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之间互起绰号，这似乎是古已有之，自来如此，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我因长得瘦高，从上海那边来的，故被叫做“老瘪三”;凌士欣年龄较小，生得也小，也是从上海浦东来的，故称为“小瘪三”;胡琴拉得好的章翼麟是“瞎子阿炳”。此外什么“鸭嘴兽”、“老板”、“熊猫”等等不一而足，而丁忠宝则不知为什么被称为“铁头老生”。
同学丁忠宝是从江阴县来的，也是班上的团员和学生干部，和我关系很好，除美术外，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那时苏联是“老大哥”，向苏联“一边倒”，各学校都开始开俄文课，我们学校因请不到俄文教师，所以还是学英文。丁忠宝自己找到一本讲授俄文的书，就认真自学起俄文来了，并热情洋溢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
即使是
非洲的黑人
我
也要学俄语
因为
这是
列宁使用的语言
丁忠宝完全从书本来学俄文，没有任何人给他辅导或教读，更没有唱片或录音带之类的示范。读本用音标标注，他就按英文的相应读音来理解。他教我们一句骂人或是讨人便宜的话:
Я Ващ Омеу（我是你父亲）可他却读成了:“〔ia〕〔va∫〕〔'）:tits〕”
后来，上海广播电台讲授俄语了，我和几个同学也参加了学习。授课老师是一位苏联人带一名中国助教，发音当然是准确的了，这时，我们才揭穿了丁忠宝的“洋泾浜”发音。
一九五三年还发生了几件大事:
中共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两人被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这件事与我们学生没有多大关系，跟着听听传达报告而已，高岗当时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首脑，饶是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首脑。前者事发后已自杀，后者不知后来如何了局。
另一件事是所谓“黄逸峰事件”。黄逸峰原为“上海交通专科学校”党委书记。该校有一名学生给《人民日报》写信批评校当局的某些不当举措，黄即对这名学生进行打击报复，直至“勒令退学”。这位学生不服，继续向上写信。其上诉函似乎辗转到了毛的手中，可能是当时“形势需要”，也可能纯属老太爷“灵机一动”，于是黄被打成“严重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份子”，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竟连“上海交专”这所学校也被撤销，《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其后，“上海交专”的学生全部转到我们学校就读，他们原只有机械和土木科，故“交专”学生没有转来我们建筑科的。
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农民的粮食一律交卖给国家，禁止私人收购、出售粮食，城市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开始时，只是到粮店买粮要定量，到饭馆吃饭和买馒头、烧饼等粮食制品还不收粮票。此前，我们学生就餐是饭桶放在那里随意盛的。这时，定量了，每餐每桌给一定量的饭，吃完不添，我们觉得吃不饱，只好上街去再买点东西补充。大概因为对农民收购粮食太狠了吧，很多乡下人进城买烧饼、油条、馒头等东西回去，因此买这些东西都要排队。这显然是农民缺粮，否则他们是舍不得花钱到城里来买这些东西的。我因和乡下没有联系，故并不了解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丁忠宝家在乡下，对粮食政策很有意见，认为对农民太刻薄，不利“工农联盟”。后来，几次要求入党，均因“对党的政策不满”未被接受。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由苏联援助建设重点工程一百四十一项，后来又增加为一百七十六项。那时，我们很多年青人都十分兴奋。我们都相信苏联是理想的美好社会，是人类的希望。我们也要像苏联一样走上五年计划的发展之路了。一百年来，好几代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将要逐步实现了。“联共党史”中说斯大林曾号召苏联人民“勒紧裤带”来实现国家工业化。那时，我们确是满怀激情，准备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来建设国家的。
四年级时，我们开设了“西方建筑史”课程。授课老师是王雪芹先生，王先生好像并非北方人，但说话却是满口京腔。当他对某件事持否定意见时，总是打着京腔说:“这简直是'不来斯'”。这门课没有什么固定的课本，全由王先生编讲义，印图片，在课堂上即兴发挥。那时正是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时候，苏联的一切都是完美而正确的，是不能批评的。建筑上也是这样，苏联当时盛行的古典主义被说成是:“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完美体现”。王先生却居然说苏联建筑只是从否定西方“摩登建筑”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具有否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意义，正如文艺复兴建筑否定了哥特建筑一样具有反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就建筑本身的价值而言则和文艺复兴建筑一样，苏联建筑并没有创立一种新建筑，而只是复古罢了。现在看来，将苏联建筑与文艺复兴建筑相提并论，真是太高估了苏联建筑的价值。但就当时来说，王先生的立论岂止惊世骇俗，实已到了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我们听来，十分新鲜，也深为所服。王先生课后要我们分组讨论，并写出讨论的结论，交给他打分数。我是组长，我们小组往往是并不讨论，由我自行执笔写出“讨论”结论上交。每次我所写的材料总是比较别组得分为高。王先生授课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只讲理论，从不让我们作西方建筑的制图，因此我至今缺少这方面的基本素质和训练。
一九五四年，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战争结束了。在军事分界线和遣返战俘问题上双方僵持了很久。中朝方面要求恢复战前的“三八线”，而美方坚持以实际停火线为界。战俘问题，中朝方面要求一律遣返双方战俘，而美方要求对所有战俘进行“甄别”，按战俘个人意愿确定是否遣返。当时被俘美方人员似乎是万余人，而中方志愿军被俘二万一千多人，朝方被俘人员有几十万人。最后中朝方面明显做了让步，因为在上述两项问题上最后均是按美方的条件定案的。经“甄别”后，美军被俘人员有几个留在了中国，而“志愿军”则有很多人没有回家，后来被送到台湾去了。以后我去台湾“探病、奔丧”，就遇到过好几位留在台湾的原来的“志愿军”。当然也有很多被俘“志愿军”接受遣返回国的。我后来在东北遇到过很多参加过朝鲜战争回国的人，却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奇怪的是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在高校“院系调整”中，撤销了我校纺织科，纺织科四、五年级学生并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一、二、三年级学生按本人志愿分发到本校其他各科同年级就读，我们建筑科也分来了几位同学。“苏州美专”也被撤销，师生合并到杭州浙江美术学院。“苏州美专”原校址在沧浪亭，美专撤出后，我们工专的建筑科搬了进去。沧浪亭是苏州有名的园林之一，我有幸在这座园林中生活了两年。我们的教室在沧浪亭东侧的“罗马大楼”内。这是一座两层楼的西式建筑，建在沧浪湖边，靠湖的三面是“爱奥尼克”式柱头的柱廊，从湖的对岸可见白色柱廊和倒影，背景绿树掩映，景色很美。但它的西邻却是中式园林，假山，亭阁，花窗则是完全中国式的，这就难免“互不协调”之责。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和中专均实行全部学生供给助学金制度。每月助学金十二元充作伙食费，学费也是免缴的，这办法一直实行到一九五五年。五五年后，学生按人数比例给发助学金，用以资舍家庭贫寒的学生。这样的助学金需出具家庭清寒的证明，经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校方核准后才能发放。就这样，我在苏州工专享受了三年全部公费的待遇。
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展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反胡风”是从1954年开始的。胡风是鲁迅系统的“左联”文人，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创作方面的意见书。其内容旨在要求给予作家较大的写作自由，反对党和行政对文艺创作的过多干预。这份意见书当然遭到毛的反对，于是在报纸上开始了对胡风的意见书的批判。一开始这种批判似乎还属文艺批评性质，批判文章中还称“胡风同志”。后来，这类批判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尖刻。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几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逐段加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后来在文革中公布:这些编者按大都为毛所撰写。这样，胡风就逐步升级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
随着文艺界的“反胡风”运动，在各机关、学校开展了“肃反”运动。因为，按反胡风中《人民日报》编者按的逻辑，像胡风这样的“反革命份子”已经钻到革命组织内部来了，必须肃清他们，否则，“堡垒”就会被“从内部攻破了”。
一九五五年夏，在我们学校中也搞了“肃反”运动。运动后，班上有一个同学（沈济民）被开除，两个同学被勒令退学。
中国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也许就是卅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再版，所不同的是:斯大林的“肃反”是为了肃清政敌，铲除异己。而五五年的中国并没有人对毛的地位构成威胁，“反胡风”也好，“肃反”也好，充其量只是为了肃清不同的声音，消灭不同意见而已。正因为这样，所以五五年的“肃反”与卅年代苏联相比，声势小，手段也比较“文明”，也因为这样，毛才会发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后来在邓小平时代通过的“关于解放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五五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居然只字未提，不知现在的中共中央对这一事件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