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了办法。首先，我们找来一根粗绳，然后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我们正在捆他时，他苏醒过来，睁开了一只眼。我挨近瞅瞅，让我告诉你，那张脸看上去不但难看，也很蠢笨——前额上，小胡子一带，还有蒜头鼻子上，长满了癞疥疮。彼佳和我让他躺在地板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开始了一场司法讯问。怎么问我们讨论了好一阵。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他那句侮辱言词——那当然是小事一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整个职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在俄国做过的事情。被告准予得知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除去他嘴里的毛巾，他呻吟一声，噎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讲，只口口声声说：‘你等着，你等着……’毛巾又塞进他嘴里了，司法程序又开始了。最初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彼佳要判他死刑。我则认为他是该死，但建议判为终身监禁。彼佳想了想，同意了。我又补充说，虽然他肯定做了坏事，但我们无法给他定罪。他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我们的任务只限于让他不能再害人，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如何，且听我马上道来。
“我家门廊尽头有一间浴室，很黑很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涂了彩釉的铁浴缸。水经常罢工。偶尔也有蟑螂。房间之所以很黑，是因为窗户极其窄小，又正好开在天花板下方。除此之外，窗户正对面，三英尺开外，就是一堵坚固的砖墙。我们决定就把囚犯关在这个隐蔽之处。这是彼佳的主意——对，对，是彼佳，我实事求是。要关人，这囚室自然得收拾一番。我们开始把那人拖进走廊，这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的妻子也来了。快到晚上了，她刚刚锁好了铺子，往厨房走时路过这里，看见了我们。她非常惊讶，甚至来了气，但听了我们的解释，也就理解了。真是个乖女孩。彼佳开始把我们放在厨房的一张结实的桌子拆开——卸下了桌脚，剩下桌面一块平板，用锤子打进浴室的窗户堵上。然后他旋下水龙头，移走了圆柱形热水器，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当然第二天我们又做了多种改进：换了把锁，装了一个固定插销，还把堵窗户的板用钉子钉牢——做所有这些事，当然不能弄出太大动静。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左邻右舍，但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结果就做成了一间真正的囚室，把这个格伯乌家伙带了进去。我们解开绳子，松开毛巾，警告他要是喊叫，就再次捆起来，捆上好久。看他也明白浴缸里放的床垫是为谁准备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便锁好门，然后一整夜轮流值班看守。
“此时此刻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不再单单是马丁·马丁尼奇，也是看守长马丁·马丁尼奇。起初关在里面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没过多久，他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当我们给他送来晚饭时，他狂风暴雨般地破口大骂起来。他骂的那些脏话我不能重复，我只能说他大骂我亲爱的已故母亲，给她扣上种种奇怪的罪名。我们决定让他彻底明白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法定地位上。我解释说，他将会被一直这么关下去，一直关到死。我要是死在他前头，就把他当作一笔遗赠交给彼佳，我的儿子又会相继把他传给我未来的孙子，一直这样传下去，把他变成一个家族传统，一个传家宝。我顺便提到，万一我们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所柏林的公寓房里，那也会把他五花大绑，装进一个特殊的大箱子里，轻轻松松地和我们一起搬走。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最后我承诺给他好吃好喝——比我被契卡(6)关起来的时候好得多。还有，给他一点特权，有书可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对饭菜不曾抱怨过一次。不错，最初彼佳曾建议给他吃干鱼就行了，可是他找来找去，柏林就是找不到苏维埃的鱼。我们不得不给他吃资产阶级的饭。每天早晨准八点，我和彼佳就进来，在他的浴缸旁边放一碗热肉汤，一长条全麦面包。与此同时，我们订购了一把夜壶，是一件专门为他所用的灵巧设备。下午三点钟，送给他一杯茶，七点钟将会再送些汤。这套食谱是按照当时欧洲最好的监狱里使用的一套食谱制定的。
“书就多了点问题。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让他从哪些书开始读，最后定出三本书：《谢列勃良内公爵》、《克雷洛夫寓言集》、《环游地球八十天》。(7)他声明他不会读这些‘白军小册子’，但我们还是把书留给了他，而且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会高高兴兴地读这几本书的。
“他情绪不稳定，后来慢慢安静下来了，显然在谋算什么。也许他希望警察开始寻找他。我们查看报纸，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失踪了的契卡特务。极有可能其他官员已经确定此人叛逃了，由此倾向于将此事深埋地下。这段若有所思的时间就是他企图逃跑之时，或者说他至少想给外界送个消息出去。他在囚室里拖着脚走来走去，兴许还够着了窗户，也可能想把木板撬松，还‘通通通’地猛撞。我们给了他点威胁，他也就不再撞了。有一回，彼佳一个人进去，那人突然朝他猛扑过来。彼佳给他来了个熊抱，卡住他，让他坐回浴缸里。经过这次事件后，他又变成另一副模样，脾气变得非常好，还经常开玩笑，最后竟然想收买我们。他提出给我们一大笔钱，说找某某人拿钱就行。看这一招也不管用，他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退回到破口大骂的境地，骂得比先前更凶。目前，他到了逆来顺受的阶段，正处于一个完全顺从的阶段，这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每天带他到走廊里散步，一周打开窗户两次，让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防止他喊叫，我们自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每个星期六让他洗一次澡。我们自己就只好到厨房里洗澡。每个星期天我给他做些简短演讲，让他抽三支香烟——当然，我在场看着他抽。我那些演讲都讲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讲。比如讲普希金，或者古希腊。只有一个话题避而不谈，那就是政治。他被完全剥夺了谈政治的权利，就好像政治这东西在地球表面压根不存在似的。你可明白？自从我关了一个苏联特务，我就是为祖国效力了，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得意，我快乐。生意也在转好，养着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他一个月花我二十马克左右，包括电费：那里头黑咕隆咚的，所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一个昏暗的电灯泡总是亮着的。
“你问他是个什么背景？这个嘛，我怎么说呢……他今年二十四岁，是个乡下人，不大可能念完乡村小学。他就是大家说的那种‘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只在政治上扫个盲。这样的教育，按我们书上所讲，也就是把笨蛋教成傻瓜——我知道就是这么个结果。噢，你想看看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只要记着，不要说话！”
马丁走进了走廊，我和彼佳跟在后面。老人穿着舒适的居家外衣，看上去倒真像个监狱长。他边走边掏出钥匙，往锁孔里插钥匙的动作颇为专业。那锁嘎吱嘎吱响了两声，马丁推开了门。里头远不是一个灯光昏黄的暗洞，而是明亮宽敞的浴室，这样的浴室在舒适的德国人家里随处可见。电灯明亮，但不刺眼，遮在一个华丽的灯罩后面。靠左手的墙上闪着一面镜子，浴缸旁的小桌上放着几本书，一只光面的瓷盘里放着一个剥了皮的橙子，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啤酒。白色的浴缸里，床垫上铺着干净的被单，上面躺着一个吃饱喝足、双目明亮的人。他身穿浴袍（是主人的半新浴袍），脚蹬轻柔暖和的拖鞋，脑后垫着一个大枕头，颔下一把长髯。
“喂，你有什么话说？”马丁问我。
我觉得眼前的场景很滑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那里就是原来开窗子的地方。”马丁用指头指指说。果然，窗户被木板盖了个严严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