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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三元里的汉奸和义民

    1.汉奸都是些什么人?

    英军坚船利炮施虐大清东南沿海,入侵大清城池。按理说大清应官民同心,保家卫国,一起抗击侵略者。可事实却十分打脸,民众并没有和官府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反而出现了许多为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的汉奸。

    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就搜出援助英夷的汉奸1200名。琦善在向道光皇帝上奏广州“不堪作战”的情形时说到,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后来战局日趋不利时,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奏“十可虑”的奏章中说:“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反为熟悉。”战争后期,在杭州主持战局的扬威将军奕经更是说,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呢,这些汉奸又是些什么人呢?我们且分类论之。

    第一类汉奸就是行商。广州十三行和外国商人商贸往来,关系密切,这些行商们从一开始就有汉奸的嫌疑。钦差大臣林则徐初到广州就声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为了迫使鸦片贩子缴出鸦片,林则徐更是用行商的性命相要挟,迫使英夷低头。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行商天天和洋夷打交道,天生就是汉奸坯子。整治他们理所当然,根本不需要有任何顾忌。

    后来,战事一起,沿海各地都明令不得向英人提供淡水、蔬菜等生活给养。英人生活陷入困顿,不得不出高价购买生活给养。因为有利可图,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的行列中来。这些贪图蝇头小利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就成了第二类的汉奸。

    只要能赚钱糊口,这些升斗小民才不管做生意的对象是什么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从事汉奸行为,可以让这些人得到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

    第三类的汉奸,就有些货真价实的意思了。贩卖生活给养可以赚钱,替英人走私鸦片、为英军提供情报等赚的钱更多。于是,沿海一些不法之徒就开始铤而走险,投靠英夷,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了。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奸民,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彼用。”在原本少有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

    更有甚者,有许多不法之徒、亡命之辈直接参与了英军的军事行动。在虎门的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第四类的汉奸则是确确实实被冤枉的,他们是清廷官兵抓良冒功的牺牲品。他们本是无辜的百姓,却被朝廷官兵制造成了汉奸。

    鸦片战争开战以后,一些被抽调到广州前线的内地官兵,为冒领军功,对战争中避难的百姓下手。“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镇海大战之前,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做汉奸,付邑宰监禁拷掠,不容置辩”。

    从以上分析看,所谓汉奸,有长期和洋人打交道的行商,也有贪图小利的斗升小民,更有被抓良冒功的无辜百姓,而真正的汉奸,其实并不多。如果把以上四类都视为汉奸,那么大清沿海,可真就是汉奸遍地了。

    2.金钱的诱惑

    英国佬用金钱诱惑,让沿海居民为他们服务,成为汉奸。大清沿海各省,也同样用利益引导民众站在自己一方。双方都在用金钱争夺民众的支持。

    林则徐曾多次贴出布告,公布赏金,鼓励兵丁壮勇斩杀洋人,悬赏按职级高下不等。斩杀逆首义律悬赏两万元,其下头目依次递降,官阶每低一阶,递减五百元;斩杀白夷赏二百元,黑夷半之,中国汉奸与黑夷同价。

    奕山开出的赏格更高:

    义律,十万元,奏赏四品翎顶;

    伯麦,五万元,奏赏五品翎顶;

    白夷,每名二百元;

    黑夷,每名五十元。

    有高额赏金,沿海民众对捉拿英夷的热情自然高涨,有钱赚谁不干!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1841年7月20日),英国全权公使义律和英国海军总司令伯麦在澳门登上“路易莎”号去香港。途中遭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和伯麦等二十人爬上一个小岛,小岛上的居民夺走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愿意付一千块银圆,请小岛居民送他们去香港。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三千四百块银圆成交。

    小岛居民不知道这些洋人的身份,也一定不知道在广州的奕山开出的赏格。若是知道奕山开出的高价,只要把义律他们送到广州清军大营,那么这些小岛居民将最少得到十七八万元的赏金,而且军功、顶戴啥的,肯定一样也少不了。为了区区三千四百块银圆,就将升官发财的机会白白放弃了,这些小岛居民真是亏大啦。

    这里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没有掌握信息,不知道这些洋人这样值钱。在这些小岛居民的眼中,只要给钱,一切都好商量,何必把洋人送给官府呢。哪里来的爱国精神,还不是爱着白花花的银圆。

    出现如此多的汉奸,大清的颜面可以说是丢尽了。不过细细一想,如此局面也属于正常。女真入主中原二百多年,一直防备汉人,视汉人如仇雠。所谓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清王朝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观念,让当时的民众和官府同仇敌忾,无非是一厢情愿而已。

    3.三元里义军

    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城北四里多地有个村子叫三元里。当清军被英军收拾得灰头土脸的时候,三元里附近的民众却奋起反抗,创造了大败英军的传奇。

    据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考证,三元里抗英的直接原因有三:

    一是英军开棺曝骨。英方资料也证实确有此事。广州停战后,一部分英军进入城北双山寺。该寺暂存着许多客死的外地人的棺材,准备将来护送归葬。英军出于好奇,打开棺木,观看尸体。此举在中国民众看来,是对逝者的极大不敬,是禽兽行径,自然就引起民众激愤。后来此事讹传为开棺戮尸、发掘坟墓等,民众的激愤也因此不断发酵。

    二是英军劫掠财物。英军在异国作战,给养不足。在此情况下,征发(强买)、劫掠的事情时有发生。

    三是调戏、强奸妇女。中方因为顾及受害人的名誉,隐去姓名、时间、情节,只是含混记载,英方后来也承认其印度籍士兵在三元里附近有强奸行为。三元里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被英军“恣意调戏”更是民间普遍的说法。李喜被调戏之事更是引发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最直接原因。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41年5月29日),一股英军窜入三元里,对村妇李喜恣意调戏。当地民众基于义愤,打死调戏者数名,其余英军仓皇逃走。

    三元里民众料定英军一定会报复,于是他们在三元里古庙集合,商议对策。与会民众商定,联合附近一百多个乡的群众组成义军,以三元里古庙三星旗为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一起抗击英军。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三元里附近一百多个乡的数千民众,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等武器,一起围攻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此后,附近团练也赶来助阵。见中方军民装备简陋,英军陆军司令郭富(Hugh Gough,又译卧乌古)亲自带兵出击。

    三元里义军鸣锣击鼓、且战且退,诱使英军至牛栏冈丘陵地带。埋伏于此的义军四面合围,和英军展开激战。当时大雨倾盆,英军装备的燧发枪受雨不能发射。三元里义军趁机和英军肉搏,击毙数名英军士兵。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这种枪不怕雨水)前来增援。被围困两个多小时后,英军突破包围,狼狈撤退到四方炮台。三元里义军紧追不舍,再次包围四方炮台。

    四月十一日(5月31日),英方扬言要将停战协议作废,并进攻广州城。奕山是绝对不敢再和英军打仗的,他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又是可怜的余知府)出面,解散三元里的义军。

    三元里的义军成分复杂,有附近乡民、打石工人和丝织工人,有士绅发动的社学,有民间组建的团练,有官方募集的水勇,有藏匿民间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等。知府余保纯以议和已成,不可擅自为战为由,要求义军解散。

    知府余保纯代表官府出面,要义军解散,该干嘛就干嘛去。这时候义军中各个阶层的反应和表现就大不相同了。士绅们最先退却,因为他们和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听知府的话,不给知府面子,那以后就别在广州官场上混了。这时候和知府大人保持一致,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水勇、团练也有半官方的身份,也得听知府大人的话。水勇由官府招募的,领着官府的银子。团练是在官府的扶持政策和物质支持下,办起来的;离开官府,压根儿就存在不了。所以他们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也乖乖地散去了。

    再剩下的就是普通的乡民和工人了。这些人和官府关系最远,完全可以不理会知府大人。但是没了士绅领头,没有水勇、团练配合,他们就实力有限且孤立无援。最后,他们只好在骂骂咧咧中陆续散去。

    三元里人民燃起的怒火,爆发出的反抗力量,就被广州知府余保纯三言两语,消弭得一干二净了。大清官府,对付洋人不行,收拾起老百姓,那是绰绰有余的。

    至此,三元里抗英结束。

    4.三元里抗英

    对三元里的战绩,中方的汇报和记载出入极大。歼敌人数从几十人到100人,再到200人,300人,直到700余人。英方的说法是死5人,伤23人。中英开战以来,双方战报出入甚大,三元里的战绩也难有定论。但就是以英方说法,三元里民众的战果也大大地超过了清朝的正规军。这真是一件十分长脸的事情。问题是他长的是谁的脸面呢?

    奕山觉得三元里给自己添光,为大清长脸了吗?

    早在《广州和约》签订的第二天,即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41年5月28日),奕山就发出安民告示告谕军民,现在息兵安民,不得妄生事端。三元里民众抗击英军,击毙数十人,这在奕山看来绝不是长脸,而是打脸,是民众不听谕令,妄生事端。

    就老百姓来说,对英国人打开死人棺木,亵渎逝者的禽兽行径,万万不能答应!英国人以征发为名,强买强卖,甚至公开抢掠,此事万万不能答应!英国人调戏、强奸妇女,此事万万不能容忍!只是因为英国人开棺曝尸,欺负了死人;英国人劫掠财物,欺负了活人;英国人调戏、强奸妇女,欺负了女人。

    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被说成苟安、隐忍、温顺的懦弱者,但是从三元里抗英来看,这个民族从来不缺乏反抗的精神。由于反抗精神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害怕,所以他们才千方百计地压制、麻醉和愚弄百姓。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压制、麻醉、愚弄成为千千万万的阿Q,他们才心安,才可以肆意妄为地作威作福。当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时候,国已危矣。

    三元里民众拿起锄头、铁锹、木棍,干了件非常长脸的事情。这事可以证明一点:这个民族并不都是苟安、隐忍、温顺的懦弱者,它有深蕴其中的强大的反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