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马丁尼奇烟草店位于一座大楼的拐角上。怪不得烟草店都爱开在楼角上，原来马丁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橱窗不大，但布置得很好。小镜子把窗子里展示的东西照得栩栩如生。橱窗底部铺着天蓝色的绒布，起起伏伏形成沟沟壑壑，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香烟盒，烟牌子都用国际通用语亮闪闪地标出来。大楼是座旅馆，名称也是亮闪闪的国际通用语。橱窗靠上面一些，摆着一排排轻便烟盒，里面的香烟像人笑而露齿一般露出盒外。
马丁年轻的时候是个富有的地主。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因拥有一辆气势不凡的拖拉机而很有名气，当时他儿子彼佳和我同时读梅恩·里德(1)的冒险小说，也同时患上了猩红热。到如今过去了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春秋，我还是喜欢到那个热闹角落看看马丁的烟草店。
还有一点，就是去年以来我们之间已不仅仅是一同回首追忆往昔了。马丁有了个秘密，我则是那个秘密的合谋之人。“这么说，诸事如常？”我低声问他，他则回头一瞥，同样轻声回答：“是的，感谢上苍，平平静静。”那个秘密可不是个寻常秘密。记得当年我去巴黎时，前一天就待在马丁的铺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人的灵魂可以比作一个百货商店，眼睛可比作一对展示橱窗。一看马丁的眼睛，就知道那是一双热情的黄褐色眼睛。根据这样的眼睛判断，他灵魂深处的货物也是优质产品。一把大胡子，闪动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刚劲灰色。身材高大，胸膛宽阔，风度翩翩……曾有一时，大家都说他能挥剑断帕——那是英国古时候狮心王理查的能耐之一。如今一起的流亡人士常怀着羡慕说：“此人从不服输！”
他的妻子是个文静的胖老太太，左边鼻孔旁长着个胎记。自革命考验之时起，她的脸就开始痉挛，看了令人同情。只要一发病，总是快快地斜眼望天。彼佳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给人印象深刻。他表情忧郁，却为人谦和，还动不动来点幽默，这些我都很喜欢。他长着一张大脸，软塌塌缺乏生气，他父亲老拿这张脸开玩笑，说：“好大一张脸——绕它航行一圈三天也不够。”头发红棕色，永远乱糟糟的。彼佳在城里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开了一家小型电影院，收入还相当不错。这一家人我们就算都说到了。
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一天才走，就坐在柜台旁，观察马丁招呼顾客。他一般是先轻轻往前靠靠，伸出两根食指拄在柜台上，然后走向货架，拿出一盒装饰华丽的香烟，一面用拇指指甲打开烟盒，一面问道：“Einen Rauchen(2)？”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有个特殊原因的：彼佳突然从街上回来，披头散发，脸气得铁青。马丁的侄女决定回莫斯科她母亲那里去，彼佳就到外事部门办手续。外事部门里的一个外交官给他交代办事程序，另一个显然是官方政治机构的外交官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附近到处都是白军的残渣余孽。”
“我恨不得把他剁成碎块，”彼佳说，一拳砸到手心里，“但说来不幸，我不能忘了我姑妈还在莫斯科。”
“你出于良心已经犯事一两次了。”马丁好心地低声说他。他说的犯事是指一桩极其可笑的事情。不久以前，在他的命名纪念日那天，彼佳去了一家苏联书店。好好一条柏林的繁华街道，有了这家书店，算是有了一块污点。他们不光卖书，还卖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的小古董。彼佳挑了一柄小锤，刻有罂粟花饰纹和表明此乃布尔什维克小锤的特殊铭文。店员问他还要不要别的东西，彼佳说“要”，朝一尊乌里扬诺夫(3)先生的石膏半身小塑像点点头。半身像和小锤加在一起付了十五马克，然后就在柜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挥起刚买下的小锤砰的一声砸了刚买下的半身像，用力之狠，致使乌里扬诺夫先生变成了一堆碎片。
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就像喜欢难忘的童年学下的一些可爱的幼稚话一样，一想起来就暖人心扉。一听马丁那么说彼佳，我不由得笑着看了看他。可是彼佳却阴沉着脸，又是耸肩，又是皱眉。马丁在抽屉里翻腾，给了他店里最高档的烟。不过这也没有驱散彼佳的一脸阴沉。
半年后，我返回柏林。一个周日早晨，我觉得要去见见马丁。如果是工作日，我可以从店铺里直接穿过去，因为他的寓所——三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就在店铺的后面。可是周日早上商店当然是关门的，窗户外面的防盗栏也放了下来。我透过防盗窗的间隙迅速瞥了一眼：大红金黄相间的烟盒，黑黝黝的雪茄，角落里一块中等大小的标牌，上面写着“这里说俄语”。我注意到，展柜布置得比以往更好看。我绕到后面从院子里进了马丁家。奇怪的是，看马丁的样子，好像他也比以往更高兴、更得意，容光焕发。彼佳则让我彻底认不出来了：油亮浓密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一丝略显羞涩的微笑未曾离开张开的双唇。他好像不说话也挺高兴的，像是遇上了什么奇特的开心事，又像是怀里揣着一件宝物，一举一动都要轻柔。只有彼佳的母亲和平时一样面色苍白，脸上也和平时一样，一抽一抽地动，像夏天打的微弱闪电，好生可怜。我们坐在整洁的起居室中，一看就知道另外两个房间——彼佳的卧室和他父母的卧室——也和这里一样干净舒适。我发现这样想的话，心里也愉快。我慢慢抿着柠檬茶，听着马丁悦耳的话语，实在摆不脱这样的印象：他们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快乐而又神秘的事，令人静不下心来。比方说哪一家有人要做妈妈了，就是这么欢天喜地的样子。有那么一两次，马丁早有准备地看儿子一眼，儿子一见便立即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回来时小心地冲父亲点了点头，好像说一切都进展得极好似的。
老人的谈话中还有别的新奇事儿，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说到巴黎和法国人，他忽然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巴黎最大的监狱是哪一所？”我说不知道，然后就跟他讲起了一出写狱中女性的法国讽刺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丁插嘴道，“举个例子，人们都说监狱里的女人把墙上的石膏刮下来，当做粉底抹在脸上、脖子上等地方。”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跑进卧室，拿来一本大部头的书，是一位德国犯罪学家写的。他翻到其中一章，专写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无论我选什么话题，马丁都能巧妙地把它转回来，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开了终身监禁是否和立即处决一样人道，罪犯们为越狱逃往自由世界都能想出哪些妙法。
我越看越糊涂了。彼佳是个爱拨弄机械东西的人，这会儿正用小折刀拨弄他的手表发条，边拨边暗自发笑。他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不时用胳膊肘把面包和果酱推到我面前。马丁五指紧攥着腮下凌乱的胡须，黄褐色的眼睛朝我侧目一闪，突然间藏在心里的话涌了出来。他朝桌上猛击一掌，转眼对着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彼佳，我要在崩溃之前全都告诉他。”彼佳默默地点点头。马丁的妻子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瞧你那张碎嘴。”她说，一个劲地直摇头。马丁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我一下。假如我是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他这么一摇，苹果也就悉数从我身上掉下来了。他盯着我的脸，说：“我有言在先。我马上要给你说一桩秘密，一桩天大的秘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记住了——听了一定守口如瓶！明白吗？”
他欠身靠向我，把我浸在烟草味和他身上特有的老年人气味之中。不过他讲的故事的确不同寻常。(4)
“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你离开后不久，”马丁开始说起来，“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窗子里面的告示牌，因为他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要强调一下：他要是看见了告示牌的话，就不会踏进一个流亡人士开的小店了。我一听他的发音，马上认出他是个俄国人。那张脸也是俄国人的脸。我当然说起了俄语，问他要什么价位、什么种类的烟。他瞅我一眼，好像觉得又意外，又不高兴。‘您凭什么认为我是俄国人？’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个十分友好的回答，然后开始给他数烟卷。正在这时候，彼佳走了进来。他看见我的这位顾客后，十分平静地说了句：‘可真是相见恨晚啊！’话音未落，我的彼佳迈步走近那人，砰地一拳砸在那人脸上。那人僵住了。彼佳之后跟我解释，说刚才发生的一幕并不是一拳将人击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攻击：后来证明彼佳这一击的威力稍后才显露出来。那人爬起来，走了出去，看上去就像站着睡着了一般。接着他开始像座斜塔似的缓缓向后倾倒。彼佳绕到他后面，从腋下托住了他。这实在是太过意外的事情。彼佳说：‘爸，来帮我一把。’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彼佳只又说道：‘帮我一把。’我深知我的彼佳——傻笑什么，彼佳——深知他有他的道理，做任何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会无缘无故将人打昏。我们把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从店里拖进走廊，再拖到彼佳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铃响——有人进了铺子。当然，所幸早些时候还没人进来。我返回店里，做完买卖。这时好巧，我妻子也上街采购回来，我立即把她推到柜台上守候，自己则没说一句话，迅速返回彼佳的房间。那人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彼佳坐在桌旁，沉思着翻检一些东西：一个很大的皮革香烟盒，五六张色情明信片，一个钱包，一本护照，一把老式的但分明很好使的手枪。他立即解释道：我知道你肯定胡思乱想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此人衣袋里拿出来的。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外交官——你记得彼佳的故事——就是他说过白军的残渣余孽之类的怪话，对，对，正是同一个人！再说，从某些文件看，他还是一个格伯乌(5)，这种人我以前见过的。‘说得好，’我对彼佳说，‘就凭这你就打人专打脸。他该不该受你这一拳暂且不论，可请给我解释，眼下你打算怎么办？显然你忘了你姑妈还在莫斯科。’‘是呀，这我倒是忘了，’彼佳说，‘我们必须想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