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应用程序的运行需要大量的硬盘空间，同样地，我们的双手要行使这样多的功能也需如此。怀尔德·彭菲尔德[2]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后移居加拿大，他成立了颇具影响力的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彭菲尔德的职业生涯持续了20世纪的一大半，其间他倾尽心力描绘出一幅“人体地图”，揭示了大脑对双手的重视程度。在他绘制的系列图表中，人体与我们日常所见不同，每个部位均按照其所需大脑皮层的面积成比例呈现。彭菲尔德描绘了管控运动的运动皮层以及监控触感的躯体感觉皮层，并把它们分别称为“运动人体模型”和“感官人体模型”。现在，人们用三维的方式将这些图表描画在纸上和计算机上。在模型中，有两个身体部位占据着主导地位，使得人体看起来如漫画般扭曲变形：人的头部异常巨大，面部的眼睛和鼻子尤为突出；手部也奇大无比。虽然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生殖器明显要大得多，但它依然没有办法与头部和手部相匹敌——大脑在资源分配方面也有优先考量。
大脑的“神经分配预算”是由手指这一“地方办公室”所决定的。正如英国的博学之士乔纳森·米勒[3]在纪录片《身体之谜》中所言，这些细小、微妙的神经末梢“如同绣在人体衣服上的数百万颗小粒珍珠”。彭菲尔德的“人体地图”表明，这些神经实际上是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的。此外，许多神经生理学家认为，动物的皮肤上遍布着活跃、丰富的神经，而人类的皮肤神经早已不再丰富和敏感，只在性欲区和指尖两大部位，人类的敏感性才可与动物相提并论。在这些区域，神经末梢的数量能够达到每平方英寸[4]1 300个。由此可见，正如米勒所说，彭菲尔德所绘的“人体地图”实则是“自然选择”之图，而非“地理之图”。关于指尖灵敏度这个主题，20世纪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娃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有一首关于盲人的诗，她描述道，这个盲人的“指尖仿佛有10只眼睛”，他触摸世界，“感知万物之本”。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作家小弗尔托思克用医学术语强调了“触感”的重要性，在解释腕管综合征时，他说：“正中神经是人类手部的命脉，手将人类与物理世界联系起来，麻木的双手如同失明的眼睛。”
如果对婴儿使用手语，他们很快也会开始打手势，似乎是在牙牙学语，尝试讲话，这便体现了大脑与手部的另一种联系。达特茅斯的一位心理学家劳拉·安·佩蒂托[5]曾就这一迷人课题展开研究，她于2001年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公布了相关的研究发现。她认为，“那些不惹人注意的小手势”其实是语言的微小迹象，它们表明大脑中心已准备就绪，为语言能力的形成做好了准备，而语言并不仅限于狭隘的言语。婴儿用手在身体前的“手势空间”做着手势，这是他们无声的表达。另一位俄罗斯诗人尼古拉·格拉兹科夫则描绘了聋哑人如何用他们的手大声“朗读”诗歌的场景。
人类是如此依赖双手，因此，可想而知，手要比看起来复杂得多。手指上的神经末梢很丰富，对应的大脑空间也非常大，因此双手看上去像具有自主记忆力一样。音乐家们说，一段时间以后，那些演奏过的旋律以及和弦结构，都存储于他们的手指之间，而非大脑里。查尔斯·狄更斯做过议会报道的学徒记者，很久以后，当他在口述信件或者听人讲话时，双手总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抽颤的小动作，以便用速记法精确地记录下一切。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中写道，“我们的大腿和手臂都蛰伏着回忆”。主人公提到，自己在半梦半醒间，手臂居然凭借记忆不由自主地伸出去，为早已逝去的阿尔贝蒂娜按铃。1999年，拉乌尔·鲁兹[6]在其拍摄的同名电影《追忆似水年华》中，将这一令人惊诧的时刻精彩地呈现了出来。
手指的敏感性非常重要，它的一个副产品是产生快感。设想一下，两个人的手不自觉地探寻彼此。五指交缠和四肢缠绵一样，都能唤起人的性欲。1992年，在让·雅克·阿诺根据玛格丽特·杜拉斯[7]的抒情小说拍摄的电影《情人》中，就有这样一幕性感的主角相遇的场景。在湄公河的渡口边，少女和青年初次见面。两人坐在青年的车中，双手慢慢地、一点点地越过横在他们中间的座位，直到他们的手指相触，激情涌动。这样的情景应该是数不胜数吧！披头士可不是想要牵你手的第一个人（《我想牵你的手》是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牵手是走向亲密的第一步。
手与手相握也是灵长类动物的接触方式。简·古多尔曾观察到这样一个场景：面对成年雄性黑猩猩，吓坏了的小黑猩猩会本能地伸手去牵它的母亲。古多尔和其他研究者发现，黑猩猩也会像人一样亲吻、拥抱和鞠躬，而它们的牵手行为出现得比人类还要早。有一次，古多尔把水果放在掌心给黑猩猩吃，黑猩猩先是看看她的手，然后又望向她的脸，这才拿走水果并且握住了她的手。古多尔后来写道，“它温柔的指尖与我相触，这并非智力上的交流，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情感沟通：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因各自进化而产生的长久障碍就在这几秒钟内分崩离析”。
手如此重要，因而握手也慢慢演变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之间常见的问候形式。能言善辩的小布什曾说：“我究竟握过多少人的手呢？这可是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许多政客和商人来说，这问题确实重要。据我们所知，现代意义上的握手礼仪直到19世纪初期才完全确立，握手的历史反映了我们对于阶级和阶层的态度转变。最早的握手形式是“手手相扣”，可上溯至古罗马时期。其中一种“扣手”形式叫作dextarum iunctio，即新郎、新娘的右手相互紧握，宣誓结婚。到16世纪，人们在“扣手”时，还伴随着“摇”的动作，但这仍与我们今天的握手不同。关于握手的理论还需回溯到史前。高等灵长类动物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扣手”方式，就是顺从地将自己的一只手伸向一个较高级别的雄性。据古代文学所记，向对方伸出空手表示休战，意为：我这个陌生人可以与你成为朋友。然而，在中世纪，人们握手时还要屈膝或鞠躬，向级别较高者表示恭敬，此时，握手仪式才算完成。到19世纪早期，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壮大对握手行为的演变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商业扩展意味着握手等交易仪式越来越频繁且重要，同时这也渐渐销蚀了阶级差别。如今，握手已演变为一种较为中性的问候方式。
握手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坚定有力的，热情友好的；也有敷衍无力的，从容不迫的；还有沾满汗水的或干燥清爽的。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坚定有力的握手方式具有社会意义，这个例子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同性取向有关。显然，普鲁斯特当时极力向朋友们隐瞒自己的同性取向。爱德蒙·怀特[8]在他为普鲁斯特撰写的简练优雅的传记中提到，罗马尼亚王子安托万比·贝斯科曾描述年轻时的普鲁斯特有着“生漆”一般乌黑的眼睛，目光深邃，而握手时却软弱无力。为此，贝斯科曾试图告诉普鲁斯特如何坚定有力地与人握手，因为这在以前象征着充满热血的男子气概。普鲁斯特则以其一贯使人费解的方式回答道，“如果我改变握手的方式，人们就会认为我刻意为之，更以为我不正常了”。怀特认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十分可悲，同时也表明“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者思想是多么迂回——同性恋者与他人握手时故意假装柔弱无力，目的是让异性恋者觉得自己没有用‘有力地握手’伪装什么，这样异性恋者也就看不穿自己了。但其实，真实的他和伪装出来的他是完全一致的—— 一个握手无力的同性恋者”。
文化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人类大脑的关注点和焦点，而手是最常见的符号。“手边的”（handy）、“把手”（handle），甚至包括“英俊的”（handsome，其最初的意思是“易于掌控的”，即easy to handle），这些词都源于我们熟悉的双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与手相关的谚语，比如保罗“撰写《加拉太书》”（extended his hand to the Galatians），彼拉多（Pilate，是杀害耶稣的罗马总督）“为自己开脱”（washed his hands of the whole affair），“人多好办事”（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恩将仇报”（Bad dogs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them.），你或许以为自己遇到了“得力助手”（in good hands），但一旦“事态失控”（Matters get out of hand.），你很可能“落入恶人之手”（fall into the wrong hands），你还可以通过“鼓掌或协助他人，尽一己之力”（give a hand）。梅·韦斯特[9]曾警告说，“你如果‘让男人放手去做’（give a man a free hand），那么他将把手游走于你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