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妇女地位的限制
性别等级可能是最早的制度化等级之一。当家庭成员和外部成员建立起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势必会受到新规则、新系统的影响，并拥有新的期望。日益加深的劳动分工也在家庭和村庄以外创造了新的机会。然而，在一个每户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依赖尽可能多生养子女的世界，女性通常没有多少机会承担更加专业化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权力和财富。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伊丽莎白·巴伯（Elizabeth Barber）曾指出，上述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男性更容易在刚刚出现的等级制度中占据高位。战事可能也改变了性别关系：随着人口增长，部落间竞争加剧，男性开始垄断暴力组织。
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楔形文字泥板，上面记录了大麦和麦芽交易的信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最初就是为了记账之用。
巴比伦世界地图是已知最早的世界地图，它反映了文明诞生时，人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地图刻在一块楔形文字泥板上，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的楔形文字，讲述了巴比伦帝国“荒废的城市”。位于下部的最显眼的圆点，代表着当时世界的中心——巴比伦城幼发拉底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城市四周环绕着“盐海”，更远处呈辐射状的三角形图案，则代表了“遥远的未知之地”。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男性在村庄以外权力构建中的压倒性优势重塑了村庄和家庭内部的关系和观念。基于其在家庭外部逐步显现的权力构建中的地位，男性开始出现天生的优越感，而女性则越发受到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男性关系的束缚。即便能在家庭以外赚钱养家的女性，也仍然在家务活动中受到上述关系的制约。在家庭内部，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确保了男性、女性需要继续协同合作。家庭内部这种亲密关系的构建主要依靠个人素质和性别差异。尽管如此，在家庭之外，一种由文化期望和权力关系交错而成的强大网络还是出现了，我们称其为“父权制度”。
领导者和领导力
随着本地社群被纳入更加广泛的交流网络，权力等级也塑造了其他关系。在这些更加宽广的交流网络中，传统的亲缘关系思维不再奏效。家族宗谱也开始穿上了半虚构式的外衣，整个社群都声称他们源自共同的、通常带有神秘色彩的祖先。这种家族宗谱观念催生出新型的等级制度，即通过判定与创始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为后代划分等级。血缘亲近的后代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此时，贵族便开始出现了。尽管如此，当民众选择领导者时，能力和出身都有同等的分量。当出身高贵的人缺乏领导才干时，那些拥有更多才能，以神灵的抚慰者、捍卫者和调停者身份出现的人，便常常被人们选作领导者，去辅佐或替换那些出身高贵的无能者。最简单的领导方式源于社群的需求，因此领导者主要需要依赖民众的首肯。这种首肯使早期的权力结构十分脆弱，因为一旦领导者未能完成民众期冀的任务，他们的权力便会迅速蒸发。
? 思想实验
设想如果今天你的学校因火山爆发被掩埋，而在距今1 000年后又被人挖出，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哪些线索判断出谁是学校的领导？倘若对未来的调查者来说，房间的大小可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体育教师（在体育馆中引导活动）就应该是最有权威的人；倘若书籍的数量说明问题，那么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就应该手握权力了；倘若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知道支票和信用卡是什么模样，他们也许就会关注财务办公室了。
尽管如此，随着社群扩大，领导者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匀出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供养职业执法人员或早期军队。通过这种方式，领导者至少可以胁迫由其统治的部分民众，帮助其用武力威胁控制劳动力，并聚合更多的资源。尽管考古学证据和人类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特定社群此类过程逐步清晰显现的暗示，但是我们基本上已无法得知这些过程的细节。这些过程为更加强大的政治组织（我们称之为“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国家的出现和大型、定居式社会群落（我们称之为“城市”）的产生基本是同步的。
最早的城市和国家
公元前3000—前500年
对于那些将历史定义为“通过书面记载研究过去”的人们来说，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真正开始的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书面记载的资料在两大世界区域（非洲——亚欧大陆和美洲）出现了。在此之前，我们谈论的所有一切都只能归结于“史前”。从世界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世界区域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非洲——亚欧大陆区域，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洲，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在中美洲和秘鲁，但时间比非洲——亚欧大陆区域晚了2 000多年。在大洋洲，城市和国家在整个农耕时代都没有出现；但在太平洋地区，在距今1 000年左右，国家的萌芽在一些海岛（如汤加和夏威夷）出现了。
如果要找出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的首要原因，那一定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最早一批城市和国家正是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人口的急剧增长往往是由灌溉农业的迅速扩张带来的。人口密度的突然增长加剧了大型社群带来的协调和管控问题，使专门领导者的需求大大上升。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使领导者拥有的资源成倍增加。这解释了为何最早的城市和最早的国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城市可以定义为“内部有复杂劳动分工的大型社区”。（与此不同，村庄甚至一些早期的城镇，一般都只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的类似家庭组成，其内部财富等级有限，也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国家可以定义为一方面依赖制度化、系统化的武力强制，另一方面依赖民众许可的权力组织。
城市和国家只是一系列社会创新变革的一部分，这些变革都发生在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地区，与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日趋复杂的结构密不可分。这些创新变革包括组织专业化团体（如官员、士兵、作家），强制征税，建造标志性建筑等。
非洲——亚欧大陆和美洲
由于农业的发展进步和城市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当我们发现城市和国家出现的最早证据均源于农业传统发达的地区时，就应当没有丝毫惊奇。考古学证据显示，最早的大到足以称之为“城市”、强到足以称之为“国家”的社群均来自于连接非洲和亚欧大陆的尼罗河谷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走廊地带。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世界上最早的一些国家就出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考古学家称之为“苏美尔”的地区，以及尼罗河沿岸（即今天的埃及和苏丹一带）。考古证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 000年里，城市和国家又陆续出现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至印度河谷一带和中国北方地区。
? 在电子时代记录新石器时代定居点
自1993年起，一个由考古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一直在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古城进行挖掘工作，这实际是重启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此地开始的考古挖掘。为了同步直播在恰塔霍裕克挖掘现场出土的9 000多年前的历史文物，团队成员丽贝卡·戴利（Rebecca Daly）在他们的网站上进行博客连载，以下是她在2004年7月28日更新的博客内容。
贝里达今天开始挖掘羊羔的墓穴，这让我俩十分激动，因为我们都怀疑里面肯定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现在出土的物品越来越多，人类遗骸实验室正开足马力，努力完成交办的每一件事情。正当他们迎头赶上时，更多的东西出现了！我们确认，贝里达现在发现了一件有趣的类似鸟骨一样的东西，他和来自人类遗骸实验室的洛丽都觉得这是一支笛子。这件东西的确就是笛子的造型，而且它的两端都被削掉，这暗示人们可能会利用中空的内部做某种事情。我的期望值很高，贝里达看来真能找到有趣的物件。如果这件东西真是笛子之类的东西，那就太棒了，因为这可能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乐器。整个墓穴底部和上层均撒满赭石，暗示着这是下葬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用整只羊羔做陪葬品，自然意味着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座墓葬，而且证据显示这座墓葬的主人下葬时还遵循严格的流程顺序，这使我们的推断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