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春假，我们集体到上海参观“苏联展览会”，这是苏联展览馆刚建成的第一个展览会。苏联展览馆亦称“中苏友好大厦”，是苏联出资在中国兴建的三座展馆之一。（此外北京、武汉各有一座）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建于原来的“哈同花园”，当时号称是上海的最高建筑物，实际只是他的尖顶最高而已。
一九五六年春，苏共召开第廾次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揭露斯大林时代黑暗罪行的秘密报告。后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一报告，造成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巨大震撼。从此，“坚如磐石的团结”的铁板出现了裂缝，裂缝越来越大，直至四分五裂，关于“伟大领袖”的神话开始破灭了。
我和丁忠宝等同学十分关心国际国内政治事件，报纸上发表的所有苏共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我们都一一阅读。米高扬在大会发言中说到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并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做的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未必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恢复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另有一个“秘密报告”，但从公开的报告和文件中，我们也听到了新的声音，闻到了一种不同的气息。
当时，我们对苏共廾大是持肯定态度的，原因是虽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准备为之献身，但多年来所见实际生活却与理想相去甚远，甚至越来越远。例如个人崇拜，人们不仅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的领袖的权利，甚至批评这些“领袖”的权利也没有。如果谁敢于反对，就是大逆不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过去以为我们思想深处的这些想法是不合法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过历年的“学习”、“改造”，也真以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是“世界观尚未彻底改造”的表现。只有努力学习，改造自己，才能确立“无产阶级”感情，与工农大众相一致，似乎工农大众对“自己的领袖”是绝无异议的。突然，苏共廾大召开了，苏共中央那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领袖”们居然也有着和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看法！在此，我们找回了我们自身失落了的价值。
一九五六年是我们五专毕业的一年。毕业前，我们到石家庄棉纺织厂工地生产实习。到石家庄是我第一次离开江南地区去北方。我原以为一到北方就会是崇山峻岭了，实际一看却是广阔的华北平原。这说明，以前读的地理书一点也没有读到脑子里去，只是应付考试罢了。
晚上火车到德州，需换乘德太路车去石家庄。在德州一家客栈住了一个晚上，我们睡在大通铺或是火炕上。客栈没有室内厕所，外面挖了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大茅坑，令我们感觉得似乎回到了“水浒”的时代。
工地实习的工作是绑钢筋，做预算，做工地日记，做工长的助手等等。和我们同在纺织厂工地实习的尚有青岛工学院的毕业班同学。我们吃、住都在工地。在工地食堂，我第一次尝到了“窝窝头”——食堂取名“黄金塔”。第一次吃这东西实在难以下咽，一只也没有吃完，还是改吃馒头和米饭了。
我们苏工专师生大都是江浙沪一带人，因此在学校全讲方言，老师讲课也是如此，除了少数老师来自远些的外省，只好讲普通话。我们这一群从苏州一上火车，有些北方人只听我们叽里呱啦，却一点听不懂讲的是什么，居然有一位乘客以为我们是朝鲜人。在工地食堂，有位家住苏州的女同学要买一碟虾，她说“我要一碟〔hua〕”（吴语花、虾同音，都是〔hua〕，因此她误以为“虾”也是“花”了。）说了半天，人家也不知她要什么，我去给她解了围，告诉说她要“虾”，闹了一场笑话。青岛工学院的学生大都是上海人，他们学校规定:在学校必须说普通话，不准讲方言。所以开始时他们都说洋泾浜普通话，和我们在一起一个多月，在我们影响下，他们又恢复说上海话了。
我科另有同学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工地实习，我们石家庄工地实习结束后，就去洛阳工地参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是苏联援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工程之一，而洛阳又是历代的“东都”。到洛阳去似乎回到汉、唐时代一样，令我们十分兴奋。
洛阳已接近黄土高原，已可见到窑洞了。属大陆性气候，我们五月底去的，早晚还很凉，但中午在太阳光下天气已非常热了。工地上汽车一开过，会掀起铺天盖地的黄土，弄得你满头满脸满身都是灰土。脸上的流汗和汗湿的衣服会将黄土和成黄泥，而如果你穿件白衬衫的话，会被“染”成黄色。大概因为这样，所以当地老乡一般都穿黄色的衣服和裤子。
拖拉机厂工地是新开辟的地区，正在建设之中，建成后许是一座现代化的拖拉机城。而洛阳老城区则破败不堪，一点也看不出昔日繁花似锦的京城风貌。市内有一座“王城公园”，告诉你这里曾是周平王所建的“洛邑”古城。
到洛阳的最大收获是去了“龙门石窟”。世界闻名的中国三大石窟，我至今只去了这一座。我们实习带队老师许志家先生利用一个星期天，组织我们去了龙门石窟。
一清早，一台敞篷大卡车载着我们三、四十名师生离开洛阳，从洛阳到龙门似乎有二、三个小时路程。那时的公路是砂土路，卡车开过，飞起的黄土遮天蔽日。我们一个个挤着站在车上，毫无遮挡地承接这阵阵黄土。车到龙门，我们跳下车时，一个个都成了泥猴儿了。当我们进入石窟区，看到那一座座一千多年前雕琢出来的巨大佛像时，我们惊呆了，忘掉了旅途的颠簸之苦，忘掉了满身黄土，我们整个儿被民族的伟大的古代文明所震慑住了。
石窟依山傍水（洛水），沿山琢出很多佛龛，内雕大大小小佛像，可惜很多佛像全部或半身被人盗去。最为壮观的是几座籍山上石头就地雕琢的露天大佛像。其中最大的一座，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其母还愿的一座。和大佛相比，我们的高度只及得大佛的耳长。除了几十年后，我到四川，见到了“乐山大佛”以外，这是我当时所曾见到的最大的佛像了。
我们实习带队老师许志家先生喜欢探幽访古，在石家庄时，也是利用星期日，他带我们去过正定（真定）古城。
六月初，我们结束实习。回校途中，在南京停留了半天，我们到了玄武湖。那天天气晴朗，湖水那么清澈，空气那么清新，刚从黄土地区回来，第一次体会到江南的山青水秀。记得小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幅“江南风光”的插图，当时，我不理解这幅图画的含义，因为当时我以为哪里的乡下不都是一样的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刚到石家庄时，工人听说我们是从苏州来的，都说苏州风景好，我们也不在意。这次在北方生活了一个多月，重回江南，才第一次发现江南的好处，这就是所谓“身在福中不知福”吧！
生产实习结束后，接下来就是毕业设计、答辩和毕业典礼、工作分配。
苏南工专办了四十多年，到一九五六年暑假撤销了。所以我们是苏工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我们下届的学生，机械科合并到西安动力工程学院（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土木、建筑科合并到西安冶金工程学院。这是一次新的“院系调整”。取消苏南工专，并到西安去之说早两年就在校内传开了。我们班上同学还曾向校长请愿，要求去西安。当时一般老师都不愿离开江南，而我们这些学生却主动要求去西安，其原因有二:一是要求改为学院，名声比“专科”响亮;二是出于年轻人好动，喜“远走高飞”的心理，加上从未到过北方，“身在福中不知福”。
毕业后分配工作，是采取自己先填志愿，组织分配的办法。这样我被分配到北京的冶金部工业建筑设计院，和我同样分到这一单位的还有同学王仁求。
工作分配确定后，我回到上海，与母亲、兄嫂、妹妹告别，听到我分配到北京，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我离别了出生和养育我的江南地区，也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一九五六年的我，廾二岁（虚岁廾三），踏上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满怀憧憬地踏上这一人生的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