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
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王林，1954年5月出生于广西柳州。1970年，王林到湖南芷江县“上山下乡”，从此，便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王林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没几年，在大学任职的他决定转向经济和企业研究。于是，他便开启了一场转型之旅。此后，他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曾在中南大学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也在长沙市政协担任过四届委员。他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多家企业和各级政府的顾问，也是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至今，王林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王林是一个能将企业逻辑和政府逻辑贯通的人。面对企业家，他可以高屋建瓴，为其带来宏观视野，并从系统、全局的角度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因此深受企业家的喜爱；面对政府官员，他可以反映企业实际，协助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儒雅温和的他，敢于直言，因而赢得了“切中时弊，不放空炮”的美誉。
王林代表文章（演讲）有《十三五期间企业的机遇与挑战》《顺势而为下的新商业生态创新》等。
在2016年6月举办的正和岛岛邻大会上，王林发表了《敬畏规律，相信未来》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阐述了支撑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四大条件，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需要跨越的三大陷阱，并指出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市场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高科技领域每天都在产生奇迹，“只有将视野、观念、战略、模式、人才全面升级，企业才会有未来”。
最辉煌的日落在地平线上，最辉煌的日出也在地平线上。正和岛，第五年的第一天，新的开始，新的地平线！我们的回首与检点，如日落一样安详；我们的期待与祝福，如日出一般喷薄。我们要“敬畏与相信”——敬畏规律，相信未来。
四大条件支撑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
首先，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有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要有较强的国家实力。为什么有些国家围堵我们？因为我们的国家实力已经让任何人都不敢小视。所以在香格里拉，我们军方的代表与美国的代表交锋才会那么激烈。但是，6月6日和7日的中美战略对话，又是和风细雨的。
第二是要有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个条件，现在也是具备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平发展，一定要尽量避免战争打乱我们改革开放的步伐和节奏。
第三是要有新科技、新发明的出现。在任何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必须要有新科技、新发明，这样我们才能够后来居上。比方说中国的高铁已经是世界第一，提速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中国的高铁在2010年的试验中，就已经跑出了468.1公里的时速，为什么现在我们还维持在350公里？原因不是技术问题，主要是成本问题。因为要跑468.1公里的时速，之前的高铁轴承都要换掉。
第四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要有杰出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我们也是具备的。
最近权威人士的文章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在高歌猛进，但是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一个节点，一个新旧动力转换的节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严峻的挑战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有相当一批企业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们要说，这些困难意味着新机遇的来临，意味着行业和企业的洗礼。
警惕三个陷阱
我们特别要警惕三个陷阱。国际上我们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国内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如果能够避免这三个陷阱，我们就能够继续高歌猛进。
修昔底德陷阱
在政治维度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甚至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的30年。
“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是指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就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在中美两个大国的新型关系中，中国不谋求挑战现存体系。
中美两国最应避免的，就是两国发生强烈的全面冲突。习总书记讲“不犯颠覆性错误”，这个错误我认为在国际上而言就是与美国彻底地翻脸。所以我国现在的措施是，斗而不破。过去邓小平同志说“不扛旗不当头”，尽量避免冲突；现在我们升维到“坚持和平，坚定崛起”。这是一个变化，我们现在在南海、东海坚决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不再忍让，不再默不作声。
美国对中国呢？军方很强硬，但是美国众参两院深深知道他们有两个不可控制的因素：第一个是经济霸权的逐步丧失，到2013年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已经下降到1/5；第二个是战略联盟的逐步瓦解，英国、韩国都加入了亚投行。中美两国已经有将近6000亿美元的年贸易额，两国之间现在不能发生战争。一旦战争，两败俱伤。
我们也许客观上在经济上可以挑战美国。例如，工业规模上，中国在2010年超过了美国；在储蓄上，中国在2008年就超过了美国；在投资上，也在2010年超过了美国。这就是美国高度警惕我们的原因。
我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处理举措是，斗而不破。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政部官员讲得非常清楚，说美国将投入一切资源争取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完成谈判。我们有专家把这次谈判比喻为中国的第二次加入WTO。
如果中美谈判能够成功，TPP对我们的影响就不会太大；如果中美谈判不能成功，那么我们在国际贸易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美国在上海的首席代表说，中国现在有100多个商业领域是外资无法进入的，而美国在我们的负面清单上只有27项。习总书记最近指示“全力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共赢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获得了120项成果，可以说，中美两国谈判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我们正在用非常好的方式绕过“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陷阱，就是习总书记所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
高速发展是有先例的。全世界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曾经经济高速发展，最后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十几个。为什么？有学者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所有没迈过去的，大多是没改制度。我们相信未来，我们相信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将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强大武器。
中国有三轮改革开放的大潮。
第一轮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非常少。
第二轮始于1991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说“中国如果不搞改革开放，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于是到了199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5%；2011年，达到了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指挥中国加入WTO，释放红利大约10年。
2012年召开中共十八大，中国实际上已经吹响了第四轮改革开放的号角。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00多项改革，关键词是“市场化”；接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是中国制度变革的两个最基本的动力。
前三次改革开放的大潮，每一次释放红利大约是10年。这一次我们党中央决定要进行的改革，将推动中国发展至少30年。
可能有人会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谈了那么多的改革，为什么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呢？我跟大家说说我的理解：改革是需要扫清障碍的，现在的改革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所以有人在阻挠，有人在反对，有人在抵制，这需要时间。
但是请大家注意，中央改革现在有一个特点：一旦动手，雷厉风行。比如说军队改革，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30万军队干部转业，当时大家认为难度可能很大，结果顺利地改革成功了。所以，中央的决心是不容怀疑的，改革一旦开始启动，就会强烈地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所以，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就是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关于这个，中央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反贪廉政。有人说，这是治本吗？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说得好，治标，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十八大以来打破了多个“潜规则”，强力反贪腐，大获民心。
为了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央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2016年3月4日，习总书记参加民建和工商联的会议，提到“亲、清”的政商关系和“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给了民营企业家极大的鼓舞。接下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同年5月派出9个督察组，督查18个省市，主要是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对于非公经济，中央是高度重视的。
这是一个你醒来太慢，干脆就不用醒来的时代
政治上在“升维”，技术上也在“升维”。PC互联网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移动互联网是解决“效率不对称”，接下来，物联网主要解决“智慧不对称”。到2022年，预计全世界会有500亿设备相连，2014年才只有22亿。比尔·盖茨讲，我们总是高估两年的变化，但是低估10年的变化。在未来10年，我们的工作、生活将发生非常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
我们的企业也正在“升维”。
像华为的任正非，他的迷惑是，华为正进入无人领航区，已经到了“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的境地。
像蓝思科技的周群飞，她说起当年的成功经验有三条：一是坚持；二是不要脸；三是坚持不要脸。现在的周群飞，关注的是新三点：坚持、专注、创新。现在该企业的蓝宝石面板、蓝宝石技术已是世界一流，已经和航天配套。
比如远大空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解决空气品质问题；远大住工，用工业化的方式建造房屋，建造的房屋节水80%，节能70%；两天建成移动别墅，节材20%，节地20%，绿色环保。
在发展范围上，我们的企业已走向世界，比如中联重科，比如海尔集团。
为什么有些企业经营得那么困难？因为在新的形势下没有升维。所以，我们希望企业能够看到，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市场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高科技领域每天都在发生奇迹。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我们如果还在沉溺于物美价廉，还在沉溺于靠低工资、破坏环境、没有敬畏自然之心来做企业，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所以，只有将视野、观念、战略、模式和人才全面升级，企业才会有未来。
最后我把马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讲的四句话送给大家。他说：这是一个摧毁你，却与你无关的时代；这是一个跨界打劫你，你却无力反击的时代；这是一个你醒来太慢，干脆就不用醒来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是对手比你强，而是你根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无论崎岖或宽广，我们都走在路上，无论料峭或和煦，我们都迎风而行。为了“中国梦”的实现，“一切早已开始，一切也尚未结束，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与前程，饱含我们共同的致敬与祝福”！
点评
企业家的“升维”
张肇麟
HBC（汉彬洲）翰澜咨询主席
王林先生是深受企业家信任、尊敬的学者，他的观点常常很有新意。
实际上，王林先生提到的四个条件与三个陷阱的规避，在领袖谋略与执行中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此外，由于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早，如今三个互联的划分已经不再必要。
西方学者有过一个用于理解社会变迁复杂性的思维模型“PEST”，也就是说，政治、经济、技术、社会作为人类当下处境的系统而不可分割和抽取的有机成分，这个模型用来理解三个陷阱就可以做到更能把握其背后的机理。
我理解王林先生提出的四个条件在领袖谋略角度就是：能胜任复杂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社会严峻变革的领袖，有效地发挥国际政治与外交领导艺术，引领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时俱进，在坚实、活跃的科技创新基础上持续增强国力直至不可撼动。这里有三个要点：国际关系、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持续发展的机制！
也正是这三点让很多正在崛起的国家遭遇了陷阱，这三点不容易平衡。PEST从任何一点出发的主动行为都是在破坏PEST原有的平衡和构建着新的平衡。“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崛起到一定程度，社会的政治结构就出现了刚性调整的需求，文化信念和利益群体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会通过经济基础刺激上层建筑矛盾激化。纵观历史，在这样的关头考试过关的领袖不多，化险为夷的国家不多。
再看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的本质是：超级大国地位的隐形资产是巨大的，作为超级大国不仅涉及巨大的隐形利益，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甚至游戏规则。当这个地位遭遇挑战时，在超级大国心里和他国心里所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温差。利益的巨大损失伴随羞辱的感觉，再夹杂着落寞导致的对新贵的仇恨归因，就很容易发起被价值观歪曲和形势误判的军事争端。这是新崛起者面对的外部局势的巨大压力。
不仅如此，塔西佗陷阱也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中，什么样的政府才可以拥有权威，取得信任去调整这么复杂的矛盾、冲突？经济、技术的变革如此原发、主动，社会文化与群体的新貌在无意识间就已经被塑造起来，怎样才是最佳的政治变革节奏，谁来主导政治变革？政治从来就不仅仅是信念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政治是政治问题，其间夹杂着复杂多变的利益和动机。
分析了这三个陷阱的机理，以及领袖面对的挑战（四个条件），接着再看看企业家的使命、历史担当。一方面就如王林先生所说，企业家不仅需要在面对新技术环境时“升维”，也需要与民族命运合拍的政治担当意识（升维）。他虽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话题引人深思。
王林 经典语录
①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如果还沉溺于物美价廉，还沉溺于靠低工资、破坏环境、没有敬畏自然之心来做企业，我们就没有出路。
② 所有经济形态的创新，归根结底是商业文明的创新，新商业文明必将也必然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③ 这是个聚焦的时代，企业要做好四个聚焦：资源聚焦、市场聚焦、方向聚焦、文化聚焦。
④ 经济工作要接地气，达天庭。了解企业实际情况，积极参政议政，才能为国家当好参谋，为企业做好顾问。
⑤ 当已有知识体系、逻辑框架无法解释现实困境时，往往意味着看待问题的坐标体系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