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十可虑”
《南京条约》签署，还真不能说是耆英等大员卖国。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逼胁迫之下，耆英等人也没得办法，只能代表清廷低头认，签字画押。因为这事给耆英等人扣一顶卖国贼的帽子，还真是冤枉了他们了。
《南京条约》毕竟是个新玩意儿，大清上下对这个条约充满疑惧，一时议论纷纷。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就曾给耆英等大员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对签约后，处理夷务的种种疑虑。
刘韵珂继续发扬官场人精的滑头精神，在信中一口气向耆英提出了十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与英国人签订了条约，其他国家也跟风要签条约咋整；英夷说话不算数，继续勒索钱财咋整；老百姓和夷人发生纠纷，该咋处理；赦免“汉奸”，会不会让不法之徒钻空子，投靠英夷；英夷以后在各口岸修房子盖楼，不打算走了，这地方还算咱们大清的吗；处理夷务时，英夷再找借口动武，到时候该怎么办等。
刘韵珂一口气提出的十个新问题，我们权且将其称为“新十可虑”吧。这“新十可虑”比起以前上奏道光皇帝的“十可虑”密奏，水平和见识就差得远了。当时给道光皇帝密奏“十可虑”，讨论的重心是国内问题。刘韵珂对此熟门熟路，自然句句切中要害。
现在，大清从天朝上国突然跌份到了和英夷签合同，定条约地步，天朝的官员们真的是措手不及，不知道以后的工作该如何开展。刘韵珂的种种担心，其实就代表着大多数沿海官员的疑惧，虽然他们的一些疑问和担心，在今天看来，完全不是个事。
耆英将条约内容上奏道光后，道光下旨，“各条均照办理”。这就是说，大清的最高统治者认可了条约的内容，同意按照白纸黑字的条约执行。但不久，他又谕旨耆英：“此外一切紧要事件必应筹及者，均责成该大臣等一一分析妥议，不厌反复详明，务须永绝后患。”
签订了条约，还要“一一分析妥议”，希望达到“永绝后患”的目的，这说明道光皇帝心中也充满顾虑。
《南京条约》十三条，确实有些笼统，大清君臣不踏实、不放心，确实在情理之中。刘韵珂和道光皇帝的忧虑和担心，耆英本人也有。
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军的大炮就瞄准着南京城，当时不得不低头认怂，签下这个城下之盟。现在既然双方已经停战，为什么不再好好商量商量，把一切不太明确的事分条缕析明确下来呢？为什么不再坐下来好好谈谈，做些通融，为朝廷扳回一些损失呢？
耆英是这样想的，也就立刻这样做了。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廿七日（1842年9月1日），即《南京条约》签字盖用关防大印后的第三天。耆英发出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给道光皇帝上奏《南京条约》具体内容的奏折；另一份是给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送去的照会。在照会中，耆英提出对《南京条约》中不够具体详尽的内容，进行进一步交涉。
八月初二日（9月6日），道光收到耆英的奏折。此时道光皇帝谕旨耆英：“以上各节，着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
道光皇帝所说的“以上各节”，简单通俗地说，就是道光皇帝对下面几个问题的担心。
一、商欠。条约里说，大清支付300万银圆用以清理商欠。既然答应赔偿，区区300万银圆也不是个事。但朝廷替商人清理商欠，只能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出现商欠，谁欠的找谁要去，再不能找朝廷要钱。
二、汉奸。汉奸可以赦免，但是这些汉奸如果再作奸犯科，俺们就要按照大清律法收拾。这是俺们自己的事，和英国人没关系，你们不能找理由护着。
三、关税。海关关税可以商量一个标准，但货物过了海关，运到内地，我们该怎么收税，还怎么收税，你们英国人管不着。
四、英军撤离。赔款未付清前，准许英国人暂时占着定海县的舟山海岛、厦门的鼓浪屿小岛。等大清把款付清了，英国人就必须从这些地方滚蛋，不准耍赖。
道光谕旨耆英，把上面这些问题给英夷说清楚，而且要添注在条约里，保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以后再起什么幺蛾子。
道光谕旨里的要求，其实耆英大人早就先行一步，着手办理了。几日前耆英就照会璞鼎查，要求再次交涉。在战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交涉，君臣二人算是不谋而合，想到一块去了。但是道光和耆英君臣二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是清朝自己的内政，根本不需要和英国人商量。
璞鼎查见到耆英要求再次交涉的照会，顿时喜出望外。老奸巨猾的璞鼎查从照会中看出，耆英就是一个根本不懂西方外交法则的大傻帽。这个傻帽提出的愚蠢要求，正好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占便宜的绝佳机会。璞鼎查爽快地答应了继续交涉的要求，并开始盘算着如何在谈判桌上，再狠狠坑清廷一把。
2.十二条照会
耆英其实也是本着继续细化条约内容，力争在交涉中为朝廷扳回一点损失的目的，提出再次交涉的要求。
耆英给璞鼎查照会的大体内容为如下十二条，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一、五个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居住。但是你们做完生意就坐船回国吧，不必常年住在商馆。
大概准许英夷在五口通商之地居住，让耆英大人心里膈应得慌。华夷杂处，必生龃龉，容易酿出事端，让官府左右为难。所以不如让洋人尽可能不要久居，这样也好勉强维持一个华夷相安的局面。但是，这一条提议明显违反了《南京条约》的约定，英国人肯定不会答应的。
二、以后中英商人之间产生商欠，官府可以配合追讨，但绝对不会代为偿还。谁欠的找谁要去，不能让朝廷出面还钱。
道光皇帝的谕旨里也有这条，这并不是赔偿商欠的事，让清廷君臣觉得很吃亏。实际上他们明确地说，此种事情，下不为例，只是因为不愿意陷入华夷纠纷的麻烦中。可是，道光君臣不了解，此条压根儿不需要交涉。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商人之间的欠款是商业问题，政府根本不需要承担责任。
三、通商口岸只准货船往来贸易，不准兵船进入。五口通商以外的地方，英国货船和兵船都不得进入。
兵船不得进入他国领海领地，这是国际惯例。这完全是大清自己的主权，这个问题和英国佬商量个什么？
四、战争结束了，俺们在沿海各处要驻扎军队，修复海防设施。英国朋友你们不要介意，俺们这完全是为了防备海盗，不是针对你们。
在自己的地盘修筑工事，驻扎军队，还要和别国打招呼，这是什么道理？这完全是清廷正常的国防部署，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分内之事。耆英大人拿这条和英国人商量，显然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吓怕了，内心得一塌糊涂。
五、广东、福建等地的军民目前还不知道已经签了和约，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如果发生攻击行为，请你们不要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战争。
这事，朝廷应该赶紧通知广东、福建等地停战就可以了，不用低三下四地给英国佬说明。
六、朝廷会按时付清赔款，你们也要讲信用，按时撤军。舟山、鼓浪屿你们先占着，等钱彻底还清了，你们的军队要全部撤出。在你们占着舟山、鼓浪屿期间，士兵最好就驻扎在船上，不要到岸上居住。
付款的期限和撤兵的时间，白纸黑字，在条约里写得明明白白。但耆英大人还是不放心，所以再次专门强调。
七、驻扎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欺负大清的老百姓，不能阻拦大清的商船向其抽税。
这条字字句句还是透着耆英大人的担心，他对英夷真的不放心。
八、以后英国商民和中国的老百姓发生纠纷，“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中国老百姓）由内地惩办”。也就是说，发生了争端，各管各的人。
耆英提出交涉的诸条中，这一条最为糊涂。“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等于将清政府审判英国人的权力拱手让出，将英国人置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之外。
当初因为英国水手打死广东农民林维禧的案子，林则徐坚持要英国人交出凶手，一时间闹出许多纷争。耆英是个怕麻烦的人，所以他就想出了遇到纠纷，“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的办法。耆英大概觉得这样各家管各家的人，可以一劳永逸，避免华夷纠纷扩大化。孰料，此举让清政府失去了对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让英国政府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九、中国奸民犯法，逃匿英国货船、兵船，英方必须交送官府，不得隐藏庇护。
中国人犯法，官府追捕缉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论作奸犯科的家伙逃到哪里，只要是在中国地界，官府都有权搜查捕拿。但耆英却给英国提出“（人犯）逃匿英国货船、兵船，英方必须交送官府”的要求。这就等于将清朝官府到英国船只搜查捕捉犯罪的权力让出，而逮捕逃匿于英国船只上的人犯，就全靠英方主动交出了。靠人家通常是靠不住的，英国人可以上交人犯，也可以藏匿人犯，反正你们也不能上船搜查。如此，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日后就成了大清的法外之地，成为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的庇护所。
十、英国取得五口通商权利，但其他国家不能享有同等权利。他们要通商，只能去广州口岸。如果其他国家商人出现在广州以外的口岸，“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致生事”。
对于其他国家在广州以外的口岸通商，耆英大人要求英国人“与之讲解”，那要清政府各级官员干什么？这样处理外交，想想也是醉了。
十一、福州等口岸关税税率不一，俺们到时候按照广州的关税，制定一套规则，报请户部批准后，咱们双方遵照执行吧。
关税事关重大，是一国主权的象征。你拿着自家的主权，和英夷商量什么劲儿呢？
十二、大清皇帝已经同意在条约上加盖国玺，英国也要这样办。不能我们盖了国玺，你们不盖，显得我们很没面子。
耆英大人提出这条，还真不是为了外交对等，估计他心目中还没有外交对等这个概念。这条代表了耆英大人一个朴素的愿望——中英双方要互相给对方面子。
耆英主动照会璞鼎查，本是希望给大清扳回一些颜面和损失。但他提出的十二条照会内容，其实已经迈出了出卖大清主权的第一步。耆英大人的照会一发出，其实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成为卖国贼的门槛。
耆英本意是忠心体国的，但却在糊里糊涂中，踏上了卖国之路。
晚清，总是让后人感觉啼笑皆非，心生许多酸爽！
3.三大员各有去处
耆英提出的继续交涉的要求，令璞鼎查满心欢喜。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年9月5日），璞鼎查复照耆英，同意继续谈判。他还专门强调说，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必须是“由内阁奉谕，以便宜行办”的大员。
璞鼎查还装出一副公平公正的面孔，说耆英照会中的各条都十分重要，不如双方在谈判后，另外整出一份新条约，粘贴在《南京条约》之后，作为附约。
璞鼎查还积极主动地说，自己愿意提前起草这份新条约，以便双方谈判的时候，商量着办。璞鼎查用和善、公允的假面忽悠耆英，其实他已经准备刨个大坑，等着耆英往里跳。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末（1842年9月底），清政府按照《南京条约》要求，支付了第一笔赔款。英军也按照条约约定，从长江一带撤兵。
在撤兵前，璞鼎查专程向耆英等大员辞行。璞鼎查在辞行时和耆英约定，对《南京条约》诸多未尽事宜，将在广州进行新一轮谈判。
耆英是铆足了劲儿，准备到广州谈判，为大清扳回一些损失。但是，道光皇帝在战后的官员任命，使他的广州之行泡了汤。
鸦片战争失败，道光皇帝憋着一肚子邪火。现在英夷已经撤出长江，两江的夷务基本结束，道光就将心里窝着的不痛快，撒向两江总督牛鉴。
道光皇帝给牛鉴整了个“贻误封疆罪”的罪名，将他褫职逮问。牛鉴被抓进京后，经刑部、大理寺等议罪，被判斩监候。好在这种死刑缓期执行，大多是不会真的丢了命的。牛鉴后来并没被砍脑袋，而是关了几年就被加恩释放了。
牛鉴被撤职拿问，道光将两江总督的位子交给了耆英。至于到广州和英夷继续谈判的事，道光让富有经验的伊里布去办理。耆英钦差大臣、广州将军的头衔，也被道光全部交给了伊里布。
现在好了，签订《南京条约》的三大员各自都有了去处。牛鉴的官被撸了个干干净净，送进了大狱；耆英代替了牛鉴，成了两江总督；伊里布接替了耆英的职务，成了堂堂的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三个老家伙好似“驴推磨”，单单把牛鉴推进了大牢里。
鸦片战争这几年，伊里布也是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先前从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一头栽下来，被革职拿问，发遣军台效力赎罪；后来又被赏了个七品职衔，跟着耆英随营差遣；再后来升任乍浦副都统，跟着耆英办理抚夷和谈。如今，伊里布又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前往广州和英夷进行谈判。伊里布终于走出了人生的低谷，重新爬上了自己仕途的顶端。
耆英一心想去广州和英夷谈判，为大清扳回损失。但是道光皇帝让他留任两江总督，派伊里布南下谈判，这让耆英好不失落。其实，道光让耆英留任两江，并不是不重用耆英。在道光皇帝的心目中两江实在太重要了，必须交给最信任的人主持。而谈判的事，相比两江的战后重建，也不算什么大事。
伊里布大起大落，再次被拱上了高位，完成了仕途生涯上的一次完美逆袭。只是，这老头儿此时已经老病缠身，距离油尽灯枯、寿终正寝不远了。
南京谈判期间，70多高龄的伊里布就已身染疾病。赴任广州后，伊里布这把老骨头还没好利索，他是带病奋战在“卖国”谈判的第一线的。
到广州后，首先要和英国人谈判关税细则。面对繁复琐碎的关税条款，年老体弱、疾病缠身的伊里布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弄明白。好在伊里布赴任广州，道光皇帝还给他配了一个助手——前江苏按察使黄恩彤。
黄恩彤先前参与了南京谈判。《南京条约》签订后，朝廷以黄恩彤议和有功，给他授予了一个二品职衔，随伊里布南下广州，协助伊里布同英国人谈判。
伊里布年老体弱，而且还病怏怏的，所以议和的重担就落在黄恩彤的身上。黄恩彤是读圣贤书、走科举路的大清官员，对外交和贸易的事情也是两眼一抹黑，基本是啥也不懂。
这时，官场老油条伊里布悄悄给年轻的黄恩彤支了一招：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可细针密缕去缝。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关于关税的谈判，就按照英国人的思路，基本确定下来了。
在和英国人谈判期间，广州地界一直不平静。英国人按照《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的约定，要进入广州城里居住和贸易。而广州官绅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对洋鬼子没有好感，坚决抵制。以至于发生多起诸如“焚烧夷楼”的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英国人要进城，广州民众坚决抵制。道光皇帝担心英国人以此为借口，再起战端，便命令广州方面弹压民众。
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英夷，他们依据《南京条约》的约定要进城；另一方面是群情激奋、坚决抵制的广州官绅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另外还有朝廷不得再起战端的指示。在几方面压力之下，病怏怏的伊里布终于支持不住，挂了。
《清史稿》记载：“（伊里布）至粤，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忧悴。逾月病卒。”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1843年3月），伊里布倒在了“卖国”的第一线上。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衔，谥号文敏。
伊里布一死，谈判中断了。英国人眼看就要到手的种种好处面临泡汤的可能，这可是璞鼎查不愿看到的。于是，他就扬言要开着军舰，北上两江找耆英去谈判。
清廷这时候十分配合，你们要找耆英谈判，那就让耆英去谈好了，何必再开着军舰来呢，那玩意儿怪吓人的。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1843年4月），耆英被再次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前往广州，接替伊里布，继续和英夷谈判。
只要抱定一颗执着的“卖国”之心，机会总会到来的，耆英大人努力吧！
4.耆英的制夷之法
璞鼎查扬言要开着军舰找耆英去谈判，而耆英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广州。这时候，为了稳住英夷，避免他们开着军舰北上，再惹出麻烦。在广州的清方代表黄恩彤向英方提议，谈判继续。
既然耆英大人正在赶赴广州的途中，璞鼎查也不必开着军舰北上了。于是，双方的谈判继续进行，地点从广州换到了英国人占据的香港。
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初七日（1843年6月4日），耆英到达广州。此时，中英之间的谈判也基本差不多了。
五月廿六日（6月23日），耆英在黄恩彤的陪同下前往香港，和璞鼎查会谈。
耆英一直积极踊跃要求同英夷谈判，是因为他自认为找到了和英夷打交道的正确方法，对自己为大清扳回利益充满信心。通过南京和谈中与英夷的接触，耆英慢慢产生了自己一套对付洋人的理论。
耆英曾上奏道光皇帝说：“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而后能制之。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即生擒矣，是知其性而后能获之。今若深知其性，断可以慑其心胆，而更可以早行蒇（完成）事，此亦必然之理。”
耆英所说的意思，大体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要了解了英夷的性情，就有收拾他们的办法。
在同英夷打交道的过程中，耆英发现，英夷有礼貌、守信义、重视合同、讲求诚信。于是他就觉得掌握了英夷的心性，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耆英对付英夷的办法，简单说就是示以信义、用私交笼络。
当初在南京谈判成功的庆功宴上，耆英让璞鼎查张大嘴巴，自己则拿着蜜饯梅子，准确无误地隔空投进璞鼎查的嘴里。这种投梅游戏倒是其乐融融，但英国人该咋谈判还咋谈判，该怎么坑大清，还怎么坑大清。私交对于国家外交的作用几近于无。
南京和谈之后，耆英对璞鼎查的示好和拉拢更是花样百出。他给璞鼎查的私人信件写得亲昵而肉麻，称璞鼎查为英地密特（intimate的音译，表示亲密）的朋友。在香港期间，耆英当着璞鼎查的面，要认璞鼎查的小儿子为干儿子。两人还私下交换彼此夫人的照片，以示关系密切。
用中国的话说，耆英和璞鼎查可谓是私交甚笃，但这丝毫不影响璞鼎查在谈判中可劲儿地给大清挖坑，骗取英国的对华利益。在香港的谈判，璞鼎查顺着当初耆英提出的十二条照会意见，一步一步将耆英带入沟里，悄悄攫取中国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843年6月28日），耆英在香港和璞鼎查会谈结束，返回广州。此时，中英关于《南京条约》的善后谈判基本定型。
六月廿五日（7月22日），璞鼎查率先公布了中英双方基本议定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耆英也在两天后，将此谈判结果上奏朝廷。清廷在军机大臣和户部核议后予以批准。从上奏到批准，文件在广州和北京一个往返，等耆英收到朝廷批准文件，已经是闰七月十四（9月7日），此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已经开始执行42天了。
可以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是货真价实的卖国条约。因为在这个条约里，大清实实在在地丢失两项国家主权。
一是大清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了大清各通商口岸收取的进出口税税率为值百抽五，同时免收口子税。双方协定的税率固定，大清无权再作更改。值百抽五是当时国际贸易的最低税率，单此一项，清政府就已经吃了大亏，再加上清方无权更改税率，耆英等人卖国的罪名完全就可以坐实。
可是，耆英还乐呵呵地觉得，大清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此前清政府海关抽税为值百抽三、值百抽四，现在明显是涨价了，岂不是占了便宜，替大清扳回了损失？
二是英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简单地说，就是一国的驻外领事，负责管理他们的侨民。如果他们的侨民在所在国犯了法，所在国无权进行审判，而是由领事根据他们本国的法律，对侨民进行审判和制裁。领事裁判权说到底，就是外国侨民彻底脱离了所在国法律的管辖，而是由他们本国的驻外领事说了算的一种非法特权。
英国当初本没有奢望会获得此项权利。导致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的原因，就是耆英当初给璞鼎查照会的第八条：“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既然耆英本着各家管各家人的原则，将中国主权让出，璞鼎查自然乐呵呵地代表大英帝国欣然接受。
从此以后，英夷在大清的地盘上为非作歹，清政府的官员只能“有看法，没办法”；惩处作奸犯科的英夷，只好期望英国领事凭良心判决了。耆英不懂外交，不懂国家主权的边界，就这样糊里糊涂出卖了国家一项重要主权。
5.《虎门条约》
耆英大人在谈判中卖国，还不仅仅体现在《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中英之间的善后谈判还在继续，耆英将国家主权拱手让人的糊涂行为也在继续。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1843年10月8日），耆英和璞鼎查在广州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史称的《虎门条约》。先前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则成为《虎门条约》的附件，继续生效执行。
《虎门条约》中，英国大有斩获，他们又攫取了清政府另外两项国家主权。
其一为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关于此条表述为：“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英国人在条约里，以一种卑下的口气，表示大清如果给予其他各国什么权益，英国也要“一体均沾”。此条让英国占了便宜，也让其他国家找到占便宜的借口。从此以后，其他列强都纷纷援引此条，有了便宜，他们都要“一体均沾”。大清被实实在在地坑了。
其二为英国军舰进入通商口岸的权利。任何国家的武装船只，未经允许无权进入他国领海领地，一旦进入，形同入侵，这是基本的国际惯例。但耆英等人和英国人谈判议定的《虎门条约》却有这样一条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借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
这条准许了英国官船进入通商口岸，行使所谓“约束”商人水手的职责。从此以后，英国军舰就在“约束”商人水手的名义下，进驻通商口岸，随时可以向大清施加军事压力。
耆英当初巴巴地给璞鼎查照会，要求继续交涉。璞鼎查利用了耆英的十二条交涉意见，最终谈成了《虎门条约》，使英国获得了更多权利。
一心想替大清扳回颜面和损失的耆英大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此次谈判中上了当，反而觉得自己抚夷有功，为大清的东南换得了和平与稳定。
当然，这个卖国的锅，也不应该由耆英一人去背。所有参与谈判的大清官员，朝廷军机处和户部负责审核复议的大臣，最后批准的道光皇帝，他们都在不知不觉、糊里糊涂中拱手让出了国家的主权。要说卖国，大清当时应该是君臣一体，凡是参与者，都应该背负卖国的罪责。
6.鸦片走私合法化的讨论
中英双方从南京谈到广州，从广州谈到香港，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可对引发战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鸦片走私，未达成任何协议。
早在南京谈判的时候，英国方面就曾提及此事。最先提及鸦片贸易问题的是英方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小马礼逊。
按照英国的法律，鸦片贸易并不违法，所以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商人进行鸦片贸易。清政府实行禁烟政策，这也是其国家内政，不容干涉。在鸦片走私的问题上，两国法律存在差异。
于是，小马礼逊就建议，让清政府放弃禁烟政策，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小马礼逊还用算账的手段，诱导清方谈判代表说，如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每年巨大的贸易量会给清政府带来巨额的关税收入。
小马礼逊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好处，诱使清廷放弃禁烟政策。这表面上好像是替清政府考虑，实际上暗藏祸心。如果真如此，英国商人不但可以摆脱走私鸦片的罪名，而且还会为英国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耆英不敢对这个问题表态。因为道光皇帝绝对不会自打自脸，收回禁烟政策。可是，既然英方提出鸦片贸易问题，不予回应也不是个事。
经过一番思虑后，耆英向英方提出了自己的办法。他可以奏请大清皇帝放弃禁烟政策，但条件是：必须由英国全权公使担保，保证清政府每年从入口鸦片中获得300万元的税收，而且必须先一次性预付五年，共计1500万元；英国全权公使担保的期限为十年，在这十年中，不管每年鸦片贸易额是多少，英方应该缴纳的税收一分也不能少。
英国全权公使凭啥替你们做这个担保，况且还没贸易，你们就要收钱，一次性还要收五年，这跟抢钱有啥区别？如此苛刻的条件，璞鼎查当然不会答应。南京正式谈判期间，鸦片贸易的事就被搁置起来。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廿一日（1842年8月26日），即中英南京谈判所有条款都已议定、英方向中方交付条约文本的那一天，耆英在南京的上江考棚大宴中英谈判人员。宴会上，耆英表演了隔空投梅的绝技，给璞鼎查嘴里塞满了梅子蜜饯。其乐融融的宴会之后，璞鼎查又重提鸦片问题。
可璞鼎查刚一开口，中方代表就表示，不愿讨论这个问题。璞鼎查无奈，只好说：这只是当作私人谈话的题目。这样，中方代表才有了谈论这个话题的兴致。
有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不禁止在英国属地种植鸦片？为什么不禁止鸦片贸易？为什么要将鸦片走私到中国害人？
璞鼎查回答道：禁止鸦片种植和贸易，不符合英国宪法，英国政府没有权力这样做。即使英国政府使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种植，对中国也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食鸦片的恶习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贸易从英国转到别国手中。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部销于中国。假使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总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
接着，璞鼎查趁机蛊惑说：“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清方的代表们纷纷表示璞鼎查说的有道理，但也一致认为大清皇帝不会听从这样的议论，断然不会取消禁烟的政策。英方试图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讨论，又一次失败。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1843年9月），《虎门条约》的谈判期间，璞鼎查又一次提出鸦片贸易问题。耆英以未上奏大清皇帝，自己不敢变更天朝法律为由，拒绝了英方的提议。
耆英心里清楚，如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就等于承认了英方战争的合理性，这会使清廷既输了战争，又输了法理。真到了那个时候，举朝上下肯定会把耆英当成国贼，人人得而诛之。这个黑锅，耆英才不会去背。
其后，清廷依然严令各省，查禁鸦片，抵制鸦片走私。道光二十三年九月（1843年10月），道光谕军机大臣等：
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着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在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明确鸦片为违禁品，对走私者，中方有权查禁处理。
但是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毕竟不同于战前，清政府的在外国商人中已经没有了权威。鸦片贩子们依仗着战争后各国从中国攫取的贸易特权，明火执仗地进行走私。沿海各级官员不愿引起纠纷，对鸦片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就形同虚设，鸦片走私越发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