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出自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御史陆应谷奏折。
[4] 捻军，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活动时间为1853—1868年。
尾声
1941年1月6日，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彼时的欧洲四处飘扬着纳粹的旗帜，日本军部的高层们也正拄着武士刀，志得意满地对着中国地图指指点点。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一代传奇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应该建立在四大基本自由之上，这四大基本自由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罗斯福总统当年在对着麦克风说出“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时，会不会想起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退伍老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全美经济一泻千里，联邦各地一片哀鸿：履历出众的工程师只能在露天的草坪上苟且度日，医院的护士几乎饿死在街头的废纸堆里，成千上万的“一战”退伍老兵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们集合起来，筚路褴褛地游行到华盛顿，希望政府能够提前兑现曾经许诺给他们的补偿。毕竟，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就连在百货公司开电梯都至少得有大学毕业的文凭，而很多老兵不仅没有文凭，甚至连完整的身体都没有，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在为国而战时永远地留在了他乡。
然而，在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眼中，这些老兵并不值得关照，这些破衣烂衫的家伙分明是来让他难堪的，老兵搞出的动静越大，总统先生在媒体面前就越是出丑。老兵们四处游说，自发义演，甚至组织了拳击比赛，在围观群众的注目下痛殴彼此，以求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使得他们坚持下去，可是，这一切都是枉然。
被激怒的胡佛总统不仅拒绝接见这些老兵，还下达命令，让这些“无赖们”从他的眼前彻底消失。不得不说，麦克阿瑟和巴顿很好地完成了总统交与的任务。老兵们在看到镇压军队向他们走来时，甚至还高兴地鼓掌，以为是国家给他们安排阅兵式，然而，棍棒、刺刀和催泪弹很快就密集地袭来，“老家伙们”被揍得连滚带爬，哀号连连，就连他们暂时栖身的窝棚都被一把火烧个干净，甚至有婴儿死于这场残酷的镇压之中。
这一切，都被当时的罗斯福看在眼里，他对自己的国家内发生这样的暴行感到尴尬和羞愧，当客人走进他的卧室时，他甚至下意识地挡住报纸上相关报道的图片。罗斯福先生曾经表示，这些游行的人应该得到的是咖啡和三明治，而纽约的一位众议员在给总统的电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经济萧条、失业率和饥民数量猛增时期，热汤比催泪弹更便宜，面包比子弹更能有效地维护法律和秩序。”在我看来，罗斯福先生和这位众议员在面对骚乱时，显然比胡佛总统有着更深刻的洞见。是的，人类历史已经一再地证明，匮乏才是苦难和动荡的根本原因，那些骚乱只不过是由于匮乏而产生的副产品。只有排干污水，才能彻底地让臭味消失，在臭水沟上喷空气清新剂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威廉·曼彻斯特先生在《光荣与梦想》中曾经提到，在大萧条中，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面包屑和腐臭的肉末充饥。曼彻斯特先生是想通过这个细节让大家感受到大萧条的悲惨，《光荣与梦想》也毫无疑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然而，他对匮乏的理解显然不够深刻，因为和光绪初年的华北以及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黑暗时代相比，大萧条时期美国民众的日子已经很好了。
“免于匮乏的自由”在我看来其实更像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人类从诞生以来，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免于匮乏的自由”。然而，也正是匮乏的力量塑造了我们。
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直立行走，拿起工具。
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褪去毛发，开口说话。
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走出繁茂的雨林，挺进苍凉的草原。
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组建更大的团体，共振彼此的心灵。
我们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是因为数百万年来，我们的生活中永远都有那么一些必不可少的事物处于匮乏之中。在幽深曲折的历史隧道中，我们不得已改变了自己的模样，和匮乏进行着永不终结的搏斗。
匮乏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身体，也书写了我们的历史，在其重压下，我们组建了文明，建立了王朝，驯化了动物，融化了金属，然而从大禹登基到溥仪退位的数千年间，这片土地上的匮乏从来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
幸运的是，在近一百多年间，仰仗于自然科学的力量和历史进程的机遇，如今华夏大地上的人们在面对匮乏时已经有了些许的喘息之机。
一百多年前，很少有人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随便一场旱灾袭来，在西安市场上卖的肉丸子里就能吃出人的手指甲；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饥饿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相对于饥饿，今天中国人更担心的是脂肪肝和糖尿病。
一百多年前，民生凋敝，乞丐成群，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甚至有妇女因为穷得没衣服穿，衣不遮体地在大街上游荡；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生产的服装和鞋帽已经横扫了整个世界，美国国庆日时，街道上悬挂的星条旗上都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字样。
一百多年前，全北京仅仅有一条荒谬的铁路，这条铁路从北海公园修到中南海，全长仅1 500多米，是慈禧太后的专列，为了不让引擎的汽笛声惊吓老太后，这列列车没有车头，整个车厢是由宫里的太监们挽着黄绸子拉着前进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平均海拔4 000多米的青藏铁路已经全线贯通，舒适的列车以160千米的时速，载着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穿越那比天空还辽阔的青藏高原。
一百多年前，读书是一件难事，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十个成年人有九个不识字，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读过一本书，没上过一天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数的中小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个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独体博物馆，回顾这片土地的过去，展望这个民族的未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衣食住行中的种种匮乏已经得到了巨大的缓解，然而，我们与匮乏的搏斗依然会继续，当我满怀敬意地将这场绵延百万年的搏斗写进本书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免于匮乏的自由”真的实现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想来想去，一部电影的台词可能是最合适的，在那部影片的结尾，男主角推开窗户，看到美丽的女主角正站在窗外满脸笑意地看着他，男主角笑了，说：“好日子还是来了。”
是的，“好日子还是来了”，好日子终会来的。
跋
一年多前的一天，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一位学者对黑猩猩研究的有关文章，文章的大体内容是这样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自然界与人类有着最近亲缘关系的两个物种，它们本来有着共同的祖先：某种古猿。后来大概在150万年前左右，刚果河形成了，这条巨河恰巧从它们古猿祖先的栖息地中横穿而过，可由于古猿不擅游泳，它们就被迫分布在大河的南北，大河北岸的古猿渐渐演化为黑猩猩，大河南岸的则渐渐演化为倭黑猩猩。
这两种猿类虽然在外貌上差别不大，性情却有着巨大的差异。黑猩猩性情凶狠，彼此之间充斥着残酷的暴力和仇杀，有时甚至会集体行动起来，对同类族群实施种族灭绝行动；而它们的近亲倭黑猩猩却温柔得多，彼此之间和睦相处，暴力仇杀非常罕见。那么，两种亲缘关系如此近的猿类为何在性情上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刚果河的北岸还生活着大猩猩，大猩猩食量很大，力大无穷，它们经常会占有一些黑猩猩的食物，而黑猩猩对此却毫无办法。为了争夺匮乏的资源，黑猩猩们不得不靠暴力来解决争端，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凶狠的性情就会得到筛选和强化，反之，刚果河以南没有大猩猩，倭黑猩猩不会遇到黑猩猩面临的那种匮乏，因此这一物种生活在丰饶之中，暴力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所以倭黑猩猩普遍热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