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京条约》签署
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战争的态势已经很明显，大清败局已定。道光皇帝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应允钦差大臣耆英等大员同英方接触，进行议和。
谈判本就是强者为王的事情，大炮架在南京城门口，清廷还有什么争执的底气。谈判基本是按照英方的意图进行，英国人先提出草案，再翻译成中文，然后和清政府谈判代表讨论。
清政府谈判代表，无论是负责前期接触的张喜等小人物，还是后期实际进行谈判的官员黄恩彤、咸龄，再到地位更加尊崇的耆英、伊里布、牛鉴，没一个懂得英文。他们只好等英国人草拟好英文条款，再翻译成中文，然后才能进行讨论。如此一来，谈判就成了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的事，哪里还有什么主动权。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1842年8月14日）上午，南京城外静海寺，清政府以江苏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为代表，正式和英方谈判。
七月十二日（8月17日），英方将根据会谈的情况拟好的条约草案交与中方。
七月十四日（8月19日），双方会谈，英方详细说明条约各条款，中方表示无异议。
七月廿一日（8月26日），英方正式交付条约文本，中方接受，至此议和已成。
七月廿四日（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耆、伊、牛三大员在条约上签字并盖用关防。《江宁条约》，即今天所说的《南京条约》，正式签署。
谈判进展得如此迅速，这与耆英等大员急于尽早得到停战承诺的心态有关。为了尽快忽悠这些英夷瘟神离开，让北京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早日安心，耆英等大员显得急不可耐，一点都不淡定。
在耆英等中方大员的心目中，所谓谈判，就是忽悠英国佬尽快停战撤兵，早日向道光皇帝交差。至于如何仔细推敲和约的条款，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这确实是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想，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耆英等人轻率地签字画押，连英国人都觉得看不过眼。当时参与谈判的英国海军军官利洛，在其后来所写的《缔约日记》中这样描述道：“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的字句与语法。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因此等他承认条约以后，就要求大臣将运河中的船只转移到江中。”
《南京条约》签署，历时三年之久的硝烟散去，鸦片战争结束。
《南京条约》的原件之一由英国政府保存，另一份正本寄存在台北市的故宫博物院。其详细条款，各位看官请参看本书附录。
总体来说，《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主要内容可大体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
二、五口通商。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三、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圆，其中600万赔偿被焚鸦片的烟价，1200万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偿还商人债务。所有款项分四年交付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每100银圆应加利息5银圆。
四、割地。清朝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五、另订关税则例。清朝政府将以公平的原则颁布一部新的关税则例，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六、废除行商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七、释放战俘，赦免在战争期间与英国人有交往的中国人。
割了地，赔了款，大清一厢情愿的天朝上国迷梦，再也无法维系。在我们惯常的历史叙述中，中国自此以后，就从光辉灿烂的古代历史，断崖式地跌入了积贫积弱的近代历史。我们先不说这样的叙述是否合理，但必须承认，《南京条约》的签署，确实具有中国历史分水岭的意义。
从此，中国历史翻开屈辱的一页。
从此，中国历史也走出了王朝更替的封闭循环，在危机四伏中，迎来新的机遇。
2.强盗的逻辑
《南京条约》签署距今已一百七十多年，这足够我们拉开历史的距离，用当今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必须承认，《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逼迫清廷低头认。这就好比一个强盗闯进家里，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交出银行卡并说出密码一样，其行为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英国这个闯进大清国门的强盗，他们并不是完全为了讹你的钱、占你的地盘。他们把刀架在大清的脖子上，就是要逼迫大清答应，从此以后，大清得按照规则出牌，好好做生意。
割占香港，英国是为了要一个可以停船休整的港口。赔偿货款、商欠，是为了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当然，替那些鸦片贩子的出头，这本身就不大光彩。至于赔偿军费，这是欧洲当时的通例，你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掏钱赔款。
自古强权就是真理，强盗自有他们的逻辑。
相比勒索金钱，霸占地盘，英国更为看重的是开放口岸、派驻领事、平等外交、废除行商、另定税则等条款。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为英国所产出的大量商品，寻找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保证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到优势地位，不要像以前那样，老是吃亏。
开放口岸，做生意的地方就多了，不再局限于广州一地。派驻领事，以后英国商人就有了领导，不再受大清官员的欺负和盘剥。平等外交，从此你们得把我们当回事，不能总是牛哄哄的，把我们当孙子对待。废除行商，是因为这些浑蛋凭借朝廷给予的权利，垄断市场，低买高卖，在贸易中坑人无极限。另定税则，是因为你们的各级官吏太不是东西，收钱的名目繁多，没有规矩。
英国漂洋过海来揍你，就是要一个好好做生意的规则和环境。于是，他们通过《南京条约》，强行将清廷拉入到他们的贸易体系中来，让清廷按照他们的贸易规则行事。
抛开割地赔款这些明显的不平等条款，单就从开放口岸、平等外交、废除行商制度、另定税则标准等旨在通商贸易的条款而言，《南京条约》其实也算给封闭的大清提供了一次敞开国门，和世界交流的机会。
世界已经突飞猛进，再这样关起国门，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里，大清吃更大的亏，受更大的罪，那就是早晚的事情。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大清若能在此时顺应时变，实行改革，那么这些条款也算是帮助清廷步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为中国打开了近代化的大门。
可惜的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清廷是不可能马上清醒和觉悟的。大清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走出的落后政治势力，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下，占据了华夏大地，窃据社稷神器。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沿用传统的治国方式，坚持以农为本，尊崇孔孟之道，就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希望这样的政权抓住历史的机遇，进行近代化改革，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清廷不可能超越自身的认知局限，一夜之间从传统的农业思维转向近代化的商业思维。所以即使是机会，他们也无法把握。中国的近代化，还得在付出更多代价后，才能艰难起步。
3.天朝上国的体面
据《清宫补闻》记载，道光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晚上，彻夜不眠，绕殿逡巡，不停地拍案叹息。上谕发下后，他连连流泪，说是对不起祖宗。
道光皇帝觉得堂堂大清向英夷低头，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割地赔款，心疼的并不是钱和土地，而是痛心天朝上国经此一役，颜面尽失。
其实，割地赔款，对清廷的损伤并不是太大。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区区2100万银圆不过毛毛细雨。至于香港一地，鸟不拉屎的小地方，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赏借”给英夷停船休整，也算是天朝皇恩浩荡，怀柔远夷。
大清赔偿英国军费、货款、商欠，共计2100万银圆。当时中英贸易中，英国商人大都使用西班牙殖民墨西哥期间，在当地铸造的币面花纹有西班牙国王肖像的银圆。条约里所说的2100万银圆，指的就是这种银圆。这种银圆一枚约合银7钱，2100万银圆大约合银1470万两。
在道光年间，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四千万两左右，而作为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财政支出并不算多，所以每年财政皆有结余。据《清史稿·食货六》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奇。”
道光二十二年就是1842年，即鸦片战争进行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大清被英国鬼子揍得鼻青脸肿，京杭大运河漕运也被阻断。按说，这一年正在打仗，财政收入应该有所缩减，而打仗又要养兵，保证后勤补给，是最烧钱的事情，政府支出肯定暴涨。可这一年大清的财政收支结果是：结余了564万两白银。由此推断，在不打仗的和平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会更多些，支出也会少一些，当然结余就远不止564万两白银这个数了。
既然大清财政收入一年就结余500多万两，区区2100万银圆，合银1470万两，对不差钱的大清而言，也真不算个事。用几个小钱，买个国泰民安，这个生意对一心求得统治安稳的清廷而言，绝对划算。
对于割让香港，清廷官员也没什么大的反应。香港岛面积不足80平方公里，除了有几个小渔村之外，就要啥没啥了。当初，琦善和义律捣鼓了一个《穿鼻草约》，把香港“私许”给英国人，而京城里的官员们，压根儿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巴麦尊也对割占香港很不满意，他说：“（香港）鸟不生蛋之地，一间房屋也建不成。”就这么个荒岛，区区百里之地，“赏借”出去，真的不算个事。
至于释放战俘、赦免“汉奸”的条款，这更不是事。仗都打完了，两国从此“永存平和”，那么战俘就该打发回去了，留着他们还得天天管饭，耗费粮食。至于和英夷往来的“汉奸”，不过都是些贪图几个小钱的斗升小民，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赦免就赦免了，这正好可以体现天朝的宽宏大量。
另定关税例则、废除行商制度这两项条款，对昧于近代商业制度的清廷而言，也无大碍。
总之，就诸多具体条款而言，清廷接受起来也并不是很困难。让大清皇帝和各级官吏耿耿于怀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南京条约》损伤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当时担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条款后，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阅江南钞寄合同（即条约），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代何以善后。”
李星沅进士出身，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儒学官员。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在江苏任职，对战争形势比较了解。他知道大清是干不过英夷的，所以对停战议和，是积极拥护的。
看到《南京条约》，李星沅对条约是否平等，没一句话的评价。让他忿忿不平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他觉得这些丢人的事，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不好给后世交代。也许在他的逻辑里，这些丢人的事，偷偷摸摸地做了就行，写在纸上就是摆明了欺负人。重视面子的中国式思维，与英夷讲究契约的做法碰到一起，对撞出的不是火花，而是笑话。
4.到底是哪里不平等？
今天之国人，应该从更全面、更辽远的视角去审视《南京条约》。
首先必须明确，《南京条约》是英国武力胁迫下签署的，但就其产生的方式看，就是极不平等的。近来有论者说，《南京条约》大体公平，这是断章取义，不值一驳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南京条约》确实存在一些相对平等的条款。譬如，第一款的约定是：“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这条规定中英互相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对中英两国同时提出的要求。虽然在具体执行中，英国人来中国的多，中国人去英国的几乎没有。但就条款而言，没啥毛病，说其平等，也不为过。
又如官员之间平等外交的条款，这让清廷的官员觉得十分憋屈，毕竟曾经的高高在上从此以后无法继续。但今天看来，两国外交，就该如此。唯有平等才好商量着办事，如果一国把另一国当孙子，还有啥外交可言。
开放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一条款，大清上下都觉得不爽。广州、福州等地老百姓为抵制外国人入住，还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斗争。但今天看来，让外国人住进来，彼此多些交往，总比关起大门，继续封闭愚昧好些吧。
当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南京条约》里有些貌似平等的条款，其实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其中另定税则一条，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制约极大，为害尤深。
在当时清廷官员眼中，唯有此条算是公平合理。后来在作为《南京条约》补充细则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里，英国人大方地给出了逢百抽五（即5%）的关税税率。大清谈判代表黄恩彤、耆英等官员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因为这个税率比大清以前的逢百抽三、逢百抽四的税率还高。
不懂国际贸易规则的大清官员，显然不知道，议定税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就得按照这个执行；对一些特殊商品，清政府失去了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
就是因为这个议定税则，让中国传统经济在日后受到严重的挤压。洋米洋面、洋布洋火、洋钉洋盆此后渐渐涌入中国，让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日渐凋敝。
由于时空不同，认识角度不同，故而当时清廷所认为的不平等，和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时所认为的不平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今天，我们跳出具体的条款，看到的是，英国将中国强行拉进了世界贸易体系。这种强拉硬扯，让清廷措手不及，跌跌撞撞入了局，糊里糊涂地开始了贸易竞争。这才是所有不平等中最大的不平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南京条约》使封闭的国门开始打开，中国历史千年不变的王朝更替式的循环被打破，历史开始向新的方向前进。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开始。
《南京条约》也开启了中国走向近代化，进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