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种子是否易散落是由水稻内一个叫sh4的基因控制的，它的扩散本身就是智人对水稻选择的证据，在粳稻和籼稻中，这个基因的序列几乎是一样的，这暗示着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美国学者据此得出结论，栽培稻起源于8 500年前，在此基础之上，粳稻和籼稻于3 900年前出现分化，正如刘夙老师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这两个数字和中国地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很吻合。
研究历史问题，要讲究证据确凿，水稻的原产地在中国，这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年我们祖先在匮乏之中精心培育出的作物，在今天为万千家庭带去了保障和幸福。
水稻不仅填饱了我们的肚子，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化习惯，有一个科研团队曾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讨论水稻和小麦等作物的种植如何影响了某个地区人类的思维习惯。
这个科研团队分别从水稻种植区和小麦种植区征召了一些被测试者，然后给他们出一些分类题，比如，让测试者将“汽车、火车、铁轨”分类，统计结果后显示，水稻地区的被测试者，更倾向于把火车和铁轨归在一起，把汽车单独划分出去；而小麦种植区的人们则更倾向于把汽车和火车归在一起，将铁轨单独划分。
这种不同的分类倾向，有可能是不同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的，水稻是一种对水量需求相对较大的农作物，要想更好地种植水稻往往需要修缮一些水田和水利工程，这种工程通常需要多人大规模地协作，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人们往往更看重人与人之间，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将火车和铁轨划分在一起，是因为火车在铁轨上才能行驶。水稻区的人们看中的往往是事物之间的联系。
严格来说，小麦并不是中国的本土作物，它的原产地位于地中海东部，很可能是小亚细亚东南或者新月沃地一带（大概是今天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根据考古证据来看，小麦很可能是在5 000年前左右才自西向东进入华夏大地的。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夏天干燥少雨，冬天温和多雨，而原产于这种环境中的小麦相对于水稻来说也就更加耐旱。小麦种植区的人们不需要大规模协作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对更独立，更看重人与事物本身的独立属性，而不是互相之间的联系，他们更倾向于把汽车和火车两种独立的车辆归为一类，这种思维方式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
这篇论文确实给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项研究也广受争议，有很多学者批评这个团队得出结论的过程太过轻率。在我看来，一个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未必是人们文化习惯出现分化的直接因素，但可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希望将来有学者可以用准确的理论来描述这些影响，这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迪。
事实上，并不仅仅是水稻，8 000年前左右，在黄河以北地区由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小米，也开始承载起新的文化内涵。这就需要我们从智人的另外一项伟大发明开始说起了。
制陶技术与酒
如果你走进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的展厅，就会发现在新石器时代部分农业起源的展墙对面，放着几个独立的展柜，里边陈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几件明星级的陶器，它们彰显的是智人当时最重要的工艺技术之一——制陶技术。
有人会误以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发明了陶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旧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陶器制作技术已经出现了，比如，江西万年仙人洞里就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可以复原的陶器，距今已经有1.2万年左右的历史。这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类在洞内使用火时无意中烧灼了泥土，进而激发了制作陶器的灵感。
很多人对制陶技术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认为陶器只是原始人类烧制的一些坛坛罐罐而已。其实，制陶技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藏价值。
假如你是石器时代的一位女性，你生了一个孩子，但是自己没有奶水，该怎么办呢？母亲奶水不足是很常见的情况。石器时代的中国没有奶牛，更不可能有奶粉。
那么，刚出生的孩子很可能要面临被匮乏夺去生命的危险。
而陶器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种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发展并扩散开来以后，各地的人们开始制作标准化容器，而有了容器，便可以制作流食，没有奶水的母亲可以给宝宝煮制一些米糊和肉汤，婴儿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概率也因此而骤降。同时，陶制容器的出现也大大地减轻了母亲的哺乳压力，使得女性可以更早从哺乳期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下一次的生育之中。这一切正如斯坦福大学东亚考古教授刘莉所言，新石器时代的制陶技术对人口发展来说有着很大的正面意义。
在我看来，制陶技术无疑是智人在面对匮乏时的一个有力武器。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刘莉教授和其他学者们通过陶器的形制和规格推理出更多制陶技术隐藏的属性。比如，在《古代中国》的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非常奇怪的陶器，仰韶文化时期的小口尖底瓶，它的样子非常奇怪，看起来像一个枣核，中间大两边小，腹部外侧还有一对挂耳。在很早以前，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挂耳应该是穿绳提挂用的，当时的人类用绳子穿过其两侧的挂耳，再把容器拎到河边，被扔进水里之后容器会自动倾倒，“咕咚咕咚”地开始灌水，水灌满之后，瓶身的重心改变，会自动竖立起来，方便人们用绳子将其从河中拉走，非常实用。
然而，尴尬的是，有一些学者表示，这个理论并不可靠，他们自己也仿制了一些同样形状的陶器，发现这些陶器不方便打水，因为挂耳的位置偏低，如果穿绳拎起的话，容器难以保持平衡，所以这种容器很有可能不是用来打水的。那么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种小口尖底瓶的形状制作起来并不方便，那么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为什么要消耗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收敛容器的口部呢？
因为小口方便密封。
那时的人们没有保鲜膜和塑料袋，密封容器时基本都是用泥巴，如果容器的开口太大，泥巴也很难凝固，密封性也就无从谈起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对密封性的要求这么高呢？
需要发酵的东西——酒。
目前按照学者们的推测，这种小口、尖底瓶的容器极有可能是用来发酵酒的。在甲骨文里，“酒”这个字，就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小口尖底瓶的样子，非常直观。据推测，这种容器的具体使用过程大概是这样：首先，先民把一些收获来的谷物比如小米或黄米放进容器里煮成糊状，再倒进小口尖底瓶里，然后把一些麦芽或其他植物的芽部碾碎放进瓶里，因为这些植物芽内含有淀粉酶，可以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接下来，往瓶内加入一些水，再用泥巴封住口部制造一个无氧环境，因为微生物在无氧的环境下才能把葡萄糖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但是这个过程需要额外费心，因为这些微生物非常娇贵，过高的温度会将它们杀死，无法继续发酵，所以没有合适家具的人们把小口尖底瓶插在土里固定，让瓶身温度降下来，甚至往瓶身上洒水。而温度如果太低的话，微生物的活性又会降低，酿出来的酒会比较寡淡，于是人们再在瓶身裹上稻草为其保温，总之需要费尽心力地照料，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发酵完成了。他们又该怎么享受呢？
很可能是一起咂酒。
直到今天，中国西南部一些少数民族都还保留着咂酒的习俗，所谓咂酒，就是把装酒的容器放在中间，众人围坐一圈，每人拿一个长长的吸管伸到容器里一起喝酒。学者们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器的口沿处发现了竖向摩擦的痕迹，这很有可能是早期人类用芦苇管等物品咂酒时留下来的。容器的尖底结构更方便收积沉淀物，使它们不会漂浮起来影响口感，直到今天，一些啤酒厂的发酵罐还有这样的尖底设计。
事实上，咂酒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应该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那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尚有限，从出土的陪葬品来看，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形成地位和财富的巨大差距，族群中的人们基本是平等的，可以在同一个容器里喝酒。到了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一些社会资源匮乏的人们被压制在底层，而相对免于匮乏的人们则成为上层阶级，人和人之间开始出现高低贵贱之分，酒器的形制也随之变化，从原来集体咂酒用的容器，变成了一个个用以独饮的容器，人和人之间出现了清晰的边界，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开始趋于复杂，社会分层就是这一复杂进程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