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的同时，在全国农村中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土改”以来，农村一直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农民分得土地后，接着就办起“互助组”，从“互助组”进而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又成立“高级社”，生产机构越变越大，成员越来越多，目的当然是以“集体经济”“改造”小农经济。因为列宁说过：小农经济无时无刻不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应该说，这种“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遵循着共产党的“原则”的。等到后来，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邓小平不得不重新恢复小农经济，但为了保住面子却给它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要求大家不要辩论“姓社还是姓资”。
五五年，曾经出版一本专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亲自写了按语。在“按语”中，毛批评那些认为中国农业还是手工农动，生产力低下，还不宜过早地实行农业集体化的领导人是“小脚女人”，只会“摇摇摆摆地”落在运动的后面。指责对“高级社”有不同看法和发动不力的干部是“秋后算账派”。毛号召发扬“穷棒子精神”，实现全面的“农业合作化”。
因此，在“大跃进”前，农村早已“合作化”了。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中，出现所谓“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受到毛的大力支持。毛写了“人民公社好”的批示，于是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相当于“乡”的范围，除“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外，当时提出“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在公社中曾经取消了各家的炉灶，集体到食堂吃饭，并曾实行过“吃饭不要钱”。当时中共某次中央全会的决议“豪情满怀”地宣告：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人民公社……，中国农民摆脱了几千年的困境，解决了吃饭问题，做到了“吃饭不要钱！”……如果是名不了解实情的人，读到这一消息，一定会认为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作为一名有幸经过这一“奇迹”时代的人，我当时尚未成家，也正是在食堂吃饭的，我们虽然吃饭还要钱，但有一段时间（五八至五九年），吃饭不收粮票，“放开肚子吃”。
当时有句脍炙人口的口号，叫做“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的“伟大创举”，除了“吃饭不要钱”以外，有许多地方还取消了工资，恢复在内战时期实行的“供给制”，即按人分发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所谓“按需分配”吧。好在我们那里还是发工资，从未实行“供给制”。
在“人民公社”，“行动战斗化”，一切听上级指挥，因此才得以实现“全民大炼钢铁”，“深耕密植”，“挖地三尺”，造成后来的全国性的灾难。
一九五八年深秋，我们几个人结束在沈阳的工作，第一次来到黑龙江化工厂厂址所在地富拉尔基。富拉尔基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接近内蒙古自治区，属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区，距齐齐哈尔市区尚有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
在沈阳时，听去过那里的人谈起，据说在富拉尔基，晚上可以听到狼嚎，也许因为工厂多了，人也多了，我在富拉尔基则从未见到过狼，也未听过狼嚎。那时的富拉尔基有三大国营企业——北满钢铁厂、重型机械厂、热电厂——加上新建的黑龙江化工厂，就是四大工厂。人口已有几十万，主要是工厂的职工和家属。街区已具相当规模，当然只是开辟出几条马路，马路两侧几乎全是空地，商店很少，人口主要集中在各工厂区内。
一到富拉尔基，我第一次过上了北方普通百姓的传统生活。工厂刚开工，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是土层或砖砌平房，除有电灯和办公室有电话以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取暖用煤烧“火墙”。食堂的主食是窝窝头、高粱米、苞米碴子、小米，星期天改善伙食，才能吃到白面馒头，大米更是很少出现的。星期天的下午餐（假日每天两餐）每人给三只大馒头，吃不下三只馒头的人也不会放弃买三只的权利，吃不完带回宿舍，晚上在火墙炉盖上烤来吃。至于副食，除星期天会见点肉外，每顿菜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豆烧白菜，因为已近冬季，食堂只有储存的土豆白菜。
一九五八年底正是“大跃进”叫得最响亮的时候，报纸上充斥着粮食亩产万斤，几十万斤的新闻，我们在食堂里却已极少见到鱼肉，也许因为猪肉、鱼、蛋之类均不属“四大元帅”之内吧。
在给哥哥的一封信中我曾写道:“过去我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中国的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面粉，来到富拉尔基才知道这一观念是错误的。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人民吃的不是白面，而是高粱米、窝窝头、大碴子，我现在才第一次过上了中国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
由于自己一向自认追求是平等、平权的观念，对于过上普通百姓的生活倒也不以为苦。
当时，我对于“大跃进”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也为粮食高产、“吃饭不要钱”而“深受鼓舞”。当时我分到化工厂设计室工作，在某次向室主任王裕川工程师“汇报思想”时，曾说道:在这个“大跃进”的伟大时代里，自己却身为右派，真正遗憾。
另一方面，对当时的新闻报道也有怀疑，看到那些“土高炉”和“大炼钢铁”的场面，不禁联想到古埃及壁画上的手工作坊，用这样一套真能实现廾世纪的国家工业化？！我想，当时稍具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谁也无权说出来！
我们从北京来的几名“右派”都分配在黑龙江化工厂设计室，设计室可说是建厂工作的指挥部。我们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我们是“右派份子”，是“阶级敌人”，许多听报告、政治学习等活动都不让我们参加，或另行编组活动。另一方面却又将我们安插在工厂的“要害部份”，掌管建厂大事。有“革命群众”为此在大字报上指责厂领导“混淆阶级路线”，大字报尽管写，事情始终没有改变。
有位农民出身的厂长私下对我们说:“其实你们就和伪满的‘思想犯’一样，……”言下之意是叫你们“右派”是奉命而行，不得不尔。其实大家心中有数。
一九五九年开始，粮食等物资开始日益紧缺。五九年前，只有在单位食堂吃饭，才需将本人的口粮供应交给食堂，到外面饭馆吃饭是不收粮票的，买粮食制品也不收粮票，所以至少对城市居民来说，粮票并无多大意义。五九年某日，工厂传达上级文件：从某日开始，到饭馆吃饭、买糕点、饼干以致大饼油条等等统通都要收粮票了。从这时开始，没有粮票什么也吃不到了。粮票的威力才真正展现出来。
在此以前，虽已很久极少吃到鱼、肉、蛋类食品，食量也越来越大，但饿了随时可在外面买点食品补充，因此并未感到饥饿，只是嘴馋而已。自从购买一切粮食食品均需粮票（那时非粮食制的食品几乎什么也没有）以后，就逐渐感觉吃不饱了。开始时因计划用粮，每天吃个八分饱也就算了，尚不以为意。但一天天这样下去，饥饿之感就越来越严重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纪念日，为了这一“大庆”，北京建起了“十大建筑”，并广为宣传。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中。中央主要领导人均发表文章以示庆祝，真是“东风压倒西风”，“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在这表面热热闹闹的现象之下，正在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饥饿的危机。
为了庆祝十年国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对内战中的“战犯”实行大赦。同时，为“改造好了的右派份子”“摘帽”。黑龙江化工厂十四名“右派”中，宣布予以“摘帽”的有三人，即孟继源、曲笑绪和那位老干部右派。
这次“摘帽”我不在其内。可能认为我还不是“心服口服”，没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工厂领导对我在工作上的表现是满意的，在人品上也认为是诚实可靠的。刚到工厂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我离开北京前，月工资已降为四十六元，到黑龙江化工厂后，每月给我的工资却成了五十五元，开支时我在大连和沈阳，是别人将工资从哈尔滨带来的，也未见到财务科的人来核对。我又以为黑龙江属边疆地区，是否另加了“边疆津贴”或“地区津贴”在内。直到后来向王裕川“汇报思想”时，才将上述情形作了报告，他为我向财务查询后，告诉我说是财务科搞错了，我的月薪应为四十五元（比北京中央机关少一元）。每月给我多发了十元，已领的要我退回。以后我将数月多发的钱一次全部退了回去。这件事，他们认为我是诚实的。
但在他们看来，我也有不足之处，即尚不是“心服口服”和“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有一次在沈阳的“学习会”上，我发言说自己过于关心政治，因为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而当了右派。同事孙志高当即严词斥责我“继续放毒”，“当右派是立场问题”，而不是“过于关心政治”，指责我不是“心服口服”。
有一次，我在工地办公室时，遇厂党委某书记去工地，他看到办公室地下脏，就对我说：“老周应该常扫扫地，保持整洁”。对他来说叫一个右派多扫扫地是很正常的，但我却觉得不能接受：办公室可以值日扫地，为什么单指名叫我扫地？！当然，我也不便当面顶撞，只是不吭声，倒是身旁的科长为我圆了场，代我连声答应了几个“是！”
在一次会上，学习刘少奇的一个什么报告。在报告中，刘说：现在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即拿定息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我在会上发言道：说“右派份子”思想上政治上怎样，可以随你们讲，但说成是“剥削阶级”是不对的。因为“剥削”是存在经济关系的。我和别人一样工作，甚至干得还要多，但工资却比别人少，怎么反倒成了“剥削阶级”了？
对我这个提问，没有人能给以合理的解释，当然只能说我“不老实”，“没有低头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