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不久，单位就开始了“整风”运动。所谓“整风”，本意是整顿共产党内的不良作风，故简称为“整风”，当时说要籍整风运动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三大不良作风，又称为“三害”。中央关于“整风”的通知要求广大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和风细雨”地向党提出批评意见。为解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央通知除申明“言者无罪”以外，还规定党外人士可随时自愿参加或退出整风运动。
单位的“整风”动员大会由院长李华作报告。李院长曾任冶金部有色局局长，是行政八级的高干。在报告中，他除了重申中央的整风通知精神以外，要求在全设计院掀起“鸣放”的高潮。在会上，他大声疾呼:“你们鸣啊，放啊！”他的这一呼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从此开始举行各种各样的“鸣放座谈会”，当然这种座谈会都是由各级共产党组织召开的。级别高的工程师参加冶金部召开的座谈会，低一些的参加院党委召开的以至科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我那时是参加工作不久刚转正的技术员，所以一切高级的座谈会轮不到我去参加，我就参加民用组的政治学习，即整风学习会。好像每周有两个半天学习，我对学习很起劲，会上同事们推举我为学习组长。
在学习会上，我没有发表什么“鸣放”的意见，因为同事们所提意见大都是院里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涉及国内外重大事件。而我到设计院才几个月，对院里过去的事一无所知。但我起单过两张大字报，并请组内同志签名后贴出。
第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所谓“孟强事件”而写的。
孟强是土建科的一名制图员，是廾刚出头的年青人，他在“肃反”运动中因“自由主义”被科长批评训斥过。在“鸣放”学习会上，孟强批评×××科长是“国民党作风”。孟强的批评被同组一位沈乃粹组员斥责为“污蔑共产党”，并拍桌子制止孟强继续讲下去。这一事件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后，受到大家的指责，认为这是一起“压制鸣放”的事件。于是我起草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愤慨”的大字报，反对压制鸣放。大字报抄好后，请大家签名，全组大部分人都签名了。这张大字报是以民用组的名义贴出的，当然我也签名了。
我起草的第二张大字报是针对当时轰动全院的所谓“魏正超事件”而写的。大字报的标题是:“开除出党，国法制裁！”
魏正超是设计院行政处的一名科长。在“鸣放”中有一张大字报揭发魏利用职权之便，强奸了一名托儿所的保育员。并说事后，魏仅受党内警告处分，行政、法律均不予追究，还为其在党外“保密”。大字报说这种处理就是严重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如果犯法者是党外人士，会不受追究吗？”这一事件的揭露引起了全院的公愤。我立即起草了另一张大字报，要求将魏“开除出党、国法制裁”。这张大字报也是以民用组名义贴出的，全组大部分人都签名了，似乎只有两个人没有签名，一名是我组的一名党员俞明顺，另一名是老工程师，也是我们民用组组长武强。武已经四、五十岁，他当时含蓄地对我:“老周，我们办什么事都要考虑考虑自己的立场啊！”他大概是出于好意，提醒我不要“犯错误”，但却被我顶撞了回去。我回答说:“是的，我们是要考虑立场的，但这个立场只能是无产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而不是包庇什么人的立场！”
俞明顺是我组的一名党员，是负责对我进行“思想帮助”的，因我打过入党申请。有一次我向他“汇报思想”时，提到我现在对一些政治问题存在一些与很多人不一致的看法。他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不置可否，只是说:某某人（当然是位大干部）曾经说:“知识分子往往认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但一遇实际问题说明立场问题并没有解决。”当我请他在大字报上签名时，他不表反对，但也不签名，真是十足“外交家”的手腕！后来他果然官运亨通，直至升任有色设计总院院长，现在大概已经退休了。
在“鸣放”期间，同学中最“活跃”的是丁忠宝。他曾专程去北京大学看“北大民主墙”所贴出的大字报，并带回一些学生油印的文章。其中有北大学生谭天荣的文章，谭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只归罪于其个人品质，而应归因于苏联的独裁体制。谭说:我们不能只是感谢上帝及早召回了斯大林，而要清除斯大林现象赖以产生的基础。谭后来当然成了北京大学学生中的第一号大“右派”。
丁忠宝后来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意见书”，内容大致如下:
1、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胡风所提文艺方面的意见，可以说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反革命，接下来的肃反也扩大化了，伤害了很多同志和持某些不同意见的公民。
2、一九五三、五四年实行粮食统购销，对农民的政策过左，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损害了“工农联盟”。
3、“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影响，应予消除。
4、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很多事情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5、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斯大林犯了错误，干涉了南斯拉夫内政。（南斯拉夫共产党铁托因不听命于斯大林，而被“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于一九四八年开除，从此，南共被苏联集团称为“铁托匪帮”。当时中国也是一样的调子。）
丁所提意见虽说均属共产党思想体系内的意见，但在共产党国家，这些属“大政方针”的事向来均应由中央政治局来确定，普通党员或老百姓只能表示拥护，是无权持异议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真是“胆大包天！”
丁的意见书草稿给我看过，我也给补充了点意见，但并未联署。
除丁忠宝以外，其他在北京常来往的同学之间也经常谈论、交流各单位的“鸣放”情况。
我们当时真的是“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因为一者我们真正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的“广开言路，言者无罪”的政策是会贯彻到底的。再者，我们自认为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是为“革命事业”的兴旺，为国家长治久安而进言的。
我们民用组有位工程师吕治身先生在土建科的座谈会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在土建科的黑板报上登了出来。吕有次对我说：“黑板报上将我发言中好像有问题的话特别用红字写出来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些话是有前因后果的，你们不能断章取义呀！……”当时我是土建科民用组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他这样跟我讲，意在要我将他意见上达。我当时就回答他说：“吕公，‘鸣放’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下面谁敢阻挡，你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是我当时的心里话，不是在讲“官话”。
自从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以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逐渐“开放”了。“整风”开始后，报纸就更“民主”、“开放”了，出现了各种各样以前不可能发表的文章和报导。关于“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大和尚、小和尚”等等议论都上报纸了。北大学生在校园内贴大字报“议论朝政”的“北大民主墙”的消息也登出来了。丁忠宝就是在看了报导后才去北大观阅大字报的。
那时报上发表过一篇《花丛小语》的散文，很有趣，文章作者署名黄万里，据说是黄炎培的儿子。文章大意是有几个好友正在清华园内高谈阔论，忽见一“歌德派”人物来了，大家就不谈了。等这人走了，大家重新捡起话头。俄而又来一“但丁派”人物，于是大家谈兴全消，轰然而散。其中“歌德派”当为讽指专会“歌功颂德”者流，但“但丁派”是何意？我起初还不明白，丁忠宝说：“但丁者，但会钉着领导屁股转之意也。”我才恍然大悟。
就这样，在社会上和报纸上维持了近半年的“民主”和“开放”的气氛，直至一九五七年七月初。
六、七月份的一天，《人民日报》一反半年来的常态，突然在头版头条新闻中登出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的长篇专题报导，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报导文章说石景山钢铁厂工人针对近来国内和首都的政治形势召开了座谈会。工人们“一致认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报纸上充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言论。报导说工人纷纷责问《人民日报》还是不是共产党办的报纸？还是不是“我们的”报纸？指责《人民日报》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代言人。
社论则宣称：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借共产党整风之机，以向共产党提意见为幌子，向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右派份子”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重新回到“旧社会”，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使“千百万人头落地”。
从此，报纸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每天连篇累牍都是批判“右派份子”的文章和报导，再没有前一段时期的轻松自由气氛了。
报纸这样的突然“翻脸”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心中的偶像，万民拥戴的“伟大领袖”会说话不算数。所以开始时，我曾幻想毛也许不知道报纸的这种转变，是什么人背着毛搞的。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曾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表示抗议，但因电话未打通而作罢。我们当时实在幼稚，其实“鸣放”也好，“反右”也好，一切都是在毛的掌控下发动和进行的。在《人民日报》发起“反右”前几天，毛在接见青年团代表大会代表时，讲话中就提到要青年团员“在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这就是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