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降雨量小或者没有降雨呢？如果连续发生了十年的干旱呢？如果干旱到连长江和黄河都断流呢？可想而知，虫卵和幼虫会失去来自降雨的抑制，进而疯狂地繁殖，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李钢博士对此做过概括，东亚飞蝗的生态型分为三种：散居型、群居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散居型的飞蝗翅膀相对较短，代谢率低，而且不集群；群居型的飞蝗翅膀长，代谢率高，整个身体呈现黑黄色，最重要的是，群居型的飞蝗会集群行动，这是很要命的。当一个地区散居型的飞蝗在干旱等因素的影响下繁育过多时，就会转变成群居型，群居型飞蝗耗尽某一个地方的食物后便会集群迁徙。密度大时，飞蝗群仿佛化作了一股无数口器组成的黑风，让迁徙路径上的所有农田凭空消失，局面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便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了。值得一提的是，东亚飞蝗是没有胃的，因此它的进食和排泄速度都非常快，一只蝗虫一生中大概会吞噬1千克左右的植物，从南北朝时期的亩产数字来看，[1]区区一只雌性蝗虫所生育出来的后代就能让一整亩农田颗粒无收，而当蝗灾来临之际，天空中弥漫着的又何止一只雌虫？
可以说，飞蝗把匮乏的恐怖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们让匮乏形成了链式反应，一个地方的食物耗尽了，它们便会群体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吃光当地所有的庄稼。匮乏再次形成后，它们继续迁徙，于是，匮乏的压力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层层推递。当田间地头的农民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股嗡然作响的黑风时，他们不会想到，在这股黑风的源头，很多农民可能已经因为饥饿而化为累累白骨了。
枯骨遍野
正是在干旱、寒冷和飞蝗的多重压力下，各地的农业生产接连遭受重创：
“夏，郡国三十三旱……伤麦。”
“……东海陨霜，伤桑麦。”
“……东平雨雹，伤秋稼。”
“成帝咸和五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孝武帝太元六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安帝元兴元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以上均出自《晋书·五行志》）
“……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出自《晋书·孝怀帝》）
“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郡百姓多饿死。”（出自《晋书·元帝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饥”这四个充满绝望哀怨的字在史书中越发频繁地出现，足以见得当时的农民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慧老师统计，当时的平均亩产仅仅为128.5千克/亩，这个数字不仅低于东汉时期的132千克/亩，更是远远低于唐早期的167千克/亩，是近2 000年前来粮食亩产的最低谷。粮食生产的绝望处境让当时的统治者极为困扰，为了避免政权崩溃，一道道诏书承载着皇帝的意志通过官僚系统传达到帝国境内的每个角落，从这些政府公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当政者已经因为农粮问题而陷入深深的焦虑。
晋元帝司马睿曾经下诏表示，“徐扬二州，土宜三麦……於以周济，所益甚大”，意思是徐州和扬州两地的土质不错，要发展一下农业，种出来的粮食与其他地区相互周济一下，有很大好处。其实当时的徐州、扬州本是商贸区，但由于农粮问题太过危急，才被迫用以种植农作物。后来司马睿又下诏，各地的官员要率领百姓种地，没有耕牛的可以互相借调，若有人不听诏令，则“一门之内，终身不仕”，意思是说不听诏令的人全家一生都不能做官了！可见当时的农粮问题已成为东晋皇帝的头等要务。
南方如此，北方的皇帝也面临同样的焦虑，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诏，“工商杂役，尽听赴农”，意思是工商杂役这些人，本职工作都先不要做了，所有人统统去种地。后来孝文帝还下诏补充，地方官如果耽误了老百姓种地，是要论罪处置的。
通过文献可以得知，孝文帝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发深重。太和四年，孝文帝竟然亲自去监狱把囚犯们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意思是，只要有一个男人不耕作，就会有人挨饿；只要有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寒，现在正是农忙的紧要关头，没有重罪的人就赶快回家种地去吧（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
后来孝文帝又下诏嘱咐“勿使有留狱久囚”，意为监狱里不要老关着犯人，要让他们回家种地。
总的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粮食生产一直严重地困扰着当政者，南、北方都被匮乏的压力深深地折磨着，即使当政者尽全力督促农业生产，农业依然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甚至崩溃。西晋末年，匮乏带来的绝望已经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出自《晋书·司马模传）
“于是宫省无复守卫，饥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出自《资治通鉴八十七卷》）
从这两条描述永嘉年间惨状的记载可以看出，整个晋帝国境内由于农业生产崩溃，从基层到中央都被食物匮乏带来的恐怖深深地笼罩着，田间白骨蔽野、宫殿死人交横。西晋时期有一位大学者名叫挚虞，灾荒来临之际时任太常，这个职务在三公九卿制的体系之内属于九卿之首，是帝国最高礼仪官员，主要主持礼仪和祭祀活动，以使朝廷的施政举措和人事任命具有合法性。他的职位相当于如今的正部级官员，而这样一位国家高级官员，竟然在这场灾荒中被活活饿死了。
然而，西晋末年，匮乏带来的灾难远不止于此。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洛阳沦陷，社会秩序随之崩溃，万民涂炭，盗匪四起，“太卫旬藩奔成皋，贼帅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部曲多为所啖”。[2]从这个记载可知，今天河南省荥阳市一代的成皋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食人乐园，盗贼甚至开始频频捕食政府军士兵，寻常百姓在这些狂徒眼中就更像口粮了。
自然匮乏
由于气候由暖转冷，北方曾经大片适合于耕作的农田变成更适宜放牧的草原，而更偏北的草原被凛冽的极寒彻底封锁，中国的农牧交界线也在此消彼长中南移。曾经的家园已不再适于生存，于是无数的牧民迫于匮乏的压力被强行推挤进农民的家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大批地进入中原地区，甚至出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接下来，剧烈的民族矛盾轰然爆发，无休无止的战乱和仇杀随之而起。五胡乱华时期，汉族民众大举南逃，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事件之一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个时代，从社会结构到文化习俗，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和激烈的对抗，这些对抗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剧烈、最难以协调的矛盾是人伦道德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冲突依然与匮乏有关。
在当时中国的北方民族社会中，盛行着一种特殊的婚俗——收继婚。即当一个成年男子死后，他的儿子或弟弟有权继承死者的女人。所以在匈奴和鲜卑的社会里，经常会出现儿子娶后母或者小叔娶嫂子的情况。汉人对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民族的这一婚俗鄙视至极，因为在汉人的道德传统中，这种行为属于“父子聚麀（yōu）”，意指父亲和儿子共享一个配偶，是有悖于人伦、不折不扣的禽兽行为。
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这几年，我越发坚信一点，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行为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即便是看起来非常古怪的文化行为，也是如此，匈奴、鲜卑等民族的“收继婚”就是其中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高凯曾经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他发现，这些民族生活的地区由于受到纬度、降雨、成土母质等因素的影响，人体常会缺乏一种微量元素——锌。
人体内含有40多种元素，其中常量元素占身体的99.9%以上，而微量元素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虽然微量元素的比例很小，而且锌元素仅是14种微量元素中的一种，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极其重要的，几乎参与身体运行和发育的方方面面。在人体内，有200多种酶、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与锌有关，妇女怀孕后，其对锌元素的需求量比非孕期妇女的需求量高出将近一倍，这是因为胎儿的发育、生长有赖于细胞的不断增殖，在这个过程中，DNA复制时所需要的酶以及RNA转录时所需要的酶都是含锌的，如果缺乏锌元素，胎儿几乎无法正常生长。胎儿的脑部是含锌量最高的一个器官，每1克脑组织中含锌量约为10微克，远远高于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如果孕妇在孕期未能摄入足量的锌，那么胎儿就可能出现神经系统发育畸形的症状，甚至一出生就成为无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