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火烧夷馆”事件
《南京条约》第一条中说：“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
战争之后，清政府和英国政府都真诚地希望“华英人民，彼此友睦”，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清政府打不过人家，只能低头认，割地赔款，以此换得两相罢兵，彼此和平。在此情势之下，它自然不愿另起波澜，再生事端。
英国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条约，达成了既定的战略目的。战争之后，又在谈判中攫取了巨大权益，占足了便宜。他们自然也没有破坏和约的意思。对英国而言，按照条约约定进行贸易，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故而，在中英两国官方层面上，双方的和平愿望是真心实意、不容置疑的。
实际的问题是，双方毕竟曾刀兵相见，炮火往来，战争已经撕裂了原先和平友睦的基础。现在要心平气和地握手言和，彼此友睦，似乎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实现的。即便官方有必须和平的认识高度，但老百姓可不容易马上转过弯来，立刻产生紧跟官方的思想觉悟。所以，《南京条约》签订后，被定为通商之地的五个口岸，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华夷冲突。其中广州的华夷冲突最为严重，在签订条约的三个月后，便爆发了“火烧夷馆”的群体性事件。
“火烧夷馆”事件发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1842年11月8日），起因缘于一场民间普通的骂街吵架。
当日，有个洋商雇用的中国仆役，上街买东西时耍横不给钱，还与卖货的小贩发生争吵。周围的广大“吃瓜群众”看不过眼，就帮着小贩骂这个耍横的仆役。这个仆役看群众人多势众，于是跑回洋人商馆请他的洋主子帮忙。
洋主子为了给自己的奴才出气，提着火枪出来，胡乱放了几枪，打伤了围观群众。洋人放枪伤了人，这还得了。于是，愤怒的群众越聚越多，事情顿时闹大了。那个放枪的洋人一见惹出了乱子，赶紧跑回商馆，闭门不出。
到了夜间，洋人商馆突然起火。不用说，纵火的肯定是气不过的广州老百姓。大火熊熊燃烧，引来无数看热闹的群众。这些老百姓不但不救火，而且还喊着“驱逐洋夷”的口号，欢天喜地地吓唬这些洋人。
火势越来越大，瞬间就将洋人商馆包围。洋商们手忙脚乱地抢着往外搬运货物。而围观的广州老百姓们索性趁乱哄抢，肆意糟蹋。
广州各坊间救火的水车赶来时，老百姓纷纷上前阻拦，不许水车靠近救火。官府派出士兵赶来救火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远远地投掷石块，打得救火的官兵鼻青脸肿，仓皇而逃。
官方和民间的救火者都指望不上了，火势肆意蔓延，直烧到第二天上午才熄灭。洋人的商馆、货物全都化为灰烬。
商馆被焚，英国人自然不答应，他们便找广州官方算账。此时在广州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已经病入膏肓，实际主政的是两广总督祁贡。在祁总督的治下，老百姓闹出事端，他就必须负责。面对气势汹汹前来问罪的英国人，祁贡十分被动。为平息事态，祁贡便将十个带头闹事的家伙砍了脑袋。然后又出银二十多万元，赔偿洋商损失。
“火烧夷馆”的事被祁贡施展铁腕手段弹压下去了，但民间对洋人的仇视情绪却不断累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广州士绅们出于对地方治安和英人报复的双重担心，纷纷行动起来，出钱出力，组织团练。
“火烧夷馆”事件过后不久，在大街小巷，突然贴出了一张叫“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大骂英国道：“其主忽男忽女，其人若人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虺。惟蚕食夫南夷，辄夜郎以自大。”
同时还号召民众奋起抗击英夷，畅想出一幅“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的壮阔场面。
在这个檄文的最后还说：“此檄贴后，士民商贾，各宜守护。倘有私揭，即系汉奸。见者即拿获送至明伦堂，鸣鼓齐众，交官严办。凡读此文而奋感者，即优隶亦为忠义；如阅此檄而阻挠者，虽缙绅亦为贼子。务各自爱为望。”大有绑架所有人一起爱国，与英国佬死磕的架势。
广州老百姓本来就对英夷和其他各国洋人心怀不满，现在出了这样一份大字报，更是煽惑得大家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华夷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钦差大臣伊里布面对强横的英夷与汹涌的民情，忧惧不已，最后终于油尽灯枯，一命呜呼了。
2.“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案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出自一个叫何大庚的老秀才之手，负责修改并刻印张贴的是一个叫钱江的监生。
何大庚，浙江绍兴人，秀才出身。绍兴是盛产师爷的地方，何大庚也不例外，干着他们家乡的特色职业，成为众多绍兴师爷中的一员。鸦片战争爆发前，何大庚就来到广州，先后在广州知府余保纯、驻澳门道员易中孚的手下做随员和幕僚，后来还曾一度给林则徐打过工。
林则徐被罢黜之后，何大庚就下岗失业了，只能靠给人教书混口饭吃。何大庚从官府的幕僚混成一个穷教书匠，这与他本人性格有很大关系。在广州做幕僚期间，何大庚认为凡是商人，都有汉奸的嫌疑。而官府幕僚又多和商人交好，所以，在何大庚的眼里，官府的机密都被幕僚们泄露给汉奸商人。
何大庚的主观臆断，让他看官府的幕僚和广州的商人，人人都不顺眼。于是，他就开始骂人，基本上是逮着谁就骂谁。一直骂得人见人躲、鬼见鬼避，大家都不待见他。林则徐离开广州后，何大庚彻底失势，只能靠教书度日。
何大庚常宣称，自己胸中有平定英夷的妙计良谋，只是广州官员个个昏庸，不能采纳他的计谋。按照后来刑部对何大庚的判词，他已年逾古稀。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整天牢骚满腹，见谁骂谁，行事不着调，简直就是愤青中的“至尊宝”，二杆子里的“战斗机”！
钱江是浙江长兴人，监生出身。钱江的监生是通过纳捐买来的，并不是认真读书考出来的。但这并不影响他自命不凡，企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鸦片战争期间，他就从浙江跑到广州，想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之时，出人头地，建功立业。
但到广州后，钱江混得十分悲催，很不受广州士大夫待见。按照时人梁廷楠在其所著的《夷氛闻记》中记载，钱江“在粤不为士大夫所齿”，“所交多为不平”。
何大庚和钱江际遇相似，境况相同，自然志同道合，成了朋友。他们整天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大发牢骚。广州火烧夷楼之后，这两个爱国老愤青看到机会，他们觉得民心可用，于是就写出“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的大字报。
何大庚和钱江不但四处张贴大字报，而且还在广州府学明伦堂召集会议，要求广州民众“按户抽丁”组织团练，还要大伙捐钱捐物，支持他们训练团丁，抗击英夷。
何大庚和钱江都是浙江人，在广州全无根基，混得悲催无限。他们号召组织团练，响应者寥寥。地方团练牵头的，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士绅，哪里轮得上他们两个外来户？所以他们在府学明伦堂的会议，并未取得实际上的效果，更没有获得广州各方民众的实际资助。
钱江看此计不成，便另生一计。他决定亲自到两广总督衙门去情愿，要求朝廷毁约再战。两广总督祁贡正愁找不到四处张贴大字报，煽惑民心的人，没想到钱江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于是，祁贡就毫不客气，将钱江捆了，丢到大牢里去了。不久，何大庚也被捉拿。两个老愤青企图假借爱国之名作秀，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将自己搭赔进了监狱。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1843年4月），刑部对钱江、何大庚等做出判处。钱江革去监生，发遣新疆充军。何大庚革斥生员功名，按律杖一百，徒三年，但鉴于何已年过七十，所以免于刑罚，只办了个遣送回原籍看管。
汹汹一时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案，就这样被广州官方弹压下去了，但华夷对立冲突的情况并未改观。华夷冲突有如按下葫芦浮起瓢，不断上演。
3.广州反入城斗争
《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璞鼎查按照这一条款，要求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居住。
而对这一条款解读，清方和英方各有不同。在清方看来，按《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城邑”并不等于城内，条约并未给予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居住的权利。于是，拒绝英方入城的要求。
在《南京条约》的英文文本中，“港口”和“城邑”都被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城市和城镇）。据此，他们认为条约准许英国人进入城内居住。
《南京条约》只有中英两种文本，再无第三方文本。于是中英双方就各说各有理，争执不下。
当英国人要入城的消息在广州传开后，广州的士绅们不答应了。在这些严守华夷大防的读书人眼中，金发碧眼的洋鬼子，性如犬羊，形同禽兽。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堂堂华夏子孙岂能与这些蛮夷同城而居。
广州的老百姓也不答应。因为在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烧杀掳掠，没少祸害广州老百姓。现在这些洋鬼子要光明正大地进城，谁知道以后彼此之间会生出什么事端。
在英方眼中，进城与否，事关尊严。过去洋商在广州，备受歧视和盘剥，憋屈得就像龟孙子。现在，战争胜利了，就该高调入城，出一出郁积已久的恶气，展示他们作为胜利者的特权和身份。
英方咄咄逼人，坚决要求入城。在外交上一向软弱的耆英等大员，顶不住压力，最终同意了英方的要求。此时，广州群情激奋，士绅和民众纷纷行动起来坚决抵制。当时，广州士绅领导的团练达数万之众，声势浩大。他们日夜操练，扬言不惜一战，也要阻止英人入城。
面对民间不惜一战的压力，耆英只好对英国人苦苦相劝，请求暂缓入城。殖民经验丰富的璞鼎查也觉得，在广州士绅民众普遍抵制的时候坚持入城，非但不会给英国人带来实际意义的好处，而且还会惹出麻烦。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同意暂不入城。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璞鼎查卸任英国对华全权代表和香港总督，被英国政府召回。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就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
德庇时上任后，又重提英人入城一事。耆英知道准许英国人入城，势必引起广州各方民众的反对。于是他只能对英方好言抚慰，并表示官府正在积极地说服士绅，疏通民情，请英方宽限入城的时日。
德庇时耐心地等了半年多，但入城的事情依然毫无进展。恰好此时，清方按照《南京条约》的约定，付清了最后一笔战争赔款，英方也应依约从舟山撤兵。德庇时趁此机会，便以不让入城就不归还舟山来要挟。
面对德庇时的要挟，耆英使出忽悠大法。他一面私下致信德庇时赔礼道歉外加诉说委屈，另一面同英方签下归还舟山的条约，在条约中承认英人有入城的权利，但何时入城，则含糊其辞为：“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
其后，英人入城一事又被拖延下来。
德庇时发现自己上了耆英的当，于是邀请耆英到香港商谈。在香港期间，德庇时态度强硬，威胁耆英说，再不解决入城问题，英方就只能武力解决，强行入城。德庇时一强硬，耆英就了。他奏明朝廷，获得批准后，就着手办理准许英人入城事宜。
道光二十五年腊月十六日（1846年1月13日），耆英和时任广东巡抚的黄恩彤联名发出告示，准许英人入城，明令省城内外绅民人等不得阻挠；同时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方秘密接洽，商定入城的具体细节。
告示一经贴出，广州城里就炸了锅。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将官府张贴的告示撕得粉碎。不久，街头巷尾又出现各式各类大字报、小字报，内容都是指斥官府昏庸怯懦，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坚决阻止英夷入城。其中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骂耆英是汉奸卖国贼，并说：“倘有不测变端，我中华百姓，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
腊月十八日（1月15日），广州知府刘浔同英方接洽完毕，回到府衙。这时，许多获知刘浔和英国人秘密商议入城事宜的老百姓，操起家伙就赶来同他算账，把刘浔吓得赶紧翻墙逃走，跑到耆英处躲避。
火气正旺的老百姓没逮着刘浔，就冲着广州府衙的办公设施出气。他们甩开膀子一阵打砸，然后一把火烧掉了刘浔的朝珠公服。烧了朝珠公服还不解气，索性再放火烧了广州府衙内署的几间房子，然后才扬长而去。
士绅民众情绪激动，随时会引起民变。耆英不得不顺应民意，一边发出布告，拒绝英人入城，另一边照会德庇时，乞求再宽限时日，暂缓英人入城。广州士绅民众此时已经集结团练，发出公檄，准备袭击英人商馆，同英夷开战。德庇时一看事情闹大了，也不敢再强硬，入城的事情再次搁置起来。
4.老百姓不答应，官府也没办法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有六名英国人在佛山遭到石块袭击，德庇时顿时有了找茬儿生事的借口。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1847年4月2日），德庇时率领军舰二十余艘，士兵千余人攻占虎门，并将虎门炮台上的大炮的炮眼全部钉上塞子。
二月廿一日（4月6日），英方舰炮对准广州，摆出攻城的架势。广州的各处团练也剑拔弩张，准备迎战。耆英害怕战端再起，于是急忙照会德庇时，承诺两年后，保证让英国人实现入城的愿望。广州各处团练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死磕。德庇时也不敢擅自挑起战端，所以只能退兵。
经过这么几场入城和反入城的斗争，夹在英夷和广州绅民之间的耆英感觉广州再也不能待了，再待下去，指定是个身败名裂。于是，滑头的耆英就奏请朝廷，要求进京述职。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春，经过一番活动和打点，耆英进京述职的请求获得批准。他成功地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脚底抹油溜回北京去了。
耆英走后，主政广东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同一时期，英方的领导也换了人。德庇时卸任回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上任。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49年2月17日），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率领兵船到达虎门口外，指名要和两广总督徐广缙会谈。文翰以两年之约马上到期，要求清方准备兑现允许英人入城的承诺，并且扬言，如果英方不能按时入城，他就率领军舰北上，找道光皇帝说理去。
文翰将兵船开到虎门，广州士绅民众马上行动起来。各处团练人数剧增，达到十万左右。团练日夜操练，杀声震天；士绅四处宣言，筹划守城之策。整个广州一派同仇敌忾的气氛。
徐广缙见民心可用，便对英国佬强硬起来。面对文翰的威胁，徐广缙就一条：老百姓不答应，官府也没办法。
此后，文翰和徐广缙照会往来，徐广缙毫不让步。同时，徐广缙还采取棉花、面纱等货物暂停贸易的手段，让洋商们做不成生意。其他各国商人没生意可做，自然就埋怨英国人生事，破坏大好的经济贸易环境。美、法、吕宋等国商人，还开列清单，要求英方赔偿。文翰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几头都没捞到好处。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849年4月6日），也就是耆英两年前对英人的承诺到期的那一天。徐广缙正式照会文翰，拒绝英人入城。在耆英的承诺到期的当日，徐广缙明确表示不认账，从这一点上看，这个两广总督确实够硬气！
徐广缙不但发出照会，而且还亲自登上文翰的英国兵船，当面提出拒绝兑现耆英两年前的承诺。恼羞成怒的文翰准备扣留徐广缙，迫使广州官方低头。这时，广州各地团练集结于珠江两岸，严阵以待，摆出和英国人决一死战的架势。文翰无奈，只好放徐广缙回城。
广州官方态度强硬，广州民众剑拔弩张，各国商人怨声载道，文翰知道入城一事基本是黄了。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1849年4月9日），文翰在香港登报，不许英人入城。同日照会徐广缙，入城一事予以搁置，目前不再进行交涉，并希望中方尽快恢复通商。
自此之后，英方对入城一事，再没提出任何要求。历时七年之久的广州反入城斗争，以广州士绅民众的胜利落下帷幕。道光皇帝没想到徐广缙和英夷打交道竟然占了便宜，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于是，他谕旨称赞徐广缙为“贤能柱石之臣”。
5.“神光寺事件”
广州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刚刚结束，福州那边又出了乱子。华夷冲突的麻烦，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成为通商五口之一。当时，英国派出的第一任驻福州领事叫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李太郭是传教士出身，在中国沿海生活近二十年，对中国的民风民俗十分熟悉。他在任驻福州领事期间，非常顾及中国老百姓的感受，做事不算出格。因此，福州华夷之间虽然小有纠纷，但大体相安无事，没有弄出太大的矛盾冲突。
广州入城和反入城斗争愈演愈烈，大有兵戈相向的趋势。李太郭和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达成了一项协议：“领事夷官准租城内房屋，其余夷商俱遵条约，住城外港口，并令将赁屋租约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
这一协议明确了三个问题：
一、在城内租屋居住的仅限于“领事夷官”；
二、夷商全部居住在城外港口；
三、赁屋租约要送地方官用印，方才有效。
这三条将《南京条约》关于洋人入城的约定进一步明细化，按理说可以有效防止纠纷，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福州后来还是弄出了“神光寺事件”的乱子。
“神光寺事件”发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天，起因是两个英国人在福州城内租房居住。
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一个英国医生和一个英国传教士来到福州。他们委托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向福州城内神光寺僧人租赁了两间房屋。租房契约由金执尔拿到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县令兴廉跟前，要求加盖大印。兴廉也没细看，就糊里糊涂盖了印。
有了租房合同，而且加盖了侯官县的大印，租屋一事就合理合法。于是，这两个英国人兴高采烈地拉着行李，到神光寺安家，一个准备传教，一个准备行医。
福州城里突然住进了两个黄头发蓝眼珠子的家伙，这马上引起哗然大波。福州的士绅百姓议论纷纷，反对英夷入城居住，大有广州反入城斗争在福州重现之势。
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畲得知情况后，立即将糊涂官兴廉严加训斥，并命令兴廉设法劝说这两个英国人离开神光寺，搬到城外居住。兴廉找到这两个英国人，要求收回租房合同，请他们离开。这两个英国人自然不干。我们签了租房合同，你们官府盖了大印，怎么能说不认账就不认账？
兴廉看说不动这两个英国人，就只好找他们的领导——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要求金执尔劝谕这两个家伙离开。金执尔当然心向着自己的国民，他忽悠兴廉说，这事他做不了主，只能请示英国驻华公使文翰批复。
金执尔的做法明显是想拖延时间，想要借此机会，把英国人进城居住变为既定事实。但不管怎么说，事情并不算复杂，中英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外交层面解决此事。
此时，住在福州城里的一个大佬不满意了。他一出手，英人城内租房的事就立刻升级为“神光寺事件”。
这个大佬就是赫赫有名的林则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被罢黜发配到新疆。后来又被起用，先后出任署理陕甘总督、陕甘巡抚、云贵总督等地方大员。多年宦海沉浮，林则徐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他多次奏请朝廷，要求开缺回乡调治。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道光皇帝恩准林则徐开缺回籍。
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林则徐终于无官一身轻，回到了家乡福建侯官县。
回家没消停几天，福州城里就住进来两个黄毛蓝眼珠子的英夷。这让抗英老斗士林大人十分不爽。于是，他决定出手，一定要将这两个家伙赶出去，还福州城一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6.林则徐弹劾福建两大员
林则徐联合福州士绅，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擅自用印的失察之罪。林则徐还通过兴廉转交金执尔一封书信，信中说，福州十万百姓也将组织义勇，抗击英夷入城。有林则徐出头，福州士绅百姓们立刻就激动起来。不久，街头就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大字报。
面对如此恐怖的威胁，金执尔害怕了，他跑到福建巡抚衙门，要求徐继畲弹压民众，保护英国人的安全。
金执尔提出保护英人安全的要求，让徐继畲马上逮住了机会，他立刻派兵到神光寺附近巡防。士兵们真刀真枪地在神光寺附近转悠，说是保护，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囚禁了那两个英国佬。
徐继畲还私下派人劝说福州民众，不要找那个英国医生看病，不要听英国传教士布道，从源头上将中国人和那两个英国佬隔离开来。英国佬租住的房子破旧漏雨需要修葺，徐继畲暗中阻止，使他们找不到愿意给他们修葺房屋的工匠。
两个英国佬住着破旧漏雨的房子，被清方士兵真刀真枪地“保护”着，日子过得无比悲惨。再坚持住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不久，他们就主动搬出神光寺。
徐继畲的阴招虽然上不了台面，但也不失为既能避免摩擦，又能迫使英人就范的一种办法。“神光寺事件”就这样被徐继畲四两拨千斤地平息了，但林则徐和徐继畲的矛盾却开始激化。
在“神光寺事件”的处理上，林则徐觉得徐继畲太过软弱，丢了大清的颜面。他写信给徐继畲，要求徐调兵演炮，招募壮勇，准备和英夷开战。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朝廷刚刚和英夷停战议和不久，一个地方大员岂能破坏和平的大局，擅自挑起争端？
对林则徐的建议，徐继畲不予理会。
林则徐感到十分愤怒。当初我老林在广州和英夷真刀真枪地硬干的时候，你徐继畲几品几级？现在竟然敢不听招呼，对我置之不理！于是，林则徐就动用人脉，发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员弹劾徐继畲，而且把闽浙总督刘韵珂也捎带上，一并弹劾。
不久，朝廷上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放纵英夷滋扰闹事的折子满天飞，几乎将刘韵珂、徐继畲两人定性成为妥协投降的代表。
道光三十年（1850年），朝廷的情况有了重大变化。此年正月道光皇帝蹬腿咽气，龙驭宾天，道光第四子奕詝登基继位，成为史称的咸丰皇帝。按照祖制，先皇驾崩新皇继位，先皇年号还要沿用至下一年。这一年虽然皇帝换了人，但年号还是道光三十年。要改年号为咸丰，还得等到来年。
年号是旧年号，但皇帝是新皇帝。新皇登基，自然要有些新气象。年轻气盛的咸丰皇帝对先前软弱退让的外交政策十分不满。加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受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的鼓舞，清廷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渐渐走向强硬。
在这种政治风气下，当年道光倚重的办理夷务的第一人——耆英大人，已被新皇咸丰帝革斥罢黜，回家抱孙子去了。对当年查禁鸦片、积极抗英的林则徐大人，咸丰皇帝十分挂念，正打算召他回京，委以重任。
这种时候，满朝飞舞着弹劾刘韵珂、徐继畲折子，这两个福建的封疆大吏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咸丰皇帝命令两广总督徐广缙调查刘韵珂、徐继畲在福建的作为。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皇帝以“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的理由，革去徐继畲福建巡抚之职，调回京城问讯。
官场老滑头刘韵珂，早就感觉风向不对，索性向朝廷称病请假。咸丰皇帝对刘韵珂已心生不满，索性顺水推舟，令其开缺回籍。
一个小小的洋人租赁房屋的事件，弄得两个福建大员倒了台，这实在是一桩大大的冤案。
7.暗中使坏的封疆大吏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各地老百姓和洋人的关系普遍对立，闹出不少事端。虽然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看，那些争端有点偏激，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发生。但从反对侵略的角度看，民众的反应，自然有其情感上的合理性。
在民众和洋人对立的时候，沿海的官员们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左右都落不到好。从耆英、黄恩彤、祁贡、徐广缙、刘韵珂、徐继畲等大员的内心而言，他们也十分厌恶乃至痛恨洋夷。可作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他们又不得不妥协退让，努力做到民夷相安，维护地方稳定，不愿轻易惹出事端。毕竟国力衰微，大清干不过人家。努力维护地方安宁，就成为这些地方大员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些官员并不是全都妥协退让，他们也在努力争取，尽自己所能来维护朝廷的体面，努力为大清争取些许权利。譬如徐广缙在广州借用民意，成功挫败英夷的入城要求；徐继畲在福州暗使阴招，迫使英国人退出福州城。
在暗中使坏方面，做得最有水平的，当数官场老滑头刘韵珂。
在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大员受到处分，撸官获罪的不胜枚举，但刘韵珂却得到荣升，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年6月），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
刘韵珂任闽浙总督期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成了通商口岸。洋商们盯上了福建武夷山的茶叶，纷纷前往福州收购茶叶。刘总督对这些洋商十分不感冒。于是他就暗中使坏，给洋人设绊子。他在福建沿途各处派兵设卡，处处刁难，让武夷山的茶叶无法顺利到达福州。即使这些茶叶通过千难万险，运到福州，其成本也变得很高，超过了洋商可以接受的范围。洋商们感觉在福州的生意没法做了，只好返回广州进行贸易。
洋人到福州销售他们的商品，刘韵珂则私下授意福州的大小商贾，不准他们同洋人贸易。让洋商运来货物却卖不出去，最终无功而返，自个儿放弃福州这个口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商人率先跑到福州兜售洋货。他们兴高采烈地驾船而来，想到福州这个新口岸好好赚一笔。可结果让他们欲哭无泪。美国商船停泊在港口一个多月，竟然没人理睬，根本就没有中国客商前来贸易。美国商人只好挥泪降价大甩卖，希望好歹弄些返航的盘缠。可是，中国商人还是无动于衷，根本不理会美国商人打折降价，挥泪大甩卖。
就在美国商人困守福州码头、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刘总督出手了，他授意中国商人少量购买一点洋货，好让美国佬手里有点回去的路费，以便让他们顺利滚蛋。其后，但凡有洋商到福州，刘韵珂都这样如法炮制，让洋商们白跑一趟又一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整个福州口岸，贸易额仅三十多万元。福州没法做生意的名声也就在洋商中传开了，他们对福州口岸彻底死心了。道光二十六（1846年）、道光二十七（1847年）两年，竟无一艘外国商船光临福州。
刘韵珂的蔫儿坏手段，让福州名为通商口岸，实与闭关无异。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密奏中扬扬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之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对洋人耍心眼儿、玩花招的封疆大吏，还有咸丰二年（1852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此公主政两广兼任通商大臣期间，采取尽量把洋商堵在广州之外的策略，能不进城，就尽量不让进城，能不与洋夷交涉，就尽量不交涉。
他作为通商大臣，却躲着不见洋人领事官，不办理外交事务。即便见面，也是种种借口，推诿扯皮，让各国外交人员拿他毫无办法。
叶名琛自以为得计，实不知他如此作为，将中外关系推向对立，直至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叶名琛彻底乱了手脚，只能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被时人讥为“六不总督”。
英法侵略者也是可憎，他们将叶名琛掳上英舰“无畏”号，后来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此公被俘后，自诩“海上苏武”，整日赋诗明志，而且坚决不吃英国人提供给他的食物，以表示气节。
咸丰九年（1859年），叶名琛吃完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食物，然后绝食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催而可笑的后半生。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通过条约，将中国拉进了世界贸易体系之中。既然已经跌跌撞撞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继续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继续严守华夷之辨，显然已经行不通了。但是不论清廷官员，还是沿海百姓，他们都是脚已经踏进世界新格局，而脑子还处于旧时代。他们明争暗斗，对抗洋夷，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对国之富强和发展，毫无裨益。
8.租界的滥觞
在各个通商口岸，为了阻止英国人入城，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上海却显得比较安宁。英国人成功地进入了上海县城，而且没引起太大的风波。这并不是因为上海官员和老百姓好说话，真实的原因是，上海太小，没有抵制英国人入城的实力。当时，上海只不过是江苏松江府下辖的一个小县，面积不大，人口有限，和其他几个通商口岸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璞鼎查推荐了一个叫巴富尔（George Balfour）的英国炮兵上尉，担任首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上海赴任后，直接找时任苏松太兵备道、上海道台宫慕久，要求进城租赁房屋，作为领事馆的办公场所。
英夷要进城，宫慕久的心里当然一万个不情愿。于是他就开始忽悠推诿加拖延，一会儿说上海县城太小，住着太委屈英国朋友，一会儿又说上海县城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总之，种种借口，就是不让巴富尔入城。
就在双方互相扯皮的时候，有个姓顾的上海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说自己有房屋愿意出租。巴富尔喜出望外，当即就看房签约，将顾姓商人名下的52间房子租到手。
巴富尔在上海县城里租到了房子，宫慕久也再没了推诿的理由，只好同意巴富尔进城。于是，巴富尔就堂而皇之地搬进顾姓商人出租的52间房内，作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办公之地。英国领事成功进城了，接着商人、传教士等英夷也纷纷而至，进驻上海县城。
可是，不久后英国人自己却主动要离开上海县城之内，希望能在城外找一处空地，修建办公和居住的房子。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可就多了：上海县城街道狭小，城建设施太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卫生状况糟糕，居民噪声太大等。总之，洋人住在上海县城，感觉种种不便，自己受不了啦。
英夷自己主动要求出城居住，这让上海道台宫慕久占据了主动。于是他就将上海城外黄浦江岸边的一块滩涂荒地划给英国人，让他们在那里修建居所。
这块荒地低洼潮湿，遍布沼泽，杂草横生，十分不适合人类居住。巴富尔自然不愿意要这么破烂的地方，要求宫慕久另换一处。宫慕久表示，除此之外，别无他处，爱要就要，不要拉倒。宫慕久还告诉巴富尔，按照大清律法，这块地只能租，不能卖，土地所有权必须是大清的。
英国人受够了住在上海县城内的种种不便，急于搬到城外，只能任由宫慕久摆布。经过双方议定，上海县将这块总面积约830亩（0.55平方千米）的滩涂荒地，以每亩每年1500文的租金，租给英国人用以建造居所。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南至洋泾浜、北至李家场、东至黄浦江，西界未定，此处土地租借给英国人作为居留地。从此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个外国租界就产生了。
英国人租来了土地，便大肆建设。他们抽干积水，清理杂草，硬化道路，修建楼房，安装路灯，硬是将不宜人居的荒地，变成楼房林立、道路宽阔的近代化城市。租界建成，各国侨民闻风而至，顿时繁华起来。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1846年9月），巴富尔和上海方面议定租界西边界址，将租界面积扩大到1080多亩（0.72平方千米）。即便扩大了租界面积，也赶不上英租界的发展速度。于是，英国领事便开始酝酿继续扩大租界面积，谋求更大的自治权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经过双方协商，另行约定，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1.88平方千米）。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江一带的士绅富商纷纷跑到上海租界避难。英国人就趁机大肆修建房屋，开发房地产赚钱，租界越发繁华热闹起来。
上海英租界的成功经验，让欧美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按照上海英租界为蓝本，在各个通商口岸建立租界。随着各国租界越来越多，洋人在租界内窃取的自治权利也就不断增加。租界到最后发展成了具有独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国中之国。
租界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可谓错综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它以国中之国的形式存在，使中国主权丧失，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桥头堡。
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相当于给封闭落后的国家，生硬地凿出了几个窗口，让外部的风得以吹拂进来，让外面世界的风景尽收眼底。国人通过这个窗口，看了别人的生活，也就慢慢开始模仿着改变自己的日子。模仿多了，也就慢慢学会了走自己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