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四周又陷入黑暗之中，余下的梯子比我们刚才爬过的还要陡直和危险。我们突然间感受到宽广天地间的新鲜空气，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了最高的眺望台。我们的头顶上便是蓝天，我们的脚下则是城市——一座小小的玩具似的镇子，人们像蚂蚁似的，匆忙地爬来爬去，每一个人都专注于自身的事务。在乱糟糟的石头建筑之外，是一片碧绿的旷野。
那是我第一次瞥见广袤的世界。
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爬到塔楼顶上去自娱自乐。攀爬是件吃力的事，但仅有的体力消耗得到了充足的回报。
何况，我还深知我会取得什么回报。我会饱览大地和天空，我还会从我那好心肠的守护人朋友嘴里听到故事。他住在眺望台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一个小棚屋里，负责照看那些钟，他简直就像是它们的父亲，他还负责发出火灾警报。但他也享受那些悠闲的时光，他会点起一只烟斗，冥想着他自己平和的心事。他在学校上学差不多是50年前的事了，而且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已经在楼顶上度过了许多个春秋，汲取了四周广阔天地的智慧。
他对历史了如指掌，对他来说，历史犹如鲜活的东西。“那儿，”他指着河流的一处弯道说，“那儿，我的孩子，你看到那些树了吗？那儿就是奥兰治亲王[2]挖断大坝，放水淹了土地，拯救了莱顿的地方。”有时他会给我讲古老的默兹河的典故，一直说到那条宽阔的大河不再是一个便利的港湾，而变成了一条美妙的大道，以及那条河如何承载德·鲁依特和特隆普[3]的舰队，开启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航行，他们为了使海洋成为所有人自由航行的地方献身了。
然后就是那些小村庄，簇拥着守护人们的教堂——许多年前，那里一直是庇护他们的圣者的居所。远处，我们能够看到老教堂斜塔。在其高耸的拱顶之下，沉默者威廉[4]遭到了谋杀，也就在那里，格劳秀斯[5]第一次学会了对拉丁文句式做语法分析。再往远处是又长又矮的豪达大教堂，那里曾经收养过一个孤儿，后来证明他的智慧比起许多皇帝的军队还要更有威力，他就是举世闻名的伊拉斯谟[6]。
最后收入眼底的是无垠的大海的银色海岸线，与之相对比的是我们下方的屋顶、烟囱、住宅、花园、医院、学校和铁路，那里就是我们的家园。但这座塔楼展示给我们的是旧家园的新风采。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的街道、市场、工厂，便成了人类能力与意志的最佳体现。而最好的是周围蕴含着辉煌历史的开阔景色，给予了我们新的鼓舞，让我们在回到日常工作时有勇气面对未来的问题。
历史是时间在往昔岁月的无穷领域中筑起的强有力的经验之塔。要想抵达这一古老架构的顶端，得以饱览全景，并非易事。那里没有电梯，但年轻的双脚是强壮的，足以担此重任。
我在这里交给你们这把开门的钥匙。
等你们回来之后，也就会理解我如此激情满怀的理由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负责掌管天国的大门。
[2] 奥兰治家族自16世纪起即为统治荷兰的家族，直至今日。历史上有两位奥兰治亲王均称威廉一世，前者在16世纪领导了反抗西班牙的起义，后者于1815年继位，此处似乎指前者。
[3] 均为17世纪荷兰著名海军将领，后者曾击败强大的西班牙舰队，后来在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时先胜后负，死于海战中。
[4] 沉默者威廉（1533——1584），1544～1584年在位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后被西班牙刺客谋杀。
[5] 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的法学家和诗人，曾任荷兰省检察长，著有《战争与和平法》，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诗集有《奇迹》《圣诗》等。
[6] 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奥斯定会神父，首次编订附有拉丁文译文的希腊文版《圣经·新约》，名著《愚人颂》为其传世之作。
新版序言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身材魁梧，养着一条小狗，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故事非常宏大，只有一部分人去探索是不够的。阅读他的著作，你会觉得他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看作一列老式火车上的工程师，源源不断地将过往的故事和史实输送进人们的大脑里，以便进步的引擎得以加速前进。至少在他看来，敏锐地把握历史持续发展的脉搏，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途径。我猜测他在这方面的观念同他出生于1882年有关，那个时代，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专门化研究。
诚然，始终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专业分工。假如你生活在铁器时代的丹麦，你就会擅长冶炼、铸造工具或武器，而不太可能饲养家畜。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一种名为“管理学”的科学，大步挺进了世界各国的工厂。随着“管理学”大展拳脚，活计不再仅仅是活计，而成为可以拆解成各种零部件的事情，如同将各种鸟和各类疾病分门别类一样。正是在那个时代，诞生了使工人们感到沮丧的装配生产线，继而“专门化”悄悄爬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术和（你手中的这本书最为关注的）历史在内。房龙的著作与那些专门化研究完全相反。他批评那些埋头于故纸堆的学者们“头脑狭隘”。他有时被称作“通识教育者”。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称赞房龙普及历史的做法，说他“在这个越来越专门化的时代，针对严肃的主题进行清楚易懂且吸引读者的写作，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这种能力变得十分必要。”施莱辛格补充说，房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
房龙并非没有做过专业研究。毕竟他系统学习过历史，那是与化学或者南极的地质学完全不同的领域。他在慕尼黑大学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和安提亚克学院开设过欧洲历史讲座。除了《人类的故事》，他还撰写过十余部其他作品，包括《荷兰王国的崛起》《伦勃朗的人生苦旅》以及1939年与格蕾丝·卡斯特格尼塔合作的《最后的行吟诗人：卡尔·迈克尔·贝尔曼，1740——1795》。诚如科内利斯·旻南在其2005年版的房龙传记中所述，写作《人类的故事》简直是一时兴起而作。当时，出版商贺瑞斯·里弗奈特决定把广受成年人喜爱的一种书籍类型——纲要（“outline”）——改写为儿童版，这类书包括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刘易斯·芒福德的《乌托邦的故事》（1922），以及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1926）。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都很明确：如果使用一般人看得懂的语言，避免专业的表述，那么外行人也能理解专家和学者的著作。威尔·杜兰特是最受成年人欢迎的简明史纲的作者，他曾说过，房龙的作品既可以满足孩子，又可以满足为孩子购书的家长。“人类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故事了。”杜兰特说。
在知识更加专门化也更加普及的今天，只需要在电脑上敲几下（尽管世界上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接触不到网络，何况那些上网的人也不一定知晓），就可以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阅读《人类的故事》呢？房龙这部作品里面有错误、有误解，肯定也与我们有隔阂。当我们回顾房龙的一生时，我们不难看到，他和当年生活在美国的许多人一样抱有某些偏见，例如对某些移民群体的反感。不过，总体来说，该书拥有一种自我改善的精神，对他自己，对读者，对人类的未来，都抱有希望。这一点似乎也符合房龙在20世纪40年代对世界的理解，当时他提出了“‘同属感’这一共识”，在谈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他认为与其将“新政”看成一堆法律规章，不如将它视为“一种新的态度”。当他在纽约广播电台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做节目时，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新政”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他真的相信人类正在进步，甚至在纳粹进攻他的欧洲故乡（房龙出生在荷兰鹿特丹）时，也没有犹疑。“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场考验。”房龙对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