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入口处，有一个北京猿人复原铜像，试图为来访的观众再现北京猿人生前的样子，铜像手里还拿着根棍子，以强调北京猿人是可以使用工具的。作为一个博物馆讲解员，我想说的是，如果今天大家见到一个活着的北京猿人，一定会觉得他们的体态颇为奇怪。因为现代智人可以完全垂直于地面站立，当我们抬头挺胸双腿伸直站立时，脊柱和地面基本呈90度角。但是，北京猿人若想垂直于地面站立，恐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类学家通过观察北京猿人的头骨结构发现，他们的枕骨大孔（颈椎与头骨连接位置的一个孔）相对于现代人来说偏后一些，这个结构对颈椎的角度有一定的影响，致使北京猿人站立时的姿态相对于现代人来说会显得有些低头哈腰，同时臀部后翘。他们曾经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附近至少生活了几十万年，这个时间并不算短暂，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类物种彻底消失呢？
很遗憾，我并不知道，目前学界对此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根据推测来看，他们有可能是在寒冷的压力之下向南迁徙了，因为学者们在南京汤山地区发掘的动物群化石和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动物群化石颇为相似，这正是北方动物南迁的证据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北京猿人，在森林褪去和动物南迁之际一定面临着生活无以为继的艰难处境，在这种匮乏的压力之下，他们或许逐渐放弃了周口店地区，从北京向南京方向挺进了。
有趣的是，在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直立人化石，目前学界尚不能确定他们和北京周口店直立人（北京猿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他们的头骨结构可以看出，南京直立人有着相对高耸的鼻子，据一些人类学家推测，这种高耸的鼻子很可能是对寒冷环境的一种适应，因为鼻子越高耸，鼻腔的空间相对越大，外部干冷的空气可以和鼻黏膜以及鼻腔中的血管充分接触，使得空气在进入肺部以前首先被加温和加湿，这样便不会伤害到肺部，同时，当肺中的空气经过鼻子被排出时，较大的鼻腔结构也有助于将水分留在体内，大大有助于人体在匮乏的环境下维持日常活动所需的体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京直立人的面孔。鼻子和气候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依然有所反映，俄罗斯人的鼻子和马来西亚人的鼻子看起来明显不同，这说明迥异的气候依然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
从非洲出发的直立人虽然散布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当一部分直立人进入东亚地区以后，就被隔绝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了，无论是从文化行为还是从身体性状，学者们都能看出东亚地区的直立人和西方世界的直立人是有所不同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个因素不能被忽略，因为它的影响太过巨大。
让我们先从隆起的青藏高原说起。
王幼平老师阐述过这一过程的具体原理，从晚新生代的时间尺度来看，青藏高原能到今天的高度，主要经历了三次抬升的过程，依次是340万年前到170万年前的青藏运动、110万年前到60万年前的昆仑–黄河运动和15万年前的共和运动，而这一系列地质活动的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还可以从石器文化上寻到一些端倪。
在石器文化的起始阶段，欧亚大陆的西部和东部使用的都是大块的砾石石器，从形态上看不出显著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当时青藏高原的高度尚不足2 000米，还没有形成对东亚地区的封锁，此时来自印度洋的水汽还可以滋润到亚洲内陆地区，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当时可能还只是零散的沙丘，而从昆仑山口到华北地区曾广泛密布着大小不一的湖泊。这些水源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古人类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长距离的迁徙。
紧接着到了昆仑–黄河运动时期，青藏高原隆起到了3 000米以上，封锁开始了。来自海洋的水汽被青藏高原挡在了南部，使得亚洲的内陆地区变得干燥起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连成一片，中国西北和华北的大小湖泊接连消失。对于生产力落后的直立人来说，沙漠环境意味着各项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几乎成了一片不可逾越的屏障，东亚地区的直立人在这种天然的隔绝之下便和西部世界失去了联系，东西两地的文化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向着不同方向发展。可以说，在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阶段，正是青藏高原隆起带来的匮乏在东西方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青藏高原直到今天依然高耸在中国的西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对东亚地区的封锁效应依然存在。
第6章
尼安德特人和我们
人类是一种“裸猿”，那我们为什么要褪去体毛呢？又是什么时候褪去体毛、穿上衣服的？分子生物学家带着一种叫做“虱子”的寄生虫出场，也许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智人登场
一般来说，人类的进化历程被认为是这样的：南方古猿进化成能人，能人进化成直立人，直立人进化成海德堡人（海德堡人有时被一些学者归纳到广义的直立人中去），而大约在距今50万年前，海德堡人在非洲和欧洲分化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
可以说，广义的直立人就像是一根较粗的树枝，而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是其上的两个分叉。
智人到底从何而来？曾经有观点认为，距今大约20万年前，智人出现在了东非地区。在这个观点提出时，学界发现的最早的智人化石的定年是19.5万年前，出土于埃塞俄比亚，非洲东部因此成了智人的起源地。直到2017年，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德国和摩洛哥两国学者在摩洛哥西南部的杰贝尔·伊罗（Jebel Irhoud）遗址发现了新的人类化石。这些化石分属5个个体，尽管在牙齿等细节上和现代人稍有差异，但是从解剖学意义上来看，他们属于智人，和我们是同一个物种。用研究者的话说，这些化石的主人如果走在今天的大街上，你只不过会觉得他们是普通的路人而已。但这并不是这个发现最重大的价值所在，这个遗址最大的价值在于其热释光的定年结果。
热释光是一种测定年代的方式。简单来说，在自然环境中分布着一些放射性元素，如铀、钍、钾一类的元素，这些元素释放出的各种射线会不断地冲击土壤中的各种晶体颗粒物（如石英等），让晶体发生电离，进而产生自由电子。自由电子在晶体内会以某种形式被储存起来成为辐射能，只要这些晶体被土壤埋藏起来，不被光照射、不被火烘烤，其内部蕴含的能量就会一直储存在晶体中。当学者们把这些晶体样本采集起来放入实验室的设备里加热或照射后，样本内长年积累的辐射能就会以光的形式被释放出来。我们通过观察样本释放出的光，就能推算出其存储了多少年的辐射能，便能推算出这个遗址距离今天有多长时间。在实验室中，以加热的方式释放样本晶体内辐射能的定年法被称为热释光，以光照的方式释放，则被称为光释光。
摩洛哥和德国学者正是以热释光的方式确定了杰贝尔·伊罗遗址的年代。最后的定年结果显示，这个智人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30万年前到35万年前。结合之前的研究结果来看，杰贝尔·伊罗遗址的发现或许可以说明，智人并非起源于东非这一个区域，而是在整个非洲都有着广泛的分布。
2017年，我有幸和一个摄制团队去杰贝尔·伊罗遗址进行考察，对当地的环境有了切身的体验，也只有真切地置身于那个环境，我们才会直观地认识到，为什么智人会进化成今天的样子。
摩洛哥之行再次让我体会到：匮乏塑造了我们。
我们一行人是在2017年7月抵达摩洛哥的，正值当地的盛夏，刚一下飞机我们就感受到了当地气候的一个显著特征：热。在去遗址之前，我们住在马拉喀什，这个城市被当地人认为是撒哈拉沙漠的入口，因此长年累月地被干燥和高温烘烤着。由于高温效应，那里的作息是昼夜颠倒的，当地人通常在日落之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白天出门在外的基本都是一些搞不清楚状况的游客，比如我们这些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