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仅仅通过小口尖底瓶这个陶器的形状和一些其他证据，刘莉教授和其他学者们就能推理出如此多的历史细节并把这些传播给公众，每念至此，我都觉得这就是考古学和博物馆的伟大之处。
说到饮酒，其实今天的中国人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是不适宜饮酒的。因为乙醇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大体来说是这样的：首先乙醇会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化为乙醛，乙醛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再转化为乙酸，乙酸最后会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然而，有不少中国人由于基因的问题，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较低，饮酒的后果就是乙醇被转化为乙醛，但难以进一步分解，进而在体内积聚造成中毒，而乙醛中毒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脸部毛细血管破裂，皮肤发红，俗称喝酒上脸。有人误以为喝酒脸红的人酒量好，其实是错误的，上脸是中毒的一种表现，有这种症状的人应该远离酒精。
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代谢酒精的基因要强于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而饮酒的天赋其实很有可能是被匮乏塑造的。如果从性质上来划分，酒大体经过了一个从果酒到酿造酒，再从酿造酒到蒸馏酒的过程，而我们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广义上的果酒的呢？
从基因上来看，大约是在距今1 000万年以前。
2015年，一个研究团队在《PNAS》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称包括人类在内的几种灵长类动物体内，有一个关于乙醇代谢的基因在大概1 000万年以前受到了筛选和扩散。在当时，连广义上的人类都还没有出现，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都还有着某个共同祖先，即某种古猿。这种古猿在林间生活的时候，或许是迫于种内竞争或者是别的某些原因，无法得到足够的正常果实，它们不得不采集一些发烂变质的果子，这些果子通常被埋在掉落的枯叶下面，潮湿温暖且缺乏空气流通，有的便发酵产生酒精。这也会对食用了酒精的古猿造成某种筛选，那些不耐受酒精的古猿很可能会因为醉酒而在林间坠落，或者因为失去对危险的敏感而去挑衅猛兽，它们的基因也就渐渐地消失了；而那些耐受酒精的个体，则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来并且得到扩散。后来，这些古猿逐渐地分化成了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因此，这种更好地代谢酒精的基因在这三类动物体内都被发现了。之后人类又发明了酒精含量更高的酿造酒和蒸馏酒，继续把自己灌醉，不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在我看来，代谢酒精的能力，一开始也是迫于匮乏的压力而出现的。
驯化动物
事实上，陶器所能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它还彰显出了智人在进化史上的另一番壮举，即对其他动物的驯化，这也让智人真正成为地球的主宰者。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器作品中，有些容器被做成了动物的形象，比如大汶口文化中就出现了以猪和狗为原型的陶器，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已经和猪、狗等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在这个过程中，祖先们也慢慢实现了对它们的驯化。
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目前学界认为，猪并不是单一起源的，这种牲畜在两河地区以及中国境内都被人们驯化了。大家都知道，猪的食量很大，而且对食物也不怎么挑剔，所以它可以高效地把残羹剩饭和人畜粪便转化成蛋白质和脂肪，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特性，饲养它可以很好地解决食物的匮乏问题。古时候，一些厕所就直接建在猪圈的上方，这可谓是一个高效的绿色碳循环系统。毫无疑问，家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那么，中国地区的人们是何时把野猪驯化成家猪的呢？
就目前考古的发掘情况来看，是在距今大约9 000年前左右，从河南境内的贾湖遗址开始的，因为学者们在贾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被驯化的家猪的骨头。
在考古学范畴，判断猪骨头是属于野猪还是属于家猪是有科学标准的。第一个标准叫作LEH，即牙釉质发育不全。之前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如果在身体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缺失，牙釉质的发育就会出现问题，一些学者正是通过古人牙齿的发育情况来判断其生活水平的。猪也是这样，野猪在野外的状态下自由自在，营养均衡充分，一口牙长得相当体面，家猪就没那么好运了，它们只能吃人类的残羹剩饭和垃圾，营养状态差很多，牙齿也会发育不良。学者们统计了贾湖遗址中发现的猪牙的LEH发病率，这个发病率明显高于野外状态下的野猪，说明这些牙来自和人类一起生活的家猪。
第二个标准叫作齿列扭曲。之前介绍过人类骨骼的一个性质，如果一个人经常咀嚼有韧性的食物，其下颌骨就会得到充分锻炼，下巴的尺寸就会变大。猪也一样，野猪在野外状态下吃各种粗糙的食物，下颌骨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它们的下巴也就更大（注意，这并不是野猪下巴大的全部原因），牙齿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而家猪和人类一起生活，主要以泔水为食，下巴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尺寸相对较小，而牙齿大小并没有太大变化，较小的下巴没有给予牙齿充分的生长空间，牙就只能拧巴着挤在一起，这种现象就叫作齿列扭曲，是家猪的典型特征之一。
最后一个标准叫作齿槽脓肿，这与农作物的驯化有关。与人的牙齿一样，猪的牙齿最外层也有一层结构，叫作牙釉质，它由一层致密的无机盐构成，强度非常大，甚至接近金刚石，可以在人或动物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但农业生产出现以后，食物的配比发生了变化，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猛烈上升，谷物里的淀粉在口腔里被水解成葡萄糖之后会被微生物转化成一种有机酸，这种有机酸会不断地腐蚀牙釉质，进而产生龋齿和齿槽脓肿。农业生产开始之后，智人的牙齿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与智人生活在一起的家猪也一样，齿槽脓肿的现象在野猪中不常见，在家猪中却相对常见，因此这也成为考古学者用猪骨判断其是否被驯化的科学标准。
猪被华夏先民驯化之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肉食，特别是动物脂肪，这在过去可是如假包换的奢侈品。直到今天，猪肉依然在喂养着世界上无数的人口，为我们解决了棘手的匮乏问题。
再来说狗，狗很有可能是智人最早驯化的一种野兽，尽管目前在学界还有一些讨论，但是主流观点认为，距今大约1.5万年前，狗在今天中国境内被逐渐驯化。严格来说，今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家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而是灰狼的亚种，因为狗和灰狼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可以交配出狼狗。
据推测，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有一些灰狼开始试图接近智人部落，很可能是因为灰狼是一种可以食腐的动物，它们可以从智人部落轻易获得一些残羹剩饭和粪便（如今的家犬依然保有这个习性），智人或许认为它们并没有构成威胁，因此没有驱赶它们。久而久之，一些灰狼与人类的关系日渐密切，它们繁衍的后代中，性情凶狠暴戾的，会被智人消灭掉，温顺乖巧的则会得到智人更多的照顾。就这样经过1.5万年左右的定向选择之后，灰狼的后代在外观和性情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出现了。
狗和猪在漫长的被驯化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类会不断地杀死那些凶狠的个体，保留温顺的个体。其实，动物的性情是否温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体内的激素水平比如肾上腺素决定的，而哺乳动物的肾上腺素水平往往会受到神经嵴细胞发育情况的影响，所以，我们选育温顺的个体，其实也是在选育那些神经嵴细胞发育不足的个体。由于神经嵴细胞还与动物的头面部骨骼发育息息相关，当神经嵴细胞发育不足时，动物的面部就会回缩变短。狗的面部比灰狼短，家猪面部比野猪短，这也是原因之一。还有一种动物也是这样，那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相对于直立人等早期人类，智人的面部明显变得扁平了，这很可能意味着人类也渐渐地抑制了攻击性而变得温顺起来，因为在人类族群中，那些凶狠暴戾、无法控制攻击欲的个体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是群体中的不稳定因素，这让他难以寻得配偶，从而难以扩散自己的基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攻击性强的基因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也变得越来越低，这其实也与神经嵴细胞的发育水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