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是自然界中和我们关系最为亲近的物种，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它们的手部便就不难发现它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黑猩猩手掌的部位更长，这使得它们的四指可以像钩子一样方便抓握，这是它们长年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而被筛选出的性状。毕竟在树枝间闪转腾挪之际，指尖和树枝之间的一寸之差很可能就意味着生死之别，但是这种修长的手掌也造成了一个麻烦，那就是黑猩猩的手很难像人类的手那样握成紧凑的拳头，因为它们的拇指和其他四指的距离相对更远一些。黑猩猩在搏斗时更依赖尖牙、掌击和撕扯，而不是拳头。
人类就不一样了，相对于黑猩猩，我们的手掌更短，拇指可以紧紧地箍住食指和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再蜷缩起来，使得手掌被肌肉约束成了一个紧凑的结构，当这样的拳头痛击在对方身体上时，力量会集中在拳峰，越小的接触面积意味着越大的压强和力量的贯穿。正如美国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摩根（Morgan）和卡里尔（Carrier）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手部结构，是很多因素（如持握工具等）共振造成的结果，但其中暴力行为的筛选或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进化历史中，那些手掌过长的人类个体，由于无法紧凑地握紧拳头（当然他们也没有黑猩猩那样的尖牙），所以在搏斗中处于下风，而在匮乏的环境中被暴力所压制便意味着失去延续血脉和基因的机会，因此，那些手掌过长的个体逐渐消失，而剩下的人则握紧双拳走到了今天。
这实在讽刺，我们本以为人类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我们可以用双手创造，但实验室里的数据表明，我们的双手同样适合于毁灭彼此。
匮乏带来暴力，而我们引以为豪的双手却有着更适合释放暴力的结构，这再一次证明，是匮乏塑造了我们。
无数的证据和事实都表明，直立人生活在极度的匮乏之中，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无论是食物还是生育的机会，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甚至彼此吞噬。但是仅靠内斗至多可以解决“分蛋糕的方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匮乏的问题，人类若想继续进击，要做的并不是向彼此挥起拳头，而是要向大自然挥起拳头。
火焰就是人类的拳头。
让我们想象这么一个情景：距今大约50万年前北京郊区的一个傍晚，乌云低沉，风起荒野，气压的骤变预示着一场暴雨的到来，几个北京猿人正朝着龙骨山的洞穴走去，如果被大雨淋湿，他们很可能会病倒，而在旧石器时代病倒往往意味着变成一具枯骨或者野兽的粪便。就在他们马上就要走入洞口的时候，突然整个天空亮了，紧接着一声响雷，远处山坡上的一棵枯树在雷击之下化作了一团光明。
其中一个北京猿人看了看走入山洞的同伴们，又转头看了看那山坡上的光，远处的光芒在他的瞳孔中跳跃闪烁，他下定决心要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于是他嘴里发出呼呼声，迈开双腿跑向了远处的山坡。
下雨了，沿着洞口而下的水滴渐渐连成了线，洞外的世界在雨声中变得一片朦胧，就在洞里的几个北京猿人因为寒冷蜷缩在一起时，一团微弱的橙色光亮出现在洞口不远处，渐渐地，那团光越来越亮、越来越清晰，霎时，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同伴从雨雾里闪了进来，手里举着一根木棍，木棍的尖端，一颗豆子大小的光在跳跃着。
那是火。
有考古证据显示，北京猿人在他们所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已经掌握了控制火焰的能力，他们很有可能是从自然界中采集到天然火，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确保火苗不会熄灭，周口店山洞中6米左右的烧土层就是这一行为的证据。尽管今天的一些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100万年前的南非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但是北京猿人的用火痕迹依然是东亚地区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据。
火对于人类来说极其重要，自掌握用火开始，人类得以用极端的方式释放物质里的化学能，这让人类在饮食和活动区域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比如饮食。人类作为一种大型灵长类动物，其实并不适合过量地进食生肉，因为生肉主要由蛋白质构成，蛋白质进入人体的消化道以后会被一些蛋白酶分解成肽链和氨基酸，最后在小肠被人体吸收，可是不同的蛋白酶在分解蛋白质时需要找到自己所能识别的氨基酸序列，才能将链条打开，就好像很多把手铐首尾相连铐在一起串成一个长链，而特定的蛋白酶就是特殊的钥匙，只能通过解开手铐链中某一把和钥匙对应的手铐，才能切断这个链条。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当大量的蛋白质涌入消化道之后，蛋白酶面临的压力会陡增，忙不过来的它们就会漏掉一些蛋白质，偏偏在这时候，肠道里的微生物又过来捣乱，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将蛋白质分解成氨类毒素，这些毒素进入血液后会使得血氨浓度猛增，进而扩散进大脑，使人眩晕、恶心、呕吐，甚至死亡。
怎么缓解这个问题呢？让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前先进行一定程度的分解就可以了。比如用火对其进行加热，这样一来，蛋白酶的压力就小得多了，蛋白质中毒的概率也随之降低，而且在人类使用火焰之后，加热食物渐渐成了一个行为上的惯性，这使得消化道的压力大大减小，人类的肠道进一步缩短，“基础建设”中节省下来的营养和能量再一次投入到了“精神文化建设”中去，大脑便有了进一步加大的可能。
事实上，火焰带来的福利远远不止这些，加热食物可以有效地消灭其中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毕竟生食和熟食的卫生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大大降低了人类被感染的概率。
绦虫这类寄生虫主要寄生在各种鱼类和野兽体内，当人类在食用它们的肉且没有进行适当的烹饪时，寄生虫就会进入人体肠道并开始作乱，有的巨型绦虫甚至能在人体内生长到数米。寄生虫会极大地消耗人的精力和营养，这在本就匮乏的旧石器时代无疑是雪上加霜。火的使用缓解了这个问题，高温可以很大程度地杀灭寄生虫和有害微生物，大大改善古人类的生存环境。由此可见，匮乏不仅塑造了直立人的肉体，还塑造了他们的行为。
当然，火焰也成了直立人手中的有力武器，一个落单的北京猿人如果在野外突然遭遇大型食肉动物，那么他很可能会变成这个大型猛兽的粪便，但是如果这个北京猿人手里拿着一根熊熊燃烧的大树枝，局面可能会完全不同。发出橙色光芒的火焰在直立人手中的树枝尖端妖异地跳跃着，稍微一靠近，猛兽的皮肤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灼痛，同时火焰还有可能趁机爬上猛兽的皮毛，让它们痛不欲生。可以说，火焰的使用，让人类和大型野兽之间的力量对比渐渐发生了扭转，在之后数十万年的时间里，自然界越来越多的动物学会了敬畏这种被人类所掌握的神秘力量。
直立人的环境适应性
匮乏塑造人类行为的情况在进化历史中并不是孤例，我们还能从北京猿人所使用的石器中找到同样的逻辑。北京猿人在周口店地区生活了几十万年，在这个相对漫长的时间段里，东亚地区的气候曾有过剧烈的震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曾经指出，更新世的气候是多变的，周口店地区曾经的自然风貌和今日完全不同。比如在中更新世的大暖期，气候一度温暖潮湿，亚热带的北界甚至可达辽宁中部，周口店附近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使得在周口店遗址同一时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较为大型的砾石石器。据推测，北京猿人在使用这些大型石器时可以更好地刨挖植物根茎，砸断植物纤维，因为要想在匮乏的环境中维持生计，称手的工具是少不了的，这些大块石器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北京猿人对森林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
随着冰期的来临，干燥和寒冷席卷华北地区，亚热带的北界从辽宁中部退回南岭，即今天的湖南、江西一带，周口店的森林环境也逐渐退化成了温带草原环境，大石器对于北京猿人来说也渐渐派不上用场了。所以在与干冷环境所对应的遗址地层中，出土的石器开始变小，细小锋利的石片取代了原来粗大的砾石，因为前者更容易宰割动物，特别是小型动物。为了应对新的匮乏，工具也要做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