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出人意表的反对意见，很快引起普遍争论，尤其是两对夫妇的观点更使争论激化。无论是德国夫妇还是意大利夫妇都把coup de fbudre斥为蠢话，是庸俗小说中的胡思乱想，他们对此表示鄙夷，一副侮辱人的样子。
这场争吵从喝汤时开始到吃布丁时结束，它那狂风暴雨似的过程，现在毫无必要再详详细细地重述一遍：那些Table d’hte的常客惯于发表宏论才思敏捷，而一般人偶尔席间发生争执火气很旺，所持的论据，通常却是老生常谈，大多是匆忙之中随手抓来的陈词滥调。我们的争论何以急转直下，竟变成恶言相向的局面，这点也难以解释。我想，火气是始于两位先生情不自禁地表白，自己的太太绝不可能做出这样肤浅放任的事来。可惜他们又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明，除了对我说：只有凭着单身汉碰巧轻易得手骗取芳心的事例来判断女性心理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来。这已经多少有些使我生气，那位德国太太接着以教训人的口气有声有色地说出下面这番道理：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正经的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婊子”，而她认为，昂里哀特太太想必就属于后者。这时我可失去了耐心，我的口气也厉害起来，我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有些时刻会不受意志的管束，自己也不明白，就屈服于神秘的力量，这是明显的事实，硬不承认只不过是害怕自己的本能，害怕我们天性中的妖魔成分，想要掩饰这种内心的恐惧而已。有些人觉得自己比那些“易受勾引的人”更加坚强，更有道德，更为纯洁，有些人似乎便感到欣慰。而我个人认为，一个女人倘若自由自在地、激情满怀地顺从自己的本能，要比通常所见的那样，依偎在自己丈夫的怀抱里闭着眼睛欺骗丈夫，要诚实得多。我大致上这样说了一通。谈话中火气越来越大，别人对可怜的昂里哀特太太攻击得越是凶猛，我对她的辩护也就越发热烈（其实远远超过我内在的真实感情）。对这两对夫妇，我的这种热情，用大学生的行话说，可是公开挑战。他们这组不甚和谐的四重唱，如今同仇敌忾，向我发起凶猛的进攻。那位丹麦老人，脸上乐呵呵的，坐在一边活像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看足球比赛的裁判，不得不用指关节不时敲敲桌子，发出警告：“Gentlemen, please！”但是每次只缓和了片刻。有位先生已经涨红了脸从桌旁跳起来了三次，他太太费了大劲才使他平息下来——简而言之，再过十几分钟，要是C太太不突然插话，我们的争论就可能以大打出手告终，一场口舌之争终于像怒涛浇上油脂，渐趋平息。
C太太是位年迈的英国太太，她一头白发，举止高雅，是我们这桌人未经选举的名誉主席。她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对每个人都同样和蔼可亲，默不作声，饶有兴趣地侧耳倾听别人说话，那模样使人心情舒畅，单看她的仪表神态就叫人心旷神怡，她那身上的贵族气派，散发出一种神安气定心神收敛的奇妙风采。她对每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善于对每个人都极有分寸地表示特别的亲切；她通常总是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弹弹钢琴，很少看见她和人交往或者跟人长谈。大家几乎都不注意她，可她却对我们大家有一种特殊的威力。譬如现在，她第一次介入我们的谈话，我们大家便立即不约而同地感到难堪，觉得嗓门太高，举止失控。正好那位德国先生霍地跳起身来，又给轻轻地带到桌旁重新坐下，从而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受的间歇。C太太就趁此机会，出乎意料地抬起她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游移不决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以她的方式重提这个话题，态度鲜明客观，口气冷静明确：“要是我理解正确的话，您认为昂里哀特太太，认为一个女人，会无辜地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之中，您认为有些行动，这样一个女人一小时前自己也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根本无法让她对这些行动负责，是吗？”
“我对此坚信不疑，夫人。”
“这样一来，任何道德评判全都毫无意义，道德上的任何越轨也都得到了辩护。倘若您的确认为，法国人称之为crime passion-nel不算犯罪，那么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在这种事情上好意善心并不多见，而您却好心得惊人。”她笑吟吟地又补充了一句，“才在每桩犯罪行为里找到激情，并用这种激情来为之开脱。”她说这番话，语调清朗，几乎欢快，使我感到非常舒服，我不由自主地模仿她那就事论事的态度，同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道：“国家的司法制度对这种事情的判决肯定比我严峻很多；它有责任毫不徇情地维护普遍的风化习俗：职责所在，它只能判刑而不是宽恕；而我作为一介平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自愿承担检察官的角色不可：我宁可做一个职业辩护律师。对我个人来说，理解别人远比审判别人更为快乐。”
C太太用她那清澈的灰色眼睛直愣愣地看了我好一阵，一直迟疑着。我已经担心，她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我的意思，准备用英文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可是她又继续提问，神气分外严肃，仿佛在进行口试：“一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便跟人私奔，自己也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您难道不觉得这事可鄙或者丑恶吗？一个根本不算年轻的女人，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也该教育自己自尊自爱，却举止如此轻浮，行为如此不知检点，您难道真的能够宽恕这样一个女人？”
“我向您重复一遍，夫人。”我坚持己见，“在这桩案例里我拒绝进行审问或者作出判决。我完全可以向您承认，我方才有些言过其实——这个可怜的昂里哀特太太肯定不是英雄人物，甚至并不具有冒险家的性格，绝对不是grande amoureuse。据我所知，她只是一个平平常常性格软弱的女人，我对她怀有一些敬意，因为她敢于顺从自己的意志，但是我更感到遗憾，因为她肯定明天，说不定今天就会异常不幸。她的行动也许很蠢，肯定操之过急，但绝不下流，绝不卑鄙，我始终坚决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轻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您到现在还对她怀有同样的敬意和尊重吗？一个是前天还和您在一起的那个值得敬重的女人，另外一个是昨天跟素昧平生的男人离家出走的女人，对这两个女人，您会完全不加区别吗？”
“没有区别。毫无区别，一点区别也没有。”
“Is that so”她情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整个谈话似乎非常奇怪地使她动心。她沉思了片刻，她那清澈的目光又一次投向我，带着询问的神气。
“倘若您明天遇见昂里哀特太太，假如说在尼斯遇见她挎着那个年轻人的胳臂，您还会向她问好吗？”
“那还用说。”
“还会跟她说话吗？”
“那是当然。”
“您会——如果您……如果您已经结了婚，您会把这样一个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吗？就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是当然。”
“Would you really”她又说起英语来了，语气充满了怀疑和惊奇。
“Surely I would.”我下意识地也同样用英语回答。
C太太不吭声了，她似乎还一直在拼命思索。突然她凝视着我说道，似乎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惊讶，“I don’t know, if I would. Perhaps I might do it also.”说着她以那种难以形容的稳重沉着的神气站起身来，亲切地伸手给我，只有英国人才善于以这种方式最后结束一次谈话，而不显得唐突失礼。由于她的影响，我们桌上又风平浪静，大家都打心眼里感激她。我们刚才还怒目相向，现在又相当客气地互相致意，已经颇为危险的紧张气氛凭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又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