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时期”，在我周围发生过一些事情，补记如下：
哈工大毕业的“右派”周士慧，听说在校时是高材生，当了右派才分到工厂来了。俄文水平很高，很好学，他每月只有19元“生活费”，袜子都买不起，像俄国农民一样使用裹脚布，但却自费订阅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份世界语杂志，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位自学世界语的人。大概在六二年某日，此人失踪，留下一张字条和一双旧鞋，字条说欠王裕川工程师五元钱，现在还不出，只得以此鞋顶充云云。有人怀疑他出走苏联去了，有人疑他逃往南朝鲜。领导上曾怀疑龚念祖知其出走，但因查无实据，只得作罢。那时逃出国境，边防军会向逃亡者开枪。至今我们都不知周的死活、下落。一九八零年“落实政策”，为“右派平反”时，据说也未找到他的下落，他的问题也就成了悬案。
尹作新也是来自哈工大的一名“右派”，在校原为助教，来黑化后每月只有29元生活费。没有钱，心情当然也不会好，衣服破旧，一副萎头缩脑装疯卖傻的样子。领导上认为他这是“抗拒改造”，所以一直到六二年还“戴着帽子”。一九六二年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摘帽子”的一年，从这以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紧起来了，一直到毛去世，再没有“摘帽子”的事了。
不知是六一还是六二年，工厂曾经搞过一个“小三反”的运动，要大家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一切贪污、盗窃等行为。科长在会上疾言厉色地说：“有人至今抱着侥幸心理，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等待运动结束，企图蒙混过关。我们已经掌握了材料，现在没有公开出来是组织对你们的关心，好让你们自己坦白，可以从轻处理。如果还是坚持顽固立场，拒不交代的话，只好将问题揭发出来了，就不是自己交代的了。……”其实这时运动已经快结束了，科长这样讲是例行公事，目的在于再榨一榨，看能不能再挤出点油水来。
这时，尹坐在那里沉不住气了，急忙说：“我要交代！”于是他交代说：有好几次他没有粮票了，就到粮店去偷点粮食回来煮了吃。办法是这样的：冬天穿一身“大棉猴”，戴着棉手闷子（无指棉手套，往往用一根长带子将两只手套连接在一起，带子挂在脖子上，以免无意丢失手套）假装到粮店去买粮，戴着手套的一只手伸到高粱米箱内，“看看粮食成色”，手套上的米仍放回箱内，但手套内已灌进了半套子高粱米，另一只同样戴着手套的手再伸入玉米碴子箱内，同样灌进半套玉米碴子。在这整个过程当然不能摘下手套，因此谁也没有发现，就这样偷过几次粮食。他的这一“交代”令大家觉得可笑，当然，在那样严肃场合，谁也不会真的笑起来。科长对他的坦白交代表示欢迎，并狠狠批评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可以用这种卑劣手段去盗窃国家粮食！这是严重的犯罪。……”会后，科长笑着说：“我本来是诈一诈的，没有想到他这样沉不住气。……”
尹后来调到了牡丹江，几年后，我出差去又见到了他。在此以前，我曾听人说尹曾经背了一袋窝窝头，准备偷越国境去苏联，被抓了回来。见面时，我问他这一传闻是否确实，他矢口否认，并说：“我不会蠢到这个地步，带窝窝头去苏联。如果真的那样，也不会让我在这里工作，自由和你见面了。”他说的是对的。
梁笃强是动力专业，反右前已是工程师，和我们一起从有色院调来，他在我们之中算是年龄大一些的。人长得很帅，高高的身材，“白面书生”的面孔，虽然戴着右派帽子，也获得几位女士的青睐。先是有一位离了婚，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的少妇看上了他，经常带着孩子来我们宿舍（梁与我同宿舍）看望梁，她有事外出也托梁为她照管孩子，梁也不拒绝。这位女士一来宿舍，我们就开玩笑说梁的未婚妻来了，说得那位女士美滋滋的。大概因为梁尚是未婚的小伙子，不愿找一位带孩子的二婚女人，因此这份姻缘终究未成。
黑化设计室有一位年约在三十左右的姑娘，山东人，面貌不扬，身材又很臃肿，看上去不像是位大姑娘，倒像是生过几个孩子的“老娘儿们”（“老娘儿们”是东北方言，用以蔑称中年以上妇女）。这位小姐居然也看上了我们的“梁马强”（我们对梁的戏称），她托人向梁透露信息，当然为梁所拒，梁说：“她们把我当<洋捞儿>来捡了！”当然，她们也知道，自己本来与梁不相匹配，但因梁当了右派，只好降低条件了，也许就可以“凑合”上了。那时有许多大学毕业甚至留过洋的会娶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人，就是这样“凑合”起来的。
还有一次，有人为我们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位女朋友，女朋友家在齐齐哈尔，梁当时在齐市上班，于是那位同事托梁为之来往传递信件，传过几次后，那位小姐居然说对那位同事没有看上，倒相中了梁，从此梁再不去传信了，也不知他是压根没有看上那个小姐，还是认为如果和她来往“不够朋友”。
梁后来调回山东青岛去了，以后再未晤面。
在我们这些“右派”中，有着与梁类似的罗曼遭遇者尚有几人，不一一赘述。
我那时刚开始和董凤兰交往，这时有一位女同事要为我介绍对象，我竟回说：“我已有了”，没有和人家见面，为此，受到周围同事的一致指责，说我太“死心眼儿了”，“应该多方选择选择”。我那时确是“死心眼”，在爱情观上也是十分理想主义的，认为爱上一位姑娘就“不应该再将别的姑娘当作女人了。……”后来，伍卓汉夫人彭卯姬也要为我介绍，并给我看了照片，从照片上看那位姑娘确实很漂亮，但我也以同样理由回绝了。
董凤兰有位表姐，是黑龙江化工厂的一名人事干部，当然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坚决反对董和我来往。理由是我“出身复杂”，父亲在台湾，叔婶是反革命，被管制，姑父也是反革命。这样出身，将来生出孩子都不会得好，“嫁给他就永远地完了”。其实我们家庭可算是“前朝的官宦人家”，但共产党的“改朝换代”很厉害，将这样人家打入到土匪强盗杀人犯一伙儿中去了，甚至比土匪强盗还不如。
一九六四年春，我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周平出世了。
龚念祖帮我合推一轮手推车将董送去医院生产。出院时，是伍卓汉和我合推手推车接回家的。因为要汽车比较麻烦，加上我所处地位，就更难了些。
女儿出生后，岳父、母也来我处住，我们只有一间房，一铺炕，岳父母，我们夫妇，女儿都在同一张炕上住。
虽然已经不挨饿了，但生活还是很苦的，小孩子大点，可以吃东西了，岳母在炕上喂孩子，常是一碗玉米碴子粥，一小碟酱油。一调匙碴子粥，用筷子蘸上点酱油，这就是一岁孩子的食品！我看了心里很难受。其实，我们的生活还不算是最差的，隔壁老高是厂保卫科长，他们家人口多，五、六个孩子。家来了客人，会到我们家借点酱油，——他家平常只用盐熬点土豆白菜之类，酱油都不买。
“困难时期”的几年，虽然吃不饱，生活苦，但也有比较轻松的一面，上面放松了控制，我们也感到自由了一些，说话也比较“放肆”了。
这期间，我们这些“患难朋友”偶尔也会去饭馆聚聚，私下也谈谈国家和我们自己将来的命运，也探讨过我们日后能不能获“平反”。从“反右”，继而“大跃进”，“文革”以后，我一直在心中期盼着“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盼到了这一天，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在不知是谁所作的一次报告中，称毛为“当代的马克思”。我们说：“这个当代的马克思，可把我们坑苦了！”当然只能私下说说，但这也可算得是很自由的了。
对于这三年困难时期，至今没有见到出自官方的准确的解释，开始时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仍有人这样说，这样说的人并非当真这样想，只是这样讲“保险”，不会“犯错误”。六一年去上海时，我哥哥提到“目前的自然灾害”，我觉得他“言不由衷”，当即反问道：“哥哥，你是研究历史的，我们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如此范围广阔的自然灾害？从匈奴到南粤全在闹饥荒？”他一下被我问得无言以对。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只是不得不这样说罢了。不断的政治斗争和运动，逼使老百姓也得像政客一样，在日常谈话中也必须使用“外交辞令”。
“中苏关系”恶化后，又有了一个新的解释：“苏联逼债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
困难时期，据说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曾提出救济中国饥荒的建议，但被我国拒绝了，因为“中国人有志气”，当然这些“有志气”的中国人不会是挨饿的人。
那时还多次听说：中国出口运往苏联的食品受到苏方刁难，因“不合格”拒绝验收。周恩来下令在边境就地烧毁，以示中国人的“志气”。一方面人民在挨饿，另一方面却赌气烧毁食品，有这样的“志气”。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国情”吧！
后来，在一些文件中提到：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如果在旧社会，这样的灾害，会有千千万万人被饿死。……是的，当时平均分配食品的办法避免了很多人被饿死。但人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错误的领导，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特大自然灾害”？
一九六三年以后，各地情况都好转了，大家又能吃饱肚子了。但是好久不长，不久，中央召开八届某次全会，再次提出了“加强阶级斗争”的号召。决议中有所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说法，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了尽人皆知的口号。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所谓“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毛有所谓“三尼一铁”的提法。“三尼”者一是肯尼迪，二者尼·谢·赫鲁晓夫，三为尼赫鲁，巧的是这“三尼”不久先后陨落。肯尼迪被暗杀，赫鲁晓夫下台，尼赫鲁去世。一位鼎鼎大名的“民主人士”为此在《人民日报》发表一首小诗“哭三尼”，聊以凑趣。
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工业也开始复苏。几年来为基建工作服务的人基本上无事可做了，经济好转后，基建又逐渐上马，各单位又开始网罗技术人员了。黑龙江化工厂属省轻化工业厅管辖，虽然工厂有意将我们留下，但因黑化并未立即续建，省厅不愿让我们这些人长期闲置，决定将我调到同为省厅管辖的省轻化工业设计院。我就这样离开了富拉尔基黑龙江化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