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吴敬琏，193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此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师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顾准先生，从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研究生涯。1984年，吴敬琏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4～1992年，他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5年，他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1年，国际经济学会授予他荣誉会长称号，以表彰他对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他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被人们称作“吴市场”。他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整体改革战略、国有经济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倡导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等，对中国改革事业具有重大影响。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吴敬琏还具有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因此，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吴敬琏著有《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国改革三部曲》等。
本文是2000年2月26日“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的论文，时至今日已近20年，但在今天这个时点重读，别有一番滋味。前20年发生了什么？后20年又发生了什么？对照阅读，对比现实，答案都在其中。
改革是涉及政治和经济诸多领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中国改革发展之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22日）这样来界定改革的实质和基本内容：“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现在革命尚未成功，瞻望未来，战斗正未有穷期。为了取得改革完全的胜利，改革者仍旧需要继续努力。
成就与问题
中国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的基本标志是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见表1和表2），市场在许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表1 1978～1998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表2 1978～1998年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正是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2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成长，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节节提高。这些成就得到了举世公认。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且不论如同古语所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即使从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标志，即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角度观察，也不能说我们已经迈过改革的大关。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明确地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转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让市场而非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目前，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只占1/3左右，但它仍然是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加之国有企业的改革又很不能令人满意，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里，旧体制还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妨碍它们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运作。因此，从全局来看，我们还远不能说市场已经在它的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以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为例，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却耗用了2/3的资本资源。旧体制的阴影不仅在国有经济中顽强地存在，使其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高，而且计划经济的行为方式还通过国家行政机构范围广大的微观干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成因。
例如，社会上议论得很多、中国领导人也十分关心的所谓“重复建设”问题，它的制度根源，就是在国有经济没有实现改组、投融资体制没有实现改革的范围内，资本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患有科尔奈所谓“投资饥渴症”的行政性行为予以配置。
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例如，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导致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佳和非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不良，是近年来市场不振的重要原因；如此等等。
这里还要讲一下乍看起来和工商业离得很远的农村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目前已经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怎样才能使农民富起来？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把多达1.5亿～2亿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非农产业。这种转移在改革的前10年进行得比较好，而在改革的后10年却出现了停顿甚至反转。例如，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吸纳新劳动力的能力由正转负，内地有些基层政权所属的乡镇企业瘫痪倒闭，以及某些城市“清退”农民工，乡村地区务农劳动者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这里的根本原因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的进度缓慢，使国有工商业缺乏创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是非国有工商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从而它们的创业活力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以上的种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我想症结大概在于：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或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国家辛迪加”这种党政经一体化的结构，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部分人特别是国家的精英分子，在保持这种体制中有重大利益。其中有些人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他们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上的口实）阻碍改革和改组的进行，从而让改革和改组产生很大的阻力。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它们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或者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最终半途而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针对国有经济的改革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我最近在匈牙利待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匈牙利同行，包括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和我们很熟悉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们，心情沉重地对我讲到他们的教训。为什么匈牙利开始时进行得还不错的经济改革，到了80年代就进行不下去了？在他们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和政府内部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人用政权的力量阻碍国有企业的改革，压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同时用发补贴、放贷款、给予种种优惠等多种方法，维持和再生产党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试图把改革的战略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非国有部门转向国有部门，进行邓小平所说“摸老虎屁股”的攻坚战。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就此做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这次攻坚战进行得并不顺利，到1987年甚至完全停顿下来。由此看来，在中国，彻底解决和克服国有经济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巨大的。
突破与回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有重大的突破。继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增量改革”战略到“整体推进”战略的转变。与此同时，全会指出，为了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了要进行财税、金融等宏观经济改革外，应当着重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全会针对过去过多地强调了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而没有着重进行企业制度改造，成效不显著，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非但没有改善，还逐渐陷入了困境的情况，决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制度创新。由此，开始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度）的试点。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要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国有独资公司的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普遍改造为规范的现代公司，是很难做到的，由此提出了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和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思想。
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十五大”）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决定。
中共十五大否定了把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小同该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大越好的苏联式观点，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至少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据此，代表大会要求根据“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建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这种调整具体地说有三项内容：一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二是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三是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五大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指导思想从“搞活国有企业”“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这意味着列宁所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真正实现。
十五届四中全会在以下四个方面把中共十五大关于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完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方针具体化。第一，进一步将国家需要控制的行业规定为四个，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就为进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指明了“进”和“退”的方向。第二，不但重申了中共十五大“放活小型国有企业”的方针，而且将放开的范围扩大到中型国有企业。将占国有企业总量90%以上、目前大部分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放开、搞活了，不但能够为各级政府卸下巨大的包袱，还将为我国工商产业增加大批生力军。第三，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公司都要实现股权多元化。通过中外非国有股东的进入，建立起符合于我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义在于确保在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人员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在过去几年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建立起来的部分公司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成了所谓“翻牌公司”，症结就在于受到国有企业原有归属关系和管理体制的束缚，没有建立起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既保证高层经理人员，首先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在授权范围内的自主决策权力不受干预，又保证全体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使股东的利益，特别是非控股股东的利益不受侵犯。所以，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这一要求，对于大企业建立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当说，上述文件所表达的改革思路是清晰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以落实。
令人不安的一种与上述方针相反的潮流，就是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不把注意力放在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与建立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上，却热衷于“跑部钱进”，为自己所属的国有企业“圈钱”和“输血”。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为了克服需求不足，财政系统每年用发行国债、增税等方法动员数以千亿元计的资源，用于投资，以便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运用财政手段执行反周期政策，可以起到启动的作用，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它演变成一种动员民间资源救助国有企业的长期做法，就会造成微观上和宏观上的种种消极后果。首先，由于财政投资是靠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实现的，具有所谓“挤出效应”；还由于增加财政赤字最终要加重税负，由此使投资环境变差，抑制民间投资。因此，依靠财政投资从较长时期来看并不能增加投资需求。其次，由于政府体制本身的弱点，在一般的营利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益往往不如民间投资，过分强化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不可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最后，长期使用这种办法，会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甚至威胁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热衷于取得国家注入的资源而忽视改组和改革，其结果将会是复制和加强旧体制。
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认为，出路在于坚决执行前面谈到的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全力以赴地推进改革。主要是进行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的工作，是以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为重点，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在这方面，首先要做的是把还没有完全放开的国有中小企业，包括乡镇基层政府所属的中小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部放开、搞活。
国有大型企业也要实行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的产业等战略产业的集中。然后，在国有资本退出或者不同程度地减持国家股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我国的大中型企业改造成为符合我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的现代公司。
为了把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规范的现代公司，首先，要改变目前许多公司中国家股“一股独占”“一股独大”的状态，确立现代公司多元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基础。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重组和管理重组，建立起符合规范的“三会”（股东会——董事会——执行机构）制度：由股东选好包括一定数量非执行董事（含独立的非执行董事）的董事会，全体董事以集体和个人的身份对全体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包括勤勉义务和诚信义务在内的受托责任，并在自己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的协助下，实现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和激励。最后，确保高级经理人员，首先是它的领导人（CEO）有职有权，独立处理日常经营事务，同时建立以绩效为标准，包括薪金、奖金、股票期权等在内的经理人员薪酬制度，并以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为宗旨，对上市公司的动作进行严格监管。
从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如石化、电信、电力、冶金等）的改组过程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组和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拿企业制度来说，不但要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例如，虽然邓小平再三再四地提出却至今未能解决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还要解决在过去20年放权让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例如，在“放权让利”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多级法人制度”、平均主义和差别悬殊并存的分配制度等问题），建立以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再如，完善政府对企业的新的监管框架，由行政机关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及决定价格，改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着力于建立规则、执行规则和充当裁判。
所有这些体制问题都牵涉人们的利益关系结构的巨大改变，因此要解决它们，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有很大难度，会遇到不少阻力。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旧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失灵，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会造成部分低收入群众的困难从而招致他们的不满。又如，政府职能的改变会使行政机关原来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利受到削弱，因而难免有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反对进行这种改革。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已经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迟滞而拖得太久，对于我们国家的稳定发展造成了现实的威胁，要继续加以回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只能在加快推进改革的前提下，努力做好工作以减轻损失与痛苦，增加助力和减少阻力，而不能继续拖延。如果想用再次“给政策”“输血”等办法求得国有企业的短期维持，只会越拖越被动。特别是由于我国有望在近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留给我国企业进行认真的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利用最多不过五六年的缓冲期，按照上述已经确定的方针推进改革，避免由于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的错误。
现在有一些认识误区必须打破，否则这些方针将很难贯彻。譬如说，如果我们不敢冲破所谓“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这类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我们就只能空谈“有进有退”，实际上只有进、没有退，空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只建起一批“翻牌公司”，让它们在行将到来的全球化竞争中坐以待毙。
还有一些人以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规范（regulation）为由，主张对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乃至定价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其实政府规制与所有者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治理（governance）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必须用新的、适合市场经济的监管体系取代政府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最近，对于加入WTO，一种反应是盲目乐观，认为无论怎么做中国都会得利。另一种是较为空泛的“狼来了”的议论，在应当如何通过改组和改革使本土企业真正具有活力的问题上，议论得很不够，实际行动更少，缺乏一个倒计时的改革整治计划，这也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建立法治、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轮廓已经显现，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非国有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实力。现在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和不良经济环境，还没有全部消除，这使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必须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企业（包括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民间企业和由群众自行创办的民间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扫清发展的障碍，使它们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在总体上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政府必须进行的工作包括：①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中共十五大方针的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对于繁荣经济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意义；②清理政策法规，废除一切不符合中共十五大精神、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性规定；③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改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金融服务，改善它们的融资环境；④强化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废除苛捐杂税，严惩敲诈勒索行为，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⑤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司法机关和社会监管机构必须公正执法；⑥建设廉洁有效的政府，政府机构必须认真改进对企业的服务。
这里的问题症结，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要平整竞争场地，建立市场游戏规则，确立法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没有法律的统治也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阻力，把中共十五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要求的法治国家真正建立起来。
希望所在
使人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已经涌现出一些比较好地落实了中共十五大的上述方针政策，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共同发展，因而经济繁荣、就业充分、社会稳定的成片地区。
例如，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好气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浙江省的发展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极富活力，即使在20世纪最后两年全国处于通货紧缩时期也是如此。比如，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88年增长7.1%，浙江省则增长了10%，浙江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沪、京、津三大城市，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浙江省经济发展如此之好，并不是因为资源条件优越，也不是因为国家对它的政策特别优惠，政府给它的投资或者国家银行给它的贷款特别多，而是因为它认真贯彻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坚持一方面抓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改组，另一方面大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到1999年，浙江省国有中小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制面已达到81.2%，省属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方案制订，并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革与改造，生产经营领域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有些私营企业已涉足高新技术产业。1999年浙江省私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25.9%和11.9%。目前，个体私营经济在全省工业和商业中的比重分别达到45.1%和56.1%。总之，各类所有制经济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得到了共同发展，使经济发展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既繁荣了经济，又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经济充满了活力，人民也得到了实惠。
除了浙江以外，在广东、江苏、福建、山东的许多地区，只要是努力贯彻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大好气象。既然这些地区能够做到，其他条件相同甚至条件更好的地区也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希望所在。
点评
推进改革的先行者
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
吴敬琏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吴老师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智囊。他始终推崇市场的力量，坚定市场化价值取向，长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吴市场”之称。
吴老师具有理性的智慧，视角独到、思维敏锐、见解深刻，是很有思想力的人，他的每篇文章和每次讲话，都充满力量和气场。他也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为我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我年轻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管理世界》杂志社工作过5年，吴老师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他的为人处事、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他还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关注企业经营和企业家发展，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长期互动，多年来给予市场化取向的企业家群体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吴老师这代人受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他们从骨子里热爱这个国家，持之以恒地关注、呼吁和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他们总是从建设性角度提出改革发展的意见。他深厚的专业学养，对改革开放进程的熟知和洞察，也使他能够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这篇文章写于2000年，当时正处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时间节点。吴老师在文章中回顾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过程，梳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演变的进程。通篇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取得的成就，也深刻地剖析和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同时谈到浙江和沿海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情况，特别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就是希望所在。
18年前吴老师这篇文章中总结的经验、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很多成为后续改革推进的参考。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对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都在不断地深化，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向今天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股力量共同推动，带来了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公有体制到自主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公众公司的转变，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场改革，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化改革仍然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部分国有经济运营存在的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对“国进民退”等问题的担忧和讨论。所以18年后，再过回头读吴老师这篇文章，对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改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吴敬琏 经典语录
① 推动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有了一定的发挥空间。
②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
④ 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使得决定、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实，能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⑤ 从旧体制到新体制转变的道路不会像长安街那样笔直，它注定了要经历种种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