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底，在淮海大战（国民党称徐蚌会战）中一败涂地的国民党政府，内战中的败局已定，于是蒋介石宣布“下野”和谈。这时共产党的口吻已大不一样了，口号已不再是“反内战”，而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了。所开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是要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的了。这样的“和平谈判”当然没有谈成。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攻打上海是取由昆山向东和由杭州向北两面夹击的态势的。我们南汇县在上海的东南，先上海而“解放”。我们镇上少量的国民党军队几天前就溜走了，所以，解放军一枪未放就进驻新场镇了。在“解放”前、后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内，镇上的商人不收钞票，大买卖用银元，买零碎东西则以物易物。那期间我们不买什么东西，但每天买菜是少不了的。我们每天都是带点大米去换青菜换豆腐。
父亲走了，家里就节省，不敢花钱了。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给我们煮地瓜饭吃，很少吃肉。偶尔烧一回猪肉，我们三个小孩子会争着吃。我们对每天早晨的大米粥感觉特别香，总是将锅底刮个干净，这是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在镇上已“解放”，而上海尚未“解放”的那一段短短的时间里，从上海飞来过几架飞机空袭，并投撒传单，影响和损失不大。接着是攻打上海，我们那里可以听到隆隆炮声。时间不长，上海就“解放”了。上海的报纸来了，上面登着解放军刚进上海睡在人行道上的照片。报纸上的口吻大不一样了，美国、英国都成了“帝国主义”，倒是觉得很新鲜。
不久，姐姐考上了“华东军政大学”，实际是军政干部培训学校，到苏州去学习，就这样参军了。
暑假后，我和妹妹进入私立新场乐育中学读书，我读初二，妹妹初一。“解放”后的功课与以前不一样的是: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如国文（改名为语文），历史、地理等都是不一样的新编课本。原来的“公民”课改为“政治”课。第一课政治课就是讲“阶级立场”，课文中说:社会上的一切是非和观点都有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是非曲直，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分清正确与错误。课文以狼吃羊为例说:如果站在狼的立场上看，狼吃羊就是合理的，因为如果它不吃羊（或其它动物），狼就会饿死。因此，我们只有站在羊的立场上，才能反对狼吃羊。这听起来很新鲜，似乎也很有道理。在学校除了上课以外，增加了许多课外活动。经常上街扭秧歌、唱歌、游行、庆祝“解放”。当然，这都是上级安排下，有组织进行的。那时最流行的歌是“解放区的天”，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解放”之初，社会平静、安定，贪官污吏绝迹，黑帮、毒品娼妓均遭禁绝。战后如脱缰之马一般飞腾的物价也逐渐趋于平稳。共产党似乎真的给国家带来了新气象，给民族带来了新希望。
年底，学校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我成了学校的第一批“青年团员”。
一九五零年初，在松江办了一个“防空学习班”，当时南汇县属江苏省松江专区。我和另一名同学去松江参加学习一个月。
寒假中，我们搬家到周浦镇，位在西城隍街一座原来的祠堂内。寒假后，我和妹妹均转入周浦中学读书。
从一九五零年开始，搞起了“三大运动”，即“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土地改革”对一般人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共产党一直公开宣言要实行土地改革。土改中，我家乡下的田地、房屋均被没收。可是我们早已离开老家，“解放”后也从未想过要保有乡下的田产房屋，因此，土改对我们没有利害关系，也未受到什么冲击。
在学校中，开展了“土改教育”。内容是说明土改的合理性，地主阶级剥削的残酷性并要大家“站稳立场”。五零年暑假，在苏州办了一个苏南学生暑期夏令营，周浦中学有人去参加了，回来后给我们作“传达报告”。讲到有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为了表示坚决拥护土改，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在夏令营的大会场当场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传达报告”还给我们讲了某地方怎样残害农民的故事来“控诉”地主阶级。这个报告深深打动了我们，会场上大家泪流满面，义愤填膺。如果这时真的拖来一个地主，可能会不明不白地被打死。这就是所谓之“群众运动”。
对于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中国的绝大多数智识青年都不会反对。但往往不理解为什么不可以用法律手段，和平进行，而一定要采取暴力手段，用斗争大会、肉刑甚至杀害。希望用和平手段进行社会改革，反对暴力，这本是任何一个善良人士的共同愿望。但那时却将这种想法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而如果你所同情的对象与你有亲属或其他情谊的话，你就成了“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犯了“严重错误”。相反，如果你在运动中有什么过火行动，则可说是“激于义愤”，不受任何追究，甚至受到表扬，这就是所谓“宁左勿右”。当时很多人单纯从人道和法治角度看问题，不理解为什么土改一定要取暴力手段，其实是很幼稚的。他们不懂得搞政治的，一切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土改也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激起仇恨和斗争，动员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如果是“和平土改”的话，怎么可能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只知迷信武力，不知争取和利用民心。如果老蒋将后来在台湾实行的土改先在大陆推行，并禁止地方组织“还乡团”回乡夺回土地的话，内战的结果也许会不一样的。
在土改中，我们也曾下乡参加。江南土改较之“老解放区”，因江南土改时政治大局已定，故土改的残酷程度也就大为减轻，但我们在一次斗争会的会场外，还是看到了在大冬天将地主衣服剥光拉出会场的情况。
土改期间，为防止地主逃跑，任何人出门都要打路条。我和一位同学所在的村子的民兵扣住了一条民船，因为船上的人没有路条，且拒绝接受检查，民兵当即将船上的人五花大绑地押送周浦区政府。我和这位同学也一起跟回周浦，送到区政府。因被绑的人是农民，并非地主，经区政府的人训了几句话就释放了。这时已是夜晚十一点多钟，街上已无人迹。我们两人回自己学校去，经过一处驻军门口，碰到两个站岗的士兵，大声叫“不许动”，责问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晚在街上走，我们都如实一一报告了。只听咔嗒一声，步枪顶上了子弹，当兵的令我们举起手来，一个一个地走过去。我们吓得心狂跳不止，颤抖着走过了老远也不敢将举着的双手放下来。这是我一生中，至今唯一的一次，举着手，被人家用枪逼着走路。
朝鲜战争亦即台湾所谓“韩战”。
一九五零年夏，报纸宣布南朝鲜发动战争进攻北朝鲜，北朝鲜立即反击，几天之内就“解放”汉城，并直下南部，打到了釜山，几乎吃掉了整个南朝鲜。于是乎美国出兵，仁川登陆，美军打到新义州鸭绿江边。接着是中国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我不是政治、历史学家，不去探讨这一问题。但当时我心中即有一个疑问:发动战争的一方，没有几天就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不是太不自量力，太愚蠢了吗？当然，谁也不敢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可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
朝鲜战争一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反美的宣传运动，口号是要反对“崇（拜）美、恐（惧）美、亲美”，提倡“仇美、鄙美、蔑美”。指责美国在战争中惨无人道，对中国发动“细菌战”，并企图将战争打过鸭绿江，侵略中国。
接着，在学校中发动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都报了名，母亲非常害怕我真的会被录取。在一次检查身体时，她将一个铜钱缝在我的衬衣内，去做X光检查，以为这样可以误诊为肺部有病，做出体检不合格的结论。我发现了，当然不同意这样去检查。其实如果真的这样去检查，是很愚蠢的，立即就会被发现作假。这件事仅只说明慈母之心罢了。母亲因我报名参加军事干校，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眼泪。实际上我当时不报名是不可能的。有一次，军干校录取学员出发时，少一名学生没有来，有个老师当时问我要不要顶上去，立即出发，我犹豫了。按我自己的想法是愿意去的，但实在不敢想象，我这样不告而别的话，母亲会受到多大的打击，所以终究没有去。
全班五十多名同学中，有十多人参加了军干校，我比较要好的同学张士敏也参加了，分发到安庆海军干校。张士敏与我家是邻居，他父亲五零年去香港，母亲徐明珠在周浦小学教书。他家在周浦办一爿酱油厂，因此同学给张士敏取绰号叫“酱油”。我们语文课文中一篇鲁迅小说，其中有名“豆腐西施”，凑巧我那时是瘦高个子，也可说是“细脚嶙峋，像只圆规”，我参加“课外劳动”又是豆腐组，因此同学们称我为“豆腐”。张士敏和我常在一起，被合称为“酱油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