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黑龙江化工厂——“大跃进”的年代
我们一起奉调去黑龙江的有七人。除我以外，有土建科的伍卓汉，他原已是工程师，当了“右派”丢了工程师头衔，工资也大大下降。动力科的梁笃强——原为工程师，当了“右派”工资虽已下降，但仍比我们都高。所以刚到黑龙江时，单位奇怪一个“右派”竟拿八十多元，曾怀疑是他偷改了调转时的工资表。
动力科的李维梓。
动力科的龚念祖。
水道科的曲笑绪。曲曾在全院“反右”大会上为“右派”张民孚公开辩护，也算够“愚蠢”的了。
土建科的蒋志云。
我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独自离开北京去黑龙江。首先，经沈阳去看望了已九年不见的姐姐。这时姐姐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这次去东北，是我第一次出关。在北京一年多，只去过故宫，北海和颐和园，长城没有到过。因此火车一到山海关，我特地中途下车登关一览。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起点，自古的军事重镇。多少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吟诗作赋，感慨万端。而我则是颠沛落魄，在“发配”途中，登上山海关的。当然发不出“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那样的“豪情”，可也算是“看得开”了。好在此行虽无异“充军”，但并无押解的公差，而“右派”也没有刺在脸上，所以倒也“自得其乐”。
到沈阳见到了姐姐，也第一次见到了姐夫穆步林。
在见到姐姐以前，我早已写信将打成“右派”的事告诉了她。见面后，无论姐姐、姐夫都绝口不提“右派”的事。姐姐跟九年前不一样了，谈话中从不提起军中的生活，也绝口不谈政治，只说些日常生活和家庭情况。而九年前的姐姐，是曾心中满怀“革命激情”的。在军队中，对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查得很严格，估计她不久就转业地方一定和家庭出身有关。但对此一切，她从未提起过，我也没有问她。
在沈阳住了三、四天，继续乘火车北上哈尔滨。
哈尔滨给我的印象似乎是一座俄罗斯的城市。四月下旬的清晨，一下火车就觉寒气逼人。车站建筑物上一面俄文大牌子“ХАРБИН”（哈尔滨）赫然在目。大街上看不到差不多所有中国城市都有的众多的摊贩，显得很清静。房子外观多为俄式，砖墙上差不多一律涂刷上米黄色石灰水，间以白色的窗台、楣线，显得淡雅和谐，似乎到了西伯利亚的某座城市。我想起了瞿秋白笔下所描写的哈尔滨，街上的俄国马车夫会问你“кудАй？”（到哪儿？）。一九五八年的哈尔滨，俄国马车夫已经没有了。除了“秋林公司”还有几个俄国店员，街上偶尔可见几个俄国人以外，基本上已全是中国人的世界了。但俄国人存在过的影响则比比皆是。首先表现在市民的衣着上。在当时来说，哈尔滨的服装是很“洋”的。
“解放”后，除了出国人员以外，西装已没有人穿了，穿西装打领带似乎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大城市里，有些原来有西服的人，“解放后”都将西服改成了中山装。在这样的气氛下，那时的哈尔滨也看不到中国人穿西装，但男男女女，大都在中山装外面套上一件米黄色的风衣，这在当时其他城市是见不到的。“秋林公司”——这是一家俄国人开的连锁百货商店，后成苏联国营公司——的女店员身着漂亮制服，头戴白色“馄饨帽”，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夏日的大街上，可见到很多穿着裙子和玻璃丝袜的年青女人，这在当时的其他地方也是很少见的。
哈尔滨有很多俄国风味的食品，花三斤粮票买一只的大面包，称为“列巴”，出自俄语“ХЛЕБ”；酸牛奶、乳酪、鱼子酱、西式火腿、西式香肠等等，都是当时其他城市少见的。
哈尔滨语言中也掺入了许多出自俄语的外来语。如面包称“列巴”，官员称“戈必旦”（俄语“上尉”音译），小人物自称“骚答子”（俄语“士兵”音译），一种铁皮水桶称为“维得罗”，机器称“马申”等等。其实，“解放”前的上海，语言中也夹有许多来自英语的外来语，但经历多次“运动”，人们为避免“亲美”、“崇美”之嫌，这些外来语大都被清除掉了。除“咖啡”、“沙发”等少数几个词因无确当之“纯”汉语的替代词而保留了下来。哈尔滨语言中的外来语来自俄语，则受到了不同的待遇。因当时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是“老大哥”，有点俄语并不犯忌，因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哈尔滨还有一些新奇之处:看电影“不清场”，你买一张票进去看一天也没有人管。大概因为当时哈尔滨人口还不太多，后来人多了，这个办法也废除了。坐公共汽车一票到底，不分段，后来好像也改变了。
南岗有座儿童公园，公园内有“儿童铁路”，共甲、乙两站，从甲站到乙站距离不足一公里。火车的“列车员”、“司机”、“站长”、“售票员”等等全由儿童担当。只见他们一个个身着制服，精神抖擞，专心致志，乘客也全是儿童或是由一名大人带领的儿童。两个车站，甲站名“北京站”，乙站当时名“莫斯科站”。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曾改为“平壤站”、“河内站”以致“地拉那站”。那时伍卓汉已有两个孩子，我曾带着他的儿子伍子峯（时年三、四岁）去乘过这“儿童铁路”的小火车。这种“儿童铁路”，在当时的中国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即使现在各地出现了很多儿童游乐设施，但目的好像都是为了赚钱，再未见到这种培养儿童独立性的寓教于乐的游乐设施。
四月底，我们从北京有色院“下放”来哈尔滨的七个人都到齐了。其中除伍卓汉带了妻子和一儿一女以外，其他六人都是未婚的单身汉。
到黑龙江省工业厅报到后，蒋志云分到双鸭山（鸡西？），其余六人均分到了正在筹建的黑龙江化工厂。厂址在富拉尔基，筹建处则设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最漂亮的一条商业街，路上铺着整齐的石板，两侧房屋都是俄式建筑，著名的道里秋林公司、华梅餐厅、“马笛尔”餐厅都在这条街上。街长只有四、五百米，向北直达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这是一座漂亮的滨江林荫公园，在全国各城市中均是少见的。
我们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的，有钱人大吃，钱少的小吃，无论什么地方，钱少的总是多数。因此各地均设有各种摊贩，特别是吃食摊子，这是我们所习见的城市景观。后来我去过香港、台北，似乎也不例外。但当时的哈尔滨看不见沿街的摊贩，——也许是因天气寒冷，不可能露天饮食，也许是俄国传统尚未丢失，更可能是我初到哈尔滨，人生地疏，尚未发现设摊之处。——后来到“道外”所见景象就大不一样了，完全的中国式了，总之中央大街一带显得十分清静、整洁。
报到后，略事休息，即让我们从有色院来的六人全体去大连化学公司出差。这时除我们六人以外，又认识了从北京黑色设计院调的孟继源。他当时已近五十岁，满脸皱纹，我们称之为“老孟头”，当然也是“右派”。此外，还有几位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转来的“右派”——郭树谦、郑孟群、周士慧、尹作新、施济博，加上另有一名曾就读西南联大的老干部“右派”，一名从清华大学分来的“右派”学生王令博。黑龙江化工厂筹建处的“右派份子”共有十四人，真成了“右派黑窝”了。
当然，筹建处的“右派”虽多，但没有当“右派”的人毕竟还是多数。因为是“右派”，一切政治学习和会议活动都不和“革命群众”在一起，而是我们这十四人单独编组，我们的组长是老孟头，这是上面指定的。时间长了，我们和“革命群众”熟悉了，谈话也就随便了。听他们说:我们上班前一天，组织上就告诉说，从北京调来几个“右派”。他们当然很紧张，以为来的不知是何等样青面獠牙的人物，一见面竟是一些小青年。……
我们去大连前，还出了一个“插曲”，——伍卓汉提出，要将妻子孩子一起带到大连去，理由是妻子一人带两个小孩子留在哈尔滨无法生活。开头组织不同意出差带家小，伍竟提出如不同意他带家小去大连，则他要将妻子儿女先送去香港安置后再去大连。伍与其妻彭卯姬父母均在香港，是五十年代初回国的“港澳同胞”。伍的这一要求，令筹建处的领导人大为吃惊。在那个时代，一名“右派”居然提出要回香港，既是“大逆不道”，亦是“胆大包天”。结果是:伍和彭香港不但去不成，倒增加了一条“抗拒改造”的“罪行”。最后筹建处还是同意伍将妻子儿女带去大连。我们到大连后住在甘井子大连化学公司宿舍，而彭和子女则寄住在大连市区伍的一位同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