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结果显示，商朝的平民大多数都营养不良，原博士统计了殷墟小墓中多孔性骨肥厚（Porotic hyperostosis）的发病率。多孔性骨肥厚是一种出现在枕骨、额骨和顶骨的多孔性损伤，一般认为，缺铁性贫血是造成这种损伤的主要原因。
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从殷墟小墓中采集的38个男性样本中，有37个存在多孔性骨肥厚，比例超过了97%，而在30个女性样本中，24个存在损伤，比例为80%。用原海兵博士的原话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缺铁性贫血在殷墟小墓居民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和因饮食造成的营养不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相对来说，肉食中的铁元素比谷物中的铁元素更丰富，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一个人如果长期缺乏肉食的摄入而过于依赖谷物的话，便很可能患上缺铁性贫血。
除此之外，原海兵博士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以证明商朝存在着普遍且严重的匮乏，那就是牙釉质发育不全（enamel hypoplasia）。
牙釉质发育不全是釉质矿化不良造成的，往往会在人的牙齿表面留下沟或坑，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营养不良。现代医学往往把牙釉质发育不全视作青少年身体发育停止的迹象，也有统计表明，那些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个体也会伴有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情况。
殷墟小墓中的样本显示，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情况在商朝平民中普遍存在，36个男性样本中，28个牙釉质发育不全，比例接近78%，而女性的29个样本中，有23个存在着同样的健康问题。原海兵博士对这个数据进行了直观的总结：“（这些数据）也许暗示当时的食物供应并不充分，营养不良的情况在人群中普遍存在，人们的生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由此可见，商朝的食物长期处于普遍匮乏的状态，这种大背景对那些可能被固定和强化的随机行为产生了一种定向筛选，凡是无法应对匮乏压力的随机行为，都将无法维持下去，而那些可以应对匮乏压力的行为，即便是残暴血腥的，也会被强化，比如活人祭祀，因为这种残酷的行为与匮乏的环境非常契合。不妨想象一下，商朝人烧死一个人之后，凑巧下雨了，干旱已久的田地得到滋润，那么商朝人就会像鸽子那样，把焚人和下雨这两件毫无关系的事建立起因果联系，逐渐形成迷信。同时，活人祭祀多少会削减一些人口，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抓回来的俘虏，也就减少了粮食的消耗，人口的压力便会随之减弱，正好应对了粮食不足的困境，于是，这种残酷的行为可以通过匮乏环境的筛选，被随机降临的奖励不断地加强和固化。
所以我认为，活人祭祀的本质，就是一种在匮乏环境中被筛选出来，进而又被随机出现的奖励事件固化和加强的迷信行为。
马匹与殷商王朝的谢幕
活人祭祀的迷信行为被不断加强和固化后，其形式也更加多样了。比如，在殷墟的车马坑里，有被埋葬的马车以及人马的骨骸，学者们相信，其整齐而充满仪式感的摆放方式无疑也是一种人畜的献祭。
值得一提的是，殷墟车马坑里的马车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马车实物，这让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马车技术很可能是由外部传入的。
第一个原因在于，驯化的家马并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虽然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一些马骨出土，但是绝大多数马骨还是普氏野马的马骨，先民并没有骑乘它们或者让它们拉车，而是捕杀它们为食。普氏野马和驯化的家马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在殷商以前，有极其零星的驯化的家马的马骨在中国境内出土，但是家马真正成规模地出现还是在殷墟的车马坑里，所以对商朝人来说，家马是突然出现，而不是本土一直存在的物种。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距今大约6 000年，家马在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斯坦境内被驯化，之后伴随着印欧人的扩散而传遍欧亚大陆，对商朝人来说，家马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外来物种。
马车技术外来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技术，都有一个起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车辆技术也应该如此。在欧亚大陆的西边，考古证据清晰地显示了西方车辆是如何诞生、发展，再到成熟的。比如，西方车辆最初是四轮车，拉车的牲畜不是马，而是牛，因为当时车辆技术不成熟，车速不能太快，否则容易侧翻或散架，而且车轮是由实心木板做成的，并不是后来的辐条结构。两轮战车技术出现以后，马匹开始成为牵引车辆的主力，因为两轮车辆更方便转弯而不至于侧翻，所以马匹高速奔驰的特性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车辆为了轻便，还发展出了辐条结构的车轮，随着技术的精进，车轮辐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四根到六根，再到八根，这个发展过程可以被清楚地看到。殷商车马坑里的车辆技术却远远高于西方的早期车辆，都是两轮马车，而且有些车轮辐条竟多达26根，殷商战车的技术水平完全超越甚至碾压它们。
事实上，世界上有的民族由于长期与欧亚大陆处于隔离状态，所以从未掌握车轮技术，比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虽然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取得了相当傲人的成绩，但是在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之前，他们没能发明出任何一架具有实用价值的车辆，这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中国，家马的驯化和车辆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交通和运输成本，不仅使各地的物资和文化得以更加频繁地交换，也让中央王朝可以更快地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投射四方，将全国凝聚为一个整体。马政在中国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一直都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物，比如在秦帝国设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中，负责马政的太仆便位列九卿之一。
也正是马匹和车辆，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见证了殷商王朝的谢幕。
商朝定都殷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气候非常湿润、暖和，竺可桢先生认为，殷墟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相仿。彼时的中原大地还是一片亚热带雨林，今天已经在河南绝迹的犀牛和大象，当年却在殷商王朝的疆域内四处驰骋。在殷墟曾经出土了一副小象的骨骸，脖颈处还挂着一个铜铃，说明那是一只被人类驯养的小象，足见当时的商朝人和大象相处密切。此外，在甲骨文中，“大有作为”的“为”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手在牵着一头大象，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中，农作物往往会有更好的收成，更多的粮食储备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规模的军队，在殷商中后期的历史中，殷商王朝迅猛扩张，骏马拉着两轮战车四处驰骋，一批又一批俘虏被抓回首都斩首祭神。我相信当时整个王朝一定信心满满，昂扬向上，他们坚信自己所献祭的鬼神会永远保佑自己。
然而，到公元前11世纪左右，中国再一次迎来气候的转冷，与寒冷相伴的干燥也随之而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表示，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后期一些卜辞中，“烄”字出现的频率明显多了起来。“烄”字在甲骨文里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人被置于火焰上炙烤，其含义为焚人，是活人祭祀的一种，主要目的在于求雨，而商朝后期越来越多的焚人记录意味着当时气候已经整体转向干旱，焦虑的商朝人不断地将人烧死以祈求降雨，可以想象，寒冷和干旱给古代农业生产带来的威胁有多大。
粮食减产会造成食物的匮乏，食物匮乏会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涣散，军队后勤崩溃，同时，被饥饿逼入绝境的各地方国和诸侯也会铤而走险，试图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在古代社会，饥饿和造反常常相伴相随，殷商军队在王朝末期四处镇压，然而，他们数百年来一直崇拜的鬼神终究要抛弃他们了。
就在商朝忙于应对各方战事之际，居住在陕西周原一代的周族认为时机已到，在周武王姬发的带领下，早已对殷商心怀不满的各路诸侯聚集起来，在牧野讨伐商军。由于主力部队尚在东南激战，无法及时回援，殷商末代君主纣王不得不将奴隶仓促地武装起来投入战场，以应对士气高昂且同样装备了先进战车的周朝联军，然而，商纣王忘记自己是如何对待那些奴隶的了，他忘了那些奴隶被斩首和肢解之前绝望的哭喊，忘了商朝人怎样虔诚地将奴隶们的血肉献祭给鬼神。周朝联军大兵压境之际，虚无缥缈的鬼神没有出来保佑残暴的殷商和同样残暴的纣王，那些被鬼神“吃肉喝血”的万千生灵又怎么会为殷商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