样的话，你去了两次，我才去了一次。”母亲说:“那你自己去一次就是了。”我说:“你不带我去不行。”真叫母亲哭笑不得。
一次晚上，放学回家，家里人都不在。原来是有人请我们全家吃饭，父母、姐妹先去了，临走时吩咐说等我放学后送我去。女佣开玩笑骗我说:“他们都去吃饭了，不带你去。”我一听火冒三丈，放下书包就跑出去了，在江边街上乱走。女佣怕出事，在后面紧紧跟着，并告诉我说:“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爸妈叫我们马上送你去饭馆。”我因已闹得这样，不好下台阶，就这样继续在街上转了一个晚上，气得晚饭也没有吃。在上海时，也有过一次类似的事情。
在薛家巷小学，曾参加一次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的游行。这是官方组织的，类似“解放”后的各种游行活动，我们全校小学生列队跟着跑，跟着喊口号就是了。
四六年春假，学校组织我们去南郊远足，步行回来，走了一天。那时“竹林寺”大殿还在，印象中的庙宇很宏大。现在正殿虽已拆了，但基址仍在，怎么说也只是一座小庙而已。
在薛家巷小学应是我念小学的最后一学期。可一学期没有读完，我又病了，又休学了，我终于未能获得小学毕业证书。病中，母亲带我去江苏省立医院，即现在的镇江江滨医院诊治，照了X光，仍诊断为肺结核，需休息治疗，我就这样休学了两年。休学期间，父亲曾教过我一段时间的初中英文，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初中活用英文读本”。父亲早上上班前教我一两小时，他出门后我自己背生字，读课文，父亲只管教，从来没有考过我。
休学在家，除了上医院、吃药、打针以外，闲暇时间很多，我又不喜欢运动，就开始读小说了。在这以前，我除了偶尔看些童话书外，很少阅读什么课外书籍，对国文和文艺也不感兴趣。我开始读小说，除了因有空闲时间以外，也是受姐姐周敏的影响，她读了很多小说，在班上作文成绩很突出，经常和我们谈论文艺作品。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老气横秋地躺在藤椅上，藤椅扶手孔内放着一杯茶，就这样一读就是半天。第一部使我废寝忘食的小说是《三国演义》，我也像多数读者一样，站在蜀汉一边，痛恨曹操，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读到关云长遇害时，伤心痛哭。接着又读《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此外是翻译的外国小说，对五四后的中国作家，那时我最佩服的是巴金。巴金的名著《家》、《春》、《秋》和其他一些作品我都读过。
从此，我养成了读小说的习惯和爱好。早晚钻在被窝里也捧着一本小说，这可说是我半辈子的习惯，直到五十多岁后，因眼睛老花，躺着戴眼镜不便，才改为靠在床上阅读。读小说对我影响很大，首先是提高了国文程度和写作能力，同时使我开拓了眼界，了解了世界上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一九四六年，大哥回到镇江，这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他在重庆读武汉大学，未毕业就进入社会，他是离开“远征军”，从越南回来的。他比我大十四岁，抗战中走了很多地方，有很多不平凡的经历，当时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哥回来不久，就去上海和南汇工作，在王艮仲先生办的“中国建设服务社”和周浦中学工作。一九四七年初，他曾带我去上海，在他们机关宿舍住了半个月。
休学期间，曾跟人去过金山、焦山、北固山。这几处名胜的光景和现在差不多，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游客。各山寺庙都有自己的宝物，如金山寺的苏东坡玉带、诸葛亮的铜鼓等。那时的焦山还向人展示“龙蛋”，据说实际是鸵鸟蛋。当时省主席王懋功父亲去世，在金山寺举行祭奠活动，父亲也带我去了。回来后，母亲问我金山好不好玩，我回答说:“不谈了，爸爸在那里跟老和尚谈了一天，哪儿也没有去，无聊透了。”
父亲偶尔也带我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经常去宴春酒楼和父亲的朋友吃早点。镇江、扬州社会交往经常是请吃早茶，在扬州最有名的是“富春”的包子，而镇江则是“宴春”的肴肉面和小笼包子。我也常去伯先公园。那几年我差不多每年都要生几次疟疾，犯了这种病会隔一天来一次寒热，寒热过后又没有事了，直至下次再来寒热。对付这种病，除了服食奎宁药丸以外，也用“躲摆子”的办法。——在发病前一小时，到外面去活动，一直持续到发寒热的时间过去。那时，我就是用到伯先公园去爬山来“躲摆子”的。有几次也居然真的“躲”掉了“摆子”。疟疾病俗称“打摆子”。
父亲曾带我去扬州私立平民中学参加校庆活动，父亲是“平中”的董事长，校长则是父亲的同学和老朋友李静（競如）先生。父亲回镇江后，我留在李静家住了二十多天，他们家就住在“平中”校园内，养了一条很大的狼狗，是日本人留下的。
那时，我饲养过好几种小动物。养得时间最长的是猫，猫和我感情很深，差不多每晚上都是钻在我被窝里睡觉的。我也养过狗——一个哈巴狗，每当我出门，它会送我很远，而我一回来它会跟前跟后，摇头摆尾，欢欣不置，甚至扑到身上，在我脸上舔一口。但它也有令我讨厌之处。虽然每天给它喂得很好，饭里总要拌点肉给它吃，即使如此，它仍视大便为美味，一见小孩子拉在地上的屎就去吃，怎样打它也不能禁止——真所谓“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还向人家要来两只小白兔养着，后来被自家养的猫咬死了。原来兔子很娇弱，只要被咬破了点皮，出了点血，就活不成了。
最有趣的是我一段养老鼠的经历。一次我看到亲戚家养了好多小白鼠，小白鼠关在一只大木盒内，木盒前是一块玻璃活门，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木盒内分上、下两层，有小楼梯连通，楼上是老鼠的卧室，楼下是饭厅和游戏室。游戏室内装了几只铁皮做的转盘，老鼠会爬得转盘团团转。只见那些小白鼠上上、下下，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爬转盘，有的在嬉戏打闹，十分有趣。我当即提出，请人家送我两只玩玩，心里很怕人家不答应，好在对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于是我请木匠做了一只同样的木盒子，要来了两只小白鼠。一开始当然十分高兴，连父母也会来看看我的小白鼠，觉得很有趣。后来事情就有点麻烦了。木盒子要经常冲洗干净，否则一两天就会臭不可闻。而每次冲洗前，都要将老鼠一只只提出来，关在一个安全地方，待将盒子里里外外冲洗干净后再请它们回去。后来生了小老鼠了，每次冲洗也得用手将这些只会滚来滚去的小肉蛋子托来托去。只有我习惯了可以做这事，姐姐和妹妹们是不敢的。老鼠繁殖得很快，不久，小老鼠生得越来越多，盒子也装不下了。这时我就希望有人要去我几只老鼠，我见人就问要不要，可谁也不要。这时，有人给我出主意——拿几只老鼠出来喂猫。——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始终不忍心这样做。后来总算有人要我的白老鼠，真是谢天谢地，我连盒子一起送给了他。这人也许很高兴，一下得了好多，而且连盒子也有了。也许他只是骗我，拿去通统喂猫，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