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末，两岸经过不知是焦（仁和）——唐（树备）会谈还是辜（振甫）——汪（道涵）会谈，达成了文书验证的协议。我交去的几份公证书陆续得到验证。于是我于九四年初将经验证过的文书和诉状呈递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继承。不久，传我出庭，法官竟以公证书上父亲的出生年月日与父亲在台户籍所载不符为由，要我重新变更公证书中的出生年月日。
为此，我不得不将公证书寄回镇江，要二女儿去镇江公证处请求变更。几经周折，镇江公证处只在原出生公历年月日后加了一个括弧（农历二月二十七日），这二月二十七日即是父亲在台户籍的出生年月日，其余文字一字不变，文号也没有变，重新打印后，寄了过来。为这份新的公证书的验证，我又跑海基会六七次，最后还是将原有验证书附到新印的公证书上，再次向法庭提出申请。这次换了一位法官，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让我补写一份继承人系列表就算pass了。
为张恒（妹妹之长子）的一份委托书也费了一些周折。起初，张恒的委托书由大陆驻纽约总领事馆认证。我拿这份东西请海基会验证时，经办人说“验证是验大陆机关的公证书，不验在外国机关的文书”，我问他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让张去“北美协调会”（台湾驻美半官方机构）纽约办事处请其认证，于是又退回重新办过寄来。
法院终于作了继承合法的裁定。据此，我去台湾银行要求取出父亲的存款。在此以前，已以周进名义缴纳了遗产税。银行提出：尚需由法院认定一名“遗产管理人”，才能提款。
请谁担任“遗产管理人”？我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李彬女士。出了银行，我匆匆赶到李住处，请她担当，未料竟被拒绝。其时李身体很衰弱，我向她说明一切由我去跑，只要她担个名就行了。出庭时，我来接她去法庭。但她仍是不愿，李很固执，也有些古怪，看她精神、身体都很差，我也就不再坚持。
后来请黄春妹担当此职，并随我一起出庭一次，去银行取款她也去了。一年后，因父亲存款利息扣缴所得税的扣缴单写在她名下，因而被要求补交所得税九千元，我将这钱还给了她。此外，为示感谢她作“保管人”，给她一个两万元红包。
一九九零年冬，周庆长子张恒去美不久，妹夫张正良就提出要将他二儿子张海也送去美国。我说明不好办，因我们原已讲好由外公给钱去一个，老二怎样出去由他们日后自行解决。
父亲去世后，因有遗产继承，张海出国应可办理了。张正良也立即紧盯了上来，自己来了，又让张海和他的新娘子一起来看我。我当时很忙，向他们说明：看来张海去美一定能办，但需要时间，请他们不必老来找我，可能时，我一定给办就是了。
去台后，我征得南哥同意，将池振千先生处结存的现金中提出五十万元，先解决张海出国问题，给美国的学校汇去两万美元。张海于九二年就去了美国。
九二年，池振千太太因病去世。这时，我想到父亲尚有几十万元存在池先生名下，池已年近八十，遗产何时可以继承尚难预料。池万一发生不幸，这些钱岂不成了他的“遗产”？更不好处理了。于是，我带了周进的一个存折去见池，说明遗产处理遥遥无期，可否将父亲留下的现金存入孙子户头，存折请他保管，这笔钱留待遗产处理时再行分配。我认为这样办是合情合理的，未料竟遭拒绝。
后来，所有继承人均已出具公证委托书，委托我全权处理继承事宜。我带了这些委托书再次找到池先生，说明我现在是以全体继承人代表的名义要求将父亲的遗产交给我。池说要请我哥哥和张恒来信通知，他才能交给我。于是我打电话到上海，请他们来信。待收到他们来信后，池竟仍不愿交出，我看情况不对，立即带了相关文书去找“委员会”的两位立委张济传和潘衍兴老先生，他们决定召开最后一次委员会，决议后交给我。
在这次委员会的餐会上，池仍拒绝交给我，理由是：一，周翔已拿了不少钱，剩下的钱不全是他的，不好交给他。二，他这些委托公证书尚未经验证，未具法律效力。我很生气，也就不客气了。我的答复也是两条：一，我是以全体继承人的代表的身份来接手，并非我个人拿钱。二，如果说我这些公证文书未经验证，尚不具法律效力，那么周绍成的钱存在池振千名下有什么法律根据？会议最后决定交给我，池才不得不让我第二天去他那里办理交接。
“遗产管理人”经法院认定后，我们于九四年八月末去台湾银行取出了父亲名下的全部存款，我扣除有关支出、遗产税，并留出五十万元作为父亲墓地修缮、父母合葬迁墓及每年交付墓地管理费的基金，剩余四家均分。
遗产刚处理好，给沈阳钱尚未汇出，就接警局让我们在两周内离境的通知。我即告诉了张德霖先生，张先生找到一位詹姓先生，这位先生在做房地产生意，与张先生事务所来往密切。他以前系退休于警界，与警察局关系很深。经詹先生活动后，告诉我说没有事了，还可以拖下去。于是我也就照常上班，警局也不再追问。到年关时，老板从他所收的礼物中，为此事给詹先生拿去六七瓶xo洋酒，要他转送相关人员。就这样，我又接着混了下去。
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初，是两岸关系险恶的一年。先是李登辉以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去美参加校庆，李在美发表了一些政治演说，无非“中华民国在台湾”之类，使我们这里的政治上层很恼火。于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接着又下令终止了海协、海基会的一切会谈。发展到九五年末至九六年初的两次导弹演习，导弹飞入公海，但着陆地点离台湾很近，一在台北以北，一在高雄以南，其含义当然是十分明显的。这引起台湾公众一片惊恐，许多有钱人纷纷往国外移民。杨恒柯也办了美国绿卡，准备移居美国。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不想再折腾了，吃不消了。”这可说是相当多的台湾人的心里话。
导弹演习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切。美国宣称已派两艘航空母舰，即尼米兹号和独立号巡视台湾海峡，以维持台湾海岸的和平。
大约在九三年，台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九九五?闰八月》。书称：中国农历闰八月的年份是灾难年，据称一九零零年闰八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乱；一九五七年闰八月，发生“反右运动”；一九九五年又逢闰八月，该书预言这年将发生“武力犯台”。事有凑巧，确好这一年两岸关系紧张、军事演习，无疑，这本书也加强了人们的心理紧张。
这次海峡危机的发生，按我们这里的官方说法，是源于李登辉访美。可李去美并非官方访问，未作什么官方接触，也未到政坛发表演说，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弹？达赖喇嘛去美访问也未引起这样大的风波。而在此前不久，江泽民在九五年元旦（春节？）致词中刚发表过对台八点意见，其中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条。事隔不久，竟发生这样大的风波，不知有什么内幕情况？或曰，这是为了牵制台湾的选举。可经过这一切，李仍以高票当选，似乎这一切倒给李助了选，这大概是我们的主政者始料所不及。
九五年，台湾公布大陆人民来台探亲办法，探亲者包括台湾人民的父、母、子、女。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大陆，每年可以来看望儿子了。
按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但因已来台三年多，不知回去会遭遇什么情况。九一年带儿子来台就给我下了一道文，这次又出来好几年，就更不好说了。大陆的“政策”变化，我是深所了解的，邓小平年事已高，邓后不知又是什么情况。如果能再混几年，即使不能在台定居，也等到邓后情况平和再回去也是好的。年纪大了，很怕回去被当成新的“路线斗争”的祭品。加上我们老板张先生对我不错，他也不希望我回去。
九五年底，警局又下令我们两人离境，张先生又请来詹先生说项，再次拖了过去，此次由房东王先生为我们出具一份担保书，担保一旦被遣往，负担我们的机票费。詹说明这是一个手续，一件“例行公事”。
在事务所工作，张德霖先生对我很器重，我向来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图画得绝不比其他人差。但对我来说，工作纯然为了赚钱，并无多少兴趣。老板年纪大了，很固执，一切都得听他的。我基本上是画图机器，有时明明行不通的办法，也只好照他指示做，待他觉到行不通了，再吩咐改回来。在大唐事务所，也是类似情形，一份图总是改来改去，亏得台湾设计收费高，如在我们这里，这样干法就粥也喝不上了。以前我们这里常有人埋怨技术工作太多“长官意志”，主要指的是行政长官如市长、建委主任之类的“长官意志”，其实到哪里都有“长官意志”，只是不同的长官罢了。
工作中常与市工务局打交道，每项工程设计之初需先申请建筑执照，工务局经办建照人员往往给你多方刁难。我为一项很小的工程，台湾“北美事务协调会”的一所休息室，仅三十平方米左右的一座小平房，向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建管处申请建照，经办人隔一阵就找点小毛病，诸如图章盖得不对，土地腾本的面积数字小写应改为大写等等。这些事他并不一次向你提出，而是一次一次找你别扭，要你将文件左次三番重新打字。这样一所小房屋的建照竟自拖了好几个月，这样长时间，这样房子几栋都可以盖起来了，可居然建照还没有批下来。后来知道大凡审批建照都是要向经办人送红包的，这项工程太小，老板是熟人关系，并未收设计费，因此也未送红包，于是就这样拖你！此外，我也经手过台中市的一项建照申请。情况大致相同，台湾报纸上也登过，指责工务局建管处红包盛行。我曾问过同事：怎么就没有人去告发？回答说：“事务所去告发？还想不想吃这碗饭了？”
“红包”文化可算是我们中国文化内容之一吧！去医院手术据说也是要送红包的。这一点上，两岸可算是不约而同，真可算是“同文同种”。
九一年，我给周进办了入台定居，回来后，曾有人问起，在台湾办这件事，有没有送礼。我回答说一切都是按章办事，对相关办事人员，我一个也不认识，甚至香烟都没有请他们抽过一支，因台湾办公室内吸烟人不多，也没有递烟的风气。我说的确是实话，问话者听我这一说，认为台湾官场很清廉，“不像我们这里，什么事都要走后门，都要送礼。”现在看来，台湾官场并非那么“清廉”，大官因有反对党揭丑，许会有所收敛，但更隐蔽的黑暗的东西还很多。如有一位负责国外采购军火的上校尹清枫被人暗杀，几年也“查不出”凶手来。实际上凶手应很好查，因尹曾要揭发某些上层人物籍购军火营私的行为，显然只有相关人员才有谋杀的动机。我在闲谈中曾说：“不是司法独立吗？”某台湾人不屑地说：“哼，中国人有什么司法独立？”当然，台湾比我们这里还是进步一点，如果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事，也不会上报纸的。
台北市兴建多年的“捷运工程”，完工日期一拖再拖，事故不断，承包商是外国的某公司。报纸上说，某些从国外回来的台湾工程专家认为这家外国公司很差，其在台营建人员水准不高，为什么单单让这样公司承包，主管官员是否另有隐情？实属可疑。
像工务局建管处经管建照人员是小小公务员，反对党、“立法委员”诸公不会注意他们，只要不被告发，尽可安安稳稳拿红包，拿了红包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这种事，一般老百姓不接触，不会引起公愤，而送红包者都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人，只求事情办得顺利，绝不会去告发，因为还得“吃这碗饭”。
在台湾，几乎年年可见“选举”的热闹场面。选“总统”，选“立委”，选省、市长，直至选里长（相当我们这里的街道办事处主任）等等，每逢选举，满街都打出各色各样的宣传招贴和旗帜。曾见到“台湾劳动党”两名立委候选人的竞选旗帜，旗上有红旗黄色五星，下为绿地白字“社会主义，和平统一”。他的口号比大陆口号还左，但似乎在台湾影响不大，后来也未见这两人当选。
在“总统”选举中，有人在《中国时报》第一版登出广告，指李登辉曾参加台湾共产党，后出卖了同志。
选举期间，在街上经常可见候选人沿街拉票。我每日清晨去士林的芝山岩爬山锻炼身体，即遇到多次候选人给我竞选宣传品，向我握手问好，请我“多多关照”。当然他不知我系非法居留，并无选举权。
据说也有花钱买选票的，可能多在乡村地区，台北市尚未见，但变相贿选则常可见到。如翁大铭竞选立法委员，据说他的公司年终奖每人二十万元，意在请大家捧场。翁曾因非法操纵股市案将受审判，但却竞选当上了一层“立法委员”，听说一层任满后，还是进了监狱。
过去，共产党一直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虚伪的民主，没有钱不可能去竞选，这种说法的确不假，但这种“虚假”的民主可以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在这种体制下，独裁者难以容身，人民则可以得到较多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对老百姓而言，民主是假，自由是真。
在台湾，读了一些在大陆读不到的书。如《叫父亲太沉重》、《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我胆小，不敢将“禁书”带回大陆，回来后，居然有不少人也读到了这些书。对我来说，这些书并未引起多大震动，因为我的头脑中早就失去了对“大人物”的崇拜，一切不足为奇，均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