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五指总是能够自如地操纵周围的一切，它们能像我们远祖的爪子一样，五指并用共同发力，也能像灵长类动物一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每根指骨的力量。由此可知，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合力使用，手指必须要有神经和肌腱才能完成各种动作。手指的弯曲需要用到手上的九块屈肌腱：单关节的大拇指有一块，其他四指各有两块。“手腕”对应的拉丁词是carpus（即手腕的解剖学专业术语），我们由此衍生出carpal tunnel（腕管、腕隧道、屈肌管）来表示神经和肌腱聚集的手腕通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半英寸宽的正中神经从脊柱延伸出来，像宽阔的“八车道高速公路”，沿着手臂铺展开来，正中神经承载着的“车流”，必须先经过一座狭窄的“两车道的大桥”，最终分散开来，分别驶向“五大目的地”。可见，狭窄的腕管太过拥挤，从而导致手腕极易受伤。
虽然，目前我们对这种“进化缺陷”的原因还不甚明了，但它的一大后果就是腕管综合征。神经外科医生弗兰克·维多兹克认为，“从医学角度来看，腕管综合征是非穿透性的‘气孔’（stigmata）”。Stigmata源自希腊语，意为“以利器刺穿”，但是在天主教中，这个词指的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的六道伤痕，包括荆棘冠冕给耶稣带来的划伤。主教吉姆在《耶稣受难日》中提到，一些油画和电影用将钉子钉进手掌来描绘耶稣受难时的情形，这是不准确的。对于吉姆的这种言论，维多兹克医生给出了这样的医学解释：“许多尸体解剖实验证明，如果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中指和无名指肯定会被钉子撕裂，所以十字架上根本挂不住人。”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是一种常用的酷刑，其残酷性在于，它既能延长受难者的痛苦时间，又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如果把钉子钉在手腕上而不是手掌上，人会感到更剧烈的疼痛，也会被钉得越发牢靠。维多兹克写道，“如果钉在手腕上，最重的身体也能挂很长时间，因为强健的韧带把腕骨黏合住了”。如此，正中神经被刺穿带来的痛苦一定更令人难以忍受。
当然，我们无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能体会到手腕这个恼人的部位所承受的疼痛。施压于手腕的重复性活动会导致腕管综合征。维多兹克医生指出，“由于手部存在大量的触感神经，我们对于手部的疼痛异常敏感。同样，脸颊和头部的丰富神经元则会让我们很容易头痛或发生面部抽搐”。人类的双手进化至今，已参与了各式各样的任务，因此，许多职业——从数据录入员到电钻工，从木匠到作家等——都有可能患上腕管综合征。
显然，钢琴家是极有可能患腕管综合征的一个群体。19世纪的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便很好地例证了人和其灵巧的手指之间的心理联系是多么复杂。舒曼的许多作品，甚至早期的C大调托卡塔曲[18]，所需要的钢琴弹奏技巧已经达到了手指能力的极限。最终，他手指的麻痹症就是他疯狂练习的结果。他在日记里写道：“先是两个小时的手指练习，然后弹奏10遍托卡塔曲，再做6遍手指练习，最后弹20遍变奏曲。到晚上，手指竟然动不了了！真的太气人了！”舒曼的这首托卡塔曲让后来的许多钢琴家都“抓狂不已”，因为曲子实在太难了，需要右手分别使用大拇指和食指、无名指和小指同时弹奏两种旋律。
如果外出旅行没有钢琴，舒曼就会拿出无声的键盘来练习，装有弹簧的琴键能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十分看重手指的灵活性，他曾这样解释：“强大的机械力量能够让我更好地控制音乐作品。”他后来也试过把手腕抬得更高，在这样的姿势下，前臂的屈肌会比较放松，手指弹奏琴键时也会更加轻松。可惜，这样的后果是：舒曼有时会失去对琴键的掌控，演奏的流畅性就没那么好了。
舒曼在年轻时，右手就开始疼痛了。为了在提高灵活度的同时又能缓解疼痛，他用尽了各种办法。直到今天，许多学者和音乐家仍在争论舒曼使用的机械装置的价值和危险性。乐队指挥约翰·伯纳德·罗格尔[19]曾发明了一种叫作练指机的装置，它能使学生在弹琴时保持固定的手指间距。许多钢琴老师也推荐过不同种类的机械装置来拉伸手指。舒曼的日记里也提到过一种装置，英国人将其称为“雪茄盒”。
精神病学家彼得·奥斯特瓦尔德在《一位音乐天才的内心独白》一书中，详尽地剖析了舒曼手伤的病因。在奥斯特瓦尔德看来，舒曼手部的疼痛伴随着心灵上的煎熬。当时，他一直在努力征求他的音乐老师弗里德里希·维克[20]的同意，把尚未成年但音乐才华出众的女儿克拉拉（德国女钢琴家）嫁给自己。奥斯特瓦尔德由此认为舒曼的手伤是心理和生理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他补充说，“分析表明，舒曼的手伤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他与维克之间的冲突，他想在钢琴方面超越克拉拉的好胜之心，他想成为创作型音乐家而非表演型钢琴家的渴望”。很显然，舒曼常常分不清哪些是问题，哪些是动机。舒曼同时还是酒鬼，也是疑病症患者。杰米森[21]等学者证实，他还患有躁郁症（舒曼非常清楚自己异常的情绪状态，他甚至还给它们起了一些别名）。舒曼的手伤后来的确成了他表演生涯的绊脚石，相反，克拉拉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奥斯特瓦尔德深信舒曼的手伤是存在复杂的心理原因的，这推论或许是对的，但另一种更直接的解释就是舒曼患有腕管综合征，即重复的练习动作所带来的疼痛。
舒曼并不是唯一受手部病痛困扰的音乐家。加里·格雷夫曼[22]和莱昂·弗莱舍[23]是20世纪下半叶的顶级钢琴家，他们俩的右手也伤得很严重，甚至无法正常演出。不过，他们没有就此结束职业生涯，反倒创作了一系列强调左手技巧的钢琴曲。保罗·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哥哥，他在“一战”中失去了右臂，之后成了著名的左手作曲家。由于西方音乐无理由地强调右手的使用，再加上钢琴家必须通过现场演奏来传播作品，这导致舒曼和其后的许多音乐家都患有右手手疾。与右手相比，左手的病痛则没有那么常见。
手部伤残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个人生活，因此，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体系都有关于受害人手指受损的赔偿规定。《出埃及记》中有一段冗长的文字，讲到用报复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抵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足还足”，而多数法律规定则更为详细。根据史料记载，9世纪时，英格兰韦赛克斯王国国王阿尔弗雷德曾制定了有关断指赔偿的法规，我们也因此得知了他对手指的叫法：他将拇指称作duma，其他四指依次为the scythe finger，midlestafinger，goldfinger和lytlafinger。而finger（手指）这个庄严、尊贵的词则源自古英语，也与丹麦语vinger和古挪威语fingre同源。
11世纪，丹麦国王卡纽特（亦被称为克努特）占领了英国，制定了一套独特的断指补偿法规。他用当时中世纪的拉丁文分别为五根手指命名：pollex（大拇指）、demonstratorius（食指）、impudicus（中指）、annularis（无名指）和auricularis（小指）。这些名字值得我们深究：pollex至今仍被当作拇指的技术术语使用，它也是古拉丁短语pollice verso的词根，意为“拇指朝下”，是古罗马时期把败北的角斗士处死的手势；demonstratorius似乎暗指食指充当了指针的角色；而关于impudicus的猜测则较为广泛，有人认为这个词含有侮辱意味，有人则认为它具有实际用途，是测量女性阴道的工具，这些看法的理论依据是这个词与impudent（厚颜无耻的）一样，都是由pudendum（外阴）一词衍生而来的［粗鲁手势——竖中指，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发明，它可能源于中指的另一个名称——obscenus（淫秽）］；annularis原意指的就是如今人们常用来装饰无名指的物品——戒指；auricularis这个词源自auricle（外耳）一词，因为人们常用小指清除耳垢。顺便提一下，詹姆斯·邦德的电影《金手指》中，有一个反派角色就叫Auric。不过，auric在这里和掏耳垢的能力无关，在化学术语里，它是一个形容词，意为“金制的、含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