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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生产队分红。

    年终决算,拿全队社员一年内所挣工分做分母,把农、副业收入总额分摊,算出每个“劳动日”(精壮劳力一天劳动所得的10分工称之为“劳动日”)的价值。雷庄三队今年每个“劳动日”0.48元,比上年有大幅提升,与周围生产队比处于较高水平。每个社员家庭“劳动日”总数与当年的“劳动日值”相乘折算成钱数,扣除生产队分配的粮食、食油、棉花等实物的价值,剩余的为应分现金。口粮分配除人头之外,工分也是重要依据,多数人家分红也能分得一点儿粮食。赵逢春家因为父母及祖父常年出工,后半年他也回乡劳动,年终分到了190多块钱,近100斤小麦。另立门户的叔父百和年终决算应分的钱和粮却是负数,队里有许多劳动力少的人家都像百和一样,辛辛苦苦一年还倒欠生产队钱。

    “振山队长当得好哇。咱队没多少副业,就有个砖瓦窑、豆腐坊,拧花车子给私人拧棉花挣点,一个‘劳动日’能分四毛八,不容易呢!”将分红所得的钱粮拿回家,百谦赞扬孙振山说。生产队领头人的水平高低与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正所谓“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就是就是,今年比年俟(去年)好得多。”清竹说。

    “有了分红的钱,再加上卖猪,咱能做窑面子了!天暖和就做,很快就能搬新家。”

    听父亲描绘不久即可乔迁新居的前景,逢春也很兴奋,他说:“明年我好好干,咱家分红会更多。”

    “就是嘛。”清竹说,“咱楦窑拉下‘饥荒’,还欠队里的储备粮,分红的粮食振山没叫扣,照顾咱过年哩。”

    “过了年,借地里活儿没开,我再去拉瓮换粮。刚分了红,你给妈20块钱,她爱赶会,手里怕没钱了。”百谦对清竹交代说,“过年割几斤肉,一家子香香吃几顿,先不管旁的事。”

    分红给全家带来喜悦。

    年终决分以后,生产队干部改选,原任队长孙振山落选,当选的是原副队长何忠孝,原来的记工员何希年升任会计。

    “咱队里有些瞎熊,见不得碗里米汤稠,把振山日弄下来,叫全队人跟上何忠孝这没脑子的货喝西北风哩!”改选队长的结果让百谦愤愤不平。

    “忠孝那挨屎鞋底的脸!”清竹也抱怨。

    “都是姓何的一干人捣鬼,看振山不顺眼嘛。”逢春爷爷说。

    “何希年才不是好熊。”百谦摇头叹息。

    “大队也不干预?”逢春问爹。

    “好娃哩,选举会你也去了,你没看大队主任郭佑斌高兴的?郭佑斌这些人早就看你振山叔不顺眼,他不听人家的话。再说,郭佑斌跟姓何的那些人掰扯不清,这里头复杂着呢!”百谦说。

    “明年决分的时候你再看,全队人都要吃亏倒霉哩。”清竹说。

    “等不到明年决分,何忠孝当队长,不出洋相才怪了!”爷爷说。

    何忠孝走马上任。这天,他带着几个人“验粪”。

    每到春节前,生产队要将社员家庭自留地用不完的农家肥收缴,送到集体大田去,既是生产队收集肥料的常规做法,也使得村巷过年时节显得干净。社员私家肥交给生产队要确定不同等级,然后依据质的优劣和量的多少折算成工分作为报酬。“验粪”就是给各家各户上交生产队的粪肥确定等级的过程,具体做法是用镢头在同一粪堆的不同方位挖几个坑,察看粪肥质量,由参加验粪的人商量讨论确定等级,等级越高工分值越高。社员家庭的农家肥一般来自茅厕、猪圈,还有冬季烧炕的柴草灰,以及用臭蒿杂草沤的肥,肥力各不一样,优质的首推猪粪,其次是茅厕肥,沤肥和柴草灰相对质量较差。

    “一级一级,这是一级。”何忠孝指着何希禄家粪堆说,他作为新任队长有点儿趾高气扬。

    “这粪一半是茅房的,一半是烧炕灰。这要算成一级,旁人家还有纯粹的茅坑肥、猪圈肥,该算几级?”被叫来参与验粪的孙振山说。他虽然不当队长了,对何忠孝依然不屑。

    “哦,那就算二级。有些亏。”何忠孝听了孙振山的话立即改变主意。

    他一贯没有主见,一贯怕孙振山。

    孙振山冷笑一声,再没有说什么。

    “忠孝哥,你是队长,队长说了算,不能旁人说啥是啥。”会计何希年提醒说。

    “嗯,我知道。”何忠孝仿佛又恢复了自信。

    “三级,这只能算三级。”来到赵逢春家门前,何忠孝很潦草地看了看百和的粪堆,武断地说。

    “这一堆粪不比何希禄家的差,凭啥成三级了?你刚才还要把希禄家的定成一级哩。”孙振山冷笑,“忠孝,你得是想起屎鞋底往脸上扇的滋味了?”

    众人一阵哄笑。

    “振山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欺负我忠孝哥哩嘛!”何希年向着何忠孝,口气很冲。

    “哦,我忘了,听说那天你也差点儿挨了屎鞋底,说要颠倒走路,后来死皮赖脸不兑现。怪道你脸红脖子粗?忠孝是队长,你是会计,你俩把社员爱捏成圆的就是圆的,爱捏成扁的就是扁的,得是?”孙振山毫不客气呛白何希年。何希年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

    “算了算了,这堆粪跟希禄家一样,二级。”何忠孝又说。

    “忠孝叔,你瞎好当正队长了,说话没一点准头。一会儿一级,一会儿二级,一会儿三级,都是一样的粪!你得是嘴上带‘转叉子’哩,说啥是啥?”参与验粪的雷奎生挖苦何忠孝。

    “你妈的×!我瞎好是你叔,你咋这么说我哩?”何忠孝恼羞成怒,骂雷奎生。

    “不是我爱说你,都是本队社员,与砖何厚,与瓦何薄?你做事不公道,老拿偏刃子斧胡斫,这么干,恐怕全队社员都拿屁眼日诀咱呢!你是队长嘛,不叫人说话,我不跟你验粪了。为挣这点工分,最后叫人骂得先人都不安宁,我吃屎了?”雷奎生说罢,做出转身要走的姿态。

    “谁不叫你说话?你不能开口骂人嘛,牲口才带‘转叉子’,我瞎好是你叔。不过你说得有理,做事情要公道,我再不轻易表态了,大家说,大家说。”何忠孝毕竟有他老实善良的一面。

    后来,验粪小组确定的粪肥等级还算公道。

    验粪过后,逢春和另外一些男劳力又往地里送了几天肥。收来的农家肥堆放在计划来年种棉花、栽红苕的地头。

    送肥那几天,逢春听说原来准备栽红苕的地明年要种一部分高粱。

    有一天晌午收工回来,逢春看见爷爷和几个老汉在太阳婆底下抹牌。

    抹一种长条形纸牌,叫做“抹花花”,规则大概等同于“推牛九”,用火柴棒棒做筹码论输赢,一根火柴棒算1分钱。

    “毛主席眼看着老了!夜黑了演《红灯记》电影,加演纪录片,他老(人)家接见外国人,说话嘴都颤呢。”巷东头的登瀛他大谢顶,用手扑索着光头,眼窝盯着上家打什么牌,一边闲聊说。

    “叫林彪气的嘛。”逢春家隔壁广民他伯说,“林彪一出事,再看毛主席,一下老了嘛。”

    “可不是咋哩!他老(人)家亲手选的接班人,暗地里咥活,把老(人)家还不活活气死。毛主席咋?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着闲气哩。”

    “反正我看毛主席老了。唉,把人熬煎的。”

    “再不敢胡说。全国人民念叨‘万寿无疆’,你说毛主席老了,传出去,有人寻你的麻搭呢。”逢春爷爷说。

    “我说这话又不是瞎心,我熬煎他老(人)家的身体哩。”谢顶头登瀛大辩解说。

    “说话还是要小心。”

    “林彪是个奸臣,我早看出来了。”广民他伯继续议论林彪,“看他那式子,瘦得像个猴,眼珠子骨碌骨碌,拿个语录本胡摇,嘴里喊叫‘万岁,万岁,万万岁’,一看就是假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几句‘口歌’编得对着哩。”

    “林彪是奸臣相,谁看不出来?毛主席他老(人)家英明一世,糊涂一时,咋看上这号货当接班人呢?”

    “看你,咋又说毛主席的不是呢?把嘴夹住。”

    “我说林彪哩,哪达敢说毛主席的不是?他老(人)家是谁,谁敢说他的不是?”

    “甭扯远了,国家大事咱农民管不了。咱说咱的事,选下忠孝挨毬的当队长,你几个说,他是忠臣还是奸臣?”一直没开口的群生他大说。

    “他狗屁都不是,还忠臣奸臣哩!说好听点儿,最多是个张飞李逵,冒冒失失胡扑,说难听点儿,他不过是条狗,叫人一‘烧’就不知道姓啥,紧火了想咬人不知道朝谁下口。”

    “把它的,弄这号人当队长,社员能吃上饱饭?”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弄个烂松人当队长,社员哪达还有心劲?三队社员吃饱饭没指望了,稀米汤能不能喝到肚里都是问题。”

    “说是说哩,农业社的事叫人熬煎。有口歌说,‘社员下地一窝蜂,做起活来磨洋工,锄一锄,盖半锄,说说话话到地头’,都不好好做活嘛。”

    “锄地的口歌是这么说哩:‘锄一锄,盖两锄,不过三天草露头。队长给工咱还锄,不给工分锄个毬’。”

    “口歌多着哩。‘纳鞋底,磨洋工,一人谝,众人听;歇半晌,三袋烟,把屎尿尿磨时间’。‘上工摇,收工跑,一天三晌轻飘飘,回到屋里扪心问,良心得是狗吃了?’”

    “还有这:‘红苕地里睡觉哩,包谷地里上吊哩,黑豆地里放炮哩,棉花地里吊孝哩’,都不好好做活磨洋工。俗话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如今这相况不知道谁日弄谁哩!”

    “吃大锅饭不好嘛。‘扑得再紧,一个标准,吊儿郎当,分粮一样’,社员能好好干吗?”

    “‘尻子撅起眼瞪圆,只见工分不见钱’,时间长了,谁还卖命?”

    “熬煎啊!不过人要凭良心,咱老了,能做啥就做些啥,哪怕不做,也要给儿孙说,做人要实诚,做事要用功,不能瞎糊弄。”逢春爷爷说,像做总结。

    “抹牌抹牌,管毬那些闲事!”

    “……”

    赵逢春站在旁边听老人们对话,觉得很有意思。

    “逢春,你来!”前门外传来何蓉蓉的声音。

    “咋?”逢春向门外走去。

    “你看,谁给你的信?”何蓉蓉手里有封信,递给逢春,然后眼巴巴看着。

    赵逢春看见寄信人地址是甘肃定西县一所乡村学校,脸红了。

    “大概是我同学。”他说。

    “男的女的?”何蓉蓉觉得逢春表情和眼神怪怪的,追问道。

    “……女的。”逢春不会骗人,他觉得不应该对蓉蓉说假话。

    “哪达人,叫个啥?”

    “西皋公社文华村的。有一回我不是给你看过她写的信嘛,柳雅平。”

    逢春说。

    “哦,嗯。”何蓉蓉消除了疑惑,走了。

    柳雅平在信中说,她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了。为了能有一份工作,为了方便起见,她已经和当兵复员的朱怀义领了结婚证。她还说,快过年了,十分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也想念逢春。

    “他虽然对我好,但你仍然在我心里,做梦经常和你在一起。甚至梦见我跟朱怀义举行婚礼,等盖头揭开一看,新郎的面孔明明是你……今年春节我肯定不回陕西,祝福你和你全家。在我心里,你离我还是那么近!”

    柳雅平说。

    这封信又让赵逢春心里打翻了五味瓶。

    抽空得给柳雅平写封信。他想。

    22.排演大戏

    “拴牢叔请你哩。”阴历腊月二十,天黑时候,何蓉蓉来找赵逢春。

    “还‘请’我哩?不用‘请’,叫一声我赶紧去了。‘请’我做啥?”逢春问。

    “宣传队排戏,拴牢叔叫你去吹笛子。”

    宣传队全称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其实就是村里的业余秦腔剧团,每年春节前后都要组织起来排戏演戏。过年唱大戏是关中农村几乎所有村庄的习俗和惯例。

    “哦,这事。去就去。”逢春点点头。

    “你也会唱戏?”走在路上,逢春问蓉蓉。

    “不会。”

    “不会你到宣传队去做啥?”

    “不会唱戏还不会跑腿打杂?我是团支部委员嘛。”

    后来逢春知道,何蓉蓉嗓音不行,调子高了唱不上去,在宣传队真是跑腿打杂服务,只在《沙家浜》里演让刁小三追着跑的少女,总共一句台词:“你干吗抢包袱?”刁小三接着说:“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呢!”就完了。

    逢春曾在华阴上小学,秦岭山麓竹林茂密,他和小伙伴随便斫回来一根粗细合适的竹子,截成段,拿火筷子比照着现成的竹笛烫几个眼儿,一支新的竹笛就做成了。他读书的小学后面有大片苇子,午眠时不睡觉,从围墙倒塌的豁口溜出去,把当年生的粗壮苇子截成段,先用小刀削得里面的薄膜露出,再用手捻成绳状,找个小木棍朝相反方向一捅,拉出来,就能得到圆柱状的笛膜。他有一个硬皮笔记本里夹了许多这样的自制笛膜。

    刚开始学吹笛子,逢春口型正确却吹不响,小伙伴中另有一人下嘴唇伸得比上嘴唇长,竟然对着笛子的进气孔吹出声来了。这个伙伴对逢春的嘲笑成为他一定要学会吹笛子的动力,后来赵逢春成了小伙伴中笛子吹得最好的,还学会了识简谱。

    “逢春,咱宣传队文武场面就少个吹笛子的。前几年你念书哩,我把你会吹笛子忘了,这下好,你来了给咱好好吹。”何拴牢受大队革委会委托,负责“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组织工作,他对赵逢春加盟喜不自胜。

    所谓“文武场面”即乐队。武场面是打击乐,乐器包括板鼓、梆子、镲、搧子(大镲)、铜锣、大锣等,其中板鼓手相当于乐队指挥,由谢顶头的登瀛他大担任。文场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管弦乐,领衔自然是秦腔的看家乐器板胡,另有两把二胡,其中二胡演奏者之一跟前放一把唢呐,要紧处吹几声,再加上赵逢春的笛子。演奏板胡的首席乐手吴秋生是“文革”开始时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小伙子,人很聪明。

    逢春加盟的时候,排戏有一阵子了。冬季农闲,宣传队白天晚上加紧排练,毕竟离过年没几天了。“样板戏”《沙家浜》走台走得差不多,“演员”也把唱词台词记住了,剩下的工作是串起来,弄得熟练些。尽管乡亲们看戏对“演员”出错并不十分挑剔,有时候错了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但毕竟排演“革命样板戏”,所有的人都不敢马虎。

    曾在正规剧团唱过旦角的雷建海充任导演。《沙家浜》这出戏没有适合雷建海演的主要角色,于是他在做导演的同时饰演配角——新四军战士“十八棵青松”之一。饰演主要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却是女人,原因是雷庄大队寻不出一个嗓音好形象好、能胜任这个角色的男演员。雷建海生末净丑旦都能比划,他不厌其烦给演郭建光的、个子高高、脸蛋圆圆、眼睛大大的雷春兰说戏,纠正唱腔和动作,一遍一遍示范,手把手让雷春兰把每个动作做到位,尤其是每场戏结束时的亮相,要比划得跟谭元寿在京剧里的式子完全一致。

    “春兰,你吃住咥,我不信女的演不好郭建光。”雷建海鼓励雷春兰说。刚开始确定郭建光扮演者,包括何拴牢在内许多人都反对雷春兰女扮男装,因为正规样板戏没有这样做的,后来因为雷建海坚持,加上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将就了。

    经过雷建海和雷春兰共同努力,郭建光角色的塑造也算差强人意。

    《沙家浜》的排演告一段落,经请示大队领导,宣传队决定再排演一出样板戏,因为大过年的不能只演一个场次,也不能同一出戏翻来覆去演。最后选定排演《红灯记》,原因是春节将至,《红灯记》去年演过,只做恢复性排练即可,时间完全来得及,但实际操作起来,又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原先扮演李奶奶的女演员正坐月子。李奶奶是剧中主要人物之一,需要唱念做打全套功夫,随便找个人代替不了。雷建海提出由他来扮演李奶奶,立即引起一阵哄笑。

    “排《沙家浜》你要演阿庆嫂,这阵儿又要演李奶奶?你干脆演铁梅得了,看你脸上的褶子拿啥能抹平!”

    “建海哥净想演女的!等啥时候老戏恢复了,你演秦香莲、王宝钏都成,样板戏里头哪达有男的演女的?”

    “你凑合演个叛徒王连举算了,要么卖木梳的。”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将雷建海一阵讽刺挖苦。

    “那你们说,李奶奶叫谁演?没有李奶奶《红灯记》咋排哩?”雷建海所说的是实际问题,起哄、挖苦雷建海的人面面相觑没有主张。

    “大家说,还有好办法没有?要是没有,就叫建海哥唱,戏总要唱嘛。

    咱给大队把牛吹下了,社员都知道了,《红灯记》非排不可。”何拴牢说。

    何拴牢如此说,雷建海很得意,其他人觉得不好,但没有更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