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四月，我第三次去台“探病”，这次我将儿子周进带了去。他是这样办成手续的：
我请张士敏母亲以我母亲妹妹口气给我一封邀请函，请我去港为她庆八十大寿。信中特别提出因从未见到“姨孙周进”，一定要带他来港云云。于是我据此也为儿子申请了去港的通行证。抵港后即为他申请去台“依亲定居”，据称约需二、三周才能获准入台，而我在港停留期限只有一周。我不得不先行去台，儿子留在张奶奶家住了十八天，约定每星期六我给他打一次电话。
到台湾后，我又去跑了几次入出境管理局。王子兰先生儿子王以唐也为我找过境管局催办，王有亲戚在境管局。王是建筑师，此次去台我曾去他的事务所帮了一个月忙。
不久，儿子的入境证批下来了，可以入台了。他去台以后，必须先落下户籍，才可以领取身份证。我找了几个人，想将儿子户籍落到他们家，但均遭拒绝，还是王以唐先生帮了忙，他答应将户籍落到他父亲处，才解决了。于是我将儿子的入境证寄去香港，并去机场接他，在香港是由伍卓汉送他登机的。
儿子定居是办好了，但我是“探病”来台的，依规定只可逗留三个月。我如回去，则儿子无依无靠，父亲在医院自顾不暇，无法照顾他。有人建议我留下不走，因为老小均无人照顾。但不走是不合法的，人家随时可以赶我走。我如回去，实在不忍将儿子一人留下，要走必须将儿子带回。走还是不走，曾经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将儿子一起带回。——等以后看情形再说，大不了算是去台湾看望了爷爷一次，也不算什么损失。好在儿子在镇江的户籍并未注销。
我和儿子于七月上旬经香港转机到南京。因儿子刚在台设籍，办不了香港入境证，我们在香港只得不出机场转机回宁。暑假后，周进又回省镇中去读书了。
回来上班后，我曾与设计院一位同事一起去了北京。公事结束，我去了一次承德，去了“避暑山庄”和“人大寺”。承德的寺庙属藏传佛教寺庙，庙宇多为砖石结构的西藏式建筑。
这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发生洪灾，我们在香港往南京的飞机上，可以见到下面一个个黄色的“水塘”，即被水淹的地方。从机场回镇江途中也到处可见水淹的景象。这年到处发起向灾区捐款的赈灾活动。
八月，姑母八十九岁，提前给她做九十大寿，我和董凤兰同去南京祝寿。姑母年老，身体很不好了，但过生日这天还算不错。
从南京回来，听到苏联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被赶下了台，军队、坦克开上了街。和赫鲁晓夫下台类似，戈氏也是在黑海度假时，莫斯科发生宫廷政变的，但政变的结果则大不一样。苏联的这一事态发展，报纸上很快就公布这一消息，而且明显地站在了“委员会”一边。可惜的是时代不一样了，已经不是赫鲁晓夫那个时代了，军队竟然没有能左右局势，最后是叶利钦胜利了。“委员会”解散了，戈氏又回到莫斯科，但他已不能左右局势，失去了权势。不久，苏联也解体了。
我从台北回来后，得知叔父身体不好，于是送他去医院住院治疗。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医院说他得了癌症，因他已八十四岁，说已无法治疗，要他回家。后来我又送他去住进一所小医院，并雇了一个人服侍他。小医院为了赚钱，不拒绝住院病人。在小医院又拖了几个月，终于十一月二日晚去世。不久，接到台北来电，父亲于十一月十六日去世。过了几天，南京又通知说姑母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他们三兄弟妹都是高寿，各为九十四、八十九、八十四岁，奇怪的是竟在同一个月去世，而相互离隔很远，互不知情，这不很奇怪吗？
这期间，我忙了镇江叔父的丧葬，又去南京吊姑母丧，又要忙去台奔丧。
先是：叔父是二日去世的，我原定五日出殡，邻居来说去世后到出殡，只能是单数日，即三、五、七日，怪我错选了双日。她说：“选了双日，你们家还要死人。”不幸被她说中了，不几日，父亲去世了。
此次去台，我决定将儿子带去，我继承的一部分遗产应可供他在台读书了，如果我不留在那里，经济上也可得保障了。
儿子去台湾，似乎是命中注定一样。九一年我为他申请定居时，他已十三周岁，依台湾规定，十六周岁以下儿童方得申请“依亲定居”。我们到达香港后，听说“依亲”儿童年龄将改为十二周岁以下。我在办理申请时，曾为此询问经办人员，该员称“那是以后的事，我们还未接新的规定，现在仍按原规定即十六岁以下办理。”
等一切手续办好后，周进于五月初入台，台湾已规定从六月一日起依亲定居儿童年龄降为十二周岁。也就是说，如果再晚一个月就办不成了。九零年周进去港，也是在这一年，大陆刚放宽了去香港的限制，规定有亲属邀请即可办理港澳通行证，否则，也无法为他申请去香港，而不去香港就更谈不上申请去台定居。
台湾规定，居民出境半年以上，即予注销在台户籍。儿子于七月中旬随我出境，九二年一月初重回台湾，只差十来天就是半年了，如果再迟十来天，他重入境后能否重新设籍又成了问题。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为他安排好好的。父亲离开大陆前，曾惋惜未能带我走，也许要在我儿子身上做一补偿吧。
儿子是拿了台湾的护照和台胞证回来的，台胞证有效期为三个月。这次再次出境需另办一张出境证，我本以为办理儿子的出境会有麻烦，因我带儿子回来后，曾听说江苏省对台办给镇江下了一个文，说我“擅自”将儿子带去台湾，并“擅自”在台打工，应给予处分云云；又据说有几位属“民主党派”人士，因在台打工而被开除党籍。听到这一消息，我也无可奈何，只好静候处分就是了。好在经过“六四”，我对是否党员已毫无兴趣，开除就开除吧！静等了几个月，这件事竟然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
父亲去世后，我要去台奔丧，本以为大概出不去了，儿子出去会更成问题。可是当我向公安局出入境科科长谈到出境申请时，使我十分惊讶的是：科长竟说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出境申请。只提出儿子出境需注销镇江市户籍，——这个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使我十分不解的是，同为共产党的机关的公安局和对台办，对同一件事的反应竟有这样大的距离？因我们这里很多规章是“内部规定”，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省台办和公安局，何者的行为更合“中央规定”。
我和儿子的出境问题解决了，但这次旅行，技术上还有很大困难。因我依规定必须经深圳出境，儿子没有香港入境证，只能在香港不出机场转机去台。儿子年幼，我需在香港接他登机。因此，我打电话到香港，请伍卓汉为我们买同日由港去台的机票，我则提前乘火车去深圳进香港，以便按时进机场接儿子。因为时逢年关，机票难购，几番电话联络后，伍子琳为我们买到了同日但不同班次的两张机票。接下来还要为儿子买一张同日从南京去香港的机票以洽接。
为此，我与董凤兰专程去了南京的中旅社，请为代购某日去港机票。中旅社接待的一位女士要出示周进由香港去台机票，我们说机票在香港，寄回来不及，可否出示机票传真影件？答说不行，非为原机票不可，商量再三也不行。还好大女儿单位有一位负责购机、车票的同事，不用去台机票影件，即购得了一张机票。显见中旅社那位女士是故意刁难，放着现成生意不做，也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这样的旅行社！
一切办好后，我于十二月底先行出发。出发前一天突降大雪，我在火车上一路所见均是白雪皑皑，直到车到韶关后，才不见白雪了。
我于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进入香港。去台机票是九二年一月四日，儿子于当日上午乘机到香港。为了提前进机场接儿子，我于前一天到金钟托运行李，我的机票属国泰公司班机，可提前托运行李。
一月四日，我一清晨就去了启德机场，儿子上午九时从南京起飞，应是十一时到港，飞机晚到约一小时，经联系后，我进入机场找到了儿子。儿子说南京很多人送行，临上机的一刻，他都不想走了。好在一个多小时后就见到了我，否则心里就更难受了。我们父子在机场内一直等到下午九时，我才登机离港，而周进所乘华航班机为晚十一时。我登机前告诉儿子怎样看电子公告牌，各登机门的位置，并请候机室一位值班小姐协助他上飞机。
我于当日夜十一时到达，儿子比我晚两小时，我在机场内等了两小时，接到儿子后才出机场。黄春妹与叶秀美两位女士来机场接我们，叶女士开车，她曾是照顾父亲的夜班护理。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台湾的四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