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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制度
中世纪的职业战士很自然地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防御建立某种组织。出于这种严密组织之需，骑士制度应运而生。
我们对骑士制度的起源所知甚少。但随着该制度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急需的东西——使当年的野蛮习惯得以淡化并且明确当时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历时500年黑暗时代的生活变得更有人情味。要使那些花费大部分时间与穆斯林、匈奴人和北欧人战斗的边疆粗汉接受文明教化绝非易事。他们时时出尔反尔，早晨还信誓旦旦地要慈悲为怀，没到晚上他们就会杀掉所有的囚徒。然而，进步从来就是漫长而不间断的努力的结果，最终，那些最肆无忌惮的骑士要么被迫服从于他的“阶级”的规范，要么自讨苦吃。
这些规范在欧洲的不同地区各不相同，但都十分强调“服务”和“尽责”。中世纪把“服务”看得非常高尚美好。只要你是个好仆人，没有在工作中偷懒，做一名仆人就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尽心尽力地忠于职守，在那个生活要仰仗许多令人不快的职责而效忠的时代，诚然是战士的首要美德。
因此，那个时代要求每个年轻的骑士宣誓做上帝和国王的忠仆。不仅如此，他还要承诺对需要帮助的人慷慨大度。他发誓要在个人举止上谦恭，绝不吹嘘个人的成就，而且要与受苦受难的人为友（穆斯林除外，那是见到就要杀的）。
这些誓言无非是用中世纪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十诫”，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行为举止的复杂体系。骑士们尽力在生活中把游吟诗人讲述的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和查理大帝的英雄们作为他们的榜样并加以效仿。他们希望能够证实自己和兰斯洛特一样勇敢，和罗兰一样忠诚。[1]他们行为自重，言语优雅，哪怕衣着褴褛，囊中羞涩，也要被人看作好骑士。
由此，骑士制度的规范便成了良好举止的学校，而举止风范则堪称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油。骑士制度渐成礼仪，而封建城堡则成为外界穿戴什么、如何吃喝、怎样邀请女士跳舞等日常举止的楷模，种种细节的规定有助于使生活更有情趣，更为和谐。
如同人类的所有组织一样，骑士制度的用处一旦老化，就注定要消亡了。
我在下一章要讲述十字军。十字军东征之后，商贸活动得到极大的复兴。城市在一夜间拔地而起，城里人变得富有，开始聘请优秀教师，教师们很快就与骑士平起平坐了。火器的发明剥夺了重甲“骑士”先前的优越性，利用雇佣军参战使得指挥作战不可能像国际象棋比赛那样精准了。骑士成了多余之辈，由于他们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不再有实用价值，他们便成了笑柄。据说，堂吉诃德便是真正骑士的最后一员。在他死后，他的宝剑和甲胄被出卖以偿还债务。
但是不知为何，那柄宝剑却先后落入一些人之手。华盛顿身处福奇谷[2]的绝望日子里就佩带过那柄宝剑。戈登在拒绝抛弃受他保护的人民，被围于喀土穆要塞，面对死亡时，那柄宝剑是他唯一的防御武器。[3]
虽然我不清楚，但那柄剑在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可估价的力量是有事实证明的。
[1] 兰斯洛特和罗兰分别是亚瑟王和查理大帝传奇中的骑士。
[2] 福奇谷位于美国费城西北，1777年独立战争时，华盛顿曾率部11 000人受困于此，有3 000人死于严寒与疫病。
[3] 戈登曾参与镇压我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文中是他死于苏丹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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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与皇帝相争
中世纪人奇特的双重效忠及其如何导致了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我们难以理解过去年代的人们。你们每天都见得到自己的祖父，就是生活在不同理念、服饰和举止的世界里的神奇的人。我现在给你们讲的就是25代人之前的一些老爷爷们的故事，要是对本章没有多次反复阅读的话，我绝不指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写的这些东西。
中世纪的普通百姓过着朴素而平淡的生活。哪怕他是个自由民，能够来去自由，也很少离开他居住的那片地方。那时没有印制成册的书籍，只有为数不多的手抄本。到处都有一些勤奋的僧侣教人读书、写字和算术。但是，科学、历史和地理都埋在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下了。
人们对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传说和故事。这种父子相传的信息往往在细节上失真，但以惊人的准确性保存了历史的主要事实。时隔2 000年，印度的母亲仍然用“伊斯格达尔要来捉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而伊斯格达尔不是别人，正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公元前330年入侵了印度，但他的故事却流传至今。
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从来没见过一本罗马历史的教科书。如今每个三年级以下的小学生所熟知的许多事情，他们当年却一无所知。然而，对你们只是个名称的罗马帝国，对他们却是活生生的东西，他们感受得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教皇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因为教皇住在罗马，代表着罗马的超级权势。当查理曼和后来的奥托大帝恢复了世界帝国的概念并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之时，他们深为感激：世界终于恢复了其原有的样子。
但罗马传统有两个不同的继承人这一事实，使得中世纪城里人的忠诚左右为难。中世纪政治制度背后的理论简单又有说服力。世俗宗主——皇帝负责其臣民肉体上的福祉，而精神宗主——教皇则卫护他们的灵魂。
然而，这一制度在执行中却是一团糟。皇帝不可避免地要设法干预教会事务，而教皇反过来则要告诉皇帝如何治理他的领地。这样他们就互相指手画脚，用非常不顾礼仪的语言要对方管好自己的事情，其必然结果就是战争。
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办呢？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既服从教皇又服从他的国王的。可是教皇和皇帝已经为敌，一个忠心耿耿的臣民应该如何同样遵守教徒的本分呢？
要给出正确的答案可是不易。当皇帝刚好精力充沛并有充分的财物组织一支军队时，自然就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挺进，必要时把教皇围在他的皇宫内，迫使教皇遵从皇帝的旨意，否则就让他后果自负。
但更常有的事儿是，教皇更加强大。这样，皇帝或国王与他的全体臣民一起就会被逐出教会。这就意味着关闭所有的教堂，没人能够受洗，死者也得不到赦免——简言之，中世纪政府的半数职能就会终止了。
不仅如此，人们还因此解除了忠于其君主的誓言，并受到鼓动反叛其主子。可是，如果他们听从了远方教皇的这一规劝的话，就会被近旁的君主逮捕并处以绞刑，这当然同样令人不快。
确实，穷汉们身处困境。但更糟的是那些生活在11世纪后半叶的人们，那时候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打了两轮，虽然无果而终，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扰乱了欧洲和平。
11世纪中期，出现过一次改革教会的强大运动。此前的教皇遴选始终是极不正规的。若是挑上一个中意的教士进入教廷，对神圣罗马皇帝会极其有利。故此皇帝时常在选举之时来到罗马，施加影响，以利于他们的某位朋友。
1059年，这一做法有了改变。依据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谕，罗马城中及周围的主教和执事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枢机主教团，这一由显赫的教士们组成的团体被授予了选举未来教皇的独特权力。
1073年，枢机主教团选出了一名出身于托斯卡纳一个普通人家、叫作希尔德布兰德的教士为教皇，称格里高利七世。他精力无限。他相信他的教廷的无上权力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信念和勇气之上的。在他看来，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领袖，也是世俗事务最高的上诉法院。教皇既然选拔了卑微的德意志亲王登上皇帝之尊，也就能够随意废黜他们。他能够否决由公爵、国王或者皇帝通过的任何法律，但要是他们胆敢对教皇的谕旨质疑，那就要当心点，因为无情的惩罚将会迅速到来。
格里高利七世向欧洲所有的宫廷派出使节，向各位君主宣布他的新法律，并要他们对其内容予以应有的重视。征服者威廉唯唯诺诺，但从6岁起就与其臣民争斗不休的亨利四世却无意屈从于教皇的意旨。他召集起德意志的主教团，指责格里高利犯尽了世间的所有罪行，然后以沃尔姆斯议会的名义把教皇废黜了。