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化工厂主要产品是化肥硝酸氨和硫酸氨，副产品有焦炭、焦油及炼焦的其他副产品。我们到大连化学公司参观和了解炼焦、合成等生产流程及生产对各专业的要求。我在大连待了两个月左右。在“大化”遇到了绰号“鸭嘴兽”的甯慈康同学，他原分配在北京民用设计院，后调至大连化学公司。
“大化”所在地甘井子离大连市区很远，去大连市区需乘一小时左右火车。我们利用假日去过市区和海滨游览区“老虎滩”，也去过旅顺，那时苏联已撤出旅大。旅顺名为军港，但我们在那里似乎没有看到什么军舰，也许那时中国还没有几艘像样的军舰。只看到旅顺环境很幽静，全城绿荫环抱，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城市。旅顺有一所武器博物馆，还保存着日俄战争和二战时代俄军和苏军的一些武器。
不久，王裕川工程师带队，我和孙志高、程玉琢、贾蕊心、寒佩芬等几个人由大连去沈阳东北工业设计院。我们住在设计院宿舍，也在设计院上班。——参加该院为黑龙江化工厂的设计工作。
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约四个月左右，在此期间，每逢星期日和假日，均去铁西姐姐家。姐姐家除夫妇及小孩外，尚有婆母住在一起以照顾孩子。我也曾陪老太太去沈阳故宫，北陵，东陵玩过，并陪老太太去看过“评剧”。“评剧”是华北、东北一带流行的地方戏。其流行程度犹如江浙一带的“越剧”。
在我们调往东北的前后，就开始出现了所谓“大跃进”的提法，后来系统化为总路线——即所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句口号。除此而外，“总路线”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谁也不清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三面红旗”成了中国的图腾。至今，南京长江大桥的前后桥头堡上还竖着这“三面红旗”！
“大跃进”这个怪胎有它孕育和生长的过程。
一九五七年秋，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卫星震惊全世界。接着，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七十年代在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似乎是在五八年初，刘少奇在一个报告中跟着提出:廾年内中国要在主要工农业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当时日本经济尚未起飞，都尚未把日本瞧在眼里。中苏阵营两员之将一个“超英”，一个“赶美”，摆出了一副要在“和平竞赛”中推翻资本主义的架势。不知当时的中、苏领导人是真的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还是打出的一阵“宣传攻势”或是“斗争策略”。
刘少奇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廾年内赶上美国似乎尚属可能达到的目标。后来随着“大跃进”的越来越升温，毛提出说：“不是赶上英国的问题，而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苏联放了两颗卫星，美国也扔了两个铅球上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扔就要扔大的……”。毛的这些说法是在对高级干部的报告中说的。这样的报告因不能兑现故从未公布，但当时向下做了传达。我当时身为“右派”当然听不到这样的“内部报告”，但还是听许多听了报告的人讲了。许多听了传达的人均“大受鼓舞”。
“超英赶美”这一口号的内容就是“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超英赶美”。当时有所谓“四大元帅升帐”的说法，“四大元帅”者，即“煤、钢、粮、棉”也，即不计一切地提高这四项产品的产量指标。于是乎出现了“全民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到处办起了“小高炉”，农家的饭锅砸碎了拿去炼钢等等现象。报纸上报道各地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亩产“千斤”至“万斤”甚至“十万斤”。那时有个提高粮食产品的所谓“八字宪法”，其中有一“深”字，即深耕的意思。于是有挖地三尺，将黄土挖了出来，反将耕植土埋了下去，以致颗粒无收的。
除了为“四大元帅”服务的“群众运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的“群众运动”。
在大连时，我参加了一次“打麻雀”的群众运动，麻雀是毛“钦定”的“四害”之一，“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有人因提出麻雀既是害鸟，又是益鸟，而被指为“与毛主席唱反调”而受到批判）因为“四害”之一，麻雀当然被宣布了死刑。其实真要捕杀麻雀并不困难，只需晚上去掏麻雀窝，即可全窝拿尽，省时省力，小孩子都会干。但我们为了“大搞群众运动”，为了制造“群众运动”的声势，因此“大张旗鼓”地打麻雀。先由市政府堂而皇之的公告某日全民发动打麻雀，这一天马路、公园、广场等等一切户外地方全站满了人，当然，某单位站在哪里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我们这些人站在外面唯一的任务就是看到麻雀飞来就大声轰赶，辅以挥舞竹竿、扫帚，直至将麻雀赶得无地容身，精疲力竭，落地而亡。当时场面实为壮观，到处人声鼎沸，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样的全市打麻雀，我在五八年末在富拉尔基又参加过一次。不同的这次是冬天打麻雀，麻雀也许打死不少，但我们在室外站了大半天，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冻得够受的。
我们这一代有幸参加过这样的“打麻雀运动”，真可算得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经历了。一次在台湾与朋友闲谈，提起我们的打麻雀运动，令他们大为惊异，大有闻所未闻之感。
在沈阳东北工业设计院的后期，“大跃进”叫得越来越响了，设计工作提出“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院长在会上号召大家“放下计算尺，扔掉三角板”，用写写说明书代替画图，因此几天就“完成”了几个月的工作，可真是“一天等于廾年”了。
白天，许多人丢下设计工作，砌土焦炉，将自行车拆下装在鼓风机上，用人力脚蹬鼓风——炼焦炭。
下班后，几乎每天都要开会开到很晚，会议内容叫做“放卫星”。大家海阔天空地“解放思想”，提出“技术革新”的意见，诸如“竹筋混凝土”节约钢材，“大型墙板替代红砖”之类。不需提出任何技术经济依据和实现措施，只要“敢想敢说”就行。每天这些顺口胡诌的内容，一条条煞有介事地记录在案，第二天写上红纸报单，大家又敲锣打鼓地列队到党委“报捷”，——放出了几颗国际水平的“卫星”和几颗国内水平的“卫星”。……
后来，回到富拉尔基黑龙江化工厂后，除还有过“放卫星”之类的“群众运动”外，我还参加过一次制造“超声波发生器”的活动。我们全体动员到机械车间干了一个通宵。所谓“超声波发生器”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将2”直径的无缝钢管用钢锯截成十五公分左右长短，在这样短管的一端车出丝扣，另一端沿直径锯出一个深约两公分的切口。在切口内嵌入一片二毫米左右厚度的钢片，然后再将钢管切口处砸扁，使之与钢片结合紧密，并形成一条与钢片平行的小缝隙，这样就算完成了一只“超声波发生器”。据说将它接到蒸汽管上，蒸汽从上述缝隙中喷出，就会产生超声波，用这种超声波蒸馒头，可以节省燃料。我们做这样的东西，数量不限，多多益善，也没有任何质量检查和验收工序。就这样忙了一夜，第二天当然一定会写上红色喜报去党委“报捷”。而那些产品最后当然全是废品，何况产品即使合格，也不知是否真能用来蒸馒头，即令真能蒸馒头，又有谁会需要那么多的“超声波发生器”来蒸馒头。
在“大跃进”中，同时有所谓“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各地出现好多所谓“四不用”大楼。“四不用”即不用钢材、水泥、木材、红砖，这些“四不用大楼”不久都成了危楼，不得不予拆除。
听说那时有将人力三轮车装上风帆以“利用风力”的，离我们工厂不远的一家小餐馆为了搞“技术革命”，虽然厨房紧接餐厅，却铺了一条十来米长的小铁道，做了一台电动车，服务员将饭菜放在车上，开动车子，轰隆轰隆地从厨房开入餐厅，服务员跟在车后，待车停下后，再将车上的饭菜送到餐桌上。本来端着盘子送饭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下却变成了多道工序的复杂工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大跃进”是紧接着“反右”运动以后出台的，经过“反右”，谁也不敢对“共产党的领导”说半个不字，所以无论怎样荒唐的事情，只要是上面“号召”的，下面无不照办，绝无反对意见。
听说有一个单位，下班后开会“放卫星”，会开得很晚了，大家实在再想不出什么“卫星”好放了，加上下班后都没有吃晚饭，全饿着肚子在那里“靠”（东北方言，指无可奈何地拖延、磨蹭）着。这时有一位仁兄不声不响地拿起外衣，出门回家，其他人也跟着纷纷回家了。这第一个穿上外衣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