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了影，吃了餐，抒了情，收拾好所有东西后，一家人终于没有落下“合家欢”的遗憾，他们我搀着你，你扶着她，她扶着我地开始下山了。可没走多会儿，文丽的思绪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上了另一条“回乡”的路。她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她与“乌蒙磅礴”初次相逢的情境中。
乌蒙磅礴。这是文丽在离老家四十多里外的牛栏江乡初级中学读初一时的一天在学校阅览室里看到的由会泽县文联主办的一本名叫《金钟山》的刊物上读到的介绍乌蒙山景区景点的一篇大文章中的一个词。和这个词一前一后出现的还有另一个词：“金沙水暖”。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像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文丽的好奇心，让她像小马拴在大树上一样想挣脱也无力挣断那根看不见，摸不着，割不断的缰绳。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两个词就像是两块磁力巨大的磁铁，一块在奋力把她吸上四千多米高的乌蒙之巅，另一块在倾尽全力地把她拽向海拔仅有六百余米的乌蒙最低处的金沙江畔。“一日游四季，四季一日游。”这是会泽旅游最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征。从那篇文章中，她第一次知道了“旅游”是怎么回事。也是从那篇文章中，她知道会泽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这一高一低的两个点，始终像两块吸铁吸着她。
那时候，她就像只还不会打鸣却已有点好斗的小公鸡，虽然之前她在潜意识里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就坐落在赫赫有名的乌蒙山中，也还不知道在绵延不断的乌蒙山中还有条全年分秒不停地流淌着金沙的江水名字就叫金沙江，但在她的潜意识里，已有了一股无论如何也要冲出大山的力，像条暗河在不停地涌动。当然，那时的她也还不知道乌蒙山的最高峰叫牯牛寨，更不知道《东川府志》中的记载：“垂冈绝巘，危峰矗立，常有云气覆之，每天晴日朗，苍翠欲滴，滇中四五百里皆见之。”但大凡登上过牯牛寨的人都会有一种同感：立于天地间，虽无“小天下”之感，却也难免滋生一种雄浑之念，产生自豪之情。那一刻，自己就是“王者”。征服了乌蒙之巅的王者。
当时的文丽不知道的还有很多。这座山峰不仅是乌蒙最高的山峰，还是区域划分的分水岭。向北，是具有“钱王之乡”和“会馆之城”等美誉的会泽县。向南，是具有“中国铜源”和“天南铜都”之称的东川区。这是现在的说法。在过去，人们所说的东川府的府衙其实不在现在的东川，而是在今天的会泽县城。在今会泽县城设东川府是明太祖洪武15年，也就是1382年的事。当时的东川府属云南布政使司。1383年改属四川省。在清圣祖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这里发生了改土归流事件，仍置东川府。直到世宗雍正4年，也就是1726年，东川府才再次改属云南省，但府治却一直都在今天的会泽县城。
“会泽”一名是清末才有的。据《清实录》载：清雍正五年第二次改土归流，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朝廷称：东川府“东至乌撒，西至会理，南至寻甸，北至乌蒙，东西广四百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周围延袤一千七百余里……归流之后，仍属六营盘踞，诸目逞凶，岁遇秋收，辄行抢获。故改土三十年，仍为土酋所有……地方辽阔，营长、伙目侵占田亩，私派钱粮，甚至纵夷劫杀，绑掳贫民，实非一知府、一经历所能遍理。查巧家一营，逼近乌蒙，去府窎远，历遭乌酋践踏，应立一县，将马书、弩革、米粮坝、以扯汛等处归并管辖。”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奏折，决定在东川府下添置一县，县名曰：会泽。
作为一个从一群大山深处走向另一群大山深处读初中的孩子，文丽对地方历史是知之甚少的。比如她不知道的还有这座山峰还是座曾经撞毁过美军军机的高不可越的神峰。这事件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的时光，但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不少考古专家和探秘爱好者从东川方向步行进入当年的事发地域，企盼着像找到一坨金子一样找寻到飞机的一点儿残骸，哪怕只是一颗生满了锈的黑不隆冬的螺丝钉。但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像把一个大饼反复在火热的锅上烙一样，把“乌蒙磅礴”和“金沙水暖”这八个字烙得像学校里把“上善若水”那四个人高马大的字镶嵌在教学楼前面那堵四米来高十余米长的挡墙上一样烙在了自己的心坎上。她要像学校教学楼上的校风、学风和教风那三排在阳光下发出金灿灿光芒的烫金大字一样把它们烙在生命的里程上，让它们的永不磨灭的金光一直照亮自己前行的路。这种感觉在她读到毛泽东的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和“金沙水拍云崖暖”后，更是显现得光芒万丈。她像找到人生的出路一样找到了“乌蒙磅礴”和“金沙水暖”的出处。当然，她还不知道这个出处是否正确，但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一穷二白的地方，毕竟货真价实地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挂上了钩。“山不再高，有仙则名。”这山已经如此之高，又有了新中国第一代“皇帝”如此大气磅礴的诗句，这山不名也不行啊！你看，如今中央实施了“乌蒙山区连片扶贫开发”，把乌蒙山这片贫瘠的土地放进了与共和国共同致富的“笼子”里。这不，乌蒙山又进了新一代“皇帝”的心中。生活在这里孩子们，再也不用过文丽当年过的那种穷苦日子了。当年的文丽只能吃上苞谷饭不说，大多数时候她一顿就五分钱一个的菜。有些时候，为了多节约几角钱买本书读，或是买包卫生纸什么的，她就一顿只吃个二分钱的酸豆汤泡饭。那酸豆汤除有点淡红色和酸味外，其实与白开水也没多大差别。如今已是时过境迁，世事真是没法比。同是生活在乌蒙山中的孩子，如今他们读书不仅免了书费和学费，享受到了义务教育不说，还吃上了免费的营养午餐。想到这些，文丽脑海里突然跳出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老辈人常用来教育孩子或者是总想着不付出就得到收获的人的千古名句。如今，像这样的“至理名言”也被颠覆啦！乌蒙山中的孩子们不但吃上了“免费的午餐”，而且还是“营养午餐”呢！
在与丈夫和女儿相互搀扶着下山的过程中，文丽还明白了另一个道理：“虽然是回家的路，是下坡路，但下坡路却不一定比上坡路好走。”在人们的意识里，总是上坡比下坡难，下坡比上坡容易。因为走上坡路得花很多的力气，而走下坡路相对比较轻巧些。以前她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在亲身从“半截插在云里头”的乌蒙之巅的牯牛寨山顶走下来的过程中她才明白，走这样的下坡路，虽然比上坡时确实要少花些力气，但却是步步惊魂，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像读小学时力气大的男同学把胶篮球抛出了学校那时在她看起来很高，现在看来确实有些低矮的围墙后，皮球就会越纵越高直到滚入坡底的小溪中一样滚到谷底，要想留下个全尸都难。好在这一路上她不仅有丈夫这根“大拐杖”支撑着，还有女儿文琪这个“小棉袄”护着，她的心里才坦荡了些。
看着如此陡峭的山坡，如此笔直的没有台阶的下山路，脚下大多是趖脚石不说，周围还连根救命的树条也没有。路旁低矮的山毛草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虽说她和方雨一小小都是在乌蒙大山中长大的，但她还是有些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方雨由于有些发福了，肚子挺得像个孕妇似的，平时在城里都懒得走路的他，走起这山路来也有些摇摇晃晃，仿佛脚下全是稀泥似的。好在他身材魁梧，庄子稳，就像平日里做事一样，走起路来也总是不慌不忙，不急不燥，稳扎稳打。她的心里虽然有了这颗“定海神针”，但眼前的形势还是让她有些胆颤心惊。毕竟脚下全是悬崖，一旦有个闪失，那后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粉身碎骨”。她不敢再往下想了，也有些不敢再往下走了。就在这一闪念间，她的脚像踩在了滑板上一样，脚在草上往前一飙，头往后一仰就滑下了一米多。好在方雨庄子稳，遇危不惊，拉着她的手像上了锁似的，把她的手紧紧地锁在自己的手里，像提个花篮似的，把她稳稳地提了起来，又稳稳地放在下山的路上。在这一惊吓后，她终于收回了野马般乱跑的思绪，被方雨像提一篮子鸡蛋一样提在手里。
人们怕走下坡路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我们农村里，一旦说到某个人“走下坡路”，人们就会觉得那个人已经没有大的发展前途了。而一旦走上“下坡路”的人，日子就会每况愈下，情绪就会波澜起伏。轻者滔天骂地，重者舍亲轻生。在前些年的农村里，跳河自尽的，割腕自杀的，服巨毒农药的，可谓是屡见不鲜。人这东西就是个怪，思绪理智时总是稳如磐石，思绪波动时总好电线般“短路”。文丽也没跳出这个怪圈。她越是想着不去想时，思想却总是在抛锚，像头犟驴似的不听你使唤，更不依她牵引。她的心，就像关闭时的门缝，一下子就变窄了。就在她被方雨花篮般提起的那一刻，她的心里就跳出了这句老话：“最窄女人心”。再窄的路人们都可以想办法过去，而再宽的女人心，别人也不一定能完全地进入。老辈人留给我们的“人心隔肚皮”，是多么的富有哲理。文丽的思绪，就像地球上的岔路一样多。一不留神，她就会走到另一条道上去。
“是的，最窄女人心。”她的心在异常确定地回答她。怀春的女孩子的心，更是窄得放不下也装不进一丁点的东西。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她又回到了过去的自己里。但她可以肯定的是“最窄女人心”这句老话也不全对。女人的心也有宽的时候。女孩子的心，有时甚至宽得无边无际，无岸无崖。就拿读初中时的她来说，心里不仅可以装得下“乌蒙磅礴”的连绵山峦，还盛得下“金沙水暖”的滚滚河流。她是个心宽的女人。那时的她已经隐隐约约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胸怀宽广的人，才能快乐地活着；也只有胸怀宽广的人，才能活得快乐。面对苦难和挫折，她已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她曾为苦难与挫折作过这样的“注解”：苦难，是促使一个人奔向幸福的“助推器”；挫折，是磨砺一个人生命光芒的“磨刀石”。可惜的是她还不是名人，以后她也不可能成为名人。因此，我敢肯定她如此这般经典的话语，永远也不会被收录进《名人名言》里。当然，她并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快乐地活着和活得更快乐。因为一个女人，只要有一颗宽广的、向上的、尚善的心，就有了身为女人的品质与气度。年纪小小的她已经清楚明白：在当今这个时代的生存舞台上，“郞才”依然还在越舞越美，但“女貌”早已黯然退场。美貌是父母给的，我们没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获取才学，用勤劳和智慧来丰裕自己未来的生活……她又掉进了思绪的“窟窿”里。
对于刚进学校时那个瘦瘦小小的顽皮得像个干猴三的她来说，“乌蒙磅礴”和“金沙水暖”无疑是储存进她脑海中与乌蒙山和金沙江最密切相关的两个词语。它们就像长在自己胸前的正在一天天长大的那对乳房一样连在她的心上。有时，它们又会像一对肿瘤一样折磨着她，让她食无味，睡无眠。有时，它们会在她的心里疼痛得比刚刚发育时的乳房还要疼上无数倍，让她忍无可忍。而让她最感欣慰的也是这两个词。她常常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乌蒙磅礴”和“金沙水暖”是她在初中的三年时光中读到过的无数关于乌蒙山和金沙江的描述的词语中最准确，也最让她激动不已的词语。她不知多少次几近潸然泪下。她无数次地构想过登临乌蒙之巅和嬉水金沙暖水的情境。只是那时她怎么也没有预想到，陪伴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会是这般轮廓清晰，形影触手可及。他们随时因她的兴奋而兴奋，为她的悲伤而悲伤。用“如影随行”来形容这两个人对她的好再准确不过。他们一男一女阴阳结合，一老一少科学搭配，一肥一瘦对比鲜明，一高一矮错落有致，他们不分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在该出现时就出现在她的前后左右，而在她不想要他们出现时他们又会像被谁藏起来似的，连个虚幻的影子也不来打扰她。他们与她构成了她生活中最亲密、最不可分割的一个生活整体，像眼耳鼻口组合成一张完整的脸一样缺一不可。她也越来越变得会因他们的乐而乐，悲而悲。他们都深受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影响，都像把国家的、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一样把对方放在首位。只是让她至今依然还未捉摸透的是在这个稳定的家庭“三角形”中，她自己究竟是哪一条边？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奇怪，偶然间跳出的“问题”总是莫名其妙，让人忍俊不禁，或者哭笑不得。下山路上，她近乎走火入魔。这不能怪她，只能怪我。因为她的身上一直背附着我。我是一个多年来一直依附在她身上的“阴魂不散”。
方雨一次又次拽住了她差点就因失足而滑入沟谷变成“粉身碎骨”的身体。她，一次又次安慰着自己的心：这些都可以暂时不去想，不去想。于是，她的思绪就像她的肉体在下山路上走累了停下来，坐在一片青翠的开着无数黄色不知名小花的草地上休息一会儿一样，在经过短暂的小憩之后，又专心致志地像读书时小心翼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又踏上了另一段“匆匆行程”。
距离是有限的，道路是无限的。文丽想起了读小学时认识的“平行线”。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是恒定的，但在两条平行线间却可以用无数跟路一样的线条连接起来，像一架通过幸福或者秘境的神秘梯子……而她没有想到的是“高处不胜寒”和“爬得越高，摔下来就会越痛”这样的古训。她的思绪像走火入魔了一般，又像夏日里牯牛寨山脚下的万亩杜鹃花争先恐后地开放一样，脑海里又挤满了“文字是有限的，文化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一类的不知该不该列入经典名录的句子。那一刻，我从她的思绪里恍然大悟：什么东西可以信马由缰？答案原来如此简单。那就是人的思想的自由。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真实得无处不在。
她的思绪就像文字的个数是有限的，但文字的组合却是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走在这条下山又要上一段小山坡的路上，仿佛她踩下去的一个脚印就是她生命经历中的一个故事，她每跨过的一条小沟就是她战胜过的一次波折，她跨上去的一个坎就是她的一次进步……像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样，她每迈出一步，都在让她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也许，这就叫做成长。
“宇宙间原本是没有时间的，时间只是人类用来计算白昼轮回的一个单位。”“人和动物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之所以叫人，动物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类，这也都是人类给它们的命名，与有别于人类”……她越来越变得像个顽皮的孩子，奔涌的思绪像天空的云，云卷云舒；像地上有名或无名的花，都在竞相开放；像在清晨的曙光中醒来的村子边那丛竹林里的阳雀，都在以“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人们：它还活着。她的思绪像加入了催化剂似的，在别人看不见的她的脑海里跳跃，或者翻飞。人们看得见的只有她的肉体特征。你瞧，脚下明明有路她偏不走，长在她身上的脚每踏下去一次，就像失去了准心的枪打出去的子弹一样，总是脱靶似地踩在毛茸茸的草坡上。她弄得方雨总是精神紧张，有时甚至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她让方雨责任重大，有时甚至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危险边缘。弄得方雨有了仿佛一不拽住她，她就会瞬间跨进“鬼门关”似的。男人对女人的责任，总在最危险的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文丽心中，方雨今天的表现至少也可以打到90分。剩下的那10分，要等到平安回到家中的晚上，她才会结合他勇猛的表现再给他加上。
方雨脸上的汗水汇聚成了小溪流在不停地往下流。他生怕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失手，她就会像个西瓜一样滚到谷底，或者变成一些“稀巴烂”的东西红色的像血一样的东西。方雨不敢再往下想。她却不以为然，也不累似的，活脱脱像个现在的小孩子玩的跳跳球，总是在草地上跳来跳去。好在一次也没跳出方雨的手掌心。
也许是因为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脑海里像从草丛里突然飞出只山雀一样，突然蹦出了初中时读过的鲁迅的《故乡》中的那个经典句子，并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地像参加演讲比赛似地诵读了出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点归心似箭地走在前面的文琪像被过年时突然点燃的鞭炮声吓着了一样，迅猛地打住脚步，回过头来，痴痴地望着她的妈妈，好半天才像挣出个冷屁似的问了句：“妈妈，你是不是撞磕着了？”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她银铃般的笑声荡漾在山坡上，又像一个个有力的小石子一样落进草丛中，惊起了几只没有思想准备的叫天子。惊飞而起的叫天子像射出的弹丸一样，又迅速射入到远处的另一片草丛中。惊魂未定的叫天子远远地从藏身的草丛里探出头来，转动着叽哩咕噜的充满咒语般的眼睛，诅咒一样偷窥着他们。他们不管它们用怎样的目光看他们，更不管它们是否在用鸟语骂他们，还是该跳就跳，不该跳她也跳地一家人像是窃窃私语，又像是在高谈阔论地走在下山的路上。借景抒情，这是人类最擅长做的事情。流溢喜乐手舞足蹈，这是女人最擅长的表达。我有些忍无可忍。看着她的顽皮，看着方雨对她的无微不至，我真恨自己不能像孙猴儿那样一个筋斗就能飞出去十万八千里，直接把她像携带一朵好看的小花一样带走。但我无能为力。我只是个依附在她身上多年的“阴魂不散”。
撒满了各种花草的山坡的坡度越来越缓，像一床巨大的慢慢地舒展开来的刚染成各种花色的放在老家门前的一排小虫树上晒干的羊毛毡子，就像她小时候光着身子睡过，现在还垫在她女儿小床上的那床具有良好防潮功能的镶嵌着各色好看花朵的羊毛毡子。那是一床陪伴她度过学生生涯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羊毛毡子。她现在让女儿垫着，就是要让女儿一看见它就记起她走出农村的艰辛，从而学会珍惜，懂得奋进，走向成功。她深知：在一个人有成长历程中，榜样的力量就像信仰一样力大无穷，功不可没。她要让女儿从小做个追梦人。如今的中国人都在为实现各自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输在起跑线上，就像不能容忍自己在残酷的现实竞争中被他人挤出局。她深知：人是有悟性的，要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这句话，已成为乌蒙山中的大人们经常用来说服被逼迫的子女们接受“残酷现实”的“至理名言”，就像“天生我才必有用”一样，也被文丽演绎到了极致。那条濡花的羊毛毡子，就是最好的佑证。
“忆峥嵘岁月”是文丽这一代人最大的专利。可她哪里知道，当今的孩子们不要说早已不把父母教导他们的话放进耳里，就连“白天不懂夜的黑”地为他们日夜操劳的老师们，也早已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他们心目中的老师是什么样的？留心的人打开网络搜一搜就会发现，有一段话早已如同蝗虫成灾般铺天盖地地在网络中流传开了。那段话是这样的：“东半球，西半球，地理老师算个球；北京人，元谋人，历史老师不是人；生产者，消费者，生物老师第三者；青春期，发育期，政治老师更年期；一加一，二加二，数学老师你最二；文言文，记叙文，语文老师是贱人……”你们看看，如今这世道，对老师有多残酷？也难怪在乌蒙山中，会有那么多的老师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改行另谋高就了。当然，更深层的问题还是制度和分配的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孩子，真的很难教。
也许是受到了我引用的这段话的“刺激”，文丽的思绪又变得越来越亢奋。她仿佛不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是又回到了牛栏江乡中学的阅览室里，又畅游在文字铺成的字里行间。宛如行走在一条条抑或曲径通幽的林间小道上，抑或迂回在峰回路转的山间小道中。有时，她会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走出窘境而惊喜欢呼；有时，她又会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渺茫未来潸然垂泪。我又被她拉着回到了牛栏江乡中学读书的那段时光中。我毕竟是个多年依附在她身上的“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