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的争论最后似乎是以骑士风度告终，但是这次激烈爆发的恼怒不免使我的对立面和我之间彼此有些疏远。那对德国夫妇态度收敛，而那对意大利夫妇在以后几天则兴冲冲地一再以嘲弄的口吻问我，是否听到什么关于“Cara signora Henrietta”的消息。虽然我们谈吐举止温文尔雅，但是我们餐桌上原来那种互相信任，不拘形式的亲切关系却不可挽回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那次争论之后，C太太对我特别亲切。相比之下，我当时的几个对头对待我的那种连嘲带讽的冷淡态度便显得分外突出。她平素一向非常矜持，除了用餐时几乎从不和人交谈，现在，却多次找机会在花园里和我打招呼，我甚至要说，是找机会表示对我格外垂爱，因为她平时神情高贵态度矜持，进行一次私人交谈便像给人以特别恩宠。不错，说实话，我真要说，她简直是在存心找我，是在利用一切机会和我攀谈，而且做得这样明显，她若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简直会想入非非，遐想联翩。等我们一聊，话题就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引到那个出发点，回到昂里哀特太太身上。C太太指责这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心志不坚，水性杨花，似乎从中获得一种神秘的快感。可与此同时，看见我坚决表示同情这个娇柔纤弱的女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无法使我改变初衷，她对我不可动摇的坚决态度似乎又深感欣慰。她把我们的谈话一再引向这个方向，最后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种奇特的、近乎古怪的执拗，我究竟该怎么去想它才好。
这样过了几天，大约五六天，她一句话也没有泄露这种谈话对她如何至关紧要，但是事情确实如此，这点我已看得清清楚楚。一次散步时，我稍带提了一句，我待在这儿的时间已经不多，我打算后天动身。这时她平素宁静安详的脸上突然显出特别紧张的表情，宛如一片乌云掠过了她那海水一样灰碧色的眼睛：“多么可惜啊！我本来还有那么多话要和您说呢。”从这一瞬间起，她显得心慌意乱忐忑不安，让人看出她在讲话时正想着别的什么事情，她念念不忘为之分散心神。最后这种魂不守舍的状况使她自己也很不自在，她突然沉默片刻，冷不丁地伸手给我：“我发现，没法说清楚到底想跟您谈些什么。我宁可写信给您。”接着她就快步向旅馆走去，步履急促，完全不像我平时常见的样。
果然这天晚上，正好在晚餐之前，我在房间里发现一封信，是她那遒劲奔放的笔迹。可惜我处理青年时代的书信文件过于轻率，无法在此引用该信的原文，只能以大概的内容提示一下她实际上问我，是否可以把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说给我听。她写道，那段插曲已是遥远的往事，实际上和她现在的生活已无牵连，既然我后天就要动身，这就使她更容易启齿，把二十多年来一直埋在心底折磨着她，使她难忘的事情向我倾诉。倘若这样一次谈话我不感到有些唐突，她将请求我给她这一小时会晤。
我在这里只是记下了此信的内容——这封信当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是封英文信，单凭这点就使此信具有高度的明晰和果决。可是叫我回信，我却难以下笔。我撕掉了三个草稿，才写好回信：
您对我如此信任，我深感荣幸。倘若您要求我诚实地回答，那我答应您，一定照办。请告诉我，您心里想要相告的一切，我当然不能向您强求更多。但是请叙述时对您自己和对我都能以实相告。请您相信我：我把您的信任视为一种殊荣。
这张纸条晚上传到她的房间里去，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了回信：
您说得一点不错：只说一半实话，毫无价值，只有说出全部实话才有意义。我将竭尽全力，无论对您还是对我自己都无所隐瞒。请您晚餐后到我房里来——我已六十七岁，对流言蜚语已无所畏惧。只是在花园里或是身边有人，我都无法开口。请您相信我，下这决心很不容易。
白天，我们在用餐时还见过面，客客气气地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可是饭后在花园里，她一见我，就马上躲开，神色显然有些慌乱，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前面像个害羞的少女似的逃进一条两旁种了五针松的林阴道，我既感到难堪，同时也深受感动。
晚上在约定时间，我去敲门，房门应声开启：房里灯光幽暗，只有桌上的一盏小台灯把一道黄色的灯光投向那原来朦胧昏黑的房间。C太太大大方方地向我走来，请我在一把圈手椅里坐下，自己坐在我的对面：这些动作，我觉得都是精心安排的，可还是出现了冷场局面，显然有违她的意志。冷场是由于她难下决心。冷场的时间越拖越长，我不敢冒失地说句什么话，打破这一沉默，因为我感到，这里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正在使劲挣扎，力图克服一股强大的阻力。从楼下休憩室里不时隐隐约约地传来断断续续的华尔兹舞曲的乐声，我屏息凝神，侧耳倾听，仿佛想要减轻寂静无声造成的沉重压力。她似乎也痛苦地感受到沉默造成的不自然的紧张状态，因为突然她振作起来，像要纵身起跳，立刻开口说话：
“只有第一句话难说出口。两天来我一直准备着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实话实说：但愿我能办到。我竟然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告诉一个陌生人，对此也许您现在还不理解。但是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在想这一特定事情。您不妨相信我这老年人说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只死死地盯着看一生中惟一的一点，只盯着看其中惟一的一天，实在无法忍受。因为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只发生在我这六十七年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而已。我经常自我宽慰，甚至达到发疯的地步，我对自己说：要是一生中有那么一个瞬间干了点荒唐的事情，那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你摆脱不了我们用把握不定的概念称之为良心的东西。上次听您这样冷静客观地谈论昂里哀特事件，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倘若我下定决心，向什么人无拘无束地谈谈我一生中的那一天，也许这毫无意义的追忆回想和没完没了的自我谴责就可到此结束。我若不是信奉英国国教，而是个天主教徒，我早已利用忏悔的机会说出这件隐瞒已久的事情，使之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得不到这种安慰，所以我今天作出这一奇特的尝试，向您叙述一切，以求自我解脱。我知道，这一切非常古怪，可是您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
“好了，我已经说过，我只想向您叙述我生活中绝无仅有的一天——其余的一切我觉得都毫无意义，对于别人也极端乏味。直到我四十二岁时，我的生活一步也没越出习俗的常轨。我的父母亲是苏格兰富有的乡绅，我们拥有几家大工厂和许多田产，过着乡间贵族式的生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我们的庄园里，冬天社交季节则住在伦敦。十八岁上，我在社交场合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名门望族R家的次子，在印度的军中服役了十年。我们很快就结了婚，在我们社交圈子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年中三个月住在伦敦，三个月待在我们的花园里，其余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游览。我们的婚姻生活从未蒙上轻微的云翳。我们的两个儿子今天已经长大成人。在我四十岁那年，我的丈夫突然去世。他在热带度过的岁月里染上了肝病；他这次犯病，真是可怕，前后不到两个礼拜，我就失去了他。我的长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小儿子在上大学——于是一夜之间我就落得个孤身一人，像我这样的人习惯于家人团聚、生活温馨，一旦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实在苦不堪言。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每样东西都使我想起痛失心爱丈夫的悲惨事实，我觉得哪怕在那儿再多待一天，也不可能。于是我决定，以后几年，只要儿子们还未成家，我就游山玩水。
“从此时此刻起，我基本上认为我的生活已毫无意义，毫无用处。二十三年来和我朝夕相处情投意合的男人已经死去，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担心我的阴郁和忧伤会破坏他们的青春，我自己已无所祈求，也无所渴慕。我起先移居巴黎，由于百无聊赖，便去逛逛商店，参观参观博物馆；可是身边的这座城市和各种事物，我觉得异常陌生。我避开人们，我受不了他们见我身穿丧服，便彬彬有礼地向我投来表示惋惜的那种目光。我这几个月到处游荡，心情沉重，目不旁骛，这种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涯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我已无从再叙：我只知道，我常有只求速死了此残生的愿望，只是自己无力加速这渴望已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