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九月，与分配到北京的许多同学一起乘车去京。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共和国的心脏。第一次来到北京，令我们无比兴奋和激动。那时，北京站还在前门，我们一出火车站就可见到天安门和广场。因为距离太远了，所以第一眼所见的天安门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宏伟壮观。那时的北京，虽然已经开出很宽的东西长安街，但沿街大都还是老、旧房屋。秋天的北京，风大，大风会飙起阵阵砂土，行人走路需半闭眼睛以防迷了砂子。每天上班时都要用排笔将图板上的砂土刷去。
冶金部工业建筑设计院是一所新成立的单位，还没有办公地点，暂时在冶金部黑色冶金设计院内上班。因此我们到广安门外，白广路黑色冶金设计院报到。我和王仁求均被安排到黑冶院土建科上班。
我所在设计组内指导我工作的是郭汉硕，广东人，一九五一年华南工学院毕业。我画的第一张施工图是大冶钢铁公司的一座高炉基础平面图。这种工业建筑与各专业衔接很多，图上画得密密麻麻，但一切都要表现得明晰而准确。我的图是获得组内一致好评的，还得了一次五元钱的奖金。我们的组长陈某，中大毕业。其时正值广州征集“广州公社”纪念碑设计方案。组长、郭汉硕和我合作了一个方案，是一座类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功德碑的形体，由我做渲染图。方案寄出后，我转到了有色设计院，显然我们的方案未获中标。
五六年“十一”国庆，我参加了游行，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一次参加游行活动。天不亮就起床，在西单附近的什么巷子里等了很久，大约十一时左右才轮到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确实是十分宏伟。游行群众仰望城楼上检阅的领导人，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只能从站在中间，穿一身灰色制服，身材高大这些来判别那人就是毛泽东。其他领导人大都着藏青制服。
还有一次，我比较近距离地见到了毛。同年十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那天，黑冶院通知全体党、团员集合。我是团员，当然也参加了。原来是要我们作为“夹道欢迎”的群众，站到长安街上给我们安排好的地方。女同志在前排，男同志在后排，并要大家注意保卫工作等等。北京迎接重要外宾时常见的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场面应该都是这样有组织的布置起来的。当时我们只知道会有大人物去机场迎接苏加诺，但并不知道这大人物是谁。等到从机场来的车队出现时，大家才惊奇地发现:竟是毛和苏加诺并排站立在敞篷汽车上，这时毛距我约有二三十米远近。因我个子高，被安排在后排，前面很多人和红旗，只见到了毛正在挥手的侧面身形。当然，那个场面十分热烈，人潮沸腾，掌声、口号声不绝。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可说是“苏东波”的第一波。
波兰事件后，出来一个哥穆尔卡和他推行的非斯大林路线的“民主化开端”运动。混乱的局面似乎和平地解决了。
匈牙利就不那样幸运了。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出兵镇压，扶植了一个新的卡达尔政府。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是支持苏联出兵的。因此，在我们这里，匈牙利事件也被称为“反革命暴动”。周恩来在那期间访问了东欧，并一再鼓吹:“凡事都要有个头，社会主义阵营就要以苏联为首。……”十二年后的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类似的事件，苏联也派坦克进驻捷克，强行改组了捷克共产党中央和政府。苏联在捷克虽然也动用了军队，但似乎没有像匈牙利那样造成大规模流血惨剧。捷克事件时中苏共产党已公开决裂，因此，我们这里的口吻与匈牙利事件时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报纸上强烈反对苏联“干涉捷克内政”，“武装镇压捷克人民”，批判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
一九五六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离家八年的姐姐周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到上海探亲。很奇怪我竟没有请假回上海过个年，看看母亲，特别是见见阔别多年的姐姐。更奇怪的是姐姐也没有到北京来弯一下看看我。姐姐是从沈阳去上海的，来去时到北京弯一下是很方便的。当时，我们都很年青，心情和上了年纪的人不一样。现在我儿子远在台北，叫他寒假回来过年，回来是回来了，但他说如果不是我叫他回来，这次他是不会回来的。回忆当年我们自己的心情，对儿子的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姐姐一九四九年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实际就是参军），原在苏州，后迁至南京，以后又迁到张家口。军校出校后，在沈阳驻军服务。五七年她回家时，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沈阳一所印刷厂当职工教员。我在苏州读书时，她已转到张家口，所以她离家后，一直未再见面。
五六年底，我所在的“冶金部工业建筑设计院”宣布撤销。人员全部重新分配到部属的其他单位。我和王仁求均分到“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院址在北京复兴门外黄亭子，在后来建成的“军事博物馆”对面。
我们于十二月底，到“有色院”报到。我分发到土建科民用设计组，王仁求分发到总图科。
有色设计院规模很大，全院共有职工一两千人，据说是当时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设计院。只土建科就有四、五百人，我们民用组成员有二、三十人，组长是武强工程师，副组长孔淑婉。组内有位老同志李允铄先生和我很谈得来。他是一九五二年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他们那一届，全国大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以满足国家建设需要。搞结构的彭大本先生和李关系很好，彭已婚，住在家中，李尚未婚，和我同住一间集体宿舍。我们的宿舍在院内的西楼宿舍，本为办公楼，每个房间内住了很多人，床是上下铺，我住下铺，李即住在我床的上铺。
我们在院内集体食堂就餐，每人有一张就餐证，拥有这张就餐证的人的粮、油供应全由食堂掌管。那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不紧缺，我们凭这张证即可任意购买饭菜，无需另交粮票。按规定就餐证只能自己使用，不可以替别人买，但偶尔有同学来看我，替别人再买一份饭食似乎也无不可。
北京所有集体食堂逢星期日和法定假日只开两餐，早上九时左右早餐，下午三时左右晚餐。后来到东北，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似乎都是这个规矩。无论平时和假日，那时的北京食堂，主食是米饭、馒头任选，没有杂粮，副食则荤、素均很齐全。
一九五六年底和五七年初，是我在北方所过的第一个冬天。冰、雪对我来说虽不算稀奇，但北海湖面上可以滑冰，倒是很新鲜的。我们设计院也在院内平整了一块场地作溜冰场，用工作证可以借公用的溜冰鞋。我在江南从未见过真正的冰鞋，只见过带轮子在水泥地上溜的“旱冰鞋”。
光顾溜冰场的人很多，为了好奇，我也和几个同事去学了两次溜冰。看人家在冰场玩得那样轻松自如，可我穿上冰鞋却是站着动也不敢动。同事们看我笨拙，特地给我拿来一张板凳，要我“扶着凳子溜”，说这样就慢慢学会了。哪知我是“扶不起的阿斗”，虽然给我扶着凳子，却始终也溜不起来，后来索性坐在凳子上看人家溜。看看人家玩得很开心，而我却在冰上“坐”着，别人觉得很奇怪，自己也觉得无聊，就这样玩了两次溜冰场，以后再也不去了。
我自幼与体育无缘，在学校最怕上的就是体育课。初中时各门技巧运动，田径运动，考试均不及格。毕业前，老师只好要我做一套广播体操，应付一下送我打了个六十分过了关。在苏州工专时，好不容易第一次跳高，跳过了竹竿，成绩是一米二，而我那时身高已是一米八。同学们取笑我不是跳高，是“跨”高，看我老远冲过来，倒真像要跳似的，可到了竹栏前却突然刹车站住了，然后才“跨”了过去。技巧运动中我最惧怕双杠和木马，双杠我始终没有能翻过去，而跳木马则每次都是“骑”了上去，始终未能跳过去。
刚到有色院时，有人要我参加土建科的篮球队，因为我个子高，“天生的打篮球的材料”，但被我拒绝了，我说:“我的个子难道是为篮球长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报载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在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但并没有公布报告全文。以后，各部门开始逐级“口头传达”这一报告。现在已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听到“传达”的了，只记得当时听报告有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是只能听，不能记录。那时人们还没有录音机，否则将全部传达录下音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所听传达的报告内容与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公布的报告全文有很大的出入。口头传达时，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为了吸取斯大林左的错误的教训，避免在中国出现东欧那样的事件，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扬民主，“和风细雨”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要广开言路，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求共产党对待各种批评意见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批评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说:共产党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共产党内没有特殊党员，任何人都是可以批评的。毛说:“有人说:小官可以批评，大官不能批评。这不对，大官小官，大和尚小和尚都可以批评。斯大林官大不大？活着不能批评，死了还要拉出来批评！”报告中提出对解放后几次运动特别是“肃反”中被错斗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和“平反”，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总之毛摆出了一副“开明”、“民主”的姿态，号召广大党内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要解除顾虑，敞开心胸，“大鸣大放”。
我听了这一报告的口头传达后，大受鼓舞，十分兴奋。当时听了传达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当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也有些阅世较深的人不太相信毛的这一姿态是真的，要等着瞧。
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年青人，说好听是思想单纯，说不好听是幼稚无知。一贯所受的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党相信组织，对所听到的毛的报告当然坚信不疑。认为毛能在矛盾尚未激化时，“和风细雨”地处理，以免酿成匈牙利似的狂风暴雨，避免灾难性的后果，深感毛的这一决定是十分英明伟大的。这时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达到最高峰，从此以后，这个“心中的太阳”就日渐下落了。
我们同学很多都分配在北京。相互常来往的同学有分在一机部设计院的丁忠宝，铁道部设计所的章翼麟，民用设计院的马兴祖、潘辛生、姜云海，以及空军总后的施骏等。因为大家都是独身，家又都不在北京，故而逢到星期天和假日就相互访问，当然也互通各单位传达毛的报告的情况，大家都很兴奋。
四月，我与彭大本出差去山西中条山地区，我们在中条山矿区搞了一个工人村规划。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出差，那时工作纪律很严，我们出差有一张出差证，出发时单位写明出发日期并加盖公章，到对方单位注明到达日，回来时又由对方单位写明返回日期，均加盖公章。回本单位后交回出差证，以防出差人利用公用时间去旅游或办私事。
我们到太原后乘火车沿同浦路南下，那时的同浦路还是阎锡山时代的窄路轨，且是单轨，火车行速很低，从太原到靠近侯马的一个小站才走了半个山西省，却用了十多小时。当时有个笑话说:你可以从开行的火车上跳下去小个便再跳回车上还来得及。车行速度之低可想而知。
五月初，我们回京途经太原。中条山很偏僻，报纸都不大见到。到太原时看到报载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通知，通知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并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我看到这一通知，十分兴奋。赶紧回北京去参加整风运动。
五月的北京已是桃红柳绿了，春天到了，我兴高采烈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