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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0页

    事实上,在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很大程度上会被分配一些“肮脏”的工作,尤其是在14到20世纪穆斯林相对衰落的年间。[23]这些工作包括清理污水池和干燥制作燃料所需的填充材料,这些是摩洛哥、也门、伊拉克、伊朗和中亚的所有犹太人共同的职业。犹太人中也有皮匠、屠夫、刽子手和其他不受待见或受鄙视的职业者。这类工作必然只需很低的智商弹性:才华横溢的皮匠和刽子手赚不来钱。

    出现智力差异

    我们所感兴趣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许在中世纪时已在进行中,但其结果直到1800年还并不明显,那时候没有智商测试,也没有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做出的科学或数学的新发现被记录。

    有可能如果不是反闪米特主义使得犹太人失去大部分职业的选择,情形就会有所不同。1800年时,对犹太人职业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严格禁令才刚刚放开。同时,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德系犹太人数个世纪以来都对自然哲学不感兴趣,这使得他们没有跻身早期欧洲科学家和数学家之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领袖们确实常常对自然哲学的探索持抵制态度。自12世纪迈蒙尼德的著作面世以来,绝大部分犹太宗教领袖都倾向于认为哲学不如对《妥拉》(希伯来圣经的前五书)的原义诠释。

    自1204年迈蒙尼德离世后,他的哲学作品都被处以(宗教)禁令(herem);14世纪初的拉比和学者所罗门·亚伯拉罕·阿德雷特签发了另一道禁令,禁止“任何25岁以下的犹太团体成员学习希腊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24]尽管这一时期的德系犹太人为《塔木德》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智力资源,我们不相信得来的成果为思维敏锐性提供了任何证明。除却其对犹太文化和宗教的重要性,可以说在犹太群体之外它没有引起多大关注。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在的地方不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在西欧涌现,而不在波兰立陶宛王国。事实上,犹太人之所以在东欧受欢迎就是因为那里落后,所以急需他们的技能。

    然而种种因素都在1800年前开始改变,1791年,法国成为欧洲首个赋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国家,而随着拿破仑的征服,这一政策被传到了欧洲许多地方。即便在没有完整民事平等权利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犹太人也逐渐享有更高的权利。犹太主义内部兴起了一些启蒙运动,渐渐远离犹太社区狭隘的价值观,情形便不一样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就好像高压锅的盖子被揭开了。”[25]

    19世纪前半叶阿什肯纳兹犹太科学家和数学家开始出现了——他们是杰出的诸如卡尔·雅各比和利奥波德·克罗内克这样的天才。他们都出生在德国,那里其实只有少部分德系犹太人居住。随着时间推移,文理两个方向都有了更多重要的犹太学者。这个过程本来还可能更快些,然而在波兰被瓜分后绝大部分犹太人住进了俄国,那里思想解放的步伐比较慢。许多德系犹太人从东欧移民了,一些去了西欧,一些去了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南非。在新的地域,他们得以更自由地实践他们的才华,在20世纪开始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已经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各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科学领域的势头在20世纪后半叶更加强劲,直到今天这个情形仍在延续。

    一个遗传特征独特的人群

    对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有生物学上的特异性或特殊性这一说法的一个常见反驳是:严格说来他们是依附于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种族,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显著遗传特征。还有一些说法提到改宗的问题,常常会提到伊丽莎白·泰勒或小萨米·戴维斯这类改宗犹太教的近代名人。在《犹太族神话》(The Myth of the Jewish Race)一书中,拉斐尔·保陶伊和珍妮弗·保陶伊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邻近人群的基因流入(通过改宗)、通婚和非婚性行为使得犹太人群不可能演化出显著的共同遗传特征。[26]确实,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单一的遗传特征独特的人群;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亚群体的确是的,尤其是德系犹太人。有很强的证据表明这个人群中有常见的诸如家族性黑蒙性痴呆症这样的遗传病,而且研究DNA的新技术使得如今关于这一点有了更多信息。来看一看,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的诸种呈现可不会撒谎![27]

    从欧洲遗传学亚结构分析(见下页图)上可以看出:所测量的等位基因在一组人群中比在另一些人群中更常见,哪些个体属于这个人群便可由此断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途中的圆和方形,聚集在图右上方角落)可以从其他欧洲人群(三角形)中清晰地分辨出来。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和不列颠人占据了群岛的左上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则在左下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一个可以明确分离出来的群体,从密集聚集的方形(两边一共四位祖父母全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个体)尤其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很长的时段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群体)都是实行族内婚的,他们很少与他们信仰之外的群体通婚,也绝少接受改宗者。只要族内婚的模式可以一直持续,群体就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遗传特性,或逐渐呈现出与邻近人群遗传学上的差异。当这个人群中的大部分人的祖先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时候(在德系犹太人这个例子中,他们来自中东),又或者他们所经历的自然选择压力跟邻近人群不同的时候,遗传学上的差异就会特别明显。

    有理由相信相当一部分(约40%)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我们随后会讨论到,但看起来来自欧洲的基因进入这个群体是非常早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时间早至罗马帝国时期。关于这一点本身看起来就很可信,因为许多罗马帝国中的犹太人是第一次犹太起义(前73—前65)或巴尔科赫巴起义(前135—前132)的战俘。这些奴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自由民,而且很可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男性。而他们中的许多必然跟当地欧洲女人成婚,所以罗马犹太人(也就是日后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母系血统肯定有显著的南欧成分。

    欧洲遗传学亚结构分析

    混合外来血统并不等于说德系犹太人就不能成为有独特遗传特征的单一族群。哪怕一个群体一开始是两个群体混合的结果,只要它渐渐成为族内通婚的群体(停止对外通婚)并长时间如此,这个群体渐渐就会成为纯一的,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就是这样。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群的血统60%来自中东,40%来自欧洲,那么几十代族内通婚之后,每一个个体的血统都接近60%中东、40%欧洲这样的组合。换句话说,最终你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群,而当它经历的是特殊的选择压力的时候,情形尤其如此。

    这意味着当你看到基因组最具信息量的部分的时候,你几乎肯定能看出一个特定的个体是不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比方说区别于非犹太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德国人),尤其当他或她的近代先祖是犹太人的时候。在欧洲遗传学亚结构分析图中,圆圈代表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个体,而实心方形代表了那些两边祖父母都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个体。而两种图样之间不重合的部分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过去这个世纪中犹太人的族内通婚特性已经不像在中世纪时那么强了。

    那么同样的方法是否可以用以区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群体,比如摩洛哥犹太人和也门犹太人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虽然还没有做过这样的测量,但是区分应该是可以很容易做出的,因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也门犹太人之间的遗传距离要比前者跟西欧人之间的遗传距离大多了。

    普罗大众中总有些人相信每个人的遗传档案都不一定会反映其国族性。比如说一个瑞典人没准儿就更像日本人而不像别的瑞典人。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么这条规律也就能运用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身上,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个“国族”。但是,这个想法是错的。事实上,来自一个国族的个体与来自一个遥远国族的个体有着遗传学相似性这种例子从来就不存在。如果你是瑞典人(Swedish),那么每一棵“大头菜”(Swede同时意为瑞典芜菁,这个统计不算晚近移民)都比随便哪个日本人在遗传学档案上离你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