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望洋之叹”
鸦片战争战败，道光皇帝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于用人不明。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军机章京程庭桂觐见时，道光的表现：“楞香（程庭桂）书，于进见时，蒙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捶心。”
既然道光皇帝认为战争败于用人不明，那么当时沿海前线的大臣们就倒了霉。林则徐、邓廷桢就不用说，在战争期间就被罢黜，发配新疆。与林、邓主张截然不同的琦善，也被发遣到张家口充军去了。厦门失守不久，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
以上这些都是战争期间处理的沿海大员，战后对官员的处理就更加严厉。
《南京条约》签署后，英军撤出沿海，夷情大定，战争的硝烟彻底散去。这时候，道光就开始着手惩处战争时期的沿海军政大员。多次临阵脱逃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被道光砍了脑袋，成了战后被依律处斩的最高官员。两江总督牛鉴，被革职拿问，判处斩监候。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文蔚统统下了大狱，判处斩监候。不过这些被判处斩监候的大员们，最后都蒙宽宥，并未因此丢了性命。
比较幸运的是果勇侯杨芳。这位老将广州战败后，便回到湖南提督本职上养病，当时道光皇帝还谕旨好言抚慰。鸦片战争结束，道光皇帝和大家算总账的时候，也没为难他，而是获准他开缺回家，安度晚年。杨芳在道光朝，平定张格尔叛乱，生擒匪首，立有大功，因此才被道光网开一面，未曾深究。
耆英、伊里布、黄恩彤等议和大臣，自然有功，个个都得到了荣升。伊里布死在议和的第一线，更是身后哀荣殊异，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敏。
战争时期，给道光上奏“十可虑”的刘韵珂，也获得高升，从浙江巡抚，一跃成为闽浙总督。这个缘于刘韵珂聪明滑头，会来事，而且关键时候会说话又敢担当。
追究完责任，处理了一批大臣，关于战争的反思也就结束了。大清朝堂之上，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啥新气象也没有。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撤出东南沿海，道光皇帝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各地重新修建的海防工事还和原来一样，全然没有任何改进。似乎英国的坚船利炮，并未引起大清沿海官员和道光皇帝任何学习和借鉴的兴趣。
倒是那个打仗不怎么样的皇侄奕山，曾奏请仿造西式战舰。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没了下文。两广总督祁贡也曾提议，从澳门雇用“夷匠”，仿造西式火轮船。但道光皇帝一听要用夷人，赶紧下令阻止。
远在广州的耆英，曾进呈给道光皇帝一把新式击发枪。这让年轻时玩过火枪的道光皇帝爱不释手。但对耆英上奏仿造西式枪械的事，他却朱笔批示道：“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
为啥会成为“望洋之叹”？除了没有技术、缺少工匠等客观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固步不前，不能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进行革新的主观原因。
2.太平依旧的美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皇帝备受打击。清军入关近二百年，一直国富兵强。可到了他的手里，落得个向英夷割地赔款，使大清江山金瓯有缺。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内心充满了惶恐和愧疚。
道光是嘉庆帝嫡出的皇次子，由于长子早夭，所以他就成了事实上的嫡长子。道光降世后，身集乾隆、嘉庆两朝恩宠，早早就当作接班人培养。
道光39岁承继大统，成为帝国最高统治者。作为皇帝，他旰衣宵食，勤勤恳恳。面对乾隆晚年之后，大清国库空虚的局面，他厉行节俭，抠抠搜搜，甚至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上朝。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算“尽职尽责”了。
道光并非无所作为的昏庸帝王，他的文治武功还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继位之初就着手整顿吏治，清查陋规，此外还试行漕粮海运，改革盐税制度，加强河防，开禁矿业。这些都卓有成效，极大地改善了清廷的财政亏空，使帝国的国库日渐充裕。
道光六年（1826年），新疆张格尔叛乱，妄图在南疆恢复其和卓家族的统治。道光调兵遣将，历时一年多，全歼叛军，并活捉匪首张格尔。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鸦片战争，凭借道光的这些文治武功，完全会成为清朝历史上备受称道的皇帝。但是，倒霉的时代让他赶上来，丧权辱国的锅，他就背定了。
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已在位20多年，年逾60岁。20多年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最终还是落得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理想和现实，付出和收获之间的巨大落差，顿时摧毁了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信心，让他失去了当初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变得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耆英圣眷日隆，深受宠信，就不难理解。因为耆英能做到安抚洋夷，弥缝时艰，保证性如犬羊的洋人不再闹事。这对渴望过几天清静日子的道光而言，岂不是居功甚伟？
朝中大臣们发觉道光皇帝越来越不喜欢听闻洋务、灾荒和匪盗等坏消息，于是便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一起努力营造一幅海晏河清的太平图景。
皇上如此，大臣们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举朝继续文恬武嬉，得过且过，浑浑噩噩，没有一丝一毫反思战败、奋发图强的迹象。
林则徐辑录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京师友人的来信，编成《软尘私议》一书。其中描述鸦片战争战败，北京城里的情况为：
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茶坊酒肆贴出“免谈时事”四个大字，便可该喝酒的喝酒，该喝茶的喝茶。八旗子弟架鸟笼斗蛐蛐，日子依然悠闲自在；文武百官上朝坐衙，朝九晚五；士子文人继续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求科举进学；平头百姓还是日升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继续为自家小日子奔忙。
大清还是那个大清，天下还是那个天下。总之，日月流转，一切如常。东南的几声炮响，岂能惊扰东方帝国太平依旧的美梦。
3.皇长子奕纬亡故
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已经年过六旬，他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儿子们，希望能找出一位堪当大任，承继大统的接班人。
道光共有九个儿子：皇长子奕纬、皇次子奕纲、皇三子奕继、皇四子奕詝、皇五子奕誴、皇六子奕訢、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
皇长子奕纬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生母那拉氏本是道光——当时的皇子旻宁藩邸的使女。奕纬出生，不过是道光一场冲动后的副产品，所以他并不喜欢和重视奕纬。童年时期的奕纬基本处于缺少父爱、自由生长的状态。
奕纬毕竟是道光的长子，嘉庆皇帝的第一个孙子。他不招父亲疼，但受爷爷爱。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嘉庆皇帝就慷慨地封11周岁的奕纬为多罗贝勒。多罗贝勒为清朝宗室九等爵位中的第三级，地位仅次于第一级的和硕亲王与第二级的多罗郡王。
道光皇帝即位后，皇室成员基本都有封赏，唯独奕纬爵位不变，还是多罗贝勒。其母那拉氏也仅仅封为和妃，在宫中毫无地位和恩宠可言。
道光六年（1826年），皇次子奕纲出生。可惜的是，这个小皇子才活了五个月，便得病而死。
道光九年（1829年），皇三子奕继降生，但刚刚满月便病死。
两个皇子相继早殇，皇长子奕纬就成为道光的独子。在道光九年（1829年）时，他已长成21岁的大小伙儿，道光皇帝也已48岁。老子已渐渐老去，儿子也长大成人。为江山社稷计，道光皇帝必须对独子奕纬重视起来。他开始关心起奕纬的学业起居，为其延请朝中饱学之士做老师，训导奕纬读书，将他当作接班人培养。
奕纬童年不受道光重视，天不收、地不管，自由生长，顽劣成性。成年后更是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现在父皇突然关心他的学业，他不但不视为恩宠，反而觉得是约束和负担。于是父子间渐生嫌隙，关系并不和谐。
道光十一年四月（1831年5月），年仅23岁的奕纬突然暴毙而亡。对奕纬因何而死，《清史稿》等正式史册中并无记载。民间的说法是，奕纬死于一场家庭暴力。
据清宫太监回忆，道光延请朝中饱学的大臣教授奕纬读书，但奕纬顽劣成性，无心学习。老师便好言相劝说，你要认真学习，将来好做个好皇帝。谁知这个不成器的奕纬张口就说，将来等我当了皇帝，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被奕纬的这句话吓坏了，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原封不动地将这话告诉皇上，并请求辞去皇子老师一职，回家养老。
奕纬如此悖逆，令道光皇帝十分震怒。他便派人将奕纬找来，准备严加训斥。奕纬来到道光面前，跪地请安时，怒火中烧的道光皇帝飞起一脚，正中奕纬裆部；奕纬惨叫一声，倒地不省人事，几天之后，便不治而亡。
奕纬死后，道光哀痛万分，以皇子例治丧，进封隐志贝勒。咸丰皇帝即位后，进封他这位早逝的大哥郡王爵位。因为奕纬没有子嗣，便过继贝勒绵懿的孙子载治为后。
道光皇长子奕纬亡故的真相，并无可靠资料。但年仅23岁就暴毙而亡，这确实是一大悲剧。奕纬去世时，道光皇帝已50岁了。50岁的皇帝竟然膝下无子，龙脉断绝，真是不胜凄凉。
4.立储大事
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皇四子奕詝出生。
六天之后，即六月十五（7月23日），皇五子奕誴降世。
这是奕纬去世的同年，道光皇帝接连迎来了两个儿子的降生。总算天佑大清，龙脉不绝。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1833年1月11日），皇六子奕訢出生。
其后，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相继出生。
鸦片战争战败后，道光皇帝已经年过60，是该考虑立储大事了。皇五子奕誴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提前退出了立储的人选。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还都年幼。于是，道光皇帝就将目光锁定在皇四子奕詝、皇六子奕訢身上。
清代从雍正皇帝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具体方法是：由皇帝亲书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密封在锦匣内，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
秘密立储，全凭皇帝本人拿主意，其他人不能预知。于是道光皇帝就在奕詝、奕訢之间反复比对，举棋不定。而奕詝、奕訢之间竞争也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奕詝、奕訢竞争，各有优势和不足。
皇四子奕詝的优势有二：一者奕詝的生母钮钴禄氏是皇后。奕詝出生时，其生母为全贵妃，后被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后宫。道光十四年（1834年），钮钴禄氏被册封为孝全成皇后。
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孝全成皇后一病不起，病逝于圆明园寝宫，时年仅33岁。道光皇帝对孝全成皇后感情深笃，她病逝后，道光在世期间，再未册封皇后。
二者皇长子亡故，皇次子、皇三子早殇。奕詝现在就是诸皇子中的老大，加之其生母为皇后，奕詝就成为实际上的嫡长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但在宗法和礼教盛行的时代，嫡长子的地位还是备受尊崇的，在竞争储位时，具有较大的优势和权重。
奕詝的不足也很明显。第一，奕詝腿脚不好。一次在南苑皇家猎场打猎时，他不慎落马，摔伤了骨头。虽然经过宫廷御医的治疗，但还是留下后遗症，走路无法如常人。皇帝是真龙之身，岂可身有残疾。这对奕詝竞争储位，明显是一个影响。
第二，奕詝的生母钮钴禄氏已经过世，现在统摄六宫事务的是皇六子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虽然奕詝从小就被静皇贵妃收养，但生母和养母，毕竟不是一回事，其中的微妙不言自明。
皇六子奕訢的优势也有二：一者奕訢天资聪慧，能文能武，深得道光皇帝欢心。在读书理政、骑马射猎各个方面，奕訢的表现都明显优于老四奕詝。道光皇帝也一直对老六奕訢十分赏识。
二者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正统御六宫事务，虽无皇后之名，但有皇后之实。这在竞争储位上优势就特别明显。
奕訢的不足第一是庶出，不是皇后之子。第二是为弟，前面还有个哥哥奕詝。但整体来说，奕訢聪慧过人，文武兼备，深得父皇欢心，又有母亲助力，似乎胜算更大些。
5.“藏拙示仁”
在历代宫廷斗争中，嫡出庶出，有才无才等因素，并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权谋心计。四皇子奕詝本人其实资质平庸，但他的身边有一个精通权谋之术的师傅杜受田。
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后晋升为中允，洗马，督山西学政。
道光十五年（1835年），杜受田被特召还京，进上书房教授皇四子奕詝读书。其后他的官职一路高升，做到工部尚书、内阁学士。但道光皇帝让他只是挂名，不必去工部和内阁上班，一心教育奕詝。
杜受田在上书房一待就是十几年，将奕詝从一个懵懂幼童，培养成饱读诗书的青年。师生日日相处，感情也日渐深厚。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六皇子奕訢也入上书房读书，师从卓秉恬、贾桢等饱学官员。随着皇子们日渐长大，上书房的琅琅书声中，师父间的争斗也就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着。
对立何人为储君，道光心里一直犹豫不决，难以决断。他曾赐四皇子奕詝锐捷宝刀，同时又赐六皇子奕訢白虹宝刀。从赐刀这件事上，奕詝和奕訢的师傅们，都品味出其中深长的意味。
宫廷争斗，都是鸭子洑水，表面不动，暗地里划拉个不停。这种暗斗，上不了台面，所以外人难以知晓。台面之上的较量，也就那么关键的几个回合，却决定胜负的走向。
据野史笔记《清人逸事》中记载：道光皇帝晚年，于某日命诸皇子到南苑射猎。四皇子奕詝临行前，杜受田专门叮嘱：今天射猎一定不要发一枪一箭，而且还要严令手下也不许猎杀任何动物。如果道光皇帝问起，就说时下是春季，正是鸟兽怀春孕育之时，不忍心猎杀它们以干天和；而且，作为长兄，我也不愿意用弓马一日之长，和诸弟一争高低。杜受田还强调，此事事关重大，一定要这样做，这样说，千万不可马虎大意。
奕詝牢记师傅的叮嘱，在射猎时安然不动，未发一枪一箭。射猎结束后，诸皇子回来复命。皇六子奕訢猎获最多，而四皇子奕詝一只猎物也没有。道光十分好奇，就问奕詝为什么一无所获。奕詝按照师傅教的那套说辞应对。道光听后非常高兴，称赞他道：“真有仁君的风度啊！”
《清史稿·杜受田传》对此事也有简略记述：
至宣宗晚年，以文宗（奕詝）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如果说野史的记载，不一定靠谱的话，《清史稿·杜受田传》的记载就更进一步印证了此事的真实性。
杜受田深通权谋之道，他知道按照奕詝的文武才略，远不及六皇子奕訢。于是他就采取了“藏拙示仁”的办法，设法为皇四子奕詝打造仁德的形象。在儒家思想中，仁德是本，事功是其效，如果只重事功，则难免颠倒本末。
春日射猎一事，四皇子奕詝秀出了仁德的风采，而六皇子奕訢猎获最多，沾沾自喜反而显得轻浮卖弄。道光皇帝摇摆不定的天平，开始向皇四子奕詝的方向倾斜了。
6.立储密旨与四道遗嘱
据《清人逸事》记载，还有一次决定立储结果的较量。这次杜受田又指导皇四子奕詝赢得道光皇帝的欢心，从而彻底奠定了争储斗争的胜利。
道光晚年积劳成疾，久治不愈。道光皇帝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立储的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他就召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前来讨论时政，以最终决定大清国皇位继承人。两位皇子大概都已明白父皇的用意，觐见前分别向自己的老师问计。
六皇子奕訢的师傅卓秉恬对自己学生的才识十分自信。他告诉奕訢，皇上如果垂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对四皇子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唯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唯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奕詝见到父皇后，依计行事，果然让道光皇帝龙心大悦。他认定四皇子是仁孝之君，堪当大任，于是下定了立储的决心。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1846年8月），道光皇帝终于拿起朱笔，写下立储密旨。
立储一事，《清史稿》记载为：“二十六年，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
《清皇室四谱》中记载：“二十六年六月，宣宗（道光皇帝）密定皇储，缄其名于匣。”
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年2月），道光病危，急召众大臣在床前。道光取出金匣授予众臣打开，立储密旨内容是：
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整个清朝，立储密旨中对另一个皇子做出安排，仅此一例。这足以说明道光皇帝对皇六子奕訢的偏爱，也可说明他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和徘徊。
道光执政后期，洋人退到沿海，朝政大体平稳。地方官报喜不报忧，令道光帝的心情逐渐好转，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祥和的时光。五口通商以后，海关税收不但稳定，而且逐年上升，国库日渐充实。大清帝国似乎朝着再次强盛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平静的假象后面，大清其实已经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道光皇帝深居紫禁城内，“躲进小楼成一统”，享受着表面的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发展一日千里。而道光还驾驭这大清这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按部就班地行驶在原先的航道之上，奉行着传统的治国方略。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他依然按照传统的仁德标准，将帝国权力的接力棒交给另一个守成者手中。大清的危殆，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从此就命中注定，不可改变了。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内，享年69岁。
鸦片战争失败，大清割地赔款，这使道光皇帝觉得自己上愧祖先，下无功德于子孙百姓。于是，他留下四道遗嘱，其内容简单说就是：
一、死后不配天，就是不要将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坛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内。
二、死后神牌不升祔太庙，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画像可以悬挂到寿皇殿、安佑宫。
三、死后不要在其陵寝五孔桥南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的文字镌刻在明楼碑上，陵寝名称刻在明楼碑的背面。
四、死后只将他生前穿用过的几件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以示节俭和留念。自鸣钟殿内一些不常用的砚墨，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收藏。
《清史稿》对道光的评价是“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贤明的帝王）也”，同时也指出他“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
《清史稿》的评价，应该说十分客观。道光宽厚仁慈，厉行节俭，在传统意义上，算个不错的皇帝。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他完全能够凭借自己的守成之功，赢得令名。但是，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局势已然发生变化。他没有魄力匡救时弊，进行改革，而是继续抱着祖宗成法，延续着传统的治国方略，使大清错失了革故鼎新，进行近代化改革的大好时机。大清此后，国势日蹙；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